盛世豪（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设科技强国。这就需要科学学界能够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和重大科技决策部署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经过近40年的发展，当前我国科学学研究正在重新走向繁荣，但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和困难。本研究在回顾我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科学学理论拓展、科学计量学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兴起三个方面分析总结国外科学学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针对科学学研究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关联的这一现实，进一步就我国科学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和应当把握的重点领域给出相应建议。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都在孕育重大的革命性突破，科技进步对生活方式、产业转型，进而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的作用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显著。科技创新和知识竞争成为世界各经济体、城市以及大企业的核心战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愈发认识到科技创新和科技政策的重要性。2010年英国、德国、欧盟分别发布《科学的世纪：确保未来经济增长》、《德国2010高技术战略》和《欧盟2020战略》，美国则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先后三次修订国家创新战略。由此可见，依托科技创新加速经济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全球共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经过近40年的发展，科技实力大幅提升，迈进了“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无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工业4.0的提法，都预示着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同样有关Science2.0、开放科学、E-science的讨论也表明科技活动的组织形式、体制机制将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能否有效把握新规律、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对创新型国家的建成至关重要。正如前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先生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几乎我们科技界每一步重大改革措施，都得到了科学学界理论上的支持”。新时代科技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再一次对深化科学学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及应用形成了迫切需求。
1、我国科学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演进
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科学学在我国至今已经走过了近40年，期间经历了繁荣、沉寂及重振等三个阶段，开创了软科学、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研究领域，孵化孕育和推动了包括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技术论或技术哲学、创新理论、战路管理、知识管理等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应用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1.1学科发展的主要阶段
1.2当前科学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障碍
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理论体系、规范以及固定的研究队伍是学科形成的基础。纵观我国科学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低潮期的出现与学科研究对象和属性的模糊有着密切关联，研究问题的日趋庞杂从内部动摇了科学学研究的理论根基，使得众多研究人员对科学学究竟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学科群存有较大困惑。此外，不少学者指出我国科学学研究还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孤立、经验、定性的传统方式上，以问题为导向，一事一议的分析多，科学思想和方法上的系统性和基本共识不足。以方法和数据为基准的实证分析少，研究主题与方法的匹配上也较为混乱。尽管应用研究是主要领域，但由于理论和方法的薄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质量的提升。学界研究的兴趣和投入越来越向产业经济和管理领域集中，关于科学自身的研究在不断衰退，学科间交叉融合日益向单一或少数领域部类集中，研究多样性在下降。在研究群体上，跨单位的合作较少，合作关系也并不紧密。总体而言，以库恩的范式变革理论来衡量，我国科学学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但由于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范式，距离常规科学阶段还有较大距离。
2、近年来科学学学科发展的国际态势
近年来，国际科学学研究在理论、应用以及政策管理三方面呈现出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的特征，理论研究的拓展、科学计量学的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的兴起均揭示出理论、应用及方法三个层面之间呈现出相互交融、渗透、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重要趋势。
2.1科学学理论的拓展
2.2科学计量学的深化
2.3科技政策学的兴起
科技改策和管理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科技政策学的兴起。2005年，时任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的Marburger博士不满于已有科技政策研究支撑不力，科技政策制定缺乏科学依据的现状，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第30届科技政策论坛上提出了科技政策学的构想；经过近6年的努力，2011年美国政府和学界出版了《科学政策学手册》，整理了科技政策学的理论框架、方法体系、数据基础以及事务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学科。类似地，2010年，日本在“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预备稿中也提出要推进“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学”。
国外科学学研究的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发展中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受经济竞争、科技变革、公众意识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的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的关联，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性和解”。这种“卷入”为科学学研究带来很多新话题的同时，也对学科体系独立性带来较大挑战。
3.1关于科学学的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及研究对象
3.2关于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
这既是科学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认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从20世纪末以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科学与技术之间、学科之间交叉、综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总体上看，正从信息时代走向生物时代，从科学、技术独立进步走向科技协同创新的新时代。正如王渝生教授所指出的，某一重要领域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可能会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技革命。而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当代科学研究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学科结构交叉、融合的趋势怎样，应用于技术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可应用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与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过程如何进行，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因此，迫切需要科学学界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研究，为科技组织管理、制订科技战略和政策，以及高校学科设置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3.3关于当代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及其体制机制研究
3.4关于科技与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等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内在机理研究
结论
我国科学学研究伴随科学的春天到来而迅速兴起，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设科技强国，这为科学学研究的振兴再一次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本研究认为，我国科学学研究经历繁荣、低迷以及重振三个阶段至今，仍然面临着研究分散、理论弱化、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系统性不足等困难和障碍。比较之下，国外科学学研究因顺应当代科技发展新趋势，总体呈现出系统化、融合化和科学化趋势，理论科学学的拓展、科学计量学的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的兴起都凸显了科学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的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学学科建设要保持独立性、形成影响力，必须要加强在科学学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及研究对象、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及其体制机制以及科技与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等重点领域的深入探讨。通过加强不同层次研究的有机互动，形成服务于本土创新以及兼具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理论、方法论以及政策应用学，进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