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东，1959年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党性教育基地建设专家指导组成员。
王东，1959年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1978年至1988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1年晋升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陕西省党性教育基地建设专家指导组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
①中共党史，尤其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其次是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的研究；再次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史和专题的研究。②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其次是对中苏（俄）、中印、中日等双边关系的研究；再次是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朝鲜战争等专题问题的研究。
主要论文
1、《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职业道德建设》（独立作者）
——《道德与文明》（C类核心期刊）2004年第3期，0.6万字。
2、《求真务实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独立作者）
——《天津社会科学》（C类核心期刊）2005年第4期，0.6万字。
3、《浅议青年文化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独立作者）
——《道德与文明》（C类核心期刊）2005年第6期，0.7万字。
4、《建国初期“增产节约运动”初探》（独立作者）
——《中州学刊》（C类核心期刊）2005年第6期，0.6万字。
5、《中美日安全关系与东亚安全环境》（第二作者）
6、《“红色亿元村”保持党员先进性的特色经验》（独立作者）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非核心期刊）2006年第1期。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06年第4期。
专著
主要著作有：《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毛泽东的忧虑》、《毛、刘、周、朱、邓、陈党的建设理论研究》、《开天辟地的一代——毛泽东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邓小平后的中国——未来中国大思路》、《中国共产党大辞典》、《古今中外争鸣集粹》、《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第一作者）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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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课堂
王东：开展红色教育继承革命文化——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继承革命文化”，这是“革命文化”的提法首次见之于正式的党的报告。十九大刚一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集体到党的一大会址参观，重温入党誓词，并表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意愿，同时，向全党及全国人民积极开展红色教育、继承革命文化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为响应这种号召，本期报告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王东教授将为大家带来数则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以加深大家对党的光辉历史及革命文化的具体内涵的了解。
毛泽东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在1994年5月29日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时的题词，这句题词的来历颇有渊源。据说当时随行的高秘书朗读了湖南一群共产党员的留言，内容如下：
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可是他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奉献。奉献了六位亲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从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亲戚朋友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对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能以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为明镜,国家幸甚,我党幸甚！
雷洁琼老人听到这段话以后非常感慨，于是对随行人员讲了一段小故事。解放战争时，国统区流传着两条新闻，一条是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没有手表，是郭老（郭沫若）送给他一块自己戴的英纳格表；一条是宋美龄在下塌美国时穿了一双拖鞋，鞋面镶着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颗夜明珠。这两件事很快成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和国民党的腐败不是宣传的宣传。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远是历史的选择。参观完纪念馆后，雷洁琼便欣然题写了这八个大字。
或许“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并不能总结概括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把落后贫穷的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的伟大一生，但却是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人格品德最大的肯定和颂扬。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6月，正当全党和全国忙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朝鲜战争爆发了。27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队，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很快美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显然，美国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在针对中国，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该怎么办？
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非常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中国钢产量只有60万吨；美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百端待举，面对这样的实力对比，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但国际社会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和坚强决心。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会上不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或存有疑虑。针对各种不同意见，毛泽东进行了审慎的思考。他先是对我国不出兵援助朝鲜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及抗美援朝的结局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分别作出了估计和分析，随后权衡利弊，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时期提出的著名论断，即是说“只有面对别人的威胁坚决回击，别人才不会欺负你，也才能安心搞建设”。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经过三年中朝两国军队的共同斗争，1952年7月，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周恩来
不惧危险出席亚非会议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第一次由亚非独立国家自己召开的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出席，然而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过程却并不顺利，甚至充满了凶险。
中国代表团面临的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当时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没有同新中国建交，甚至不曾同新中国有过来往，有些国家还和国民党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其中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戒备；一些国家受到美国的影响对中国抱着敌视态度；甚至还有某些外来势力对参会国家进行挑拨，妄图挑起纷争，破坏会议进展。这样的形势对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更为凶险的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当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机，新中国政府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拟用来载送代表团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当时正在昆明的代表团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阴谋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获悉该情报后，外交部立刻约见英国驻华代表处通报有关情况（万隆会议1955年召开，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并要他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采取安全措施。与此同时，代表团决定兵分两路，向印度多租用一架飞机。一路由周恩来率队，先从昆明前往缅甸仰光，与一些国家元首会谈之后再飞赴印尼；另一路按照原定计划，由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和记者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直飞印尼。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香港当局对机场地勤人员没有检查和监督，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成功收买了启德机场的检修人员,并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翼下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五小时后爆炸，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与其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强烈谴责，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队人马中。大家纷纷劝说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形势凶险，总理就不要以身犯险了”。然而周恩来断然表示：“这要从政治上考虑。我怎么能不去？我若不去，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外交斗争是文仗，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14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代表团踏上飞往印尼的航程。在仰光停留期间，他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4月16日，周恩来抵达雅加达，如期出席会议，他的出席出乎很多国际人士的预料，也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由衷钦佩。然而，国民党特务机构并没有就此罢休，又策划在万隆会议期间对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进行暗杀。就在代表团到达万隆的前一天，一个署名为“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人写信给中国驻印尼使馆，称3月10日，台湾当局收买了28个流亡印尼的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组成“敢死暗杀团”，要杀害周恩来。当时担任使馆参赞的陈叔亮回忆道：“其中的一个人给我们代表团写了信，说：暗杀队使用无声手枪、匕首等凶器进行谋杀活动。暗杀一名代表团成员给二十万盾（印尼币），暗杀总理另加四十万盾。他在信中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忍心谋害周恩来。”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要求使馆和代表团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按计划出席亚非会议的各项议程。最终，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推动了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进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所做的杰出贡献亦被永久载入史册。
面对复杂险恶的局面，周恩来所具有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沉着精神；纵横捭阖、巧于周旋的杰出外交才能和为完成使命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气概，已然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一页为人们所铭记。
心底无私天地宽
周恩来对工作如此投入认真，对自己和亲属却非常严格，不图一点私利，不搞一点特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住就是25年。这是座老平房，赶上阴天下雨又湿又暗，有关部门多次请示他进行维修，他都没有同意。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他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他回京发现后，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旧窗帘等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家乡淮安县人民为表达敬意托人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寄了一些藕粉、莲子和几件小工艺品，因对方是托人送来的，所以不便拒绝。周恩来收到后，立即指示办公室给淮安县委书记写信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淮安县委的做法是不好的；并以超出土特产的价格，寄给淮安县委100元钱。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对个人在物质方面的严格要求，在一些人看来几乎不合情理，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极为自然，一切都因为他是个真正无私的人。
李先念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撰文道：“林则徐有幅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特点。周恩来同志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則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沒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纯粹的共产党人，党的队伍才能越来越壮大，党的事业才能过了一山再登一峰，不断迎来新的前景。
临事而惧，戒慎恐惧
1962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戒慎恐惧”语出《礼记·中庸》里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指的是君子在自己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也要心存敬畏之心。这段话中周恩来引用古语是想用以解释“临事而惧”的含义，即他本人常说的“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必须戒骄戒躁”。周恩来所看重的“戒慎恐惧”，也就是一种时时处处警戒自己要谨慎、稳妥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周恩来主张临事而惧、戒慎恐惧的工作态度，在其领导实践中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一是尊重客观规律，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的；二是有强烈的责任心。他曾说：“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再比如他说过的“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种种言论中都包含着“忧虑”和“不安”，足见“戒慎恐惧”的态度时刻影响、伴随着他。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对他的一生曾做过这样的总结：“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就像他的妻子对他的评价那样，周恩来一生功勋卓著，但从不以功自显，一生都保持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认真、负责、谦虚谨慎做人做事的态度，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格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邓小平
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提要求时明确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他不仅这样要求第三代领导人，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始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毅；每次复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落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恢复其职务的中央全会上郑重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能真正做到不计较个人得失，就是因为他信念坚定，始终把党和人民，把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改变世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首先实现的也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当时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讨论便是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要不要提？究竟是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这些问题引起了全党的深刻思考。正是在这次大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了起来。
邓小平总是谦虚的说，自己读书不多，但实际上他对学习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1992年春，88岁高龄的他在南方视察过程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把理论学习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讲的如此精辟，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深入体会并努力践行。
革命人物：方志敏
公权为民，一丝一毫不私用
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担当，使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站在历史的高处远眺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美好前景，养成了“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中国共产党是承担着崇高历史使命的，必须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不计较一己私利、一时得失、一世成败，在利益诱惑面前挺直脊梁；在血雨腥风中不改英雄本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就是这样的一群共产党人，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革命人物：康克清、朱德
革命，就应该有乐观主义精神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坦途与坎坷交替并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对个人襟度来讲都是一块成色十足的试金石。一个胸襟气度宽广的人，心处顺境之时不会得意忘形、不会局限于一时得失，而是心怀忧患，着眼于长远和未来；身处逆境之时不会怨天尤人、垂头丧气，而是毫不气馁、奋发图强。南宋诗人仲并诗作《送周元特侍郎守宣城》中的名句“坦夷见襟度”与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名言“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84年，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在采访康克清时特别询问了她曾向海伦·斯诺讲述过的一个对于长征的感受——“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康克清坦言：“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近乎“愉悦”的长征感受，在作为康克清伴侣的朱德元帅身上也同样存在。朱德是这样描述过草地时的经历的：“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困难极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和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我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事实上长征期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经常食不裹腹，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朱德、康克清能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保有如此情怀，不得不令人佩服，支撑着他们的是一种源于自身性格和襟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乐以忘忧，乐天知命，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愉快喜悦的一个“乐”字，既是乐天派人物性格的生动体现，也是革命英雄气概和长征精神的一个方面。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在这个即时通讯非常发达的时代，人们不会再有峰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殷切期盼，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书重万金却绝非虚妄之言。
2015年清明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推出了“重读抗战家书，祭拜壮士国魂”系列报道。吉鸿昌、赵一曼、左权、张自忠、戴安澜、彭雪枫等32位抗战英烈的家书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而在这其中来自赵一曼的家书让人印象尤为深刻。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黄埔军校唯一一届女学员中的一员。1932年春，儿子宁儿还未满三岁，她就接到了上级任务，此后她隐姓埋名，与亲人断了联系，留给孩子的只有一张合影。1935年她不幸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长达九个多月的非人折磨，而她誓死不曾透露任何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的信息。1936年，年仅31岁的赵一曼牺牲了，留下一封迟到了21年的家书，直到1957年当远东北抗连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进行烈士身份核实时，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这份家书才得以传到亲人手中。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的做了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在车中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这份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不曾了解的赵一曼，她不仅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抗日女英雄，也是一位情真意浓、柔情似水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向儿子表达了未能尽到母亲职责的深深歉疚。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为国牺牲的她是自豪的，这是一位母亲最真实的情感，更是一位爱国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远大理想与无悔付出。
在民族危难时期，有太多像赵一曼一样的英雄儿女，将个人的理想倾注在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中。正如赵一曼孙女在谈起这份家书时所言，“她是为了更多孩子而舍弃了自己的孩子”。这是誓至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的志向；更是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豪情。当革命的硝烟远去，在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中，有这样的中华儿女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生的理想和志向该如何安放，真乃国家民族之大幸。
钱学森
胸怀报国志，穷山复海不能限
“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的一句话。
1939年，28岁的钱学森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激动万分，毅然决定放弃已经在国外取得的一切名誉，决定立即回到祖国。归国的路途并不容易，因为具有杰出的科学成就，钱学森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辗转历经五年才顺利归国。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弃呢？”
在钱学森的心中，一切名利早已飘若浮云，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才是他一生的追求和生命的牵挂。什么是志向？有人说志向就是那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抗日的英雄们有志向，归国的志士们有志向，这份志向因为始终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紧紧相连，而让他们始终坚持并倍感幸福。
吴波
不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这是曾经的财政部长吴波在其遗嘱中写道的。
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考验和挑战，如果不注重名节、放松思想改造、把握不住自己，就会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能不能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守护住心里深处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始终需要面对的拷问。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吴波，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却没有大额存款。“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平时，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帮助别人。
吴波对自己的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不要贪图优越的生活，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因他是“大官”而沾光。
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临行时吴波只送了他一句话：“去，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回来。”就这样，大儿子在甘肃舟曲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
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2005年2月25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财政部老部长吴波，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让人感觉他没有离去，只是沉沉地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依依不舍。
办完丧事当天，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
吴波的这份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期间，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直到他离休后，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后来房改，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他却没有买。在他去世三个月后，其子女们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房子钥匙交到财政部，便让经办人员出具了收条。
老共产党员吴波就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走了，在他身后虽然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愈加珍贵。
焦裕禄
深学细照焦裕禄精神，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党员、好干部
在兰考调研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从五个方面对焦裕禄精神做了系统的阐释。
第一，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同志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大兴服务群众之风。
第二，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同志勤俭节约、艰苦创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大兴艰苦奋斗之风。
第三，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同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第四，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同志不怕困难、不惧风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大兴知难而进之风。
第五，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同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大兴敬业奉献之风。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以焦裕禄同志为标杆从严要求自己，深学细照践行焦裕禄精神。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深入的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
焦裕禄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留下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成为了永恒，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亿万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丰碑。我们今天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既要把其中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实质继承下来、发扬开去；又要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严格要求自己，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党员、好干部。
谷文昌
为东山人民造福
谷文昌生于1915年，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人，1950年5月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先后在东山担任城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县委书记。
谷文昌经常深入基层田间，东山的山山水水都闪动着他的身影，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全县四五百名生产队长，他大多能叫出名字来。干部找他汇报工作，群众找他反映问题，他什么时候都不嫌麻烦，即便是三更半夜。他常年穿着布鞋、中山装，深入农村，挽起袖筒植树，卷起裤腿犁田，拿起钢钎打石头，群众想什么，就带领群众干什么。
为了找到适宜沿海种植的树种，东山县委组成了由领导干部、林业技术员、老农三结合的实验小组，谷文昌亲任组长。他们在飞沙滩上，“旬旬种树”，定时观察气候、湿度、风向、风力对新种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响，终于摸清了规律，总结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每逢雨天，各级干部率领群众在百里海滩上摆开造林战场，几年下来，177条每条宽50至100米、总长达194公里的林带，覆盖了东山大地，战胜了危害东山人民的风沙，改变了东山旧貌，为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谷文昌为东山人民忘我工作、鞠躬尽瘁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也赢得了人民的真心爱戴。谷文昌病逝后，东山人民将他的骨灰埋在东山岛上，每逢敬宗祭祖的节日，先祭谷公，后祭祖宗，一代代的东山人民用这种朴素的方式表达了对谷文昌的追思。
杨善洲
一位具有完美人格的优秀共产党员
201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以《一个共产党人的一辈子》为题追忆了云南省原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正是无数个对细节的坚守，铸就了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完美人格。
文中提到的几个细节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细节一：
1984年一个星期天，杨善洲回家后，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回保山，突然天降大雨，淋得没法走，他们就到一旁的姚关镇政府躲雨，镇委书记说：“老书记，我和县上联系，来接你。”他说：“接什么接，我们躲一下，等雨停了就走。”
驾驶员小李按吩咐，开车沿大路朝老书记驶去，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回来，赶上他们，大声招呼：“老书记，去哪里？是去施甸吗？我刚办完事，正好捎上你们一脚！”杨善洲没想到他们的招数，确信是偶尔相遇，这才和女儿一起上了车。到了施甸，父女俩买上车票回到保山。
细节二：
1986年，姚关镇一个年轻的副乡长到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母亲、老伴、孩子一家人正在吃包谷饭，家里粮食不够吃，很难过，赶快让乡民政送来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立刻让家人把两袋粮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副乡长：“很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要接济就应该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群众。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细节三：
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结束时，三人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一共6.5元。秘书去结账，县委书记推辞：“菜很简单，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
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秘书如实相告。
“停车，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他的口气不容商量。
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6.5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他一路都在想，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
回到保山，一连几天，他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忍不住脱口而出：“为了6块多，你又花上33块多，值不值？”
杨善洲接口道：“账不能这么算。领导机关的人不能占基层便宜！”
细节四：
退休后，作为大亮山5万多亩林场的指挥长，他除了拿自己退休后的一份退休金，在林场拒绝拿一分钱工资，只接受每个月7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随物价水平，涨到了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上山是来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22年来，每当需要下山出差，杨善洲都自掏腰包，他从未在林场开过一张发票，报销过一张单据。
正是因为杨善洲自始至终坚持对自己严格要求，矢志不渝的为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使他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绝佳的口碑。
当地有支歌儿唱的好：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这首唱遍了整个大亮山的民谣，饱含着当地人民群众对杨善洲的敬爱，成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人格力量的真实写照。
柴生芳
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和汗水
199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甘肃农村青年生芳，先后放弃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西北大地。柴生芳的选择让周围人非常不理解，甚至连他的妻子也曾经数落过他：“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一朵鲜花能点缀出一个美丽的春天吗？”他无言以对，却仍然在坚守自己为民的初心。
始终从更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来看问题，使柴生芳能够正确对待个人的成败得失、进退荣辱，也使他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
2014年8月15日凌晨，年仅45岁的柴生芳因劳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死，在办公室不幸去世。为送县长最后一程，临洮县万人空巷，村民早上5点起床，匆忙赶往县城，表达自己的敬意。
柴生芳的同事曾这样评价他：“柴县长是有理想、有信仰、有追求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以上几则革命小故事，虽仅是革命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但足以说明中共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因此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永远不能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