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国时期，甘肃省的常川大宗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和烟亩罚款。田赋受征收底册不一、粮差贪剥和地籍混乱等因素的影响，常年征收不足实数。斯时甘肃省军队林立，军费开支浩繁，养兵之资缺乏，于是烟亩罚款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因着毒品的厚利，政府在禁毒上首鼠两端，无彻底措施，甚而强迫民众种烟，借机征收烟亩罚款。民众在政府的高压下，不得不群趋于改种鸦片，甘肃省的鸦片种植日甚一日。不可否认，在短时期内，毒品经济刺激了产烟区的“繁荣”，且对地方财政的平衡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鸦片的种植使得良田面积减少，粮食总产下降，民众体质被摧残，农民离村严重，农村经济备受打击，甘肃社会处在恶性循环当中。
【关键词】民国；甘肃；毒品经济；社会变迁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08JC770020）、2009年第4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20090450847）、2010年西北师范大学三期“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科研骨干培育项目《近代甘宁青地区地震灾害及赈灾研究》（NWNU-KJCXGC-SK0303-8）成果。
一、田赋征收不足及原因考量
表1：甘肃省近六年度各税收收入总计表[2]（单位：元）
分析上表，甘肃省的主要财政收入为经收国家收入、田赋和营业税，位居前三位。经收国家收入主要是烟亩罚款和禁烟局税款，占总收入的37%；田赋主要有本色粮石，折色草束等，居第二位，占总收入的22%；营业税包括特种营业税、卷烟税、当户营业税、牙行营业税、磨户营业税和畜屠营业税等，主要以特种营业税为主，实质上就是鸦片营业税，占总收入的20%。从这三项大宗收入来看，只有田赋收入是正常的应征税款，比较稳定，而其余两项都属于摊款之列，带有非法性质，变动较大。其它各项收入分别是债款收入、其它收入、契税、慈善收入、驼捐收入、补助款收入、地方财产收入和地方行政收入，所占比例较小。总体上看，甘肃省是一个财政非常困窘的省份，财源的筹集主要以强权的摊款为主，促生社会正常良性运转的收入如契税、地方财产收入等都寥寥无几，充分表明这个社会机体建立在一种非正常的发展轨道之上，“这个正表示着西北各省的财政，并非利用经济的方法去增加收入，乃完全是违反财政学的原则而基于权力的剥削。”[3]
田赋虽然为甘肃省的常川大宗收入之一，但其数目与东南沿海各省相比，相差很大，“远不及江苏山东任何一省十分之一”。即使如此，在田赋的征收比额上，由于天灾人祸，征收人员的营私舞弊，很少有收入足额者。以1934年甘肃省主要县份的田赋征收为例，见表2：
表2：甘肃省1934年主要县份田赋额征实收比较表[4]
以上所举13县，都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稍好的县份。其中除了天水、靖远的田赋征收略有盈余外，其余12县都为不足数，像张掖短收几达一半，武威短收28%，永登短收25%。当年，甘肃省的67县中，只有17县田赋实征数超过额征数，其余50县都出现了短收。田赋征收不足，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但甘肃有如此多的县份出现短少情况，与田赋底册的混乱以及征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法情事有密切关系。如武威县田赋粮册于前清1887年修订后，到1932年还没有更正，“田地之转移，不知经历数十，而过割粮名者，绝无仅有，即间有过割者，亦皆相沿恶习，或袭其高曾之旧名，或别拥虚名，不肯征实，其始无非诡避契税，其后竟习为图拖粮草，故有红册一粮名而十余姓完纳者，张冠李戴，莫可究诘，而粮草遂操纵于乡约坝差大户之手！……故武威额粮名为三万一千余石，而丰稔之年，追比最力，不足七成，……而额征粮石，愈欠愈多，计自民国以来，每年征粮由八成而七成，至去年所征竟不足六成矣！”[5]田赋底册损失殆尽，粮草操诸乡约大户之手，侵吞小户粮草，上交者一年少于一年，田赋征收自然就出现不足之现象。
田赋征收不足实数，还与县府专管田赋催收的粮差有很大关系。民国时期，尽管各届政府在田粮的征收上创立了新式机构，但这种机构只是在清代的旧财政系统上冠以新名词，并增加了许多强制性的征收机关而已，实质性的革新并不大。征收赋税的主要人物粮差就是典型代表。所谓粮差，即各县旧日衙役，国民政府时期改为行政警察，主要向农户负责催收清赋工作。这类粮差，在催收田粮的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者屡见不鲜。由于土地转移频繁，业主之间没有完整的过割手续，田粮底册凌乱不堪，田赋和粮户之间的关系极其模糊。而粮差在旧日衙门经常主持此事，知道其中内情。如武都有政务警察五十名，“现有二十一名，专管四乡催课事宜，大半七十老翁，县政府因无红簿可考，对该等识途老马，只好曲全任用。”[6]因为此类粮差深知农民应纳钱粮数目，“所有欠赋人民，非此类粮差负责清理，则政府别无长策，多则拘捕追收，少则由粮差负责截完。”[7]由于县府财政困窘，对粮差一职，所付薪水很少或者不付薪水，因此政府也乐于利用，对其欺诈老百姓，包办田赋的种种非法事实不愿深究，也不愿改革。
对于粮差而言，虽无薪水，但老百姓被视为取之不竭的源泉，他们用各种方式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征收粮草的过程中，非法征收手段不计其数。以天水县为例，其征收的陋规有以下数种：一五经费（屯粮一石，加征经费一元五角）、土粮验粮（每正粮一石，加收耗银一斗五升，斗面粮二斗五升，土粮五升，验粮二升）、里老规费、数钱、过头钱、挑帐费、串票印红、重收百五经费、折征余润、比现催收和包粮代缴等，其它还有各种名称怪异者，如飞洒诡寄，戴帽穿靴，大头小尾，窃中撕票等等，举不胜举。[8]粮差搜刮苛索无所不用其极。考察甘肃田赋的张联渊说道：“中国地籍之紊乱已久，田赋积弊故有甚于各国，而甘肃地籍之紊乱，田赋之积弊，尤有甚于全国。……甘肃田赋虽少于东南各省，而究其人民所出之赋税，并不少于东南各省，加之贪污之苛捐杂费，军阀之摊派苛求无厌。无怪乎人民之弃地逃亡，流为乞丐。”[9]
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省的大宗常川收入田赋，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征收过程中弊端丛生，粮差借机勒索者不计其数，不足实数所在多有。这样一来，政府收入有限，而支出无尽，尤其庞大的军费支出成为甘肃省的沉重负担。
二、沉重的军费负担
民国甘肃军阀林立，军队众多，巨大的军费开支影响甘肃社会的进步至深且远。甘肃有多少军队？据1932年统计，“甘肃军队最少当有九万五千人”。[10]这只是该年的数字，囿于材料，我们无法知晓其它年份军队的具体数量，但是从表3统计的六年军费开支来看，甘肃省的军队当不会少。
表3：甘肃省近六年度军费支出总计表[11]（单位：元）
依据上表，从1929年以来，甘肃省军费支出一直在财政总支出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只1933年为48%，其余各年份都在50%以上，1929年和1932年甚至达到了70%以上，六年平均军费支出为62%，军费支出占去了甘肃省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1934年以后，军费支出在甘肃省的财政总支出中仍居高不下，以1935年、1936年和1937年的军费开支情况为例。见表4、5、6：
表4：1935年部分月份军费开支情况（单位：元）
表5：1936年部分月份军费开支情况[22]（单位：元）
表6：1937年军费开支情况[23]（单位：元）
三、田赋与毒品收入在甘肃省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分析
大量军费的存在，意味着要有筹集的渠道。对于甘肃省来说，工商业发展极为滞后，抗战时期工厂内迁虽说掀起了近代开发西北的又一次高潮，给甘肃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生产一度有所发展，但工业生产总值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微乎其微，斯时甘肃省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来自于土地，亦即农业，筹集军费的主要渠道也不例外。
甘肃省的土地收入主要有田赋和鸦片。为了能比较清楚的说明两者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以表格的形式来分析。以1935年、1936年和1937年的田赋和鸦片收入为例：
表7：1935年部分月份收支实况（单位：元）
注：5月份的田赋收入原资料数字模糊，稍有误差；鸦片收入原报纸所用名称为经收国家收入，这项收入主要包括烟亩罚款、违禁罚款、禁烟局税款、印花烟酒税局税费、牌照费、矿产税等，但亩款、违禁罚款和禁烟局税款占绝大比例。其中百分比系笔者计算。出处同前述1935年军费开支表。
表8：1936年部分月份收支实况（单位：元）
注：出处同前述1936年军费开支表。
根据以上二表，可知1935年田赋占总收入的31%，鸦片收入占总收入的33%；1936年田赋占总收入的12%，鸦片收入占总收入的38%。两者在财政总收入的比额当中，鸦片收入大于田赋收入。1937年的情形同样如此，财政总收入为7580036元，田赋收入594025元，占总收入的8%，鸦片收入为1532320元，占总收入的20%。[25]
此种情形是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开始后所呈现的状况，可以想见，在此计划之前，鸦片收入当有增无减。如1934年鸦片收入为4524000元，占全省总收入的51%。[26]1932年鸦片收入为371万，占总收入的42%。[27]1937年之后，鸦片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1938年预收烟亩罚款1203000元，[28]相对于前几年，明显下降。
不管是烟亩罚款，还是烟土运销税，都表明鸦片收入在甘肃省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些收入不是用来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人民，其中绝大多数都被用来支付军费。即便如此，大多数年份还不够支付。如1935年鸦片收入为2930273元，而军费支出为5403312元，将鸦片收入和补助收入全部用于军费，还短缺1940022元，不敷之处须由甘肃省库代为补垫。[31]1937年鸦片收入为1532320元，而军费支出为3395154元，将鸦片收入和补助款收入1637674元全部用于军费，还短缺225160元。[32]其它年份也有类似情况。财政厅长朱镜宙对此深为忧虑，“倘军费之减缩，不能与禁烟收入，作一正比例，则甘省财政终于无法维持”。[33]的确，要彻底实施禁政，必须减少军队数量，使军费开支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使烟亩罚款终止，禁政取得彻底成功，政府财政不致枯竭。
四、从民众上书减免亩款被拒看毒品经济的重要性
沉重的亩款，逼迫民众不得不种烟。烟亩罚款起初是按种烟亩数来征收，但是后来不管种与不种，一律按田亩征收。时人愤慨地指出烟亩罚款，“种鸦片者，自无可讳言。而一苗未种，罚款亦累及其身，遭此无辜之罪者，岂不亏杀人哉？”[34]重压之下，民众不得不抛弃嘉禾，“群趋于改种一途”。[35]“痕”看到乡人多种烟，“我便劝他们再不要种，但是，他们是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是也不愿意种了，但是在公家却迫他们强种，因为去年种了罂粟，今年即使种成别的谷类，而烟款依旧要照着去年种的多寡缴纳，同时觉得烟款比纳粮昂得多，所以今年勉强做到不种，而明年却不得不种”。[36]显然，沉重的赋税已将人民逼到欲罢不能的境地，他们只能年复一年的种植罂粟，来对付政府无休止的征发苛榨。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县府为了强迫烟民种烟，更多的征收烟亩罚款，竟出示布告劝民种烟。1932年3月22日，西和县县长石作柱发布了一则种烟告示，看下文：
为布告事：照得我们西和县二十一年的烟亩捐已经奉了甘肃烟亩罚款总局的明令，规定数目现与地方绅士商议，打算按粮附加平均摊派，有地的人民都少不了的，望你们未种烟的人赶快布种，已经种的也不要翻犁，若听信旁人的谣言把烟苗犁过，将来烟捐还是要出的，与其犁过出款，不如将烟苗留下，还能得些利益，比较来，种烟的那就便宜多了。本县长的这些话都是为你们打算的，望你们好好的接受吧！万一你们不信这话，听从谣言把烟苗犁过，不但查出来要重重的惩办，还要按亩加倍罚款呢！切切此布！[37]
这位替民打算的“仁慈的”县长出示布告，其缘由是当时省府要收取1931年和1932年的烟亩罚款，共30万元，“人民一闻风说，恐慌万分。于是纷纷逃避，同时将所种烟苗翻犁除根，以免此祸。县府遂出布告安民。”西和如此，其它各县也不例外，因为上文说得很清楚，是“奉了甘肃烟亩罚款总局的明令”，即全省各县都得一体遵照。
种烟带给农民的利益微不足道，但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却不可估量。当农民被烟亩罚款逼得离家出走、走投无路之际，他们不得不请求省政府体恤民情，减免亩款。对于民众请求，政府有时也做适当考虑，偶尔减轻，以示恩义。1934年，鉴于武威等20县受灾，省府决定将1933年的尾欠亩款44423元减免。[38]
1935年，榆中、渭源等18县先后呈报遭受洪水冰雹等灾，恳请减免罚款。经省政府第354次会议议决，共减免榆中等17县亩款32000元。然而这些减免与罚款相比，实是太少，如榆中1935年罚款95000元，只减免1000元，靖远县罚款220000元，只减免3600元。[39]这种减免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能解决民众燃眉。
更多的情况下，政府以军费无着，财政拮据为由，对人民的上书请求停止种植鸦片，减免亩款予以否决。1934年古浪县第三区土头乡民众上书请求不种鸦片。理由是种植鸦片，劳苦太甚，每年风调雨顺，所得不过百余两，除过工资和罚款，所剩无几，贫困交加，日甚一日。为此，希望绝种烟苗，改种粮禾，如能得到恩准，“则属乡均沾大德矣”。[40]人民已经不能从种植鸦片中得到任何利益，反而贻害累累，请求停止种植，但省政府以没有前例可循，况军费紧急为由拒绝。
在民众上书请求停止鸦片种植同时，地方上的乡镇长也因农民困穷，款项无着，催款不易等由请求省政府体恤民艰。1936年初，酒泉县永定乡乡长王成德、丰乐乡乡长张安仁两次上书民政厅，痛陈当地农村破产，百姓生活困苦，请求减免亩款：
二十五年之烟亩罚款业已开征，而民穷财竭，十户十空，又非产烟区域，较之他乡大相悬殊，且国赋正供，荒芜无着，以瘠苦僻乡，担负均等，况灾余残生，仅存微息，岂能担负巨款，若不设法救济，减轻负担，势必流离殆尽。乡长等职责攸关，难安缄默，惟将实际穷苦情形，联名电恳施恩拯救核减二乡亩款，稍苏民困。[41]
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查该县二十五年罚款比额，早经呈奉省政府核准，令饬该县县长遵照征解在案。预算攸关，未便变更，所请核减之处，碍难照准，仰该县乡长等，劝导民众，踊跃输纳，以顾急需。”[42]理由很简单，政府亩款预算已编订，不能轻易变动，因此希望该乡长剀切劝导人民，积极缴纳款项，以顾急需。可见，政府为了应付自己的“急需”，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顾，仍要他们缴纳罚款，其非为强迫筹款而何？
从档案资料看，当时公民上书请求减免亩款或提前禁绝的县份不在少数，如礼县、安西和武威都有呈文，但都以不同理由拒绝。事实上，此一时期，省政府倾其全力征收烟亩罚款挹注军费，都时有不虞之感，何谈减免，提前禁种就更不可能了。
五、毒品经济的是与非
美国人罗斯认为，对于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或甘肃等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鸦片是他们唯一可以销往发达的商业地区的产品”。[43]的确，撇开鸦片是毒品这一层不说，鸦片对于整个农业经济衰败、几无其它经济基础的西部省区来说，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可用于交换外界物品的商品。近代甘肃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来商品，农民日常所用之烟酒、糖茶、布匹、纸张和铁器以及上层社会的奢侈品等等，都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民初，鸦片已经在地方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兰州道彭英甲在其《陇右纪实录》中记载，甘肃输出物品中，土药每年出口五六百万两，而每年出口货物总价值八百万两左右，鸦片在出口货物中占半数以上的比重。更甚者，甘肃的对外贸易还出现了出超现象，每年输入货物七百余万两，出超一百余万两，“输出之数所以超过于输入者，全恃土药为大宗”。[44]30年代做过财政厅长的梁敬錞也认为鸦片“对于地方输入贸易的平衡以及金融的调剂，有很大的作用。”[45]
具体到种植鸦片的县份，每到收烟之时，经济异常“繁荣”。种烟大县靖远“西至甘、凉，东至平、固，南至徽、成，北至沙漠，甚至天津、上海、西安、成都，都有商人兑到大批现金到这里投资”，老百姓说满街的银元多了。[46]不独靖远，凡是以鸦片种植、贸易为主的县份都有这样的热闹场面。古浪县“全县山川曾广种鸦片，每当收烟季节，商户云集近千家，或坐地收购，或长途贩运，鼎盛一时”。[47]武威“为西路鸦片之集中地，每届烟会，商贾云集，戏班、妓女，连袂而来，为西路所未有”。[48]金塔县“六月十五日烟土上市，乡民男女咸集城市，熙熙攘攘，盛极一时，茶竂酒肆，几无隙地，半月以后，始渐散归”。[49]甘谷“曾为陇渭洮岷的烟土集散地，给山陕大商，作了几十年的烟土交易桥梁，结驷连骑的大贾巨商，常充满街头，使社会金融，活跃异常”。[50]显然，各县都因鸦片的交易变得繁荣一时，盛况空前。
但是，毒品虽说给地方经济以一定的刺激，使其“繁荣”，然而这种“繁荣”是短暂的、畸形的。凡是依靠毒品支持地方经济的县份，在鸦片收割季节一过，禁政比较严厉或是销售市场缩小时，必会出现萧条局面。1919年，林竞看到张掖县商务日见萧条，城内大小商户500余家，倒闭者有100多家，致因是东路道阻，鸦片无法运出，“已损失四百余万”。[51]进入三四十年代，这种情况更见明显。武威“近三年来烟土滞销，农村破产，商货积滞不行，各家赔累不堪，因之金融枯竭，衰落之象日著”。[52]1940年4月，甘肃省开始存土登记，不准烟土外销，一些烟土大县立即出现了市面呆滞，银根吃紧现象。如酒泉县从7月到12月均因“禁烟关系占用资金市面呆滞”，银行为避免其利益受损，给商号“停止押款”。[53]不难看出，毒品经济给烟土大县的正常有序发展蒙上了阴影。
抑有进者，种植鸦片挤占了良田面积，粮食减产。种烟大县靖远“每年所产之粮，不足供用，须由外县输入”。[54]皋兰、榆中两县人民食料就地所产不给应用，多由外县购运。平凉“全县农产品不克供给应用”。[55]粮食不敷，导致粮价节节攀升，民食备受影响。民国年间，甘肃灾荒频仍，死亡流离，农民离村现象严重，鸦片的种植难逃其咎。[56]
有种植就有吸食，众多“瘾君子”的存在斫丧了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农村经济大受影响。长期吸食鸦片，体力衰弱，厌恶劳动，减少了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吸食鸦片者之增加若干分，即从事生产者之减少若干分”。[57]陇南各县“吸烟特盛，一家数口，在此春耕之余，其勤于田野间者，百不得十，其余终日，一榻横陈，与烟枪为伍”。[58]山丹县龙峰镇“人民性情懒惰，嗜好极深，对于农事春秋两季，除栽插收割等事外，不作别事”。[59]对土地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的减少，影响农村经济匪浅。
综合以上各点，民国时期甘肃省的毒品经济对活跃种烟县份的财政，维持全省的贸易平衡以及维持军费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某些契机。但是，鸦片种植普遍，大片的粮田被毒品占据，正常的产业结构无法建立，且民众吸食鸦片身体素质大受摧残，对甘肃农村经济影响巨大。诚如财政厅长罗贡华所说：“本省没有大工业大商业，经济的基础是建筑在田间，经济的主要形态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得到了救济，全省的经济就可以复苏；农村经济得到合理的解决，就是全省经济得到了解决；农村经济有了发展，本省的一切活动，就有了基础。”[60]鸦片种植对农村经济的打击，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经济重心，引发了诸多问题，延缓了社会进程。
注释：
[1]尚季芳：《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34—39页。
[2]《甘肃省近六年度各税收收入总计表》，《甘肃省政府公报》第5卷第1、2、3、4期合刊附表，1936年1月20日。
[3]王智：《中国西北部的慢性自杀》，《拓荒》第2卷第6期，1934年9月，第11页。
[4]根据何让：《甘肃田赋之研究》，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10162－10168页。（下同）
[5]《令财政厅据武威县长呈报清查地亩革除积弊一案应即由该厅审核办理》，《甘肃省政府公报》第1卷第2、3期，1932年5月29日，第56—57页。
[6]陈宝全：《陇南各县县政调查纪要》，《西北论衡》第9卷第2期，1941年2月15日，第50页。
[7]何让：《甘肃田赋之研究》，第10267—10268页。
[8]何让：《甘肃田赋之研究》，第10235—10236页。
[9]张联渊：《甘肃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合作出版1977年版，第93950－93951页。
[10]何景元：《西北问题的严重性——从东北问题中得来得教训》，《新西北季刊》第1卷第3、4期合刊，1932年12月30日，第23页。
[11]《甘肃省近六年度各税收收入总计表》，《甘肃省政府公报》第5卷第1、2、3、4期合刊，1936年1月20日。（百分比系笔者计算）
[12]《财厅公布本年三月份收支概况，不敷三十六万二千余元》，《西北日报》1935年5月24日。
[13]《财厅公布本年四月份收支概况，收支相抵不敷三十九万余》，《西北日报》1935年6月16日。
[14]《五月份收支统计，收支相抵实在不敷三十四万一千八百五十八元》，《西北日报》1935年7月21日。
[15]《甘财厅六月份收支数额，收支相抵不敷一千六百余元》，《西北日报》1935年8月13日。
[16]《本省七月份财政收支统计，不敷八万余元》，《西北日报》1935年9月8日。
[17]《本省八月份财政收支统计，不敷十八万九千七百余元》，《西北日报》1935年10月10日。
[18]《本省财政厅九月份收支数，不敷六十六万七千五百元近》，《西北日报》1935年10月30日。
[19]《财厅十月份收支各项统计，出入相抵不敷五十五万三千余元》，《西北日报》1935年11月16日。
[20]《财厅上月份各款统计，不敷五十四万余元》，《西北日报》1935年12月16日。
[21]《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份收支报告书》，《甘肃省政府公报·公告》第36、37期合刊，1936年4月14日，第1—14页。
[23]《甘肃省金库二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份收支实况月报表》，《甘肃省统计季报·财政》第2卷第1、2、3、4期合刊，1938年11月，第10—21页。
[24]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25]《甘肃省金库二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份收支实况月报表》，《甘肃省统计季报·财政》第2卷第1、2、3、4期合刊，1938年11月，第10—21页。
[26]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择要报告》，第26页、第30—31页，甘肃省图书馆藏。
[27]《甘财政现况，每年收入八百余万》，《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28日。
[28]根据《甘肃省各县分期禁烟减征数目及五年应征罚款表》摘录，载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工作择要报告》，第31—31页，甘肃省图书馆藏。
[29]《禁烟总局减收土药运费》，《西北日报》1933年12月15日。
[30]《禁烟总局公布，禁烟善后借款证券办法，令皋靖等县局筹借现款十五万元》，《西北日报》1933年12月20日。
[31]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择要报告》，第7—8页，甘肃省图书馆藏。
[32]《甘肃省金库二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份收支实况月报表》，《甘肃省统计季报·财政》第2卷第1、2、3、4期合刊，1938年11月印刷，第10－21页。
[33]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择要报告》，第30页，甘肃省图书馆藏。
[34]锐之：《由烟亩罚款说到苛捐杂税》，《广武》创刊号，1934年12月，第4页。
[35]陈万里著，杨晓斌点校：《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36]痕：《零笔碎墨》（十一），《党锋》第11期，1930年8月26日，第59页。
[37]效逵：《西和县长迫民种烟，烟亩捐三十万，不种烟也得摊》，《陇钟》第13号，1932年4月30日，第6页。
[38]《禁烟委员会减免被灾各县亩款》，《西北日报》1934年1月10日。
[39]《榆中等被灾各县豁免罚款数共计三万二千元》，《西北日报》1935年11月3日。
[40]《古浪县第三区民众苏澈李光绪胡廷佐安得贵苏桃龄胡钟秀呈为呈请款重费巨愿绝烟苗恳乞钧鉴俯准减轻负担俾免久困事》，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省民政厅档案，档号15（全宗号）－16（目录号）－116（案卷号）。（下同）
[41]《酒泉县永定乡长王成德等马代电诉灾荒痛苦情形恳恩核减亩款以救灾黎由》，档号15－6－433。
[42]《函复准函据酒泉县永定乡长王成德等代电称恳求核减亩款一案已批示碍难照准请查照由》，档号15－6－433。
[43][美]E．A．罗斯著，公茂虹、张皓译：《变化中的中国人》，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44]彭英甲：《陇右纪实录》第8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0辑第391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16、326页。
[45]梁敬錞：《县预算之解剖与县财政之前途》，《甘肃民国日报》1939年6月11日。
[46]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47]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古浪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页。
[48]陈赓雅著，甄暾点校：《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49]高良佐著，雷恩海、姜朝晖点校：《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50]明征：《漫谈家乡——甘谷》，《朱圉》创刊号，1946年12月，第21页。
[51]林竞著，刘满点校《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52]高良佐著，雷恩海等点校：《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53]肃州分行：《肃州经济概况》，《甘行月刊》第3期，1941年5月，第53页。
[54]《甘肃各县调查·靖远》（四），《西北日报》1935年9月8日。
[55]《甘肃省二十七县社会调查纲要（一）》，无页数，无出版社，甘肃省图书馆藏。
[56]尚季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与社会影响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27—131页。
[57]侠：《甘肃宁夏之烟祸》，载陇钟编辑社：《陇钟言论集》第1集，1932年，第131页。
[58]《报告视察查禁种烟经过详情请鉴核由》，档号15－6－381。
[59]《甘肃省山丹县县长下乡巡视表》，档号15－16－289。
[60]罗贡华讲，厉庆安记：《本会罗委员长贡华向毕业合作人员全体训话》，《甘肃合作》第21期，1938年7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