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科学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秉承“以民为本”的根本原则，废除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实施“负担合理使民不伤”的新税制，积极培育新型税源，发行各类公债，对于广泛团结各民族、各阶级的抗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率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谱写出民族精神的崭新篇章。在财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使民有所负担而使民不伤”的原则，废除了剥削性质的旧税制，开创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税制，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信赖和真诚拥护，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日本侵华与党面临的财税形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妄图灭亡中国。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挑起侵华战争。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国民党当局不思民族危亡，反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置若罔闻，同时抓紧对革命区同胞的围剿，以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全国各族人民反响强烈，对蒋介石的逆行倒施愈发不满。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不弃前嫌，奔赴西安反复周旋，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使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党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利用税收政策凝集抗日力量，积极恢复生产，发行各类公债，为抗战胜利保障了军费供给的同时，也团结了各方爱国力量，全国同胞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抗侵略的滚滚洪流，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财税政策
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主要秉承“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为抗战供给经费。在财政收入方面遵循“使民所负担而使民不伤”，包括申明公民的纳税义务，发行公债，同时又废除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的民主税收。在财政支出上兼顾革命性与生产性，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供给军费，并发展根据地生产。
首先，废除苛捐杂税。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强取豪夺，致使民穷财尽，民间有打油诗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生动反映了国民党当局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夺。中国共产党将废除苛捐杂税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将“改良人民生活”作为基本政治主张。各大根据地先后响应，如晋察冀边区通过《财政经济问题决议案》废除一切苛杂的间接税，晋绥分局规定政府不能任意增加人民负担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华中、华北地区先后取消了了油酱牙税、枣行牙税、麻饼牙税、柴草牙税、芦苇席牙税等20余种杂税，山东革命根据地取消了包括地摊税、警察税、草坪捐、门牌捐、扁担捐、烧锅捐在内的40余种苛捐杂税。苛捐杂税废除后，人民负担显著降低，生活有所改善，这极大程度上提升人民对党的信赖，团结了抗战统一战线。
其次，实施合理负担税收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申明了抗战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在实施过程中，又区别对待，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让税赋始终保持在合理负担的范围之内。
普遍纳税并非要增加人民负担，而是“使民有负而不伤”。1940年，晋察冀边区颁布《合理负担摊款办法实施条令》中即规定，按资产与收入累进纳税，同时规定未经同意，不得随意苛征。这降低了人民的负担，巩固了抗日战线，如平顺县在总结合理负担的时候即言，面对敌伪夹击军需紧迫，平顺的负担曾经相当重，但是合理负担后，从财力上保证了抗战的需要，同时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再次，优化税源。
在抗战初期，各根据地由于工商业落后，抗战经费主要取自农业税，税种单一，难以持续满足抗战需要。为此，各根据地开始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开辟新的税源，形成了多税种宽税基的税收体系，主要有：
出入口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的政策下，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为保护根据地生产与人民日常必需，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出入口税。对人民必需的棉花、布匹采取低税或免税措施，而对于烟、酒等非必需品则采取重税，调节了根据地的产品供需。
盐税。这是各根据地最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在1942年以前，陕甘宁根据地的盐税收入大约在工商税中占比为40%—60%，1941年山东根据地盐税收入大约占比50%左右，鲁南地区甚至占比超过80%，成为主要的税种。
营业税。面对敌人的残酷封锁，根据党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体方针，各根据地工商业先后得以发展，营业税随之行征。1944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工商业征税的决定》，按八个税阶，按营业额的5%—35%计征。
屠宰税。该税为各大根据地的经常性税收之一，如屠宰税占淮南津浦路抗日根据地税收比例约为20%。山东也将该税作为一种税种，税率为每头（只）牛、猪、羊按价征收3%。1943年改为每头猪按肉三斤收税、每头羊按肉一斤半收税。
烟酒税。由于烟酒并非生活必需品，因此对其征收重税。如，华中根据地鄂豫边区该税一度高达50%，对于入境销售的烟酒税收更高。对产制烟酒商还需征收烟酒牌照税，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费。
除此之外，部分根据地还开征了牲畜交易税、船税、印花税、矿税等，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税源体系。
最后，发行各类公债。
1940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日本持续性的扫荡给根据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灾难，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对根据地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财政内生动力严重受挫，加之国民党当局停发军饷，抗日经费日益支绌。如此情形下，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以应财困。
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发行了500万元的建设救国公债，按周年7厘5毫计息，期限10年。1941年4月，豫鄂边区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0万元，同年10月又发行建设公债100万元，后又发行5万元的赈灾公债。1941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行700万元的生产建设公债，以做经济建设之用，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公债面额有贰元、伍元、拾元、叁拾元等，按周年5厘计息，期限10年。与此同时，华中抗日根据地阜宁县民主政府于1941年4月发行了100万元的建设公债，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同年秋季又发行20万元战时公债。1942年，琼崖抗日根据地还在党内发行了1万元的文献伟公债（“献伟”谐音“县委”）1943年以后，又巩固农币公债、生产建设等，调节物价，发展生产。
据初步统计，抗战时期各大小根据地累计发行公债共计21笔，利息多在周年4—6厘，公债性质多数为生产建设型与军费供给型。偿还期限多数较长。公债承募自愿认购，不行政摊派。各项公债发行，不仅有效供给了抗战经费需要，同时还通过公债的承销，深入宣传了党的抗战主张，进一步凝聚了人心人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财税政策的历史意义
一是持续保障了抗战经费供给。抗日战争时期，党面临的最主要困境即革命经费的筹措问题，因此，一切为了保障供给成为党财税工作的主要目标。为此，一方面，党通过培育工商业的发展，涵养了可持续的税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募集资金，补充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如，1943年苏皖边区除日常的军政开支外，尚有近5万石粮食与3000余万元的节余。正是如此，党才得以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肩负起了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重任。
二是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生活。即使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成为党的主要纲领之一。在抗战之初，党废除国民党当局各项苛捐杂税，使人民负担大幅度减轻。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与烧杀抢夺，各根据地一方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方法，恢复敌后战场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税赋的调节作用，如针对人民必须的生活品采取关税限制调节供给，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同时，大力发展工商业，提升自我供给能力，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是凝聚了党心民心。在极端困难的背景下，党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创制上，实行有区别、有照顾的税收政策，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收入多的多收，收入少的少收”进行征收，完全区别了国民党当局的巧取豪夺。即使军费庞大，党毅然发行了多支民生公债。如，1946年春夏之际，苏皖边区爆发洪灾，苏皖边区面向商人、地主和富农发行9000万元的政府救灾公债券，投到灾民赈济中。这深刻诠释了立党为民的使命，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艰难过程中，党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放在第一位，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广泛赞誉与真诚拥护，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最终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