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需要放在城镇化、土地开发、项目下乡、社会分层及村民自治等诸多研究领域中整体地理解。在资源密集型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之所以成为常态化的存在，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村内富豪构筑权力结构的一个必要环节。由于得到村庄各个阶层尤其是上层各派系的认可，贿选成为实践中富豪竞选村官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普通阶层而言，村庄的精英政治已与他们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唯一能够体现其民主权利的，却是选票的价格。基层政权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管，是要让其稳定、有序，保证选举顺利产出符合“双带路线”的结果，它无力查处贿选，也无动力对其实施严格监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治理贿选与强调富人治村的基层组织路线在实践中互有矛盾。
关键词村委会选举贿选村庄权力结构富人治村
通过村庄选举和村民自治来观察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这已经成为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一条常规进路(徐勇等，2001;贺雪峰，2003;仝志辉，2004)，但依循此路径的研究作品对“贿选”[2]这一为《村组法》所禁止但却在资源密集型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现象缺乏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对村民自治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民主派学人，还是持守工具主义态度的务实派人士，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都是其不愿直视并且必须予以纠正的负面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城镇化或者说资源密集化过程中的愈发常态化正是村庄内部结构变迁的外在反映，其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实践并没有因为不合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拒绝发生，正因为如此，对村级贿选现象的实证考察与深入理解可以成为透视当前乡村治理的一个特定视角。
上述研究是对贿选现象的初步探索，但并未深入其内核，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的目光只停留在村级贿选现象本身，而没有把它视作乡村权力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没有将贿选事件背后各种行动者的复杂关系展现出来。事实上，贿选只是乡村权力秩序形成或转换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之所以显得特殊只是因为它与外在规范并不吻合，但其为何能够嵌入到局部地区的乡村社会，获得权力场域中各类行动者的支持或默许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并把贿选还原到乡村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才能做出解答。
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笔者2011年3-10月间在吴镇[3]的田野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系系笔者在浙中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知识，但不涉及先富能人通过贿选而参政的动机。韦伯(2005)指出，当观察者要把握一个行动的意义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借助于直接观察，二是通过考察动机进行说明性解释。舒茨将其视作意义的不同层次，二者不可通约(GeorgeRitzer，2011)。我在文中之所以将动机问题悬置起来，是因为难以做到对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同时展开叙述，否则，“我”在临时嵌入田野的生活世界中获得的知识将与和他者互动形成的主观体验混杂在一起，分不清什么是“我”，什么是“他”。从哲学上讲，人类的认知本身就具有主体间性，在此处，我只能先将“态度”放入括号里(bracketed)，尽量展示出“贿选”这一描述对象的客观面貌。
“吴镇”是我给所调查的七个行政村合取的一个学名，这七个村位于浙中盆地东端，彼此相邻，隶属于越州市吴陵镇[4]政府的同一个工作片。镇内个体经济发达，围绕着饰品、五金、针织、纸品等行业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圈”。2009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3.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仅2.89亿元。笔者调查的7个行政村地理位置以市镇为中心向外呈扩散型分布，且呈现出“梯度非农化”的格局。表1显示了7个村的基本情况，其中，塘村、垅村位于镇郊，工商化程度较高，大部分耕地已被征收;岭村、坞村、田村、宅村为近郊村，工商化程度次之，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塔村为远郊村，暂未列入镇区扩展的规划之中，村内绝大部分土地仍属农业用地。
表1吴镇七村基本情况
村名
人口数
户数
现有耕地面积（亩）
人均耕地面积（亩）
塘村
1629
755
205
0.12
垅村
287
117
0
岭村
710
307
234
0.33
坞村
938
414
587
0.62
田村
481
208
236
0.49
宅村
443
195
282
0.64
塔村
787
338
1023
1.29
合计
5275
2334
2567
0.48
吴镇近年来村庄选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村委会的职位中富人当选的比例极高。入村之前，越州市民政局的一位科长告诉我，2011年农村换届以后，全市大约有80%的村委会主任是经商办厂的老板(私营企业主)，剩下的则是承包大户或是开店的店主。[5]此后，我发现吴镇的比例比全市的平均水平更高，七个村里面只有田村的村主任不处于经商办厂的“富豪阶层”。[6]七个村的村委成员共有27名，只有5人处于中间阶层，且5人中有3名是妇女主任。[7]普通阶层与贫困阶层中没有产生村委委员。
“选举放开以前(指1996年之前)，当干部是非常辛苦的，有的村没有集体经济，光靠收点农业税，报纸、办公经费、教育统筹都交不齐，交稻谷的时候，干部还要自己去挑谷。镇政府，靠财政拨款的，自己都撑不过来。那个时候村干部都是老百姓硬推上来的，没多少人愿意干，被推上来之后，觉得是个荣誉，不干不好意思。其他村还有推上来了走掉的，(因为)他要去做生意。
后来，经济好起来，农业税也不用交了，工业区那里征地又很多。我们浙江好像是在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前就不收了，当干部，种田的事情不用管，计划生育也好做了，跟老百姓结怨的事没有了。村里如果困难，市里还要拨钱。道路硬化、自来水、污水处理，路灯啊，都是全额拨款，不需要老百姓再凑钱。一些工程，像小五化，[8]上面陆续拨钱下来，有很多油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房，以前没有规划的，但是指标掐得很紧，到后来(2000年初)规划做起来，造房子就相当难，[9]村干部的位置也值钱起来，老板竞选(村干部)成了风气。再后来到处都搞旧村改造，拆掉老房子建新社区的时候，选举就得花大价钱了。现在呢，穷村子，以农业为主、附近没开发区的，选举就很平淡。大村子，有资源的，那完全两样。”
从细节来看，伴随着富人的参选，村内权力斗争愈发激烈，选举时各村的竞争都很激烈，这种激烈的程度可以用选票的价格来近似地反映。影响当地选票价格的因素非常之多，每年的“行情”[10]不同，而且从选举筹备到完成的时段内变数很大，有时甚至选举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一方有人告密)就会引起价格的波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七个村庄进行横向对比，离析出一些主要的变量。总体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村庄经济/区位、家族和派性。以下，我将围绕村委会选举中的焦点职位——村主任的竞争展开论述。[11]
吴镇的村庄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梯度非农化”的局面，它体现在村庄产业结构、就业格局、社会分层等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土地的价值上：离镇中心越近，土地被征的几率越大，级差地租越高，村民收入也越高，反之则反。为了直观地看出镇郊村、近郊村与远郊村的不同选举形势，我将吴镇七村从1996年到2011年六次选举中村主任选票价格的变化在一张折线图中画了出来。
对于上图，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图中的选票价格是竞选获胜一方所出的均价，也即是多数选民获得的票价。“中间票”的价格会偏高，而“铁票”价格会偏低。所谓“中间票”，是指某些选民跟竞选双方的关系相当，如既是甲候选人的亲戚，也是乙候选人的亲戚，且关系都不错;也有可能跟双方都不熟悉，如夹在两个大姓中间的小姓。所谓“铁票”，是指本方嫡系势力如家族成员、有人情往来的好友所掌握的选票。第二，选票价格的数值并非完全精确。50元代表一包中华香烟的价格，100元代表一包香烟之外加一壶食用油或其他实物，200元及以上多以票据的形式进行，个别村也直接用货币进行贿选。
如上图所示，1996年村委改选时吴镇还没有出现贿选，选举前请一些关系广的村民如小组长、村民代表吃饭，让其代为拉票，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1999年，在个别经济较好的村，候选人开始以“包”为单位向选民派送高级香烟。同时，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还会通过代为拉票的亲信传达出一些对选民的承诺，比如选上之后不要工资，捐赠老年人协会，资助村中贫困家庭，给村庄提供某项公共品等等。到2002年，实物的形式变得丰富，除了香烟，还有食用油、瘦肉、牛奶、太空被等等。为了不显得张扬，“票据”的形式被发明出来。吴子林说：
“(我们)这里不来现金的，不好看，都是用香烟票，一张纸片，上面印着，‘中华一包、店名’，章一盖就可以了。可以退钱，也可以领东西。也有用油(食用油)的，上面写着‘金龙鱼，5升一瓶’。也有地方发肉票，上面印着，‘瘦肉5斤’，肉摊印好的，直接去拿。”
票据的好处是，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不用拖着实物全村去送，他们只需要事先付钱给商店，然后把票印好，再择机送出，选民拿到票以后在截止日期前到指定的商店兑换物品。不过，真正兑换货物的人是极少数，大家都倾向于到商店去兑钱。商店的店主也乐意兑钱，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直接按票据的数额扣除中介费(比如50元的烟票退45元)，而不用购进现货，空进空出，徒留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烟票等票据相当于可以流通的代币券，而被指定的商店类似于小钱庄，起着替选举双方进行金融中介的功能。
到了2005年，“烟票”在各村流行起来，而镇郊村的烟票面额更大。垅村2005年的选票价格有一个突增，与之相应的事件是该村的征地与旧村改造开始启动。而塘村和岭村在2008年前后启动的新社区建设同样也伴随着选票价格的上扬。到2011年秋我结束调查时，岭村的村庄改造工作因为部分村民拒不搬迁而只完成了一半，而塘村的工作则因为吴陵路征地被阻，钉子户“越级信访”而停了下来。
家族也是影响选举形势的重要因素。中国人遵从差序格局，尽管时代变迁剧烈，但农民头脑中对于关系的亲疏远近依然十分在意，除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否则在投票时多数人还是会投给自己的本家，投给血缘更近的亲人。虽然平时发表议论时自己一定会把票投给公正廉洁的、有能力的人，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相比于江西、福建的一些宗族性村庄中严格的族姓、房头意识，吴镇人的家族观念显然要弱化得多。由于家族的绝对影响力只限于三服之内，这就使得在选举中候选人若想仅凭家族力量胜出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自己的姓是村中大姓，同时，选举的范围不能太大，选民的规模要接近家族人情圈的边界。由于吴镇所在文化区域的家族规模并不大，其范围大致是三服之内的宗亲和姻亲，而姻亲一般又不在同一个村内，所以，在村委会选举中，只有在人数很少的小村，家族的作用才会非常明显。[12]
“亲属关系，我们这里叫房亲。小村子，尤其厉害。主要是一个姓的(村)，各个房是一派。两个姓差不多大的(村)，同一个姓的就是一派，要分主姓跟客姓。姓氏很多的，每个姓是一派。有些村，村子小，又以大姓为主的，永远不给外姓人当，在大姓里面矮子选长子，好像不这样做就对不起祖宗一样。小姓的人，用钱都没用。说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好的，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形势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村子大了，比如有个七八百，上千人，这个派性就复杂了。大家讲亲戚关系就不好讲了，因为亲戚太多，离得远了，平时都很少走的。”
上面一段话是塘村老支书对选举过程中家族作用的精彩分析，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小村里，富人要想当选，必须是村中大姓，否则用贿选的手段也难以冲破既有的权力格局。但是，在大村里面，富人经济上的优势则有可能通过选举转化为权力上的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村当中富人之间的争夺显得更为激烈。
2011年岭村选举时，上来“挑战“的“新富”朱贵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本家族成员的怂恿，他所在的朱姓并非村中第一大姓，但也有近1/3的选民，为了给在村庄改造过程中“吃了亏”的本姓“争口气、长点面子”，他决定挺身而出。岭村一名朱姓的小组长说：
“老村长包同发开厂的，还是(市)人大代表，这个人口碑不大好的，私心重，向着自己人。已经连续当了好几届了，选不下来。这一届阿兵要出来，把他干掉。阿兵人年轻，40刚出头，家里条件不错的，有家小企业开在那里。我们把名单从电脑里面拉出来，搞选民分析，80%的票都考虑到了，每张票花1000元，剩下的(票)是他们家的(指包同发家族)，买不到。老的那个呢，一直按兵不动，不动声色，好像他要放弃了，不在乎这个位置了一样。谁知道他是老奸巨猾，第二天早上要开选了，头天晚上，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好，两百万拿出来，跟自己家有关系的，2000块一票，中间票、(我们的)铁票3000，所有的票都算到。结果第二天选举结果出来，继续连任。阿兵傻眼了。村里面好多人都说，他还太嫩，玩不过老的。”
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具有低烈度性、间歇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孙琼欢、卢福营，2003)。某种意义上讲，家族也是派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此处所指的派系更强调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基于血缘以外的非传统因素，如业缘关系、趣缘关系甚或是人格性的认同。贺雪峰(2001)曾经将中国大陆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与台湾地区的基层选举作过对比，认为后者的选举范围更大，层级更高(乡镇一级)，而且派系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原则性纲领，且形成了结构性的组织，而前者往往以个人为中心展开，当主要当事个人发生改变，斗争便不再存在。所以，大陆的村委会选举中派系应该称之为“派性”更为恰当。
笔者虽然不愿意在概念上做过多的纠缠，但在此处更倾向于用“派系”一词，原因是吴镇各村的分派并未因选举结束而消失，相反，正是因为历次选举中积累的恩怨，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而形成的派性慢慢稳定下来，在选举之外的村庄生活中继续发挥着效用。这些派系多以某位曾经竞选过村干部的富人为核心，派系核心成员之间非常要好，他们的关系网可以互相借用，从而能够在下次选举时让网络内的成员更“愿意”投票给本方的领军人物。之所以是“愿意”，而不是“确保”，是因为它是一种人情投资，而不是某种勉强或胁迫，对方同样可以用钱收买。更重要的是，选举规则和政府对选举过程的监管确保了选民投票时意志上是自由的。
需要强调的是，吴镇各村的派系主要出现在富豪阶层和精英阶层，选票本身的价格在他们那里根本算不上什么。中间阶层某种程度上也有派性因素存在，但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是无所谓派系的，他们不会因为坚持拥戴某位候选人而去得罪其他候选人，对于他们来说，除开直系亲属这层关系，利益是第一位的，谁给出的价格更高他们的选票便投给谁，“馒头挑大的吃”。不过，在选民的绝对数量上，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却是最多的，这使得中上层的派系因素难以替代选票的出价成为主导权力格局的关键。
卢福营(2007)曾将农村“上层精英因派系因素而分裂成若干集团，下层群众因分层和分派聚散不定”的结构称之为“群山格局”。他的比喻非常形象，我在此再作些许补充：上层的少数精英结成派系相互合作与支持，形成多个不同的“山峰”，处于峰顶的掌握和支配公共资源的人采取多种形式倾向性地将资源分配给本派系或友好派系、合作派系的成员。相比之下，中下层占多数的普通群众形成“山腰”和“山底”，他们是各派系合纵连横的看客，在“选举”这种三年一度的决定权力分配的仪式中可以分得微利。
A：“那块地批下来没有”[15]
B：“批是批了，规划还在改。现在不是换人了么，工作又停掉去了。”[16]
C：“唉!要是把大海顶上来以后一直都是他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乱摊子，住的，吃的，都不会比越城街道的人差。人家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一栋别墅，我们没机会了。”[17]
A：“地价、房价这么涨，东明睡得着觉”[18]
D：“切!他只要厂子玩得转就好，村里跟他又不搭嘎!”[19]
B：“要是大海早一届上来也不一样。春国这家伙花钱上来又不干事，领导不批，他就拖在那里。”[20]
C：“提他干什么!成天牛皮轰轰，又不管做!自己的钱抠得紧，公家的钱倒花得大方!”[21]
D：“我们这帮人就是太正派了，他们有狐朋狗友、三教九流，吃定你了。”[22]
……
整体来看，派系势力越大，群山格局中某个“山顶”旁簇拥的“小山峰”越多，则选举时可以动员的力量就越大，选票的出价稍稍偏低也可以取胜。反之，如果某位候选人在村内的的关系网有限，与他联合的富人不多，派系势力弱小，那么若想胜出就要付出足够的经济成本。
灰色势力[23]的介入也会影响选票价格。年轻的“灰色”人群并没有严密的组织性，只是靠私人间的义气凑在一起的松散网络，他们没有稳定的正当职业，有时会充当一些娱乐场所的保安(“看场子”)，有时也替高利贷老板讨债。他们的角色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有点类似于有钱人供养的打手，但又不是专门替某一个或某几个有钱人服务。
如果按照程度来分，灰色势力介入选举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维持秩序”，打击举报者。贿选是富有的候选人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虽然对于正式制度而言是一种越轨，但是在特定区域的实践中却是一种“正当”的获取权力的手段：“谁花得多谁上，公平得很”。在这种情境下，如果有村民站出来“生事”，比如“他们在那里分钱(指行贿)的时候你去阻止，那你就要挨揍了。”一般情况下，普通村民绝不会去举报，因为那等于自找苦吃：不仅好处没了，还要惹来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来恐吓的，没谁敢。”在两种特定情况下举报会发生，一是某方用钱贿选而另一方没有直接用钱，没用钱贿选的一方试图通过举报来削弱对方的优势。二是“失败的一方被杀得太惨”，比如预选时双方只相隔十几票，但一方为了获胜临时用高价去挖对方的“墙角”，结果对方的“铁票”流失，两人票数在正式选举时拉开距离，形势完全逆转。这个时候，举报者是竞选中失败的一方，其目的是出于泄气式的报复：“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好过!”竞选者自身都有经济实力，也有“喽啰”保驾护航，所以不惧怕对方的暴力。
第三种是“亲自参选”。这种情况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由于我缺乏面上的资料，所以不好妄自揣测其比例或概率。不过，吴镇的宅村村长李雪彪就是被村民们调侃为“流氓村长”的人物，他以前因聚众赌博而入刑，还曾欠下三百多万的债务，但后来“不知怎么就慢慢还上了，还开了个建筑公司。”[24]李雪彪自从2002年竞选成功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而宅村的选票价格也一直处于低度的平稳状态，“到了每次选举的时候，弄点烟发发，叮嘱大家把票投好就可以了。”
“有钱人把选位费[25]交了，再给他送点礼就好，这些人自己老房子都没有拆掉的，都是些有面子的人。有人举报违章，他(村长)先去这人家里，好话说，让他不要去告了，再就是威胁了。老百姓说村里搞得好，不去举报的。反正又不是贪污，钱还用在我们身上，你自己有钱也可以造啊，谁叫你没钱
镇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理狠了(指拆违)，引起社会矛盾，上访。不处理，群众要向上反映。他们也很难做的。只要群众闹的不多，违章就违章，等搞旧村改造的时候下届政府再来集中处理。我们村长，镇里行政执法大队，土管，都是通的。好多执法队员(聘用，无编制的)都是他手下干过的。啊，谁谁谁去告的，你去摆摆平啊，你不摆平的话我们就过来了啊。”
这样看来，李的连任有村民自愿支持的因素，但代价却是农地资源的流失与村庄规划的紊乱，这是一种局部合理而整体受损的状态，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镇政府之所以不来干涉，一是因为村民的选举他们不好干涉，其次是觉得没有必要干涉，因为李雪彪这样的人物能够保证村内的“和谐”，同时，他也能够积极配合，完成镇里部署的工作。
总的来说，吴镇各村的选票价格有一个基本的增长梯度，而梯度的拐点与地租的政策性增长有关。选票价格低于正常梯度水平的，可能是因为村庄人口规模小，家族和派系势力稳固，也有可能是因为混混等灰黑势力的登场，还有一种情况选票的价格也会偏低，虽然吴镇没有出现，但在附近的村庄存在，这样的村经济结构比较特殊，它以某一个产业为绝对主体，而业内的诸多小企业又以某位老板(通常是产业链中最接近客户端的)为核心运转。相对而言，选票金额偏高的，多是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当事人的行动中除了利益考量之外还夹带了愤恨、恼怒、“气”等情绪性的因素。而另一种情况，则是超级富豪出马，因为“特殊”的考虑而拿出别人根本不愿出的高价。给塘村新当选的村长当“幕僚”的镇企办退休干部王伦浦说：
“大老板出马，那是要收编队伍，做长线投资。这叫占领市场，倾销，哈哈!”
理论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属于基层社会生活的人民群众自治，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徐勇，1997)，但是，无论从其产生过程还是从其实际运行，村民自治都伴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引导和监管。本节试图理解在富人大量参选的激烈格局中行政权力是如何应对的，并在此基础上交待之所以如此应对的政治社会基础。
应该说，基层组织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确非常重视，这不是党委机关报上应景式的报道，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官员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村里选举这个事情不好管，管不住”，这是一位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与我闲聊时的感慨。他所说的“不好管”，是指“从道理上讲群众的事情政府不好干涉”，而“管不住”，意思是“很多事情自己超出了政策范围，政策不会变，管又管不过来”。
要保证“换届选举”这个权力争夺的游戏有序展开，首要条件是游戏按照明确公开的规则进行。由于选票“越来越值钱”，村民们对自己的选举权利非常看重。从确定选民、讨论细则，一直到决定检票、计票、唱票人员，每一个环节都有各派系的精英的组织和参与。当游戏的争夺变得激烈的时候，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舞台上的演员，如果有一方试图通过细节上的投机取巧占得先机，必然会激起其他各方的强烈反弹，此时行政权力如果没有在场裁断，则纷争乃至冲突就有可能爆发。
为了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镇政府要求各村的选举办法、投票办法、候选人提名办法、村民代表推选办法等必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连发公告，确保选举程序公开。在选民登记方面，按属地、年龄、政治条件等标准，实行“一人一地一次一票”的原则。对人户分离等特殊选民，采取自愿申请、凭证登记，同时实行选民资格争议的两级复核制度，确保不漏登、重登、错登。
为了保证选民投票时行使意志的自由，各村设立秘密写票处，不设流动票箱，这样连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对投票行动实施盯梢或监控。一般而言，秘密写票处设在会场一角，用木板和门帘隔开，选民被点到名字后凭证领取选票，轮流进入秘密投票点写票。当众公开计票、唱票，结果当场公布。此外，对于现场意外发生的撕选票、砸票箱、冲击会场等破坏选举的“闹事”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要求派出所干警对产生的问题果断处理，无法处理时迅速向上级指导机构请示报告，把矛盾消灭在萌芽阶段。
对选举规则做一些地方性的微调也是必要之举。微调之一是采取自荐直选，这种规则可以减少选举的次数，此前的选举中因为采取海推直选的方式产生的候选人较多，直接提名的初步候选人还要通过预选环节产生正式候选人，这无形之中增加了选举的次数，也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控制局面的难度增加。而自荐直选是直接进行正式选举，一次性解决问题。选民可以写选举公告上张贴出的“自荐人”，也可以写“自荐人”以外其他有被选举权的人，排名第一且票数过半便可当选村主任。如果没有过半，当日进行重选，但另行选举时只有一名差额，票多者胜，所获票数要求超过三分之一。上文中塘村的案例便是如此。另行选举时竞争者人数大为减少，票源开始集中，容易分出胜负。可以说，这是对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直坚守的“双过半”原则[27]的一个适应性调整。
微调之二是对选举方案进行简化，改变此前用“下加法”计票的方式，改为“定位选举模式”。所谓“下加法”是指参加较高职位选举的候选人，如果在较高职位的竞争中落选，其在较高职位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可以向下加到较低职位的选票中，两者相加的总票数为其在较低职位上获得的总票数，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某位富豪即使选不上村主任，也可以被选为村委委员，但缺点是计票过程复杂化，容易出错，引起现场秩序纷乱。“定位选举”是在选举之前就先确定了竞选者的具体岗位，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马福云，2006)。这种方法简洁明了，易于操作，但要求参与竞选者要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否则，没有选上村主任(或其他职位)就意味着当不了村干部。吴镇的简化之举是有意义的，毕竟这里竞争激烈，精英众多，不会出现简化之后村委班子没有能人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选举规则简洁之后，操作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的几率就大为降低。
学界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制度层面着手探讨这一问题的，但是实践操作层面的困难更为直接，也更加重要。虽然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部门、民政部门都设立了接受举报的机构，但是直接查处者只有乡镇的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即使乡镇官员都有很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查处贿选，他们在选举期间也缺乏足够的人手，更缺乏国家司法机关审查案件时的专业力量、侦察权力和技术手段。比如，调查组(2-5人)缺乏监听、监控录像等必要的取证设备，查处时只是喊来被调查对象询问一些问题。实践中绝大多数的举报都不会受理，因为“口头举报无效”，必须是书面举报，而且有人出具证词。但是，贿选行为不会像正常拉票那样明目张胆，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贿赂的行使和接受方都有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和面子作为基础，有着相当程度的信任，尤其是得了好处的选民，他们不会“拿了钱又去咬人”。
基层行政权力对贿选事件的查处“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采取“只要不引发大的事端就尽量息事宁人”的处理原则。对于极少数握有证据的举报，乡镇也会进行例行公事的调查，但最后往往以“证据不足”、“选举合法有效”等批语作结。[28]有着一线工作经验的钱铮、马卫军等人写道：
除了“很难查”之外，还有“不讨好”。因为贿选毕竟是一件不太“正面”的事，即使费尽心力查实、处罚，也难以作为一项成绩来向上汇报，除非有关领导特别重视。一旦查处的证据不实，或者取证过程有漏洞，被查处的富豪极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往往是人大、政协)向上举报，或者聘请律师打官司，让乡镇的工作人员面子上“很难堪”。而这样的例子在越州市不是没有发生过。更重要的是，因贿选而来而上访是“临时性”的，它会在短期内集中爆发，但很快又平息下去。它不像涉及征地、房产纠纷的上访那样会一直持续下去，即使没有处理，“过几天自然就消停了”。一旦选举结果正式公布，主动举报的村内派系“愿赌服输”，事态也就稳住了。换句话说，针对贿选的举报和上访只是部分竞选者的一种工具，本身并没有捍卫民主权利、维护法律尊严等抽象目的，而面对这种上访，行政权力“不处理”比“处理”更为恰当，更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
值得强调的是，针对“贿选”为何会普遍化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指责行政权力的无为，则显得比较浅层，村庄的社会基础也很重要。让我这位外来的调查者非常诧异的是，吴镇的中下阶层对贿选普遍持赞成态度，一位贫困户甚至说：
“经济刺激一搞，我们的权利就体现出来了。只有(选举)那一天，我们老百姓才真正做人。痴呆、傻瓜，也是每人一票，也是个人。平时，老板跟我们见面都不打招呼的，那天还要跟你说话，弄点钱，给我们过个年。”
而我调查时的房东，一位处于村庄中层的小作坊主则说：
“现在这世道，随便哪个当都一样。他们那些老板，斗来斗去，无非是想搞两块地，我们管他是谁当，反正是没机会的。他们斗得凶也好，我们落点钞票花花。”
不难看出，普通村民并非不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但是，当村庄政治分层(桂华、刘燕舞，2009)愈发明显，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权利无法保证时，他们只能选择将选举的权利货币化，并一次性兑现。对于他们而言，如果不是因为村内富豪的激烈竞争，他们手中的选票也许一钱不值，正是因为有了贿选，他们还能获得一些预期之外的收益。因此，普通村民绝不会因为贿选而去举报村内行贿的富豪，相反，他们还会因“不劳而获”而觉得亏欠了竞选者的人情。而这也正是基层政府之所以敢于对“贿选”采取冷处理的社会基础。
“钱是事先给的，是良心票，不是贿选，(因为)人家拿了好处也可以不选你啊。选举发钱，跟领导平时去慰问是一个道理。钱花多了也犯法没这回事吧!大面积发跟小范围发是不一样的，帮助困难群众哇!30年干部当完了还住个小房子，怎么当干部现在人家钱多了来当干部，你还要来打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解放都60年了，哪个人平白无故送这么多钱到你家来过现在有5000块(一家五口人)白白给你，你有什么吃亏赚了钱的人匀出点来给老百姓用用，这也有错吗再说了，他买也不是买定的啊，也就是3年嘛。”
这位退休回村干部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它从某个侧面说明，不仅普通群众对贿选不加拒斥，一些官员内心里对贿选也并不反感。他们之所以在公开场合要表示反对，只是因为贿选不合法。吴镇的一位副镇长也有类似的看法，但说的不是那么直白。他的意思是，现在要想办法引导富豪来当村干部，村庄才有希望。至于大家担心的当选以后的贪污受贿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财务管理来予以克制。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应该放在城镇化、土地开发、项目下乡、社会分层及村民自治的多元交叉领域中整体地予以理解。在资源密集型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之所以成为常态化的存在，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村内富豪进入权力结构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从逻辑上讲，富人的参政与贿选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因为要赢得选票不一定非得通过货币。那么，为什么富人更倾向于向选民行贿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选票
由于得到村庄各个阶层尤其是上层各派系的认可，“贿选”成为特定场域内富豪竞选村官的“公平”方式，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权力型构手段。而对于村内的普通阶层而言，在村庄政治呈现出精英民主的态势时，他们“说不上话”，也“做不起人”，而唯一能够体现其民主权利的，却是选票的价格。正是由于得到村庄上层的支持与中下层的欢迎或默认，才会使得制度对于贿选的约束成为纸面上的文本。
基层政权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管，是要让其稳定、有序，保证选举顺利产出符合“双带路线”的结果，同时避免选举过程中发生冲突，它无力查处选举的中越轨行为——贿选，也无动力对其实施严格监管。当“保稳定”成为首要目标时，行政权力选择在形式和程序上对实践中既定的选举模式加以保护和维持，而非主导、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委会选举是真正地放开了。选民在选举期间是自由的，每个人都“享受”了一次权利，但是，“选主”并不等于民主，甚至可以说，以“选主”来代替民主乃是民主的蜕变与堕落(王绍光，2008)。遗憾的是，当“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组织路线成为基层的主导工作思路时，行政权力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却将着力点放置于前者，并无意中用标语、口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如吴镇街道上悬挂的横幅：“保障选民权利，推进选举民主。”
【参考文献】
陈柏峰，2011，《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董礼胜:《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及其治理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桂华、刘燕舞：《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一个视角》，《中国研究》2009秋季卷。
胡建：《遏制贿选：法律规制与社会治理》，《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黄宝久：《贿选频发与治理的制度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系与派性》，《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
贺雪峰，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卢福营：《群山格局：社会分化视野中的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赖伟平:《村委会选举贿选现象的公共选择分析及立法规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马福云，2006，“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模式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马克斯?韦伯，2005，《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绍光，2008，《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吴思红：《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3期。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逻辑》，《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
——：《村庄派系与贿选行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孙琼欢、卢福营，2000，“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的派系竞争”，《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仝志辉，2004，《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勇，1997，《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勇、吴毅、贺雪峰、全志辉、董磊明：《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徐延山:《村委会直选中的贿选现象与遏制对策》,《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GeorgeRitzer,2011,SociologicalTheory,NewYork:McGraw-Hill.
GarfinkelHarold,1984,StudiesinEthnomethodology,PolityPress&BlackwellPublishersLtd.
【注释】：
[1]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富人治村现象研究”和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度校级科研项目(SKZD201202)的资助，特此致谢。
[2]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对贿选做了如下界定：“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
[3]遵照学术惯例，文中所涉地名已做技术处理。
[4]为了叙述方便，下文中类似于“全镇”、“镇政府”等简称中的镇均指行政建制上的吴陵镇。
[5]在村支书当中，“老板”的比例略低，大约在65%左右。
[6]田村村主任朱天达是一名葡萄种植大户，收入在村里并不冒尖，但他的弟弟正在云南昆明投资房地产，据说有数千万元的资产。
[7]村委会选举时妇女的名额实行专职专选。与男性对村干部职位的争夺程度相比，村庄各阶层妇女的参政愿望不强，妇女主任候选人的确定更大程度上与乡镇计生部门的组织意图有关。
[8]指农村社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
[9]主要是没有宅基地指标，只允许“原拆原建”，而且还要通过层层审批，并获得周围邻居的书面同意。
[11]村委委员的竞选特点与村主任类似，但激烈程度稍弱。在竞争白热化的城郊村和部分镇郊村，富豪们会联合起来以“组阁”的方式开展竞选活动。本文为了叙述的清晰简洁将村委委员的竞选弱化处理。
[12]吴镇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垅村。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同为镇郊村，垅村选票的价格在旧村改造之前和之后都偏低。
[13]“喝茶”内容并不一定是去茶楼品茶，而是可以涵盖洗脚、按摩、桑拿、唱歌等多项活动。这是当地一种类似于行话的说法，其目的可能是听起来雅致一点，不至于招人耳目。
[16]2010年末，面积指标已由省里批准，但规划方案由于坞村的阻挠而仍需修改，此时前任村主任吴大海却在2011年初的村委改选中落败。
[17]由于土地资源越发稀缺，越州市政府决定压缩旧村改造中“落地房”(即单门独户的三层半楼房)的指标，提倡高层建筑。这使得富人们在旧改过程中建造别墅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他们必须设法获得剩余的落地房的宅基地指标。即便如此，在村里建造别墅的成本仍然与在城区购买别墅的价格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18]吴东明是在2011年选举中获胜的村主任，主要产业是一家饰品厂，每年纳税两百多万元，位列全镇第三。不过，他的企业之所以成功要归因于父亲吴历州，而吴历州与吴大海是同一个家族的堂兄弟，两人在1980年代初便开始创业，曾有合作经历。后来吴历州主要在本地发展，而吴大海将业务扩展到了外地。
[19]这句话影射的事实是，从来没当过村干部的吴东明上任以后不熟悉村务，将村里的公章从会计那里收走放在自己的住所里，而他的住所又在离村很远的工业园区，老百姓去办事如果步行的话要走20多分钟，这一点让村民们非常不满，而“在野派”的精英们则借此说事。
[21]这句话是暗指塘村在吴春国任职期间与上级领导关系不好，没有争取到足够的工程项目，同时因为扩建和装修村委办公楼花光了此前吴大海当村主任时积累下的集体资金。
[22]这句话主要是指吴春国与吴东明两人常年有一批无业青年相跟随，当中部分人可能有黑社会背景。
[24]宅村的会计在访谈中遇到有关村长的问题时微笑不语，他说，“有些事情只能猜猜，不好乱讲”。
[25]这是吴镇各村在村内分配宅基地的机制，即村委会以拍卖的形式将村内空地“出售”给村民建房，拍得的价款作为村集体的收入。通常马路边的地基可以拍得高价，120平米价值25-25万元，而普通地段在6-10万之间。宅村的特殊之处在于，拿出来拍卖的空地并没有获得土管部门的宅基地指标。
[26]我调查时没有见到何闯本人，但听人转述，何闯希望儿子“能过点安稳日子，不要太累”。为了确保选举结果万无一失，他事先宴请村里几个有意竞选的小老板，告诉他们“这次装装样子就行了，不要较真，有什么损失我来补偿”。
[28]其实竞选者——富豪，在日常生活中与镇政府的干部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联。在查处贿选的过程中，这些基层官员大多都会心照不宣地“给个面子”。
[31]这种村庄与其特殊的产业结构、经济组织、家族结构、居住模式等因素有关，其内部场域呈现出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同构的局面。
[32]坞村2005年落选的老村长对此深有感触，回忆起6年前落选的情况，他说：“要是不用钱，他凭什么把我选下去我在村里面干了十几年，哪家没请我吃过调解饭啊他比我小了差不多20岁，又一直在外面做生意，村里就没几个人认识他。他想一夜之间上去，哪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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