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有三四百万年的历史，但人类绝大部分的发明创造和文明进步，却是在短短的一万年间才完成和实现的，特别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那个时段、在地球上有限的几个区域，集中出现并扩散、传播开来的。以今天的绍兴为主要活动中心，而足迹遍及今天的整个浙江的于越人的四大创新发明，正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越地因此而成为当时世界的创新高地。
距今10000年前，浙江史前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为以上山遗址命名的上山文化。
距今11000-9000年的上山遗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遗存”，充分证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
距今10000-9000年的小黄山遗址，于2006年与上山遗址一起，被命名为上山文化。因为在这一遗址中，同样出土了夹炭红衣陶等陶器上栽培水稻谷粒的印痕遗存，以及相应的稻谷储存空间、收割工具、碾磨脱粒工具等遗存。“小黄山遗址面积实测10万多平方米，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为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等经济、社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浙江省境内像上山遗址与小黄山遗址这样的遗址，多达18处。这些遗址告诉我们，早在10000年前，越人已经走出洞穴、采集种子、反复实训、辛勤耕耘、安居乐业，开始人工栽培水稻，成了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农人、最早进行农业革命的技术员与科学家，成了绍兴鱼米之乡历史的开启者与人类稻作文明历史的开启者。
从此，历经万千年的长途跋涉，小小的稻种伴随着人类的脚步，播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距今4000年前后，水稻传入印度；公元前1000年前后，传入朝鲜半岛；公元前4-3世纪，传入日本。
由稻作农业而生的稻作粮食文化，构建了中华民族田园牧歌式的精神世界。常用汉字中，有133个字以“米”为偏旁，稻米成了与文字、文化形影相随的特殊符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向人们展示的，正是美丽的山村风光、平和的自然节奏与恬淡的田园生活。
水稻的驯化与稻作农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中华文化的代代相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不仅如此，它还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水稻今天养活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这是“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小黄山遗址等遗址中大量出土的栽培水稻遗存与陶器遗存，分明是在告诉人们，稻米的生产与陶器的制作，已经为酒的酿制提供了最基本的原料与器具。
在同属上山文化、距今9000年的桥头遗址，出土了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酿酒残留遗存。“一只陶壶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做检测研究，专家在陶壶里的残余物中发现了大量霉菌和酵母。9000年前，桥头人已经酿酒了，这只陶壶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与此同时，国内研究人员也在“多件陶器中发现米酒残迹”。“综合多件残留物的分析结果，桥头遗址陶器内所储存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曲酒。上山人利用发霉的谷物与草本植物的茎叶，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之稻谷、薏米和块根作物进行发酵酿造。”
“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和以稻米为主要成分的谷物酒，在义乌桥头遗址发现，这是在稻作文化滋养下族群获得壮大与兴盛的象征与佐证。”
4000多年前，大禹因酒“饮而甘之”后，遂“绝旨酒”，并发出了“甘酒嗜音”“未或不亡”的警告。透过这些记载可以想象，当时酿酒的产量之大，喝酒的风气之浓。
到了越国时期，酿酒业更是得到了大发展。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等陶器与原始青瓷，表明那时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已经一应俱全。这时，酒的功能也得到了极大的创新拓展，有君臣畅饮、君民同饮的，有犒劳将士的，还有奖励生育、祝福长寿的等。
照此看来，越地成为酿酒的源头，绍兴成为黄酒的故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顺理成章的。
酒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语言，人类形影相随的忠实伴侣，人类生生不息的永恒产业。绍兴黄酒历史悠久，是国史；人无我有，是国使；有益健康，是国宝。黄酒作为产业，值得大力发展；作为文化，值得大力弘扬。
酒与茶，自古不分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是在不断地催生着创新发明。正因为如此，越人在首创酒类酿制的同时，又首创了种茶用茶，使酒与茶成了一对同胞兄弟，使越地成了茶树栽种与茶叶利用的源头。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山茶种子，表明于越先民在8000-7000年前，就已开始了对茶树及茶的利用的探索。
田螺山遗址发现的山茶属茶树根遗存，有规则地分布在聚落房屋附近，表明7000-5500年前，于越先民已经在有意识地栽种茶树，并且有意识地利用茶了。“田螺山遗址发现了似为间隔配置的树根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山茶属的树木是人为种植的”，“其木材结构与栽培茶树一致，这也能够证明这些山茶属木材确为茶树”。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该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把陶壶，与现今茶壶颇为相似，很有可能是用茶的工具。
到了汉晋时，越地种茶用茶有了白纸黑字的记载。会稽郡“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山中有大茗”；“家人入山，获大茗焉”。三国时吴帝孙皓“以茶代酒”的故事，同样证明了距今1800年的古越大地上，已经有了种茶用茶等茶事活动。
唐代是越州茶发展的高峰。茶圣陆羽称：茶，“浙东以越州上”；“碗，越州上”。越茶与越瓷形成了交相辉映、赏心悦目的动人景象。陆羽好友、诗僧皎然，流连越中，写了25首茶诗，在人类茶叶史上首先提出了“茶道”的概念。
茶是中国对于人类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茶叶改变了世界，影响了历史。美国人类学家尤金·N·安德森在《中国的食谱》中写道，茶与咖啡、可可、可乐（果）四大植物的名字，是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词。
美国著名茶史专家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写道，在文明世界最重要的三种无酒精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中，茶叶最为温和、最受欢迎，这是来自东方的恩物。
美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认为，改变人类文明模式的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与英国人饮茶习惯的养成有直接关系；在世界三大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世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一切。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越地是种茶用茶的源头。茶和天下，兼容并蓄。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需求引导创新，创新造就供给，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止境，创新更无止境，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条规律。
吃饭需要饭碗，喝酒需要酒杯，用茶需要茶具，于是越人又成了人类瓷器烧制的首创者。
陶器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生活工具，是古代人类第一次改变自然的发明创造。这样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文化史的开端。10000年前，越人烧制的“上山文化夹炭红衣陶是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新陶系”，“以红衣陶为基础，上山文化诞生出中国最早的彩陶”。“上山文化中期开始出现彩陶，这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彩陶。”
经过夏商之际到西周早中期的初步发展、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进步提高，到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浙江原始青瓷的生产工艺达到了巅峰，形成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原始青瓷巅峰时期，“浙江地域多为越国辖境”，“正是越国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探索实践无穷尽，创造发明无穷尽。在距今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越人又创造性地烧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熟瓷。现代考古发掘与科学检测研究表明，汉时越地的窑址，仅上虞的曹娥江两岸，就多达61处。
从陶到瓷，从原始瓷到成熟瓷，其意义不亚于从猿到人。它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工艺水平，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审美情趣，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这是越人为人类与人类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
稻作、米酒、茶叶、瓷器，称得上是越人奉献给全人类的“四大创新发明”。以此为代表的越人的创新发明，呈现出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原创。常常表现为原始创新、原本创新、源头创新，因而常常具有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惊天动地的里程碑意义。
二是连续。从不满足于一次创新，从不因既有创新而停滞不前，而是接续创新、深化创新、不断创新，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创新。
三是共享。在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与水平的同时，使创新成果实现民族共享、人类共享、古今共享。
越人的创新发明，不仅仅是对人类物质上的重大贡献，在精神层面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执着的创新追求、务实的创新内容、宽广的创新胸怀，同样是对人类精神上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