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是说茶作为饮料，发端于神农氏，周公旦作了记载而闻名于天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人都喜欢饮茶。饮茶形成风气，在唐朝达到了鼎盛，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荆州、渝州一带，更是家家户户都饮茶。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蒙顶山是有史以来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开始在名山区境内的蒙顶山栽种茶树。唐宋时期是蒙顶山茶的极盛时期，唐玄宗时期蒙顶山茶被列为贡茶。一直到清代，蒙顶山茶一直是给皇宫的贡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收藏着清宫的蒙山茶，还收藏有来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湾茶、灌县细茶、邛州茶砖等贡茶。此外还收藏有普洱茶等来自云南、贵州的贡茶。这些古老的茶叶，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围，使得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一条险途。直到东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周慎靓王时期，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为侯，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从而拥有了天府之国的丰厚特产，有了对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战略优势。伴随着蜀国并入秦国版图，茶文化才由蜀传入秦。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由四川等地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魏国张揖所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荆巴间”，就是四川、湖南、湖北。后面几句，是讲制茶工艺与效用：把茶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如果叶子已老，就用米汤来调和，再制成茶饼。每欲品茗时，先炙烤茶饼，使它变成红色，再捣成碎末，放到瓷器内，以沸水冲开，或者加入葱、姜、橘皮，搅拌后饮用。如果用它来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难以入眠。
三国两晋，茶的芳香开始缭绕在长江下游。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
《茶经》转引晋代卢琳所撰《晋四王起事》的记载说：“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被司马伦幽禁于金墉城，受尽凌辱，被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洛阳时，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献给晋惠帝喝。
瓦盂，就是盛饭菜的土碗，说明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茶具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
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代茶具，有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青釉五盅盘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兰茶、银针茶、梅片贡茶，来自福建的武夷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岩顶花香茶，浙江的龙井茶、阳羡茶、碧螺春茶、灵山茗茶，以及来自江西、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贡茶。这些贡茶虽然均出自清代，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茶叶种植已经由最初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辐射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知茶的人
《茶经》中提到的晋代饮茶者中，刘琨位居第一。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他曾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于常常“共被同寝”，而且都心怀建功立业的理想。一天半夜时分，祖逖闻听荒野鸡鸣，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一起到屋外舞剑练武。从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里，脱胎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典故。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愦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烦闷时，常要依赖好茶来排解，你可为我多置办些。
东晋时，陆纳迁太常，徙吏部尚书，谢安常来串门儿，而陆纳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看不过眼，偷摸儿给客人准备了珍馐美馔，他还以为叔父会夸他会来事儿，没想到谢安走后，陆纳把侄子臭骂一顿，说他败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还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可见那时，已经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饮茶已成为精神清洁的象征。
所以，陆羽后来在《茶经》里写道：“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与陆纳同时代的官员桓温也主张厉行节约，做扬州牧时，每次宴请宾客，只摆出七盘茶和果品，再无他物。这事记在《晋书》里。
但在晋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属。杜育是西晋一位天才少年，长大成人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誉有“美丰姿”的雅号，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将军，又任国子祭酒，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他那颗俊美的头颅也在“八王之乱”的刀光剑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时大约只有三十岁，以至于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晋书》里，连个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别人的传记中，才偶尔露个小脸，比如在《刘琨传》中有记：“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与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传》中，苟晞在上表时提到一句“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假若他没有写下《荈赋》，他在历史中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留下了一纸《荈赋》，就彻底地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足以让杜育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称雄于世，让世人无法忽视他伟大的创造力。《荈赋》全文今已不存，只剩下残编断简，存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这八个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赋》被铭记于史，千秋不朽，因为他是“站在人类茶学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视野之内，再无他人”。
正是有了《荈赋》，人们才把西晋视作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这分明是甘露啊”
西晋以来，中国茶文化悄然开启了它的旅程，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依然是酒，茶还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是说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喜欢饮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来款待客人，然而，那时很多人不习惯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涩寡淡，但王濛却热情无比，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会说“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体会喝茶的厄运了。
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变得更加不可复识。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茶的命运细若游丝却绵延不绝，饮茶之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上层社会和僧道阶层影响越来越大。陆羽《茶经》从古文献中引了这样一条，“《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之子。他们一起前往八公山，寻访昙济道人。昙济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教徒，“道人”是对修道之人的泛称。昙济道人用茶水来招待他们。刘子尚饮后，说：“这分明是甘露啊，怎么是茶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结果，是“因德治而出现的祥瑞”。西汉贾谊《过秦论》说：“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绝处逢生。”有了甘露，才有万物滋生，才有人世长寿。莫非这超脱尘俗的茶水就是传说中的甘露吗？
南北朝时期，皇帝王公对茶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齐武帝萧赜临死前在遗诏中说：“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在他的灵位上置放杀牲作祭品，只需摆上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就可以了。
精美绝伦的茶具
犹如暴风骤雨之后是晴空丽日，历经三百多年混战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统一和繁荣。三百多年的战争，刺激了这片东亚大陆上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从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黄河边的洛阳，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推行汉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蒋勋：《美的沉思》，第1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让中国的河流成为一张彼此交错、可以互相抵达的大网，将曾经破碎的版图，通过漕运经济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物质大流通中，茶文化也获得了向北发展的契机，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鲜事物”一起，出现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这种清淡的饮品逐渐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茶叶市场的大增，带动茶叶生产的大发展。《茶的真实历史》一书中说：“唐中叶以前，蒙山茶因稀而贵，一匹绢丝甚至买不到一斤茶。随着北方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蒙山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数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随处可寻。据说，‘关隘而西，山岭而东’的村民可以数日不食，却不能一日无茶。当地有民谚云：‘一个茶芽七粒米。’茶叶质轻，便于运输，不易变质，是很好的经济作物。”
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世上仅存的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多件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公元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哲学与艺术之饮
在唐朝，酒和诗是那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酒的唐朝，就像没有诗歌的唐朝一样寡然无味。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白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诗歌与酒，那么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才是大唐气象，那么的雄姿英发、洒脱张扬。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渐流行。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酒比起来，茶的素洁清淡更能体现精神上的清雅脱俗。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只是真本已不见踪影，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画面上各有五人，分别是辩才和尚（左侧执挥尘坐于禅榻）、萧翼（坐辩才和尚对面的长凳上）、一名小僧人（在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辩才身后，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都有两名仆人正在专注地烹茶，这个烹茶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是没有的。其中，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正要搅动“茶汤”，旁边的童子则弯着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然后向宾主敬茶。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吕温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都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在唐代，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经非常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文人们通过“不令人醉，微觉清思”的品茗活动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心灵境界。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茶诗。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都写过许多茶诗。有学者指出，魏晋至南朝的急遽演变中，华夏道释儒开始融合，茶与主流文化开始融汇，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饮大步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于是，在皇皇大唐的风华中，茶从普通饮品升华为高雅与文化之饮，从解渴之物升华为哲学与艺术之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