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碟子腌咸菜呀，一碟子腌咸菜呀......”
相声段子里唱词儿带着俏皮，又融着生活元素，道出了北京这座城市平淡中有滋味，简单里又不乏丰富的乐呵劲儿。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北京人生活中与腌咸菜相仿的酱菜。
图源：电视剧《芝麻胡同》剧照
早先京城的的酱菜园子可是不少，而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八方汇聚”的特性，小小的酱菜也分出了各门各派。例如天源酱园与东安市场北门路北的天顺义，他们是本地京酱园的代表，而山东的桂馨斋、兰馨斋除了酱菜，油盐店儿的生意也格外兴隆。最为著名的是山西的酱园，中鼎和、西鼎和、北鼎和与长顺公......可谓在京城遍地开花，其中在大栅栏站稳脚根儿的六必居，更是家喻户晓。
可以说，北京的魅力便是在这集聚各方文化于一身的包容，在于各自绽放异彩的丰富，在于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经历，又汇于一地，共同追梦的奔头儿。时光与历史的更替前行，为人们留下了不少可以寻味、揣摩的空间，抽丝剥茧、争鸣讨论、寻觅与惊喜......这是时光赠予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
正如诸多老字号的身世故事，正如这六必居的前世今生......
金字招牌，对于任何老字号来说均是重中之重的物件，这其中有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有形招牌挂于门额，犹如脸面，或是名家落笔，或是独具风范，成为了店家足可拿出，值得说事儿的“品牌”。无形招牌或蕴含故事，或积淀厚道、精巧、暖心、细致的经营之道，如在江湖之号，号出号落均有风采照人，正可谓每个北京人心中都会有那么几个站得住脚的老字号。
六必居的背景资料、主营业务不用赘述，早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信息。还是直入主题来得痛快。
对于六必居的招牌，则占尽了有形与无形的优势。
有形的牌匾背书者腕大名响，相传出自严嵩之手，这也是北京老字号江湖中，对于六必居久远历史最为广泛流传的说法。事儿还得从严嵩尚未在朝野中成为响当当的人物，更甭说是万人唾骂的贪官污官说起。
当时严嵩还处于“待业”阶段，然而这一身的才气却早已傍身，文人乐于与酒结缘的秉性古已有之，严嵩与六必居结缘也是因为酒。那会儿六必居的主营业务中，酒也是其中之一，因为离着严嵩家不远，所以成为了这里的常客。久而久之，同样在商海打拼不多时日的六必居掌柜的便请这位熟客挥笔题字，这也见证了买卖家儿与照顾主儿之间的友情。
这倒是让笔者想到了京城另外一家老字号，鹤年堂牌匾的传说，同样的与严嵩结缘，同样也是严嵩展翅高飞之前的蓄势待发。而所在的北京宣南之地，恰恰又是八方才子集聚之所，起航之地，这样诸多的巧合，佐证了牌匾出自严嵩之手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就有点俏皮了，不过同样与严嵩有关。据说当时严嵩已然身居高位，但好六必居这口儿酒的毛病并没有因为“屁股下凳子”的变化而变化。一日，六必居掌柜的大着胆子向前来购酒的严嵩家丁递话儿，能否请严大人赏副墨宝，那挂在店门上，得多有“范儿”啊!家丁回府后百般思索，琢磨着老爷不太好说话，索性找到了太太帮忙。结果严夫人倒是大气得多，这事麻烦老爷还不能让他知道。于是夫人“刷刷几笔”——六必居，三个大字跃然纸上。您可千万别误会是这位“女中豪杰”要造假，三个“七扭八歪”的字则是在“千娇百媚”中送到了老爷手里。一句“老爷，这仨字我怎么也写不好，你教教我吧!”嘿，哪个老爷们能抵得过如此温柔的讨教，严嵩索性提笔为夫人担当“楷模”。三字是指导之书，所以也就不会有落款了......
传说必定是传说，坊间流传的故事笑话儿，只当时光中的插曲，但这也佐证了六必居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
不过几种说法的主人公都离不开严嵩，而结合严嵩所在时期，六必居的诞生，便被人们定位于1530年。这其中清朝《燕京杂记》也进行了记录:“六必居三字相传为严嵩书，端正秀劲......”清末的《竹枝词》同样将六必居的起始之年定位了当时的400年前:“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
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则依据明朝薛冈的《天爵堂文集》考证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匾额为明代书法大家姜立纲所书。不管这历史长河中的雾中之花孰真孰假，六必居的“生辰”已然被确定为明朝，这其中的诸多故事，也为北京老字号的发展之路，增加了不少趣味的亲和。
面对历史的谜团，有人选择沧海观潮，自得其乐，有人选择事不问不清，理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正可谓各有各的乐儿，各有各的执著劲儿。
邓拓先生便是对打破砂锅问到底拥有着一股子劲头儿的学者、收藏家，面对六必居明朝诞生说发起了挑战。
邓先生爱收藏，以古籍善本书画尤爱，民间与文字有关的物件也囊括其中，在他的收藏中就有不少和北京老字号有关的物品。其中在有关于六必居的房契与账本中，邓先生有了新的发现。
一份账本中写道，1728年雍正六年，此地是个名为源升号的酱园，直至1741年，乾隆六年的时候，才首次出现了六必居的名字。这样的发现，如炮竹的火撚儿，一下子点燃了邓拓对于六必居发源年份的探究欲望。1965年，他特意向当时六必居分店六珍号借来了六必居的更多房契、账本进行寻踪。
在一本老房契中记载，康熙十九年，此地并未提及六必居的名字，而康熙六年的旧家具账中，则出现了源升号三个字，这与之前邓拓手中的账本形成了吻合。
再看如今源升号的位置，恰恰就在距离六必居老店向南不远的位置，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两家老号或许有所渊源，甚至六必居就是源升号的近亲兄弟。此外，之前对于严嵩题字说的传说中，也提到，严嵩是去六必居买酒，而不是买酱菜。其实解放后，六必居还在坚持卖酒这项业务。
那么，六必居何时开始从事与酱有关的业务那？在一份乾隆六年的老账本上，邓拓有了发现，当时六必居开始兴建酱厂，为了购置木料、牲口等物，共用银二十三两三钱九分五厘，钱四百六十二千九百三十七文，折合银二百七十七两七钱六分八厘。共做新家伙银七百零一两一一钱六分。
除此之外，一些房契还见证了此地房产的易主经历，这些房契账簿为邓拓逐一梳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六必居沉浮发展线路。
时光与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歇，人人事事在这大浪淘沙中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也正是推陈出新的闪现，才为这岁月带来不少寻味之乐，发现之趣。
无论是大明朝野权臣的佐证还是清朝房契账本的文字，扑朔迷离的面纱飘忽着，却又让人似看到了面纱后的主人。无论年份之争孰对孰错，但六必居主人来自山西的身份确凿无疑。
伴随着经营者对于品牌意识的增加，企业文化的梳理成为了北京老字号共同的话题。六必居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梳理与挖掘中，六必居人有了新的发现。
这面纱后的主人，仿佛是一个汉子。庚子年间，前门外陷入火海之中，六必居与这里的老店铺一样未能幸免于难。然而，牌匾字号就是老店的命，一位叫张夺标的伙计奋力将老匾救下，送至临汾会馆。待到六必居重张开业之时，老匾再次回归门额，这是老与新最好的衔接礼物。此举也让张夺标荣升。
前门大街的火，因为六必居的牌匾，还有一则传说，不过这面纱后的主人，则换成了一位机灵能干的的小伙计，它被记录在民国年间一本名为《燕京访古录》的图书中。据说，当时六必居的牌匾早已美名远扬，所以全店上下怎敢马虎对待。每日擦拭牌匾的活分配给了一位小伙计。小伙计每天都会精心擦拭老匾，尤其是匾中的金子，更是被“一笔一划”得精心擦拭。一日，正赶上前门大街“火烧连营”，老匾也未能幸免于难，这让老板捶胸顿足，不过事情的转机便来自小徒弟的匠心之举措，正是因为每日的劳动，形成了“肌肉记忆”，每一笔画、笔锋与气脉烂熟于心。小伙计在六必居即将重新开业之前，为崭新的店铺献上了亲手写出的牌匾文字，与之前老匾无二差别。
传说终归是传说，但六必居所承载的劳动者们的匠心是真实的。这份匠心穿越时光，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因此，那张面纱之后的主人越加清晰，那是一群寻觅六必居、守护六必居的人。
六必居五百年纪念老照片
2007年，这些人前往山西考察六必居历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张老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照片中的人们带着憧憬、带着回味站在一起，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如当今“北漂”们同样的笑容，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同样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之光。照片由当时同样为老字号的大北照相馆拍摄，查阅照相馆位置，原来就在石头胡同，同为前门商圈的“老户”。更为重要的是，照片标注了这样的字样——“六必居500年店庆，摄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由此推算，六必居的出生日期应被准确定位为1436年。
此外，北京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来出自北平市警察局的户口调查表同样带来了惊喜。“六必居经营地址:粮食店街二号;居住年限:500年”!通过此份调查表所标注的调查日期——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八月二十六日，往前推500年后，我们发现了惊奇的巧合，同为明朝正统元年。
这面纱背后的主人或许还会是一口井。2015年，就在六必居博物馆筹建之时，这口古井伴随着工程进度被挖掘出来。这口古井直径1.5米，与北京的古井不同，为双辘轳设计，这也是山西的典型风格。就其位置看，正处于六必居老店以西的位置，让我们想到了“前店后厂”这一老北京典型的经营模式。经过专家对古井用砖的鉴定，为明朝大青砖，每块长30.5厘米，宽16厘米，厚7.5厘米，净重8公斤，青砖内壁沉积的水碱达2厘米。古井的出现，再次给予六必居明朝诞生做出了见证。
揭开面纱，他们是坚守经营之道的奋斗者，他们是善良淳朴的劳动者，他们是寻根溯源的传承者......他们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可以回味及寻味的光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