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年，彼时的中国还是明朝万历三十九年，郑和完成第七次下西洋已经过去了181年，推行万历新政的张居正也已经去世了29年，明王朝开始迈入了它的末期历史。
这一年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居民姚旅写了一本记录莆田土产的笔记《露书》，在书中姚旅不仅记录了许多当地的药用植物，也记录了一种来自菲律宾（当时叫吕宋）叫做淡巴菰的本草植物，同时记录了漳州的农民以极高的热情种植这种草本植物，以至于当地产量反而超过了菲律宾，反过来向菲律宾出口，而且在姚旅的家乡莆田也有销售。
这种被称作淡巴菰的本草植物就是烟草。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烟草起源于美洲，印第安人很早就开始吸烟叶，甚至还把它作为货币，在15实际到17世纪的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伴随着哥伦布等一批探险家登陆美洲后发现当地印第安人使用烟草的习惯后将其带回了欧洲，而后伴随着东西方之间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
16世纪和17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水手们在学会美洲印第安人吸食烟草的行为后，在前往世界各地的远洋航行中将这一新行为传授给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而将这一行为传遍世界各地。
但是烟草进入中国的细节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17世纪初，烟草作为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已经在福建沿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被农民广泛的种植。
到了17世纪40年代，姚旅的家乡莆田的烟草消费量已经相当大了，特别是沿海的漳州府和泉州府两地，出产一种叫做叫做“石码烟”的烟草，这种烟草在整个17实际都被认为是最好的烟草之一，到了18世纪，连广东省也成为了烟草的重要种植区。
与此同时，许多在国内做长途贸易的商人常年沿着大运河往返于京津和江南，同时，明朝末年从南方运漕粮到北京和北方边防的帆船被当局允许携带一些免税的非官方货物，在这个过程中烟草被带到了部分北方省份。
而在北京当官的明末官员杨士聪在他的记述里描述了北京城几乎没人不使用烟草，可见消费烟草的数量已经相当高了，而且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种类的烟草在销售，诗人申涵光就评价相比北京城售卖其他地区产的烟草，福建烟草是北京商铺里最好的烟草之一。
因为北京对烟草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引起了北京农民开始在郊区种植烟草。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因为烟草流行给种植烟草的农民带来高额利润，烟草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但在当是的中国农业经济中这严重影响了主要农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进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而当时的明朝在北方忙着和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干仗，在中原和忙着和李自成的农民军干仗，打仗就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因此崇祯十六年（1643年）开始禁烟，私自种植烟草会问罪，但相比烟草的高利润，农民们对禁令置若罔闻，最后崇祯大怒将刑罚提高成死刑才起到一定作用。
伴随着烟草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逐步扩散开来，烟草也通过日本和朝鲜或者山东或辽东的明朝辖区进入了东北地区。而取代明朝的清政府初期同样遭遇了崇祯皇帝一样的禁烟无法推行的局面。
皇太极针对抽烟和烟草种植制定了禁律，到了雍正时期禁烟力度有所下降，而乾隆时期甚至因为禁烟而发生朝堂辩论，清朝禁烟和明朝崇祯帝禁烟的原因一致，都是因为烟草种植占用了大量土地，进而影响了农业生产。
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基本是个纯农业社会，另外少量的烟草进口活动还造成白银外流，但烟草实在太受欢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贫民百姓，抽烟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风气。烟草禁令的执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嘉庆时期，因为鸦片开始流行，再也没有人关心禁烟的话题了，因为禁鸦片已经够人们忙活的了。
在上述两条烟草进入中国的路线之外，水烟途径云南和甘肃一路复杂的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逐步传入了中国西部边疆，甘肃的省会兰州很早就以被加工切成细丝的“黄花烟”著称，而这种烟只能用水烟筒吸食。
伴随着烟草进入中国的三条路线，很容易发现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参与的多种跨区域长途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全新商品，烟草伴随着近代早期世界日益加强的贸易网络逐步进入中国，而后开始了从一个舶来品转变为中国本土产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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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起源于美洲，在欧洲殖民主义的活动过程中传播到欧洲，同时伴随着初始阶段的全球贸易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但近代初期的欧洲人消费的都是由殖民地种植园的奴役劳工种植，然后由皇家专卖或者政府主导的股份公司经销来的进口烟草。
但在中国，到了17世纪到18世纪时期，大部分的中国消费者吸食的都是国内本土种植的烟草，中国人将这一外来作物完全本土化生产，这其中最大的动力主要在于烟草本身是一种高回报的经济作物，一亩地烟草的经济价值可以抵得上十亩地种田的经济收入，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动力。
到1790年，昆明附近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植了烟草，湖南长沙附近的稻田在1830年到1870年间全部变成了烟田，同时陕西中部的渭河流域、四川东南部和贵州部分山区也都种植了大量的烟草，而在长江沿线的丘陵地带更是将烟草作为利润要比粮食丰厚数倍的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
伴随着烟草的广泛种植，烟草加工产业也开始逐渐形成，农民将成熟的烟叶收获后直接出售给中间商，通过户外阳光下风干或者火上烘烤的方式对烟叶进行简单的干燥后交给经销商，经销商进一步将烟叶分级后进行加工。
虽然手工作坊规模较小，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迅速，1736年的福建永定只有一家手工作坊，但到了1820年就发展到了一百多家。
伴随着烟草种植的高利润并存的是烟草对氮和钾元素极高的摄取量，因此所有种植烟草的土地都面临着肥力快速流失的问题，但对于清朝时期耕作农田的贫苦中国农民而言，短期收益明显比考虑土地肥力的长期效益更为重要，但肥力丧失后的土地本身也不具有种植烟草的可行性。
面对困境，当时的农民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在原有的土地上利用更加优化的耕作技术并付出更多的资金和劳力，这种方式出产的烟草往往更加优质而能够卖到城市的核心城区并售出高价，长此以往逐步形成口碑效应，烟草也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和主要的手工业。
第二种选择就是在原有的土地之外开垦以前没有种过烟草的烟田，这一行为引起烟草种植总面积的扩大，全国的烟草种植地区数量也急剧增加。清代中期的全国烟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500万亩，作为对比，同时期的茶叶种植面积也不过是521万亩。
中国农民们在遍布全国的500万亩烟田里主要种植了两种烟草，分别是种植最为普遍的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这两种烟草的加工方式都是加工成为烟丝，但黄花烟草只用于制作水烟烟丝，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兰州黄花烟，主产地也是兰州和福建部分地区。
和如今琳琅满目的烟草品牌一样，当时的烟草有各自不同的品牌名称，比如“条丝烟”、“乌厚烟”、“青条烟”，但这些命名方式更多的是依据各地烟草的种植生长环境不同而引起的烟草品味不一样，其更多的是受制于各地烟草种植的自然气候条件，不同品类的烟草往往代表着不同的质量。
质量高的烟草往往代表着较高的价格，当利润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和今人一样，当时的商人们也开始干起了制作假烟的勾当，比如将四川郫县种植的烟草当成声誉更佳的汉中烟草售卖，又或者将江西（当时叫广新）生产的烟草当成蒲城烟草贩卖，可见制假这种事情，前人与今人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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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到17世纪到18世纪时期伴随着烟草在中国国内的大面积种植，国内的烟草种植产区的烟草加工业也开始了蓬勃的发展，但这一阶段的烟草加工方式还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
在依靠手工业加工烟草的时期，烟草的消费方式更多的集中在旱烟、水烟、鼻烟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时一些会部分地区也会使用手工卷烟，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沿海的一些跳跃口岸消费者已经知道了手工卷纸的雪茄和卷烟。
但卷烟机的出现改变了烟草的传统手工加工方式，进而开始改变人们的烟草消费方式。
卷烟机最早在19世纪50-60年代被L.苏西尼发明，据说1853年古巴建立的卷烟厂就使用了苏西尼发明的卷烟机，还曾在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展出，但由于这种卷烟机是一种充填式的卷烟机，就是先将烟纸制成空管，然后往空纸管里充填烟丝，生产效率非常低，据说每小时可以生产卷烟3600支，相当于每分钟60支左右。
到了1881年，美国人詹姆斯·彭萨克进一步发明了连续成条然后分切成支的卷烟机，使得卷烟机的生产效率达到了每分钟200-250支。
1883年，英国布里斯托的惠尔斯公司采用了彭萨克的机器生产卷烟，詹姆斯·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也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工厂安装了彭萨克的机器。一个熟练的手工卷烟工一天大概能生产1500-2000支卷烟（也有资料显示可以达到3000支），但彭萨克的机器每天的产量达到了大约12万支，而后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卷烟机的生产效率进一步得到大幅提升。
工业化生产中往往要将生产中的每一种元素都进行标准化，卷烟生产过程中的烟丝也不例外，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英国惠尔斯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为代表的西方烟草公司，通过用标准化的美国与土耳其混合烟草填充生产机制卷烟，从而使得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进一步扩大了卷烟的生产规模，同时卷烟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卷烟这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得以在中低收入者中扩散开来，极大的扩大了机制卷烟的使用人群。
在机制卷烟以高效率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使得机制卷烟在英美烟草消费市场得到极大普及之后，19世纪90年代初，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大规模的将机制卷烟推销到中国沿海城市，这其中也是以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惠尔斯公司为代表，美国烟草公司在1890年左右通过中国本土的经销商老晋隆洋行销售自己的产品，惠尔斯公司也通过代理商公发洋行销售它的老刀牌和红锡包卷烟，同时1890年-1902年之间，上海的几家英美商号也在当地建立了卷烟厂。
伴随着英美两国烟草公司的机制卷烟在中国内地开疆拓土，其他国家的烟草商人也开始加入争抢中国烟草市场的行动中。日本京都的村井兄弟烟草公司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卷烟制造商，在三井贸易公司的运作之下，在1897年正式进入上海卷烟市场销售它的孔雀牌卷烟。
另外一些土耳其商人也在1898年在上海建立了泰培烟厂，他们不仅生产卷烟，也生产小型的卷烟机，将其卖给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公司。与泰培烟厂同年建立的还有俄国人的老巴夺公司，他们不久就在哈尔滨建造了卷烟制造设施。
在外国烟草商积极开拓中国卷烟市场的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开始加入了这一行列，为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代理销售烟草的老晋隆洋行就在1891年经营一家小工厂开始在上海生产卷烟，但这时的中国烟草企业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机械化生产的英美两国烟草公司相比显然不是对手，1898年三名广东商人在湖北宜昌开办了茂大卷叶烟制造所，但仅仅经营了两年就倒闭了。
1899年，烟草商人范善庆在上海开办了“范庆记”工场，雇佣了大约50名卷烟女工，和西方烟草公司使用美国弗吉尼亚或土耳其烟叶不同，范善庆使用从浙江、江西和福建这些在中国本土具有悠久的烟草种植区生产的烟草，相比西方烟草公司生产的卷烟较为温和的口感，使用中国烟草和粗糙纸张手工卷制的烟草味道更为辛辣，同时也因价格低廉而受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欢迎，范善庆还将其生产的烟草销售到江南腹地以及福建、广东甚至广西，但这仍然难以和西方烟草公司进行竞争。
外国烟草公司起初进入中国市场都是从沿海的几个条约口岸进入，尽管他们可能都清楚中国内地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但却很少有卷烟公司主动开拓这一市场。
但到了1902年，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合并，随后建立了英美烟草公司这一后来常年占据中国卷烟市场55%的份额，民国时期甚至达到了60%-80%之间的跨国公司。
而在烟草销售的过程中，英美烟草公司大幅度的利用了中国本土在烟草行业具有相当丰富经验的经销商和商人，如前文提到为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代销烟草的老晋隆洋行，这些人通常来自商人家庭，往往在各自的生意区域几代人经营烟草生意，具有深厚的烟草销售网络，这一策略使得英美烟草公司的商品能够深入的进入中国各地的烟草市场而又同时被当地的消费者所接受。
在定价方面英美烟草公司针对彼时的中国社会整体贫困交加，社会财富分化极为严重的情况为中国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工厂工人以及地主阶层等生产了不同价格的产品，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的城市底层人群和农村穷人就连他们最便宜的卷烟也买不起，这就为中国本土的烟草工业创造了机会，中国本土烟草公司开始在英美烟草公司占据的市场缝隙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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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1902年-1941年之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关闭在华工厂，整个民国时期，英美烟草公司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华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同时也和其他外国烟草公司竞争。
随着中国卷烟公司的发展，部分中国卷烟公司也可以和英美两国烟草公司展开竞争，尤其以华成烟草公司最为成功。
如前所说，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强势竞争之下，中国烟草市场的绝大部分市场被其常年占据，因此虽然中国卷烟公司也和英美烟草公司一样将工厂建立在上海、天津、汉口等条约口岸城市，但他们通常将销售目标对准特定的潜在消费群体，也就是那些位于社会底层，连英美烟草公司最便宜的卷烟也买不起的人群。
也有像华成烟草公司一样成功将高端卷烟销售给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城市居民的华资烟企，但无论高端市场还是低端市场，这一时期的中国卷烟公司都只能在英美烟草公司的缝隙市场之中求得生存。
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这一时期，中国的卷烟制造工厂的卷烟机和雇佣人数仍然以每年26%至30%的速度增长，卷烟生产量则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
不过熟悉这一段时期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卷烟制造业的增长也很明显的根据政治活动而波动。
类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开枪打死11名示威者引起的反英游行和抵制洋货运动，每当发生政治运动的时候，英美烟草公司及其他外资烟草企业受到一定的抵制，就会有一大批中国卷烟公司趁势成立，但是当狂热的民族情绪褪去之后，英美烟草公司卷土重来，大批的中国卷烟公司都会宣告破产。
例如上海的华资卷烟公司从1924年的14家逐步增加到1925年的51家、1926年的105家、1927年的180家，但最终能够成功经营下去的并不多。
这些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华资卷烟公司，除了在1920年-1930年之间逐步发展为仅次于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的华成烟草公司之外，大多数规模只有1-4台卷烟机。
不过这些小工厂恰好因为自身的规模太小而没有被英美烟草公司注意到，类如成立于1905年的德伦烟厂，后来改名德隆烟厂，就专门生产售卖价格是英美卷烟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卷烟，这让它在上海的工人和底层人群中市场中占得一定市场份额。
除了规模小，它们还面临难以获得生产高品质卷烟所需要的淡香型烟草原料，英美烟草公司因为规模庞大，可以通过培训山东和河南的农民种植美国品种的烟草，以此将烟草生产和卷烟生产直接在中国本土解决，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
而中国的烟草工厂比如生产黄包车牌和中国牌卷烟的振胜烟厂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难以获取所必需的美国烤烟，于是使用中国烟草填充，进而引起了销量的下跌。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大多数的小型烟草公司一般支撑不了几年就会破产，然后又会有新的小型工厂成立填充这一市场空间，而且一般都是针对性的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卷烟产品，它们的产品也只能和英美烟草公司最廉价的卷烟产品抢夺市场。
曾经在德隆烟厂工作的张竹卿在1912年以4万元的资本在上海成立了利兴烟厂，和德隆烟厂一样，张竹卿同样专注于为低收入群体生产卷烟。
更加成功的华成烟草公司在成功将产品卖给上海工薪阶层和中产消费者之前，最初在1917年成立的时候也仅仅只有一台卷烟机和4000元的资本，在努力支撑了7年之后在1924年破产倒闭。
不过华成烟草幸运的是它的剩余资产被一批来自浙江宁波地区的烟草商人、经理人和经销商收购，被并购后增加了两台卷烟机、提高了资本额并将工人人数增加到140人，开发的新卷烟品牌随后才取得成功。
从1924年被重组后一直到1937年，华成烟草公司一直保持了盈利的状态，到1933年公司资产已经达到了360万元，是当时少数能够赢利的华资卷烟公司之一，绝大多数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后成立的卷烟公司都没有经营到1930年以后。
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恢复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后，英美烟草公司卷土重来，加上国民党当局对烟草产品征收50%的高从价税，给了大多数小公司致命一击，虽然在1928年将烟草税降低到了27.5%，但此时小卷烟公司早就已经元气大伤，反而英美烟草公司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在华销售量的最高纪录，而绝大多数的中国烟草公司都在1928-1929年之间完全停产。
即使强大到曾经作为英美烟草公司在国内主要竞争对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在这一时期遭受重创，加上内部管理不善，导致这一时期的亏空超过570万元，不得不关闭上海的工厂撤回香港，而其在香港仍旧是负债累累，虽然后来重新回到上海市场，并且生产了更多的卷烟，并且仍旧是国内仅次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第二大卷烟公司，但却再也难以恢复到当初的辉煌成绩。
英美烟草公司在这一时期内吞并了利吉特烟草公司、梅尔烟草公司和阿德斯烟草公司，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却再也难以对英美烟草公司构成竞争威胁，其烟草销量从1928年的260亿支迅速增加的1929年的420亿支。
即使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烟草公司在东北市场的份额受到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的挑战，它在伪满洲国的市场份额依然能够达到75%，并且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仍旧保持扩张，到了1937年，创造了该公司在华最高销售记录550亿支卷烟。
在这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开战，英美烟草公司经营越来越困难，销量下降迅速，加上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得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运销陷入完全停顿。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中国烟草史》[美]班凯乐著皇甫秋实译全文完，如果觉得写得还可以，那就点个赞或者转发吧，多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