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人墨客对吸烟的文明与落后之争

在20世纪前期，吸烟被中国文人、艺术家们广泛接受，直到20世纪后期吸烟才被撕下文艺范的标签，而代之以不文明、不健康。

《中国烟草史》的作者班凯乐描写了20世纪上半叶，两个城市，两种吸烟方式，两种文化，呈现的前现代与现代的两种景观。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卷烟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文著作中，进口英国卷烟被认为是高档奢侈品的代表。茅盾、朱湘最爱“茄力克”，林语堂喜欢白锡包。鲁迅最喜欢“CravenA”（卡雷拉斯公司的品牌）。

鲁迅抽烟照

无论是著名的文学人物，还是无名的“亭子间文人”，都追求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而吸食卷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来自各省的受过教育的单身青年，包括大学和高中学生、自由作家、商业艺术家、剧作家、音乐家等。许多革命家，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和陈毅，终身都是烟不离口的人，早在去延安之前，他们年轻时在上海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些胸怀大志的年轻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可能吸在中国生产的中档卷烟，如美丽、金龙或红锡包。

卷烟在许多20世纪作家的作品里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大多数作者都以某种方式论及乡土中国群体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主题。一些立足于上海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海派”风格的实践者，将卷烟奉为在中国新兴的现代性的象征。

在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在《Craven“A”》里，女主人公的身份与一种外国烟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道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

封面女郎徐玲

“京派”风格的作家，如金受申、吴组湘、沈从文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老舍，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就能找到这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

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带来的道德沦丧，从使用烟袋到吸卷烟，对于祥子而言，或许对老舍也是如此。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老舍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的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