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烟在上海市场上出现，迄今已有百余年之久。1887年英商老晋隆洋行第一次将机制卷烟“品海”运沪，此为上海有香烟之始。1893的上海第一家机制卷烟厂～～美商商务烟草公司正式成立。20世纪初，上海民族卷烟厂才开始崛起，其中人和及德隆烟草公司两家（1903)为最早，1904～1905年在卷烟需求量趋于增长的刺激下，三星、四民、中国纸烟等华商烟厂相继兴起，从而揭开了上海民族卷烟工业的历史篇章。
在近代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上海民族卷烟工业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民族运动的勃起，经历过盛衰荣枯的曲折道路。每一次民族危机的出现和深化，都带来了一大批民族烟厂的萧条和倒闭。而每一次民族运动的掀起和高涨，却带来了民族烟厂的蜂起和繁荣。
上海民族烟厂初创之时，资金微薄，难于同外资烟厂抗衡，时隔不久多数民族烟厂均先后倒闭停业。1906年发生“马开夏”辱华事件，国人群起抵制美货，不吸美制香烟，为民族卷烟工业争得一个喘息和发展的良机。另外，当时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毕竟还羽毛未丰，民族烟厂在卷烟市场遇到的竞争还不太大，于是上海民族烟厂纷纷应运而生。1916年香港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烟进口减少之机，来沪设厂，其产品迅速向我国中部和北部推销，很快就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卷烟厂。20年代初，我国民族卷烟工业已初形发展，在沪新设的又有大达、华北、千祥、华昌等二三十家烟厂。1925年初，上海民族卷烟工业还处于幼年时代，当时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略具规模以外，华成烟公司虽属正规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开始不久。余下的具有生产设备能力的正规华商烟厂只有德隆、瑞伦、中南等14家，其它烟厂规模更小，它们有销路时则开工，无销路时则停工。
与此同时，华成亦趁“五卅”良机，增出“美丽”、“金鼠”牌～举成名，可谓得其天时，营业蓬勃发展，至1927年其帐面盈余已达120万元，相当于1924年创办时资本额的30倍。因此，华成的股票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甚至有人愿意出股票面值80倍的高价进行收购。其他福新、大东、大东南、瑞伦等烟厂，同样有平步青云之势而震惊于社会。如以整个卷烟行业而言，当时上海民族烟厂的设立犹如雨后春笋，至1927年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已由“五卅”前的14家猛增到182家，跃增12倍，达到近代上海民族烟厂数的最高峰，成为我国民族烟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民族烟厂虽然开设不少，但其规模一般不大。一、二间厂房、几十平方米的生产场地的小型烟厂占绝大多数。据初步划分，厂房在0.5～2亩以下的可称为中型烟厂。厂房在2亩以上者则为大型烟厂为数不多，其中南洋烟公司规模最大。1926年南洋上海总厂有厂房五处，除货仓外共占地约30亩，平均每处厂房占地6亩。1931年南洋上海总厂的占地面积发展到45.7亩。计厂房七处，平均每处占地6.5亩，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大型烟厂。
民族卷烟厂的生产能力以卷烟机的数量为衡。据1931年上海民族烟厂60家的调查，其中1～5台者计38家；6～10台者15家；11～12台者5家；34台和119台者各1家。又据1932年上海民族烟厂60家的调查分析，卷烟机在10台以下的有53家；11～40台的有6家；100台以上的仅有1家，它们分别占烟厂总数的88.33％，10.00％和1.67％。其中10台以下的烟厂共有卷烟机225台，平均各厂仅有卷烟机4.25台；10台以上的烟厂共有卷烟机224台，平均各厂拥有卷烟机32台。如以上述60家调查之烟厂的卷烟机总数449台平均计算，各厂亦仅有卷烟机7.48台。随后，1933～1949年的17年中，上海民族烟厂的平均卷烟机基本稳定在8台上下，没有多大变化。
再从新设烟厂所占的卷烟机情况来分析，极大多数民族烟厂在创建初期只有1～2台卷烟机。例如1925～1937年上海新建的民族烟厂计163家，其中仅有1台卷烟机的工厂就占67家，为总数的41.10％；有2台卷烟机的工厂计57家，占总数的34.97％；3～4台卷烟机的工厂26家，占总数的15.95％；5～8台卷烟机的工厂12家，占总数的7.36％；另外，11～20台卷烟机的工厂仅有1家，占总数的0.61％；平均各厂只有卷烟机2.2台。
再以1949年上海所有的89家民族卷烟厂的动力设备进行分析，其中75匹马力以下者为67家(平均每厂仅有40匹马力)，占总数的75.28％；75～174匹马力有17家(平均各厂118匹马力)，占总数的19.10％；175～500匹马力者仅5家(平均各厂332匹马力)，占总数的5.62％。这里四分之三以上的民族烟厂，平均卷烟机仅有4.5台，动力40匹马力。
如与外资国厂比较，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沪设厂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1906年又在上海浦东扩建工厂，占地200亩，具有每天生产160箱(每箱5万支装)香烟的能力。1920年和1925年又在上海榆林路和通北路增设新厂。1928～1940年三厂共有卷烟机180台左右，同时经常更换机器设备，不断提高生产率。相比之下更显示出上海民族卷烟工业的规模狭小、经营分散、设备落后。
卷烟的主要原料是烟叶。早期我国烟叶的种类虽多，但适宜于制造卷烟的几乎没有，因此上海民族烟厂创建之初所用烟叶全部依靠进口的美国烟叶。1913年以后，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公司先后从美国运来烟叶种子至皖、豫、鲁等省试种成功，我国始有机制卷烟所需的烟叶出产。但所产烟叶，因播种、土壤及烤焙等方法不良，故上等烟仍全用进口美叶，中等烟70～80％，下等烟40～50％，均须与美叶混合制作，才能达到应有的品味。因此每年进口的烟叶数量相当可观。
当时，上海是全国民族卷烟工业的集中地，对进口烟叶的销量常占总数量的50～60%。1929年为48.74万担，占全面进口烟叶总量的52.74%；1930～1931年分别扩大到56.17万担的87.22万担，占全国进口烟叶总量的58.24%和69.41%。至1947年，我国进口的烟叶计1,881万公斤，其中97%以上来自美国；约有96%由上海进口。当时因流行的烟支，以美国烟叶为主，结果国产烟叶反而处于次要的调剂地位，这充分反映了上海民族卷烟工业所需的烟叶原料对国外、特别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华成的销售市场开拓以后，除总公司设在上海及附资国香公司于广州外，还设杭州、南京、汉口、天津等四个分公司和宁波货仓。又在各地分公司和宁波货仓之下设有经销店180余家，分布在大中小城市和热闹的乡镇。此外，由总公司直辖的经销店除上海约400家外，还有外埠40家，从而建立了广泛有效的推销网。
华成由于产品的畅销，且所销产品都是上、中级香烟，因此企业盈利比较可观，从1924～1933年，资本额由4万元跃进到360万元，增加90倍。据1936年底统计，资产总额已达1239万余元，为建厂时的300多倍。同时，企业规模发展亦突飞猛进，卷烟机由1924年的3台发展到1937年8月的70台，职工由1924年的140人发展到1937年的2000人，旺季时全厂职工高达4000人左右，为建厂时的28倍。象华成这样高速度的发展，在我国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史上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从总体上说，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该公司资本雄厚，规模庞大，早有独占中国销售市场的打算。它首先垄断上海的卷烟事业，并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我国各地扩展，建立起一个广泛、深入、控制严密的销售网，然后通过各级销售组织，深入穷乡僻壤。这正是英美烟公司自己所说的，“北至俄边，西至藏界”，都有它们的踪迹。
1927～1936年英美公司在我国的卷烟销量合计为748.9万箱，年平均为74.89万箱，约占我国卷烟总销量的60～65％，高于上海地区的销烟比例50％。当时我国民族卷烟工业虽然主要集中于上海，但大部分烟厂规模小，产量低，产品销路不远，多数仅运销上海本地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销售内地及较远地区的，只有南洋、华成等少数烟厂，而英美烟公司的产品都远销全国各地。
抗战初期，上海民族卷烟工业遭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上海沦陷后，日商在日本军管机关“兴亚院”的支持下，首先垄断烟叶原料，然后设立“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和“华中烟草配给组合”，垄断卷烟销售市场。“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起初专门对外埠烟纸店配给上海日商烟厂的制品，后来“南洋”加入该“组合”后，才包括华商烟厂制品的配给。1943年3月，“专卖局”组建“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规定“军管”的颐中烟公司和中、日烟厂以及各代理商一律参加“组合”。华商方南除南洋、华成、福新、大东四厂单独参加外，其余各厂组织二个联合单位参加，其中一个是烟厂单位；另一个是代理商单位。合计华商28家烟厂参加“组合”的卷烟牌号有48种，其中南洋8种，福新7种，华东、大东、大东南等7家烟厂各2种，其余19家烟厂各1种。除此以外，华商各厂的其它卷烟牌号均准予自由经营。
当时很多民族烟厂，为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只得选择一、二种次要的牌号作为配给烟，而把名牌烟或者畅销烟留作自销，例大东南的“白兰地”，华美的“克雷斯”，华明的“百万金”等等。据“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规定，凡加入“组合”的产品，按月照所配卷烟箱数配得烟叶、纸圈等原料。民族烟厂为求生存借此取巧，配得的优质烟叶用于非配给烟的制造，而将市场上购得的次等烟叶用作配给烟制造。由于“组合”配给烟采取高、低级烟搭配的方式，所以不存在配不出去的问题。华商烟厂自产自销的卷烟，在当时卷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售价可随物价上涨而提高，同等品质的非配给烟可以比配给烟的售价高出一倍左右。尽管如此，当时上海的民族烟厂在原料缺乏，价格昂贵，煤、电限制，敌伪机关的敲诈掠索等恶劣的环境下，一般烟厂的产量都日趋衰落，甚至几家大型的民族烟厂，如南洋、福新、大东等均出现开工不足的现象。抗战期间，整个上海民族卷烟工业正处于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迅速恢复，至1947年8月颐中产量已达3万多箱，占上海卷烟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尚存96家烟厂中，外资烟厂仅有颐中、花旗两家，占总烟厂数的2％，但其卷烟机设备却占全行业的19％；原料储存中，纸圈占30％，烟叶占40％；1949年11月上海卷烟市场成交箱数中，外商颐中占73％，国营中华占8％，私营华商仅占19％，因此颐中销售货价格和数量可以直接影响整个烟市行情的升降。这说明，外资烟厂在近代上海卷烟工业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而言之，旧上海的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因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下，既担负着繁重的苛捐杂税的任务，又受着自身的分散性、依赖性和投机性的制约，不可能获得独立、持久、充分的发展。然而，经历过各种风浪而幸存的一些民族烟厂，它们在经营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均积累了一定的、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