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正峰，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广州510642）。
内容提要：对世界永无止境地思考与探索才能达到人类认识的目的。语言出现后，人们通过语言刻画和认知世界，语言便成了世界的逻辑图像。在语言实践中，或者通过命名或描述将事物或事况转化为语言，或者用语言指示事物或事况，这就是语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符合真理论与其说是语句与事实间的符合关系，倒不如说是语言的“指示约定”和“描述约定”之间的相符与契合关系。在人类迈向数字文明的时代，语言实践日益丰富，场景更为丰富多元，如何通过语言这一主体认知工具新的提升，为人类文明注入新动能，构成了数字文明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从机器语言的生成到交往语言的创造，再到人工智能的认知范式革命，语言实践的时代进阶正将人类认知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键词：
描述约定/指示约定/符合真理论/语言实践/数字文明descriptiveconventions/demonstrativeconventions/correspondencetheoryoftruth/languagepractice/digitalcivilization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逻辑真理论的历史源流、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17ZDA025）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对世界永不停歇地思想与探索是为了追求真理、揭示世界的真相。人类的语言性使得语言成为人们反映与认知世界的便利工具。在长期的实践探求中，人们通过语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即对象语言化和语言对象化来描述和指示世界，语言便成了世界的逻辑图像。在真理问题上，符合真理论认为一个语言形式（命题或语句）的真在于它同它所反映的世界对象（事实或事态）的符合关系。本文通过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考察分析和对符合真理论的历史探究与实践理解，认为符合真理论与其说是命题与事实间的符合关系，倒不如说是语言的“指示约定”和“描述约定”之间的相符与契合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尤其是机器语言和人工智能的产生发展，使得语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必然会带来语言工具的新提升和认知范式的深变革，语言实践的时代进阶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认知世界的美好图景。
一、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人是思维动物，置身大千世界，仰望浩瀚星空，对“世界是什么”的思想与探索成为人们认知世界永恒的目的。自从有了语言，语言便成了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反映世界，是世界的逻辑图像。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人们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和抽绎，形成语词、概念等表意符号，并应用它们来指代客观事物，甚至在主观世界和可能世界中也都建立起了与语言符号的联系。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语词、概念与所指代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共同体约定俗成且具有主体间性的，人们正是借助语言及其意义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认识和刻画不同世界的。
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先来考察中世纪唯名论者阿伯拉尔（PierreAbélard）和奥康（Occam）的主张。阿伯拉尔反对实在论，主张唯名论。他指出，实在论把概念和事物等同起来，把概念视为实体是错误的；概念和事物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阿伯拉尔创立了概念论，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只是人们设立的普遍名词（名称或者记号）；但普遍名词并不是空洞的意见，而是具有认识意义的一般概念。共相之所以能够表示许多个别事物，是因为许多个别事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可否认，阿伯拉尔的概念论是有见地的。真实存在的是世界上的个别事物，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以“概念”的形式加以确立的，而“概念”本身并非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一种具有认识意义的记录符号（语言文字就是记录和表达的符号）。从事物到“概念”是理性抽象的结果（即使单独概念也不例外），从事物到“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把事物“概念”化或符号化的转换过程。
另一名唯名论者奥康提出了“符号论”，认为共相（概念）是人们表示一定的对象事物的“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它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其本身不是事物或实在。奥康的符号论与阿伯拉尔的概念论非常相似，指明了概念（符号）与事物的区别和联系：概念是对事物理性抽象的结果，概论不是实在；一般概念与个别事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共相也有其客观基础，尽管他们对抽象过程的分析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奥康的论述中还揭示了共相（概念）是有层次序列的，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从一般的概念中又可抽象出更为一般的概念。现代逻辑学中提到的概念的限制与概括，实质就是概念的不同层级，一般地说，最低层级的是单独概念（阿伯拉尔提及的单数名词），最高层级的是哲学范畴。概念的不同层级反映在语言上，使得语言也是有层次的。数学和逻辑实际上也就是某个序列层次的语言，因其高度抽象，看似远离个别事物，只注重形式的推演而撇开具体内容，但是并非与实在世界无关，都是对实在世界的抽象反映。
关于语言和世界（对象）关系的阐述其实并不少见，比如罗素（Russell）的《论指谓》（OnDenoting，1905），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1921）奥斯汀（Austin）的《真》（Truth，1950）和卡尔纳普（Carnap）的《意义与必然性》（MeaningandNecessity，1956），蒯因（Quine）的《语词与对象》（WordandObject，1960），克里普克（Kripke）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andNecessity，1970），内尔森（Nelson）的《命名和指称》（NamingandReference，1992），塞尔（Searle）的《心灵、语言和社会》（Mind，LanguageandSociety，1998）等，都试图阐述语言与对象世界的关联，以及语言作为一种经验现象，应当被理解为处在社会中的人类语言行为的一个特征，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语言叙述对象世界。究竟语言（语词）是如何与对象世界联系起来的，恐怕还要诉诸蒯因和奥斯汀。
蒯因关于语言发生发展以及科学认识的发展有其独到的一面，但都离不开实在对象。正是语言与观察对象的相互关联，不断修正和丰富了语言，才促使了科学和认识的发展。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范式虽然是语言构造物，但并非空中楼阁，其实也是对对象世界的理性抽象。人们运用范式来叙述解释对象世界并非一劳永逸，由于范式本身会出错以及对象世界的不断发展变化，范式也有一个发展更新和完善的过程，就像蒯因所引用的比喻，科学之船在航行过程中需要一块船板一块船板地把它重新装修加固。当然，也有可能新建一条船。然而，蒯因把语言与观察对象的关联归之于观察句，没有区分出观察对象——语言（语词）以及语言（语词）——观察对象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关联，而作出这种区分的是奥斯汀。
哈克在《逻辑哲学》（PhilosophyofLogic，1978）一书中也详细论述了奥斯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该书中罗毅译为“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也有的译为“摹状约定”和“直指约定”）：
（Ⅰ）“描述约定”把语词与（对象）情况的类型相互联系起来；
（Ⅱ）“指示约定”将语词与特定的（对象）情况相互联系起来。
例如S在T时说：“我正急着呢”，“描述约定”将这些语词与某人着急的情况相互联系起来。“指示约定”将这些语词与s在t时的状态相互联系起来。④显然，奥斯汀意识到了语词（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两种不同的用法并作了严格的区分。
通过上面对语言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考察分析，我们主张以下观点：实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语言（概念）是表达思想、刻画世界和具有意义的；语言是世界的图像，因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动态更新；语言和世界的关联是通过描述约定与指示约定联系的；虽然存在客观事实，但在谈论事实或实在时，都是语言化了的“事实”，语言并非就是事实本身。
二、符合真理论的实践理解
语言表达思想、描述和指示对象并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揭示世界的真相。然而在真理问题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却对符合真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合真理论，也称为真之符合论（correspondencetheoryoftruth），它是历史最悠久、流传最广，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种真之理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对真如此定义：“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⑤现代符合论一般表述为“一个命题的真不在于它与其他命题的关系，而在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即在于它与事实的符合关系”。⑥
符合真理论作为一种最古老的真之理论，更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n），他在《智者篇》客人与泰阿泰德的对话中论述了“真”和“假”。客人作了两个关于泰阿泰德的陈述：
（Ⅰ）泰阿泰德坐着。
（Ⅱ）泰阿泰德飞。
很显然，“泰阿泰德坐着”这个陈述是真的，而“泰阿泰德飞”是假的。真实的陈述说的是存在的事物（或事实），而虚假的陈述说的是与存在的事物不同的事物，或者说是不存在的事物。⑦换句话说，真陈述如同关于泰阿泰德所是的事实那样陈述了事实，而假陈述则陈述的是与事实相异的情况。
到了近代，符合论主要是通过经验论哲学家的真理论体现出来。洛克（JohnLocke）对真之符合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洛克把人的观念分为实在的与虚幻的、相称的与不相称的、真正的与虚妄的三类，判断这些观念真假的标准就是看这些观念和它们与之参照的那些东西是否相契合，契合的就是真的，不契合就是假的。也就是说，观念与其所反映的客观存在或“原型”相符，观念是其原型的“摹本”，那就是真的或实在的。所谓真理，“只是按照实在事物的契合与否，而进行的各种符号的分合”。⑧这就是洛克提出的关于真的“摹本说”，尽管对传统符合论作了经验论的阐释，然而，洛克承认在人的知觉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于知觉的物理世界，人们所知觉到的东西不可能与物理对象完全等同，它们最多只是对现实的物理对象的一种摹写，人们所能知觉的只是观念自身是否契合的问题。显然，洛克看到了观念与对象的区别以及观念自身的契合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可否认，维特根斯坦、罗素对符合真理论的阐述都颇有见地。例如，维特根斯坦指出：“……要想能够说出一个点是黑或者是白的，我必须先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点称为黑的，在什么情况下称为白的。”(12)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语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说出一个点是黑的或者是白的，这是语言的指示约定；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点称为黑的或者白的，这是语言的描述约定。又如，罗素提出逻辑的真，实际上是对传统经验认识的真的一种拓展与补救。尽管他们都察觉了符合真理论的某些缺陷与不足，但终究跳不出传统符合真理论的窠臼——命题与事实相符合。
经过对符合真理论的历史探究和实践理解，一方面回避了“事实”，用“事物情况”或“对象情况”取而代之，避免了对“事实”的争论；另一方面，“符合”不再是语言形式与“事实”的符合，也不是奥斯汀所指的将“指示约定”的事物情况与“描述约定”的事物情况相符与契合，而是“指示约定”的语言形式与“描述约定”的语言形式在意义或所指上的相符或者契合。这两者因为在语言层面上都是同质的东西，通过二者的比较，判断它们是否相符或者契合应该是件容易的事。这样一来，传统符合论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也就可以克服了。下面列举两例加以说明。
有析取的地方符合论适用吗？按传统符合论关于“符合”的理解，陈述为真必须与“事实”相符，由于并不存在含析取的“事实”，所以，一个包含有析取的陈述句是不可为真的。也就是说，有析取的地方就传统符合论而言是不适用的。但是，对我们所主张的符合论而言，这个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例如，“你是广东人或者湖南人”这个语句，按照传统符合论，不存在“广东人或者湖南人”这样的“事实”，当然该语句不可能为真。但是，如果知道逻辑联结词析取“或者”的“描述约定”是只要在任意一个析取肢为真的情况下，该析取命题就为真。所以，语句“你是广东人或者湖南人”只要你是湖南人（广东人），该语句就一定为真，因为语句“你是广东人或者湖南人”中的“或者”析取联结词的“指示约定”与“描述约定”相符。
上述全称命题的分析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全称量词是通过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得出，其实也就是对某一对象情况类型的“描述约定”。命题“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它是从这样一种情况类型中得出：A死了，B死了，C死了……而A、B、C都是人并且没有发现有人是不死的。只要全称量词的“指示约定”符合“描述约定”，含有全称量词的命题就可以被认为是真的。二是如果熊明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始自亚里士多德关于归纳推理的逻辑特征的“描述约定”就是不当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描述约定”都是恰当的，它也需要不断修正、完善甚至更新发展。也正是如此，人类认识才不断深入和发展。
三、语言实践的时代进阶
语言作为人类的认知工具，不断把对实在世界的思想认知成果通过语言的转化呈现出来，并在个体间架起了认知交流和沟通的桥梁，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语言的发展，人类的思想认识也不断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对象语言化与语言对象化的双向过程，通过彼此间的互动契合，成为人们探索世界真相永不停息的实践脚步。在人类迈向数字文明的时代，语言实践日益丰富，场景更为丰富多元，如何通过语言这一主体认知工具新的提升，为人类文明注入新动能，构成了数字文明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从机器语言的生成到交往语言的创造，再到人工智能的认知范式革命，语言实践的时代进阶正将人类认知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在数字技术构建起的新的场域中，人们相互间的交往语言不再是仅仅依靠基于某种通用规则所设定的各种符号体系，而是叠加了个体在自身认知经验中充满探索性的设计符号。这种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并不能够为交往对象所全部准确掌握，但仍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并且不同个体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真之符合论面向新的数字媒介环境的交往语言，需要以实践生成论的视域加以拓展。“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辩证法各历史思维引入唯物主义，把生成论思维方式引入哲学，从既成性思维方式转向了生成性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19)一切事物都是在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展开过程中生成自身，语言本身也是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历史性生成，人们现实交往的世界为其提供实现逻辑。人们在数字场域的交往语言实践为其自身的生成提供内在逻辑，这一逻辑不是既成逻辑的简单化延伸，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再探索与再创造，具有革命性意义。如何在数字文明的社会变革中把握精神创造逻辑，进而结出人类智慧的新果实，是人们应当主动建立起来的一种精神自觉和创新价值追求。
机器学习与人脑学习不一样。AI的智能化是通过计算机程序去实现的，是依靠指令去控制的。建立指令的条件与关系是明确的，这种明确的关系是一种刻板的机械关系。而人脑是机械关系与灵性关系的结合体，人脑的机械部分比不上机器，但灵性部分则是机器所不具备的。可见，机器学习必须建立在大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基础之上。AI作为人类的工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算子、算力、算法构建的模型为人类的感知与决策提供了新的认知范式，也将人与机器互动的语言实践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语言实践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需要我们持续迈出智慧进阶的步伐。
①②[美]蒯因：《语词与对象》，陈启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③(16)洪汉鼎：《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8-249、248页。
④⑥[英]哈克：《逻辑哲学》，罗毅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5、107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9页。
⑦[古希腊]《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4页。
⑧《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3页。
⑨曾志：《真理符合论的历史与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⑩(12)[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王平复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19页。
(11)(17)[英]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贾可春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1-342、326页。
(13)曹剑波：《符合论的困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1期。
(14)[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5)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95页。
(18)熊明：《休谟问题的逻辑正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9)韩庆祥：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论”及其本源意义，《哲学动态》2019年第12期。
(20)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