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一些保守势力采取对华敌视态度。有鉴于此，在毛泽东“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主动发展两国侨务、经济贸易等民间交流关系。不断扩大的中日民间良性互动交往，使得日本各界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于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改善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的对日政策理念
“反帝反修”、团结亚非拉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显著特征。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苏关系也全面恶化，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经受严峻考验的艰难时期。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背景下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论断，1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其中，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显著外交成果。
首先，面对美苏对华敌视的不利态势，毛泽东以“两个中间地带”论断加以应对。在“反帝反修”形势下，毛泽东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对中间地带格局及其政治角力进行了精辟分析，明确了团结中间地带力量在“反帝反修”过程中的可能性和重要性。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到访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指出，“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这句话显然把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指明了二战后日美关系的“不对等性”及矛盾，是改变中日不正常关系的外交切入点。
其次，毛泽东在冷静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表明了争取“两个中间地带”国家的重要性，并为对日外交指明了方向。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帝反修”，反对美苏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同时，加强了对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外交工作，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尤其通过民间外交改善中日关系，取得显著成效。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上与前来参加的日本各界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进行谈话，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和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在这里毛泽东表明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共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愿望。
再次，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并确定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对外战略方针，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而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指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同时，美苏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逆转，美国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寻求应对之策。对此，毛泽东指出，“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当时日本民众不满政府的亲美反华政策，其持续不断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反美爱国行动汇入了世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的历史潮流。为了应对与苏联的争霸，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
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采取“联美抗苏”的策略，推动了中美关系缓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是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表明美国改变了敌视中国、不承认中国的对华政策。二是中日关系发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思想。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指出，“一条横线是指纬度，就是指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其主旨就是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在内，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可以说，“一条线”也是深化“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方针。可见，从“中间地带”、“一条线”到“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发展，充分解释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方针的理由，并成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指导方针。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确定的以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是对于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一条线”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国际局势进行理性判断后做出的战略选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程表明，日本作为“中间地带”和“一条线”上的重要国家，成为中国积极联合的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应为共同维护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2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与中日“政治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不断扩大，但在日本政府签订“日台和约”后，中日关系受到很大影响，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民间交往发展并积累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而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就是在“中日人民友好”的旗帜下，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即“人民外交”的方式进行。而日方亦将“人民外交”称为“带有革命志向的外交战略”。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两国间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济、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人员往来日益增多。
首先，中国力图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积极推动恢复中日正常关系。中国政府基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从处理好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行动。1952年5月–6月，双方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日本国会议员宫腰喜助等人与中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自此打开。同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就“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答新华社记者问》，宣布了中国政府保护守法日侨和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的一贯立场。
面对中方积极主动的姿态，日本社会各界人士充分认识到中日恢复邦交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从而以实际行动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既往政策，促进中日互动。毛泽东于1955年10月2日和14日两次会见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及其随访人员。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以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和彭真秘书长的邀请，来访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六周年典礼。双方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贸易等问题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中日两国应该为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积极努力”的一致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毛泽东在会见上林山荣吉及代表团成员时指出，“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的相互尊重和友谊”，“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上述这些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多次呼吁日本政府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的积极姿态，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磋商奠定了基础。对于当时的中日两国来说，在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战胜国从大局出发对战败国采取这样的主动行为，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它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宽阔胸怀和政治远见。
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等人，并就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对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原则。“根据‘贸易三原则’，秉承从后方支援经历过反安保斗争的‘日本人民’的更多斗争的宗旨，按照人民外交的思路，实现恢复、扩大中国主导的中日民间贸易这一目标。”1962年9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与到访的日本自民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会谈，双方开辟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渠道，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再次，中国政府和人民主动采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措施，得到了日本友好人士支持，使得日本反华势力难以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尽管佐藤荣作上台后在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等诸多方面使中日关系再次恶化，但是，由于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日中友好团体等各民间团体、财界著名人士等都纷纷向中国政府做出友好表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为重要的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佐藤政府带来巨大冲击，这无疑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在这种形势下，执政七年零八个月之久的佐藤内阁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只好于1972年7月6日宣布总辞职。随后成立的田中内阁打破僵局，从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走进了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之门。
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磋商，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
再次，通过中日双方克服困难及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1年7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问中国并提出了日中恢复邦交的五原则。这成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基础。同年9月，“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确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这表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只是在野党，呼声已经发展到执政党内部，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中日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问题，中日能否恢复邦交的关键在于日本采取怎样的对台政策。在恢复中日邦交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就化解台湾问题这一障碍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旧金山片面媾和”与“日台和约”，反对岸信介内阁、佐藤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并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斗争和抨击。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1972年，中国方面将以上各项原则的内容归纳为三项基本问题，称为中日复交三原则。此时的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但仍夜以继日地会见日本朋友，说明中国的合理主张，关心和部署对日工作，力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