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阳节的唐诗宋词，或许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和李清照的“佳节又重阳”最为大家熟知，而其中的登高、饮酒、菊花、茱萸等成为重阳节的鲜明要素。不过，细细追究起来，重阳节的来历很复杂，内涵也很丰富。
“重阳”作为一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楚辞中。屈原《远游》里有“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的句子，是说要“聚集九重阳气而进入帝宫，造访旬始星，继而参观清都天庭”。而宋代洪兴祖解释屈原《远游》里的“重阳”说：“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显然，在屈原《远游》里，“重阳”指向“阳气”或“由阳气形成的九天”，不是指重阳节。
另一个较早的“重阳”的说法，居然与疾病有关。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神医太仓公给“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看病说：“……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荡心主。”这里的“重阳”，居然是一种病象，也即传统医学所说的“阴阳失衡，内火旺盛”，是指阳气过盛，大约类似我们常说的“上火”吧。
依据这两则资料分析，直到战国末年，只有“重阳”的说法，没有“重阳节”的记载。也就是说，“重阳节”作为节日出现，应该是在屈原和太仓公的时代以后。
而“重阳节”作为节日最早明确出现，是在南北朝时南朝梁代诗人庾肩吾的《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中，诗曰：
辙迹光周颂，巡游盛夏功。铭陈万骑转，阊阖九关通。
秋晖逐行漏，朔气绕相风。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
疏山开辇道，间树出离宫。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
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
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
彫材滥杞梓，花绶接鹓鸿。愧乏天庭藻，徒参文雅雄。
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所写的重阳节，“献寿”是第一要义，还要盛大游览皇家园林，喝酒（玉醴），赏菊，品尝“御梨”和“仙桃”，继而进行精彩的射猎。也就是说，除了未明确写到“遍插茱萸”，这首诗里的重阳节，与后世诗文中的别无二致了。
那么，从秦汉到南北朝，重阳节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南北朝时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载曰：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故事里桓景的师父费长房是东汉时著名的方士，《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费长房向“壶公”学仙等事迹。按照吴均《续齐谐记》的这个说法，重阳节起源于东汉时期，且节日的本来用意是消灾避难，重阳节是个消灾避难节。也就是说，九月九日，原本被认为是个恶日！
九月九日被认为是个恶日，在古代有着强烈的认同。
《汉书·王莽传》即有“阳九之厄”的说法，其认识根源大约是说“九”为阳极，而物极必反，盛极则衰。循着这一思路，重九，九月九日，则必定非同寻常，甚至肯定会出现“灾厄”。
《艺文类聚》引西晋周处《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此也加以引用，认可这样的说法。可见，古人眼里，火红的茱萸果实用以辟邪，重阳节“遍插茱萸”或“带茱萸囊”，与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高悬艾虎、蒲剑等用意是一致的。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则记载说：“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这个解释，除了说茱萸辟邪，也涵盖了重阳菊花作为消灾避邪的吉祥物。
而九月九日消除灾厄为什么要登山呢？
这源于古人的山岳崇拜。
《诗经·大雅·崧高》有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其中的“维岳降神”，揭示了古人心目中高山大岳是“神”与人间通道的观念。由此也可理解屈原《离骚》《远游》等作品中，往往远驱昆仑而登天“扣帝阍”。也就是说，古人认为，高山是升天的天梯，高山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即便不能立即从高山飞升成仙，在这个最靠近神仙的处所，也理应会得到神仙的庇佑从而消灾除厄。
而重阳菊花为“延寿客”，在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手中，成为尊崇长者老臣的重要礼品。曹丕《与锺繇九日送菊书》诏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有射地而生于芳菊，纷于独秀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锺繇年长曹丕三十六岁，曹丕礼赠重阳菊花给锺繇，并附以手书，是重阳节尊老敬老的体现。
“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写有小序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曰：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喧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卢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重阳闲居，有菊有酒，方为真名士也！于是后人自然而然使之完美化。南北朝时南朝宋代檀道鸾《续晋阳秋》载：“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这便是“白衣送酒”典故的由来。
重阳登高，登山之外，还有登楼、登台。
宋代苏轼《九日黄楼作》有曰：“去年重阳不可说……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薄寒中人老可畏，热酒浇肠气先压……
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zhá，清冷）。”这是苏轼在徐州黄楼与友人“对花”饮酒，欢度重阳佳节。
写重阳“登台”的诗词很多。如唐代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诗有曰：“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还有，唐代王勃《蜀中九日》最早出现了“望乡台”的说法，其诗曰：“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再有，南唐后主李煜《谢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词曰：
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又是过重阳，台榭登临处，茱萸香坠。
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雍雍新雁咽寒声，愁恨年年长相似。
李煜的重阳词里，感时伤逝，哀婉缠绵；而王勃的重阳诗里，思念故乡亲友，真挚动人。
九月九日举行盛大宴会，较早的明确记载见于《晋书·孟嘉传》：
（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同“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之不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这次宴饮集会，名士孟嘉给我们留下“龙山落帽”的典故。后世的重阳诗词文赋里，多有引用。
至唐宋时代，重阳节为皇家所重，往往赐宴贵重大臣，唐宋文人也常常把参加国宴的荣光写入诗歌。如唐代赵彦昭《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有曰：“紫菊宜新寿，丹萸辟旧邪。须陪长久宴，岁岁奉吹花。”李泌《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有曰：“乘秋逢令节，锡宴观群情。”王维《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诗曰：
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愿齐天。
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开右个，天乐动宫悬。
御柳疏秋景，城鸦拂曙烟。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
宋代宋庠《重阳节玉津园锡宴》有曰：“纪节符阳序，承恩出上兰。厨均尧脯膳，优集汉觞欢。”
这些国宴“承恩”，一定令时人又慕又酸。
而文豪苏轼的一次诗酒高会，还给我们留下了“明日黄花”的典故。苏轼《九日次韵王巩》诗曰：“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自比重阳节过后的黄花，应时应景，远承屈原“美人迟暮”感慨，却也疏放豁达，明说“愁”而实则拂去落寞，很有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感觉。
而史上最喜欢九月九日的，是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据《唐会要》，武则天选定的称帝、改年号的日期，集中在这个神秘的九月九日：载初元年九月九日称“周”，改元“天授”；如意元年九月九日，改元“长寿”；万岁通天二年九月九日，改元“神功”。
当然，所有的佳节都是吃货节啊。据宋末元初文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卷三“重九”条追述，都城临安（现杭州）重阳节前后，好吃的可真多，您细品：
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又糜栗为屑，合以蜂蜜，印花脱饼，以为果饵。又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雨后新凉，则已有炒银杏、梧桐子吟叫于市矣。
现在，重阳节已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法定为老年节，在登高节、祭祖节、女儿节等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尊老爱老、敬老孝亲、知恩感恩的要求。而梳理总结下来，“重阳”与“重阳节”从神秘禁忌与消除灾厄，慢慢发展到皇家节庆、民间节日，直至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众欢庆日，温情与亲情越来越成为主流，流淌着一首生命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