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庐山会议的具体“退”与抽象“进”
庐山会议从1961年8月23日开到9月16日，一共开了25天。粮食问题是主要议程。但解决粮食问题的首要环节，仍然是重工业“高指标”问题。
在重工业“高指标”退够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对形势分析和困难成因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作出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然而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各地直陈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况，则说明即使对重工业“高指标”进行大调整，经济形势也不会立即好起来，“特别是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1961年9月8日）。】。从省以下的情况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多吃点，农业恢复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8-19页。】。因此，中央在庐山会议上确定第四季度上调的32亿斤粮食也是困难重重。
有人在分组讨论中呼吁：“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丰富，总结起来十分宝贵，现在是一个转机，该是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刘少奇痛心地说：如果现在即使没有饭吃，有充分的煤，头脑还是不会这样清醒的。如何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呢？刘少奇提出：“灾区要早下手，开放一些政策，搞自力更生还来得及，灾区应该苦一点，该上山的上山，该下河的下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打算，作个安排，这样不会打击积极性，又保护了收成好的地区的积极性。城市减人要抓紧，现在减人还可以赶上秋收秋种。你们讨论一下，搞一个减人方案，各部部长都在这里，大家当面商量，定下来后马上行动，以后要人时再请。在这个问题上要下狠心。”一些同志提出：“方针是大调整。如何调整？大家认为要根据两个东西，一是人吃的粮食；一是工业吃的粮食--煤炭。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有多少粮食能够养多少非农业人口，就办多少企业、事业。有多少煤炭，就办多少工业，以粮食为基础，以煤炭为基础。”【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中南组第1、3、8号（1961年8月26、29日，9月3日）。】这些既尖锐又实在的意见，既反映了国民经济形势的窘迫，也表明了大挫折后的大调整思路逐步接近了实际。
9月5日，邓小平作了被认为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58页。】讲话。他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最近三年的估计”。邓小平说：“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在六十条讨论中、在传达五月会议中、在几级干部大鸣大放中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我们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邓小平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三年大跃进证明总路线可能，大跃进可能。教训就是搞过了一些。”关于“大跃进”的十条成绩，“柯老（即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引者注）提成绩八条，还要加两条，一条是工业上党的领导加强了，特别是在文教战线树立了党的领导。另一条是我们各级党委摸了工业，学了工业，总比过去懂得多一些”。关于今后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今后是进，退就退到庐山，就是退到这里为止，这次会议以后是如何进的问题。”“我们讲退够，是积极的，要有一条线。退到保命的限度也就够了，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他强调：“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邓小平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5日）。】
中央承担了三年“大跃进”缺点错误的主要责任，怎样教育基层干部则成为现实问题。庐山会议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于9月15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指出：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文件特别要求“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训练”。【《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1961年9月15日）。】没有资料显示这次轮训在基层干部中引起的反响，但七千人大会前后基层干部宣泄的怨气则显露出他们内心深处对如此问责的抵触情绪。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正式讲话，主要是几次插话。《刘少奇年谱（1898-1969）》只记录了两次：一次是8月28日，在李先念作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时插话：“企业总是搞这么多人，是要破产的，如果不解决，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一次是9月10日，在陆定一讲到现在有点政治斗争扩大化时插话：“我们现在又重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特别是中级党委，省委以下的党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38、539页。】《刘少奇传（1898-1969）》对这次会议的介绍更简单，只有几百个字参【见《刘少奇传（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08-809页。】。所以，我们不能得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对形势判断的真实想法。但庐山会议上大多数省市反映严重缺粮的现实表明：困难时期还没有真正过去，毛泽东关于形势“一天天向上升了”的估计显然是乐观了。
但是，七千人大会发扬的党内民主并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痛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其中，“黑暗风”具有统领作用。困难说透了，困难成因及应对措施就躲不开、绕不过。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和困难成因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4年后，中国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可以从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的“大跃进”经验教训中看到踪影。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所说：“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因此，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他说：“如果不坚决革除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33页。】5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仍能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