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1905～1995）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
——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
杨波
我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期以及同他老人家多年的接触中，给我的总的感觉是：他善于抓大事，抓关键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一件成一件，件件有着落，件件有成效；他不调查研究不发言，从来不轻易讲话，但一讲就讲到点子上，令人不能不心服口服；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作风民主，多谋善断，善于乐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下面我讲几件亲自经历、感受很深的事情。
一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9年与全国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汉、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人民生活严重下降，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蹶，无以卒岁的地步。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1937午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从法币到金圆券，共增发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8400多亿倍（以战前的法币计算），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城市中到处以金条、银元、美钞、港币为交换手段，广大农村则普遍流行着以物易物。总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紧治理，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身上担子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百废待举，千头万绪，重点抓什么？怎么个抓法？陈云同志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反复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稳定物价的斗争。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2）”。事实确实如此。解放初期不少中外人士对我们能否管好经济抱有疑问。从国外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的失败，说什么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算定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制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从国内方面说，上海的资本家就不相信我们有能力管好财经工作，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这一期间，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暴（倒卖银元、黄金、美钞，抵制人民币流通等）和几次物价波动、暴涨，就是这种较量的表现，只不过失败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他们自己。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竖起大姆指，说共产党是人才济济，称赞陈云是了不起的人。
二
三
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大体定下来以后，陈云同志于1954年6月30日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的汇报。汇报提出，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做好计划工作。他在讲了要注意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之后，强调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4）”。这是陈云同志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说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各项重要建设指标等，都是稳妥可靠、留有余地的。加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计划的执行是相当顺利的，有些指标在1956年就提前实现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整个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快速的、健康的。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总理和陈云等同志的具体组织指挥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于1957年全面超额胜利完成了。
四
1961年底，我由国家统计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新成立的财经组工作。接着就参加了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具体会务工作。这时，我又能常见到陈云同志，直接听到他的讲话，接受他的教诲。这里我讲两件自己受教育最大的事情：
一是，陈云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我第一次听到陈云同志关于“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生动具体阐述。他这篇讲话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并说：“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篇讲话在大会全体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致认为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受到的教育更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只有陈云同志没有讲话。在一次大会上，当周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讲完话之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主席提出请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说：不讲了。毛主席接着说：你这个人啊，是不调查研究不发言。事实确实是这样。据我所知，为了克服当时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缓解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局面，解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必需的生活用品，陈云同志作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请专家和有关人员座谈研究保障一个人一天生活最低需要多少卡路里热量的问题，以及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保证供应。但由于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程度的估计不一致，对克服困难的快慢的认识也不统一，因之他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认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深入讨论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发言，受到出席会议的同志的一致赞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志听了，认为讲得很好，要他到国务院会议上去讲讲。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于2月2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各部门全体党组成员参加的大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具体透彻地从农业、基本建设规模、货币发行、城市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困难，也从五个方面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他提出了六点克服困难的具体意见。
我参加了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的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的气氛可以说是好多年没有过的。会议开始时，李富春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而陈云同志一讲，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全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他越讲越起劲，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陈云同志的讲话，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与他历来的讲话一样，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大家听了后，都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到会的部长、主任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热烈鼓掌，我想道理也就在这里。
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后，陈云任组长。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稿的内容，把陈云同志的主要意见都写进去了。当时，陈云同志去了外地，报告稿定了后，周总理指派财经小组秘书薛暮桥同志专程去向陈云同志汇报，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同志听了汇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请暮桥同志将他的意见报告总理。这份计划调整报告，提交给5月份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周总理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看到到会各地负责人对形势的估计，对困难严重程度的看法，确如陈云同志分析的那样，并不完全一致。讨论中有的人仍在唱高调，对报告中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表示不赞成；但大多数人还是同意总理的报告的。少奇同志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再次对当时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肯定了总理代表财经小组所作的报告。会后，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国遵照执行。
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施国务院、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提出的克服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全国财政经济情况迅速有了好转。全国经济1962年、1963年摆脱了困难，逐步全面恢复，1964年发展加快，1965年、1966年则全面发展，结束了恢复阶段，步入了新的计划发展阶段。这一期间，从调整到发展，农业增产，工业增长，市场开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指挥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开发了举世闻名的大庆油田，还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发射了自己的导弹，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壮大了国威。
五
打倒“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被委任担任国务院新成立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党历史在重要转折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对经济战线上的同志们来讲，尤其是长期做财经工作的老同志，更受鼓舞，认为中国的经济工作有陈云同志出来领导，又大有希望了。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发表的意见，虽然不多，但个个切中时弊，条条击中要害，使人既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事情的本质，又增强了前进的信心，看到了希望。这里我讲一下自己亲自经历的陈云同志在1978年11、12月期间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情况和大会的反响。
上面列举的很不全面的一些情况和论述，可以说明陈云同志对农业问题作了多么深入、全面的研究，他的经济思想中农业问题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人人皆知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经典名言，可以说是陈云同志对农业问题重要性的高度精辟概括。
六
陈云同志始终一贯地从关心人民生活出发，重视手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旧中国的工业，大量的是手工作坊，现代轻工业很少，重工业则几乎没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是靠进口解决的，什么洋布、洋火、洋油、洋蜡甚至洋面粉等等一类的洋货，到处充斥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当时，陈云同志主持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机构很精干，但却分别设立了轻工业处、地方工业处和重工业处三个管工业的处，筹划迅速恢复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首先重点抓的是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加上“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中的手工业合作社，大部“过渡”、“升级”，变成了“二国营”；农村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变成了社办工业的一部分。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广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全国的手工业生产，很快就大幅度下降，品种质量问题也很突出。这件事，曾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并发了话，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了一部分材料给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生产头发卡子。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陈云同志对手工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极为重视，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予以解决。1959年4月，他在写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明确提出：“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以便发挥这些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增加手工业品的数量品种（7）。”贯彻执行陈云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手工业生产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当时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左”的，还在继续“跃进”，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后，陈云同志亲自到苏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继续为研究恢复发展手工业的政策方针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七
陈云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同志不但提倡这15个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地照着这15个字行事的。
注释：
（1）《陈云文选》第1卷第138页。
（2）（3）（4）《陈云文选》第2卷第61、138、242页。
（5）（7）《陈云文选》第3卷第236、126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5页。
于若木：我的丈夫陈云
于若木，1938年春天与陈云同志在延安结婚后，共同度过了将近60年的美好时光。于若木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于老回忆说，大约在1937年底，陈云流鼻血旧病复发，中央组织部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去做他的护理工作。因为我是党员，历史清楚，政治可靠，便推荐了我。我去后，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医生要求他静养，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他便经常和我聊聊天，有时还让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他听。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近日，于若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接受白岩松专访，讲述了她眼中的丈夫陈云。
于若木86岁与陈云共同生活57年1938年，陈云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年轻的于若木
丈夫的生日
白岩松：阿姨，6月13号就是陈老的百岁生日了，平常的时候，陈老的生日您印象最深的过得比较隆重的是哪一次？
于若木：陈云同志不让过生日，你说80大寿，80是一个整数，应该庆祝一下，我说我们请请他身边的人，秘书啊，表示一下庆祝，他说不要，免了。后来，就照了一个全家福的相，跟身边的工作人员照了相。
白岩松：但今年6月13号是百岁诞辰，您希望这个百岁生日怎么给陈老过？
于若木：现在中央一个全面的计划，考虑得非常周到，又有纪念大会，又有陈云思想的研讨会。
白岩松：家里头会不会在那一天的时候跟以往不一样？
于若木：这个现在陈老的百岁诞辰已经不是家庭的行为，已经是党和国家的一个计划，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行事就行了。
低调的领导
白岩松：来之前我一直心里好奇，陈老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起码半个世纪以上，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最长的。
千里姻缘
白岩松：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陈老很低调，只做事儿，不说。阿姨，当初您很年轻就从山东去了延安，我听说当时陈老从新疆回来总流鼻血，非常严重，就想找一个护理的女同志，然后就找到了您，可您刚一听说的时候心里还不同意是吧？
于若木：我没进过护校，没有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我想不很合适。
白岩松：可是后来您怎么想通的？
于若木：我作为一个党员，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性，组织的决定应该服从，即使我不十分合适，但是组织做了这样的决定，我应该服从，因为当时在陕北公学党员是比较少的，那时候陕北公学男生加上女生有好几千人呢，但是党员只有几十个，我们五队，女生队只有四五个党员，找一个党员，而且条件比较合适，也是不容易的。
白岩松：您也是刚开始肯定是当着革命工作去做的？
于若木：当革命工作去做。
1937卢沟桥事变爆发，保家为国的革命激情在全中国的热血青年心中空前激发，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此时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胸怀国家命运的年轻人，在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人中，18岁的山东姑娘于若木便是其中之一。
于若木出生于山东的教育世家，父亲于丹莆是山东近代教育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由于家庭的熏陶，于若木思想活跃，积极要求进步，年仅16岁的时候她就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热情吸引着年轻的于若木来到延安，而事实上，她个人命运的改变也几乎就从她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一刻开始了——也是在于若木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只身前往苏联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立下汗马功劳的陈云突然乘飞机回到了延安。短短几个月后，命运竟成就了于若木与陈云此后相守一生的美满姻缘。
初次见面
白岩松：阿姨，一说姻缘，好多人都关心第一面，第一印象是特别重要的，陈老给您当时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于若木：第一印象记得很清楚，我见到陈云同志是到延安第一天就见到了，第一天他是乘苏联飞机到达延安的，跟王明、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从空中降落的，他到达延安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这盛大的欢迎会就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那次欢迎会是毛主席致欢迎辞，他喊喜从天降，同时把自己的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隔了不久，隔几分钟，又喊喜从天降，又把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这样重复了三四次。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也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延安婚礼
白岩松：阿姨，现在结婚动静很大，可是我看那段您跟陈老结婚的时候才花了一块钱，那时一块钱能干嘛？肯定婚礼非常简单吧？
于若木：就是在一天晚上在中组部的院子里头，一个平房里，中组部的同志、干部在那里集中起来，开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陈云同志就拿出一块钱来，买了一些延安当时能够买到的花生、瓜子、糖果、红枣等等，虽然简单，但是还是很郑重的，当时因为是晚上举办，所以灯光也很昏暗，就是麻油灯，麻油上面加一个棉花做的灯芯，所以光线比较昏暗，但是也还很热烈，也热闹了一下。
白岩松：阿姨，当时您跟陈老年龄差14岁，但是陈老在给您的哥哥写信的时候当时写你们志趣相投，可是后来又发现您给哥哥写的信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您担心自己经验、经历还有学问跟陈老差得太多，您有点不自在。
与陈云的差异，成了于若木自己要加强学习的直接动力，在陈云的支持下，还在新婚中的于若木就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紧接着陈云又支持她又进入到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在这所专门研究政治理论的高级学院中，于若木一学就是3年。。。到1944年，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这时，于若木成为了陈云的机要秘书，帮助陈云处理来往的重要公文。
也是从这以后，于若木有了更多的机会见证丈夫陈云的不凡经济才干，以及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做人做事原则”。
敢于直言
白岩松：阿姨，提到陈老不能不提58年，大跃进，可是陈老是搞经济的，他知道这里头有哪些问题，可是中央决定制定59年要生产什么，钢生产多少，铁，棉花生产多少，陈老看着这个数字不对，要去发表意见，他不担心吗？
于若木：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他是有经验的，在那之前，他在中央苏区管过经济，那时候苏区虽然工业不多，但也有被服厂，军工厂，还有一个造纸厂，也有一个经济问题。
白岩松：陈老是搞经济的，当时看到这个数字，他的反应是什么？
于若木：他的反应，这高指标危害太大了，我私下里跟他这样议论，他说，如果还要大干快上，不碰壁不会回头的。
白岩松：可是阿姨，按理说有的人可能就选择明哲保身，可是陈老为什么要去说，他不知道这个是要冒风险吗当时？
于若木：他知道冒风险，他出于他党性，他不能不说，他有言在先。有一次我记得秘书拿来一个文件，那个材料上有个钢铁指标的一个数字，他写得清清楚楚的，拿走了以后他跟我说，记录在案，存档，有据可查。
于若木：毛主席终于同意他的观点了，指标降下来了，他特别高兴，但也没什么表示。这就是他可以佩服的地方，党性强，不计个人的得失。
白岩松：因为敢直言是要有风险的。
于若木：有风险的
人民的管家
白岩松：阿姨，又到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了，这个时候当时家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于若木：那时候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也号召每个人自己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减定量。我的女儿陈伟兰在当时科技大学读书，住校，她就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有两个人得了浮肿病，这就是普遍的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所以得了浮肿病。
白岩松：陈老一辈子有一句话叫睡觉第一，吃饭第二，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就是吃饭第一了，听说您给了一个建议，提议黄豆可以增加供应量？
白岩松：那个时候得像一个大管家一样，得细抠。
于若木：精打细算，因为那个时候困难时期，资源有限，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尽量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家中贤内助
白岩松：陈老是大的经济方面绝对是权威，统筹兼顾也是陈老提出来的，在家里这个帐本是谁管？是您管还是陈老管？
于若木：家里就是我管，我是家里的管家，我管家的时候，买菜，定买菜的单子是我定，每天的食谱也是我定，每天做什么菜，我开单子，由厨师来做，每天晚上我还结帐，一个月还结一次帐，几个月我还做一次总帐，结一次总帐。
白岩松：我手里有一个单据，我看了一下，这是从59年一直到60年9月，怎么有一个于若木同志从59年6月到60年9月工资的退回，工资款退回，1500多块钱，定期存款单400块钱，现金297，加起来2208，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您正常工作应该领工资，可是这15个月工资干嘛要退回去呢？
于若木：那时候，59年陈云同志需要休息，叫我陪他去休息，有的时候苏州，有的时候杭州，我陪他陪了一年多，他说你陪我期间不能拿工资，不领取工资，所以我就没有领工资，但是机关还是给我领了，存起来，储蓄起来，我结束休息之后，回到单位，他们把这个工资存的工资如数给我，我全部退回了，他给我一个收据。
陈云的菜谱
白岩松：阿姨，很多老百姓都会想象，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平常的应酬会特别多，迎来送往，可后来发现陈老几乎不请客，也不在外头吃饭，他怎么做到这点的？
于若木：他不请客，也不被请，需要他去应酬赴宴的时候，他一点不吃，还是回来吃他的平衡膳食，有一次小平同志宴请金日成，让他去作陪，他都没动筷子，宴席上任何东西没吃，还是回来吃家里的饭。他把握自己把握得好，如果在宴席上吃了，就破坏了他的膳食平衡。
白岩松：我看了一下陈老一天的菜谱，太简单了，中午就一荤一素，这菜谱是您定的吗？您是营养学家。
于若木：对了。因为我是搞营养的，就把他的菜谱跟我联系起来，是他自己定的。可能是他跟他的医生共同来定的，对他是完全合适，再多的菜对他也是没有用，他只能这么多，他的菜谱是平衡食谱，现在常说的平衡食谱，他当时就做到了，平衡食谱对他的健康是至关重要。
由于早年出生贫寒以及后来历经战乱，陈云同志体质弱在高层领导中是出了名的，早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而他最终能够享年90，是和他对自己的生活起居严格控制分不开的。
这是陈云办公室的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每到吃饭时，陈云都会坐在这里独自享受他的平衡食谱，他几乎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米饭中午二两、晚上一两五，严格的平衡食谱让陈云的每一顿饭都变得数字化。12粒煮花生米是陈云多年的早餐习惯，一次因为闹肚子，陈云把12粒改成了6粒，等身体好了之后，他又恢复了12粒花生米的定量
陈云超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善于掌握平衡的柔韧智慧成就了他的90高寿，一些历史研究者也相信，这种特质或许也正是陈云的政治影响力在近半个世纪可以不时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超强自控
白岩松：你看陈老平常在生活中、在工作之中这种控制能力，控制自己的能力都非常强，但他控制不控制感情？尤其是对您的感情？
于若木：哎呀，他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经常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对他处理工作也好，处理其他的人际关系也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平衡的心态他就不会感情用事，就会做出一个客观的分析和处理这些问题，他对家庭他也能够理智地对待，但是他也是有血有肉，也是有家庭亲情这些方面，他还很重视的。所以结婚以后几十年如一日，感情还是非常融洽的，从来处理问题他也能理性对待，理性和感情是结合在一起的。
白岩松：这么多年跟您红脸的时候多吗？发过火吗？
于若木：几乎没有，有的时候他喜欢开开玩笑，使家庭气氛融洽、活跃一点。
白岩松：阿姨我看着一张照片，是1987年的时候你们两位照的，那张照片，哎呀，当时我印象太深了，陈老搂着您肩膀，他的脑袋这么歪着，您脑袋这么歪着，你俩的脑袋正好碰在一块，像一对小孩照的照片。
于若木：就是，他这也是他表示夫妻之间的亲情，所以他对孩子也是一个慈父，关心孩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白岩松：老来伴，年岁增长之后是不是您有时吃饭，陈老会过去看您吃饭？
于若木：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他也来观察，看看我吃什么东西，他吃饭的时候我也看看他吃什么东西。
抹不去的记忆
白岩松：阿姨，90岁的时候陈老走了，后来我也因为前些年也来采访过您，看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陈老大的相片都挂在那儿，所有的物件，平常用的都是按原样在那儿放着。
于若木：就是，虽然他人不在了，这个环境还保持他生前的这个环境，就是对怀念他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像他虽然人不在，好像他音容笑貌还经常在我脑子里回忆一样。
白岩松：您有的时候想起陈老的时候回想起哪个阶段的陈老，是刚认识的时候还是中间阶段，还是晚年的时候？
于若木：真的，我哪个阶段我都回想，初认识的时候，以及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还有西北财经办事处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我可以说一幕一幕回忆起来，我都在怀念他。
白岩松：最后您去看他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聊点什么？
于若木：他倒是最后他病重的时候，卧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在认识之初，谈恋爱期间，确定两个人关系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一句话，我说你不会骗我吧，他最后还重复这句话，他说，我没骗你吧，这句话我从来都没说过，没跟任何人说，今天你问到了，我就说出来了。他还惦记着，他是守信用的，他是负责的。
白岩松：阿姨回头怎么看自己跟陈老之间将近60年的婚姻、家庭这一辈子？
于若木：这一辈子，这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们结合起来，结合的当中还是生活、工作，还是彼此都比较满意。我对他的照顾他也是满意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他的晚年，我就管他的服装，有一次春节的时候，陈老接见烈士的子弟，好多烈士子弟，接见完了之后，对了，接见之前问我穿什么衣服，我给他找出一套衣服来，见着之后，他把我找去，我以为找去交代什么事情，原来是表扬我呢，他说你给我那套衣服怎么搞的，又合身，颜色也合适，特别好，他最高表扬的话，就是“你怎么搞的”。
陈云一生的写照
白岩松：平常陈老最开心的事儿，这么多年，您感觉他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
于若木：他最开心的事情，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乒坛，听到入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心的微笑，有的时候是开怀大笑，
白岩松：那陈老最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么多年里头？
于若木：最不开心的时候，嗨，应该说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定的时候，应该是不开心的，但是我看他也处之泰然，也不是觉得这个事情使他寝食难安，他处之泰然，他耐心地等待，等待也需要耐心，静观事态的变化，心平气和，也不着急。
白岩松：那么多人评价陈老，但是恐怕您评价他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您写了一副字，其实字不多，就八个，宁静至远，淡泊明志。
于若木：淡泊明志，宁静至远，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作为陈云同志来说是非常贴切的，我觉得淡泊明志也说明他清正廉洁，宁静至远说明他观察问题是非常深入的，是能够掌握事情的客观规律的，他宁静，他就多观察，多掌握它的规律性，这个事情的规律性，他多读书，从书上，从理论著作上来解释一些现象，所以他宁静才能至远，对他是非常贴切的。他是国家最高层里的领导之一，很早就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来又是候补书记，后来又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位置很高，权力很大，也是他施展自己才能的一个平台。他这一生虽然有很多挫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这个位置给他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他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