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巴黎和平论坛执委，多年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曾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攻读博士，获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其创办的全球化智库连续四年位列世界百强智库，是唯一入选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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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目录
引言：改革开放的征程
第一部分中国通往全球化的路径
第一章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角色变迁
第二章中国跨国企业的崛起
第三章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
第二部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崛起
第四章对变化中的国际秩序的思考
第五章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
第六章风云变幻下的中美关系
第七章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
第八章中欧关系
第三部分重振多边主义
第九章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第十章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
第十一章“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
本书三个部分所涵盖的三条主线——中国的国内改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全球治理的演变——不仅是本书的主题，而且也塑造了我本人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因此，在对本书的目标和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回顾一下我的人生历程，同时也是对中国改革时代转型的简要介绍，正是这种转型让我们萌生了创立智库、研究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的想法。让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征程开始吧。
与改革开放同行
就我个人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对我个人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一些关键的政策决策和国际事件与我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紧密交织。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旅行和了解外面的世界感到兴奋。我的父母在中国庞大的铁路网中担任工程师，有时我能够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四处旅行。每次我们要北上越过秦岭——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中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时，我都会因为将要越过这一地理障碍看到外面的世界而兴奋得夜不能寐。
我旅行的另一种方式是书籍。我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非常重视读书，总是努力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书籍。在上中学时，有很多比我年长的朋友会借给我一些当时还不太普及的外国书籍。我一头扎进书海，这激发了我对更广阔的世界的好奇心，开阔了我的视野，尽管这种热情也曾让我陷入麻烦：我在初中时因阅读禁书而受到了惩戒。
读了两年高中后，17岁的我和中国各城市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派往一个村庄。当时我被派往离成都30公里的一个村庄，住在猪圈旁的茅草屋里，做了将近一年半农活。
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阅读对我仍是一大慰藉。我每年花几十元钱订阅《参考消息》等报纸和杂志，考虑到当时资金是多么匮乏，这简直是一种奢侈。我住的小屋里面很黑，我就在屋顶上开了一个洞，装了一块玻璃，让阳光照进来，这样我就可以在白天读书了。到了晚上，为了能多读会儿书，我把灯芯挑到只剩几根线，以节省我们每个月的半斤煤油。我还通过收音机收听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回首往事，我当时写的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表达了我对更加广阔世界的好奇心：“虽然身处陋室，却胸怀世界风云。”
恢复高考，曙光再临
1977年10月12日晚，通过村里的大喇叭，我听到了这个将永远改变我的人生和国家命运的消息。在田间劳作了一整天后，我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借着煤油灯看书。这时，大喇叭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高考将在12月恢复。彼时的我十分兴奋、满怀希望，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
现代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在这一制度下，有志于进入大学的学生需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高考已经被取消了十年，这意味着一代年轻人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
今天，高考是所有年轻学生生活的全部，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能影响一个人的未来。然而，对19岁的我来说，高考已成为一个既遥不可及又无关紧要的词。1966年高考被暂停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项完全依靠推荐的大学招生政策。这意味着无论学习成绩如何，只有工人、农民和士兵才有机会被推荐入学。
1976年，文革结束了。邓小平同志重返政治舞台，负责科学和教育事务，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成功地推动了恢复高考。
追忆往昔，很难夸大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时产生的影响。除了让一代幸运的学生再次有机会进入大学之外，它还标志着一种基于成绩的考试制度的恢复，这种考试制度加强了人们对“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心以及对人才的尊重。后来，这些价值观成为我在CCG工作和研究的核心主题。
1977年的高考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年的高考是在冬季举行的，并且是自1952年以来录取率最低的一次。当时约有570万名考生参加考试，但录取率只有5%，而如今的录取率则将近75%。除通过了竞争激烈的考试外，这一聪明又积极的群体还比目前的大学生群体更加多样化。这届考生中有些人经历了超过10年的漫长等待，希望能够考上大学，因此许多人年龄较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艰难的经历。他们的家庭背景、年龄和社会阶层各不相同，是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和军营哨所走出来的。有很大一部分考生是农民的孩子。
第二年春天，我成了27万幸运儿中的一员，如愿以偿进入大学。
大学之旅：新语言，新视野
我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四川，那时英语是一种鲜有人用的陌生语言。有一次，一位外国专家来成都做讲座，人们觉得很不寻常，于是蜂拥而至。然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收听外语讲座的广播来学习外语，这刺激了我。因此，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本打算学习科学和技术，但就在考试前20天，我决定改学英语。这一决定将对我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
最终，我被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系录取。于是，在1978年的一个春日，我跳上了从成都南下的火车。三天两夜的火车带着我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
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氛围，我周围的尖子生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我每天都学习到深夜，清晨会被同学们用英语、德语和日语聊天的声音吵醒。学校有一个外语图书馆，我可以在那儿翻阅《时代》杂志等新到的英语出版物。
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大开眼界的不仅仅是教室和图书馆。广州也是一个与我的故乡成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广东省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和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和互动的门户。在改革时代，它仍然是先驱，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的举办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初到中国时来的都是广东。在广州，我遇到了拥有录音机的学生，他们听邓丽君和其他香港和台湾歌手的专辑。学生们会在校园里随着这些新鲜的音乐跳舞。时尚也在发生变化，喇叭裤风靡一时。
距离广州不远，在珠江三角洲另一边的小城市深圳很快便被改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意识到中国需要灵活变通后，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国家要试验许多政策，看看哪些政策可行。珠江三角洲正是这些政策的试验田，至今仍是对外开放的先锋，而深圳早已从一个小渔村转变为高科技研发中心。
当我在广州求学时，北京正在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为未来几十年内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面貌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1979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学校食堂，当我听到学校喇叭中传出的中美建交的消息时，我又惊又喜。我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中国走向开放的一个明确信号，并且强烈地感觉到事情将发生重大变化。起初，当我选择主修英美文学时，心中还存有一丝疑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科目是不是最有用的。而中美建交的消息恰恰验证了我希望学习英语会有用的信念，也许有一天我也将参与到历史的转折中。
进入政府部门：中国蓬勃发展的商业关系的早期掠影
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当时政府仍为应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但我却一心想进入外交部工作，因此在同学们的惊讶中，我独自坐火车到北京，询问外交部是否有计划招聘应届毕业生，结果证明外交部并无此类招聘计划。但最终我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现商务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为对外经济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商务局，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蓬勃发展的国际商业关系。工作之余，我会阅读和翻译有关外贸和投资的书籍，以积累专业知识，其中一本是由联合国出版的《发展中国家项目承包指南》（GuidetoContractingProjectsinDevelopingCountries）。命运使然，这本书竟为我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工作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它处于中国经济关系深化的最前沿。但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对现代经济和贸易的理解还存在差距，渴望学习更多的国际商务知识，于是我决定放弃稳定的政府工作“铁饭碗”，于1984年赴加拿大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MBA。
早期海外探索
当我在加拿大攻读MBA时，发现自己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我的同学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会问我中国有没有飞机或电灯之类的问题。总的来说，西方人倾向于用一种扭曲的视角看中国，对我的祖国极度缺乏了解，所以我主动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向大家介绍中国以及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这是我尝试弥合文化差距、消除误解的早期经验，而这至今仍是我工作的重心。
在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我又担任了一些职位，这些职位为我之后在CCG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历包括作为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在一家拥有6000名员工的大型工程咨询公司工作、担任魁北克政府驻香港和大中华区首席商务代表。在后一个职位上，我致力于促进魁北克和中国在水电和通信等领域的经济合作，助力魁北克一家公司成为首家参与三峡大坝建设的外国企业。
海归与中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国内风云幻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些事态发展给社会主义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似乎满是障碍。
1992年1月，87岁的邓小平再次南下，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南方讲话激励了国家和人民再次投入改革开放。他说：“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我被邓小平的话深深触动，我知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的合作。1993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项支持留学和鼓励具有海外经验的人回国的政策。需要一大批具有海外经验的人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于是，90年代中期，我回到中国，成为一名创业的海归。在内心深处，我认为每个人在人生中至少应该尝试一次创业。无论成功与否，创业经历都会开拓新的视野、打开新的世界，让人有机会做出尝试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从海外回国经商的中国企业家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78年到2007年，121万中国学者出国留学，31.97万人选择回国。这些海归创办了许多高科技公司，在技术、互联网、电信和媒体等许多领域创办企业，成为中国创业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中国时，支持海归创业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所以我当时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主动性来启动创业企业。利用在海外工作的积蓄，我在友谊宾馆租了一间房，从事各种与国际合作和吸引外资有关的商业活动。这个房间既是我的居所，也是我的办公室。
为了认识更多志趣相投的人，我加入了由中国海归创立的最大平台——欧美同学会。后来，我提议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并被提名为创始会长。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支撑的，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的负责人，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这些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及意大利，仅位列世界第八。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贸易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7倍，进口增长了6倍。中国目前占全球贸易的12%，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服务出口领域所占份额已经翻了一番，从2005年的3%增至2020年的6%，而它在服务进口领域的份额增速更是惊人，从2005年的3.3%至2020年的8%。
CCG的诞生和“新型中国智库”的崛起
我曾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三年的兼职教授，教授国际商业管理。在此期间，我感到中国的市场体系发育良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日益加深，决策者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在成倍增加。
事实证明，2008年是国际事务领域中的重要一年。全球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同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和转型后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标志。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CCG不断发展壮大，对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研究，为国内外政策制定者建言献策，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
陷入困境的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一体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世界进入荷兰趋势观察家埃迪耶德·巴卡斯（AdjiedjBakas）后来称为“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的时期。这场危机对银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银行变得更加不愿为贸易融资。同时，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从2007年占世界GDP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3%，跨国公司的全球崛起也陷入停滞。
也许，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政治影响。经济衰退加剧了工业化国家蓝领工人数十年的工资增长停滞。机会主义政客们将矛头指向自由贸易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激发人们对经济困难和“被抛弃”的不满，导致了反全球化情绪的高涨。后经济危机时期的标志是经合组织国家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最终促成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等政治地震。
新冠疫情本应成为全球治理大放异彩、重振旗鼓的机会。大流行病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一个典型跨国威胁。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未能采取有效的国际应对措施，这场大流行病非但没能证明多边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反而更加暴露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裂痕和脆弱性。
这场疫情再次引发了关于全球化未来的争论。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和中美贸易战已经导致一些人质疑开放边界和漫长、多步骤的供应链是否明智。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新冠疫情非但没有敲响全球化的丧钟，反而会更加突出其持久的重要性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合作需求。
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这一定义，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由多种因素驱动，包括生态进程、技术进步、甚至人性等等。技术的进步不断降低通信和运输成本，为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在个人层面上，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当人类获得相应手段和机会时，便会冒险去海外寻找新体验、探索新机遇、发现新想法和新商品。
有些人可能认为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重大挑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疫情恰恰突出了“生态全球化”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即气候变化、海洋污染和大流行病等物理或生物进程所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尽管这场疫情暂时中断了世界各地货物和人员的物理流动，但却加速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如跨境电商和商务会议、学术会议和全球峰会等在线国际交流。2020年，随着工作、娱乐和教育向线上的转移，跨境数据流激增。TeleGeography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期至2020年中期，国际互联网流量激增48%。近来，2021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的复苏有力地证明了全球化的韧性和势头。截至2021年4月，全球大型集装箱船订单量已从2020年10月的9%上升到现有船队的15%以上。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必须管理全球化进程
虽然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亲眼目睹周围世界的变化也让我坚信，全球化可以成为世界上一股重要的善的力量。我在国内外的经历，从见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变，到全球化对我曾到访过的许多国家的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汇聚世界各地人才和资源的组织、研究团队和公司所带来的好处——这些都让我看到了全球化可以带来的好处。
整体来看，全球化为人类创造了净收益。然而，与任何影响广泛的经济转变一样，全球化进程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要使全球化惠及所有人，我们需要采取积极和包容的方式来管理这一进程，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同时共同解决全球化的成本及其造成的混乱。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全球化将继续面临我们近年来看到的那种反弹，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阻碍全球合作。国内治理在帮助当地社区适应全球化和解决可能出现的公平和可持续性问题方面无疑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一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里，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超越国界的，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有效运作同样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这场疫情表明，由于未能跟上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变化，现有的全球性机构在应对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复杂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让全球化为多极世界保驾护航
我们当前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最突出的缺陷之一是，它越来越不能代表我们所处的多极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球化形式一直由以美国为首的相对少数国家制定的制度、规范、理念和观点所主导。正如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投票结构所反映的那样，这是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世界而设计的。
在过去75年里，这些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机构在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这些机构与长期的结构性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之间出现了脱节。从经济成果到安全和环境，发展中国家将对全球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多极化的21世纪，没有哪个国家或狭隘的联盟能够独自主宰全球规范和规则。
世界向多极化转变最明显的表现是亚洲的崛起。从许多方面衡量，亚洲的经济规模目前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这是自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要想使全球化发挥潜力，我们必须对当前的全球治理框架进行调整，让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利用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来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谈到全球治理，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中国在参与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程中受益匪浅。拥抱全球化及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不假，但它同样也对全球化做出了很多贡献。展望未来，在未来数年里，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随着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将越来越有能力，实际上也肩负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来助力弥合全球治理中的差距，对全球公共产品做出更大贡献。多年来，由于缺乏全球领导力和共识，全球治理的改革一直受阻。而中国完全有能力帮助打破这种僵局，推动国际合作。随着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中国能够帮助弥合阻碍改革的分歧，并为后疫情时代提出新的全球治理解决方案。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意味着中国将对人们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全球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我坚信，中国通过继续向全球开放经济，助力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并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在全球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符合各方的最佳利益。如果不这样做，我们都会因此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
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氛围中，有些地区存在着一种反射性倾向，即抵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做出的与其日益增长的能力和责任相称的努力，并对中国发起的任何新的全球倡议表示怀疑。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目前，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的辩论似乎变得越发激烈、两极化和扭曲。这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误解和误读，阻碍了彼此在应对共同挑战上的合作，并助长了一种古老叙事的再次出现，这种叙事威胁到现有秩序的存续，并将世界划分为“我们”与“他们”两大阵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以外的人很难弄明白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相当复杂，与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各种体系都截然不同。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更加剧了理解难度。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观众通过新闻了解到的中国形象通常都是被遥远的机构加工处理过的。
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环境变得更具挑战性。然而，我认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吸引国际受众和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方面，中国往往做得不够好。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打造出一套更容易理解、能够与国际社会话语风格产生共鸣的叙事体系。本书正是填补这一空白的一个小小尝试。
CCG的使命和本书宗旨
鉴于我们要实现的重要目标——确保我们星球的稳定、持续增长和未来——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也需要对中国有更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回顾过去，这一直是贯穿我在政府、学术界和商界职业生涯的主题，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在CCG的工作。
本书内容
在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我的个人经历以及CCG的诞生后，我们现在来谈谈本书的其他内容。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共11章。每部分侧重于CCG工作的不同方面以及中国和全球化的故事。
第一部分“中国通往全球化的路径”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发展，这些发展决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各个方面，该部分主要通过追踪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三个不同“载体”或组成部分——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来体现这些变化。第一章介绍贸易和投资，包括政府为改善中国的外国投资环境所做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特区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作为一个进口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了中国跨国企业的崛起，重点介绍了它们的卓越成就及所面临的挑战，并就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提出了建议。第三章重点探讨人才和文化纽带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加强大湾地区人才流动的举措以及中国如何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等主题。
第二部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崛起”，回顾了中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对外关系。第四章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强调了因新冠疫情而加速发展的关键“大趋势”——例如日益增长的多极化和数字化——正在重塑中国崛起的全球背景。第五章概述了中国自2018年至2020年的外交活动，简要介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重点领域以及中国开发的外交工具，如峰会外交和“一带一路”等新的国际平台。第二部分其余各章重点介绍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第六章探讨了对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随着贸易战的展开，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第七章探讨了中国与亚洲诸国的关系。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将目光转向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探讨中欧关系，中欧关系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第八章）。
第三部分“重振多边主义”审视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压力，并确定了改革和创新的关键领域，这将使各国能够有效合作，以应对21世纪紧迫的全球性挑战。第九章分析了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和全球大流行病等跨国挑战，这些挑战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来克服。第十章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包括进行世贸组织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区（FTAs）的承诺。最后，本书最后一章（第十一章）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包括如何确保该倡议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全球发展计划的潜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