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54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卫辉市在民国以前属河内郡，1988年以前叫汲县。卫辉附近有“东海”这个地名,有碑文为证。西晋汲郡出土的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说法不一。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注解⑴焦安南、李建义的《姜太公传》（泰山出版社1998年）拟订的太公享年是“约公元前1155--1045年”，即110岁；郭庆良等六人合著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姜太公故里实业开发公司印赠本）拟订的是公元前1160--1021年，即139岁。前书的作者为山东日照人，后书的作者为河南卫辉人，均言其家乡为太公故里。另据卢美松编著《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002年）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约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公元前1212年）。”由此，对太公享年的认识，可见一斑。
⑵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⑶前者见《孙子兵法·用间篇》；后者见《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等篇。
⑷有关太公结识文王一事，笔者曾撰有《姜太公遇合文王探真》一文，认为有一个“三就三离”的过程。这里所指，应是《史记·周本纪》、《太公六韬·文韬·文师篇》里说的，太公在渭水之阳钓鱼时遇文王的那次。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
太公常在番的溪旁垂铃。一般人钓鱼，都是用弯钩，上面接着有香味的饵食，然后把它沉在水里，诱骗鱼儿上钩。但太公的钓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并且离水面三尺高。他一边高高举起钓竿，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想活的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一天，有个打柴的来到溪边，见太公用不放鱼饵的直钩在水面上钓鱼，便对他说：“老先生，像你这样钓鱼，100年也钓不到一条鱼的!”太公举了举钓竿，说：“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为了钓到鱼，而是为了钓到王与侯!”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终于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知道后，派一名士兵去叫他来。但太公并不理睬这个士兵，只顾自己钓鱼，并自言自语道：“钓啊，钓啊，鱼儿不上钩，虾儿来胡闹！”姬昌听了士兵的禀报后，改派一名官员去请太公来。可是太公依然不答理，边钓边说：“钓啊，钓啊，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姬昌这才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要亲自去请他才对。于是他吃了三天素，洗了澡换了衣服，带着厚礼，前往番溪去聘请太公。太公见他诚心诚意来聘请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
后来，姜尚辅佐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
钓鱼台
（南皮）县城西五公里处有一村，名钓鱼台（1983年划入泊头市）。相传商代纣王，荒淫无道，建筑鹿台。下大夫姜子牙直言相谏，触怒纣王，欲杀子牙。子牙气愤逃走，隐居此地，常在水边钓鱼。周文王访知子牙乃贤士，遂以礼相聘。封为太师。因辅佐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封为齐侯。后来，把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和村名，称为钓鱼台。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提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时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尊称)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人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临淄市临淄北）。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化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葬地不详。一说陵冢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衣冠冢，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姜子牙在世的年代，正是殷商走向衰亡、地处商朝西的一个属国周逐渐上升的时期。姜子牙听说周伯姬昌施行仁政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大得人心便很想为兴周灭商一展雄才大略而此时姬昌也正在为治国兴邦而广揽人才于是姜太公便下定决心，离开了商朝，不辞劳苦，来到了周的领地渭水之滨，终日以钓鱼为生，其实是在观察世态的变化，寻找大展宏图的机会。据说，姜子牙钓鱼用的是直钓，鱼当然钓不上来，所以才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说法。
这时周朝已羽翼丰满国势日隆而殷商王朝已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特别是殷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内忠臣良将被杀的被杀被囚的被囚外逃的外逃降周的降周姜子牙审时度势，认为伐纣的时机已到便亲任主帅统领大军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直取商都。经过牧野一战，大败商军，迫使商纣王连夜出逃，与妃子妲已投火自焚于鹿台。中国历史上的殷商王朝至此也便宣告灭亡了，姜子牙终于完成了扶周灭商的宏图大业。
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建有殊功，武王姬发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地，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子牙励精图治，终将齐国治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中的强国之一而由于姜太公的雄才伟略更被后人称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司马迁就曾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我国著名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说姜太公曾在昆仑山从无始天尊学道，后来是奉师命下山辅佐周室的。在起兵伐纣时，也是通过许多道术之士与纣军斗法而完成兴周大业的。这其实是把姜太公这个历史人物神化了。
《易·系辞传》：神农氏继包牺(伏羲)氏之后而兴起，初以农业和商业贸易教天下。黄帝、尧、舜氏继神农之后相继兴起，仍以羲、炎之道化民使宜，教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民族赖此道不断发展壮大、繁荣昌盛起来。所以炎帝、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也本于此。
炎帝神农氏姜姓，“当是所谓东夷者也”；黄帝轩辕氏姬姓，“当是所谓华夏者也”。由此可知，姜姓氏族是炎帝之后，固为东夷的土著民族。姜尚姜姓，是炎帝后裔，东夷土著。炎帝之后，先后兴起的共工、蚩尤、伯夷和逄伯陵等东夷姜姓氏族的著名首领，都是姜尚的先祖。共工任智刑霸诸侯，蚩尤以武力威天下，伯夷典三礼而立五刑，都成为姜尚必然传承的先德旧业。东夷主要指齐地。伏羲始画八卦，故“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族，……(阴阳学)是齐学的正统”；“黄老之学起于齐”，所谓因“四时之大顺”和“治各有宜”(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政教思想早已萌生于东夷齐地，也是姜尚必然受熏陶、就教化的文化传统。
唐、虞时期，伯夷为四岳而封国于吕，姜姓族人微而复振。姜姓有邰氏女姜嫄生后稷，为周人的始祖，是弘扬神农氏“耕农”之业的第一人，尧举以为“农师”。夏、商之际，伯夷子孙在中原的封国--申国和吕国已开始衰落。申为姜尚祖先的封国。氏族势力衰落，在中原难以立足，故姜尚的先人又举族迁回水草肥美、温湿适宜的东海老家。当时，东夷姜姓氏族依然兴旺。逄伯陵作为姜尚的先祖，立国于齐，一度称强。逄伯陵氏女是周太王的正妃，史称太姜，生王季，即周文王之父。姜、姬亦世有姻亲。
商朝从帝祖甲开始，不时对东夷用兵。到帝武乙，为掠夺人口、牲畜及其他财物，商人侵犯东夷的战争不曾停歇过。逄伯陵建立的齐国历300年后因屡受攻伐趋于衰落。东夷姜姓吕氏族人都随之衰微。帝乙更以侵略夷方(东夷)和盂方为专务。帝辛频“征人方”(东夷)，多次“为虐于东夷”，就成为姜尚目睹耳闻的事实了。
商人对东夷人发动的多年的侵略战争，遭到了东夷人的坚决反抗。为此东夷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族人战死或被掳去当奴隶，牲口和财物被大量抢走或毁坏掉。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姜尚逐渐认识到了“杀人安人”“攻其国，爱其民”“以战止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姜子牙少壮穷困卑贱，直到老年才遇文王、武王，得展抱负，是所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先后垂钓、卖食、屠牛、卖卜，是妇之逐夫，又是不售的佣役，久处最下层，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人间辛酸无不体味，世上冷暖尽已备尝。
许由是古代的高士。孔子将姜尚同许由相比：“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以拯横流、利天下为己任，所以姜尚久求进身用世的机遇而不以独善其身为足。姜尚走遍各地，尽访诸侯，寻祖迹于申、吕故地，观风俗于夷、夏旧族；他几度出入周国、殷都，如岐阳、丰邑、孟津、朝歌、牧野等地，多次回顾商汤、夏桀的成败得失。他以演《易》之术教西伯于羑里，并教西伯脱身羑里之囚；又劝西伯献洛西之地，以换取纣王废止炮烙等酷刑。但直至文王渭水访贤以后，姜尚方才开始了他“兼利天下”的大业。历代典籍对太公历史地位的公认，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后裔姓氏姜太公后裔姓氏繁多，大致上有以下姓氏：姜姓、吕姓、丁姓、高姓、齐姓、卢姓、邱姓、丘姓、庆姓、贺姓、桓姓、查姓、柯姓、年姓、柴姓、崔姓、骆姓、章姓、聂姓、国姓、高堂姓、太公姓、卢蒲姓、淳于姓、厉姓、易姓、青姓等等。
姜太公到齐国上任后，便每年正月十六日到於陵邑（周村南古城村）与当地百姓一齐祭拜嫘祖，因为嫘祖教会人们养蚕织绸，从此人们有了衣穿，不再披树叶，为了尊重民意，鼓励植桑养蚕，织绸子，通过共同祭拜嫘祖，亲自与民同庆，与民同乐。大力发展植桑养蚕织绸事业。
在城北宽阔地方，高搭祭坛，坛高一丈按天干，长宽一丈二按地支，坛分三层按天、地、人三才。东边插四面青旗，上画青龙；西边插四面白旗，画白虎；南边插四面红旗，画朱雀；北方插四面-旗，画玄武，台上中央插八面黄旗，上面画八卦文字插在八方。这样象征着五行八卦二十四节气。
坛上北方设神坛，太公亲自书写、上首天皇太昊伏羲氏神位，下首地皇炎帝神农氏神位，中间人皇黄帝轩辕氏神位，在三个神位前边中间是，天后娘娘嫘祖神位，前方有供桌，摆着水果，五谷杂粮、蚕茧、三牲祭品，供桌前有一大香炉。
姜太公率领子孙、文武大臣上坛亲自烧香祭拜，行三拜九叩大礼。坛一层是二十八名鼓手，二层是三十六名乐手，礼拜时，鼓乐齐鸣，香烟缭绕，百姓在坛下随着祭拜，太公拜后，地方官员依次而拜，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祭祖活动。
姜太公经常涉足与此，对这里的山水人情很了解，他见城南的山，像凤凰展翅，就名为凤山，西面高山连绵不断，名为九节青龙山，寓意龙凤呈祥。
於陵东西两座小山，东为米山，西为面山，东面还有座山，人们说是姜太公曾经常从这里乘马走的地方叫马鞍山，於陵城西有道河，缓缓向北流，河两岸都是像碎石那样的小石头，当地人民把这种石头叫做泔沟，把这道河也叫做泔沟河，太公取名叫“淦河”。
姜太公怕过世后人们忘记了老祖宗，和发展蚕丝事业，便命儿子在於陵邑建立天后宫，三皇殿，把自己册封的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按方位塑在三皇殿周围，让他们在三皇的旨意下，各行其职，各尽职守，受享人间香火。
通过神，教化人们，有所作为，忠君爱民，贤庶淫恶之人各得其果。
宫殿建成以后，太公已过世，长子丁公即位，亲自验收宫殿时，想起父亲，为国为民戎马一生，晚年封齐，仍为社稷操劳，在世时，被周天子号为师尚父，可死后没有封号，尚父封了天下诸神，定名各地山，川，水，乡，商和周的死难文臣武将，被他封了神都塑在这里，后人供奉，我也把他塑在这里，让后代子孙祭拜，可是塑在哪里呢？冥思苦想了若干日子，他不能与众神为伍，平起平坐，他又是炎黄子孙，应该守护着三皇五帝，就把姜太公塑在三皇殿的屋脊上，永远守护着祖宗，注视查看着诸神是否护国佑民，掌风调雨顺之权，职福善祸淫之柄。
后来各地盖庙时，在殿顶上，塑上太公爷爷，有的身穿官履正面端坐、有的身穿道服、有的乘四不象、背打神鞭、有的手执黄旗，也有的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将帅打扮，总之都是太公在此，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