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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并不应仅仅是向企业养老保险模式对接.而是应与公务员群体、企业职工养老机制三种类型改革形成联动、对接。改革与并轨，并不只是制度革新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处理不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容易引起更大的矛盾。当前人社部对于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就引起了职员与公务员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民众对于政府满意度的下降。
3.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以及其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轨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现在才处于初期阶段，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与并轨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也是从一部分先改革先动手做起，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导致公平的缺失，改革和并轨中遇到的阻力，也可能导致新旧政策的连续和过渡中产生新的问题。
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对策
1.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首先在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就要做到一体联动，不可分割改革。否则，可能造成事业单位职员与公务员之间的矛盾，引起较之现行双轨制更为剧烈的矛盾。所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向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变时，应当是一体联动的，这是一个总的大前提，也是必要的条件。
3.健全完善《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在事业单位改革养老保险的基础上纳入公务员群体，逐步推出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依法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2008年3月，国务院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决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人社部于2009年1月公布《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但近年来改革进程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看来，“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并不该仅仅是向企业养老保险模式对接，而是应与公务员群体、企业职工养老机制三种类型改革形成联动、对接。在对事业单位实行改革的同时，《社会保险法》等对公务员体系的养老保险改革语焉不详，这正是山西等5个试点省市多年来难以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有关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条文，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保险法》，将公务员群体纳入进来，以法律为依托，严抓落实，必然能大力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
关键词：延迟退休；养老保险；老龄化
引言
一、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现状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经历1983年―1993年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支付危机的传统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改革；1993年―2000年初步构建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2000年以后确立多支柱养老体系的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为主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2218万人，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9750万人，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57073万人。养老保险覆盖的人群正逐年不断扩大，中国养老保险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使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性发展遭遇瓶颈。
二、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体系的基础尚不牢固，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
养老体系就像座金字塔，基础养老金是塔底，企业年金是塔身，个人养老储蓄是塔尖。当前我国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的压力逐年增加，是因为我国养老体系的基础不牢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我国2013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同期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2.8万亿元，同比增长19.9%。很显然，养老保险基金相对“入不敷出”。据统计，1980年退休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13∶1，而目前该比例约为19：100，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临近，年退休人员新增数量攀升，如现行政策不变，到2050年则会高达64：100，这意味着需要由100个在职劳动力供养64个退休人口。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引发养老保险金供需矛盾加剧
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中国人口基数大，养老保险底子薄负担重，老龄化速度却非常快。查有关数据：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1.3亿人，占总人口10.2%，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预计，2050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4.8亿左右，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析室主任李军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相对新出生人口的大幅度缩减，使抚养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造成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与领取者急速增多之间的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三）双轨制的存在造成了不公平的现象
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质是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公平性问题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执行的“双轨制”，即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实行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对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个人无须缴纳社保，退休后就可以享受到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列支的养老金的待遇；而对于社会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需要自己在退休前连续15年缴纳占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费用，退休后才能得到由社会保险资金列支的退休金。虽然最近几年，城镇职工月均基本养老金不断上调，但由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制度在设计与运行上大不相同，造成了在城镇企事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保义务及待遇水平的不平衡，引发了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三、延迟退休或领取养老金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一）国际上其他国家对延迟退休的惯例
法定退休年龄对于每一位劳动者都十分重要，关系到每一位劳动者缴费年限和受益年限，还关系到国家人口运行趋势和平均预期寿命及国家的公共财政等。随着世界范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社会保障项目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之后，又有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乌克兰等国家进行效仿借鉴该方法来减轻国家负担。但这一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人民的抗议罢工。如2010年在法国各大城市为抗议雇主将雇员退休年龄推迟到60岁以后的计划爆发的近1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行动，2013年波兰首都华沙爆发10万人大游行抗议政府提高退休年龄。
（二）在我国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的可行性讨论
1.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的有利分析
2.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的弊处分析
四、我国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需谨慎
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关乎国运、泽及子孙，而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推迟退休年龄方式好似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们要懂得权衡利弊来进行取舍，我们应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谨慎的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使养老保险制度真的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广大的老百姓带来福利，实现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望。就我国现阶段状况，笔者认为可以试探着采取缓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缓解眼下养老金收支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同时实现对退休年龄的合理化改革制度完善。
（一）谨慎采取缓行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
（二）对现行退休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公务人员、企业员工实施的退休制度不尽相同，如现行的“双轨制”；男女职工的退休制度差别也较大，即使同属国有企业职工，在企业实施减员增效的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诸如：停薪留职、买断、内退等多种变相的退休现象。使得即使在同一单位中同等条件下，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退休待遇规定，这些都使得我国的退休制度千差万别。因此，从近期来看，我国应该对现行的各种退休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以杜绝不规范的退休现象出现。
（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区别的试行弹性的退休制度
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我们的退休制度改革也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由于当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如上海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老龄化程度非常低；如教育、医疗服务、制造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行业需求是丰富经验，而如电子行业、金融行业等新兴行业则需求具有最新技术或有海外经验。所以，建议政府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在试行弹性的退休制度时，我们应当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需求而设计，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进行自主选择退休年龄政策，甚至不同的人群也可根据自己的偏好来灵活的选择退休年龄与时机。
（四）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从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试行
五、结束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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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养老金替代率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离退休制度。2008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改革，在试点地区事业单位系统反应强烈，曾一度导致人心惶惶，出现大量提前申请退休现象。受此影响，在非试点地区，事业单位职工对此也深感忧虑，以致单位正常工作受到不利的影响。不可否认，事业单位消极应对甚至反对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因很多，如：对新改革认识不到位、对旧体制下养老特权眷念、对固有身份管理的强烈归属感等。但笔者认为，更重要原因是由于对改革后退休待遇保障水平缺少确定性预期，担心个人利益会受损。改革前后养老金水平变化情况，本文将从养老保险替代率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关于养老金替代率
二、改革前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构成及替代率水平
（一）改革前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构成及替代率水平
（二）改革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构成及替代率水平
三、对策建议
由于改革前后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调整，导致改革后养老金替代率可能会低于改革前水平，按中央在进一步推动事业单位改革时明确提出“不降低待遇”的要求，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适当延长职工退休年龄
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退休年龄是个人账户退休金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按现行的退休政策，退休年龄的界定按性别有所区分，在事业单位里男职工60周岁退休，女性干部55周岁退休，女性工人50周岁退休。从国际上看是偏低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瑞典等国的退休标准是男女均为65岁;丹麦男67岁,女为62岁;挪威男女均为67岁。事业单位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过低的退休年龄一方面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降低职工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按渐进方式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减轻养老负担和减少激增的养老金，还是增加养老金账户的积累，提高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的有效选择。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基础养老金随着缴费年限延长而增加，个人账户累积额以及职业年金累积额增加的同时计发月数减少，从而个人账户养老金及职业年金养老金增加。
（二）明确改革后养老金调整机制
在现有养老保险体制下，退休者的待遇增速总是低于劳动者。如果工资持续高速增长，退休者的收益相对是下降的，此时就需要政府注意代际之间的调节与转移，保证退休人员共享发展成果。《社会保险法》中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职业年金办法的第四条也规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适时调整单位和个人职业年金缴费的比例”。但是并没有相应政策明确规定调整机制，养老金的调整仍然是不确定的。为了使退休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并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养老金是应该逐渐合理上涨的。为此，应该按照中央要求，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在岗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物价的变动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养老金水平调整幅度。
（三）合理确定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比例
（四）建立市场化的职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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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来看，影响和制约改革进展的原因和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事业单位在岗职工患不均的情绪影响到国家改革的决心
首先，倘若我国的事业单位所依照的养老保险制度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所创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实施过任何改革，在2008年选择部分省市作为改革的试点，那么这项改革就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是进步的。但事实是在2008年之前，我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地区已经进行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这项工作不仅包括机关单位，也包括了事业单位[2]。因此当2008年国务院宣布五省市进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就意味着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处于停滞状态，那么对于整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工作来说，这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倒退。事业单位的在岗职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在岗职工的患不均情绪通过媒体得到发声，影响了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策。
其次，我国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势必会影响一部分职工的切身利益，容易造成职工的消极情绪，工作积极性下降，影响到工作质量和效率，从而使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有一些保险制度忽视了与相应缴纳年限的结合，从而导致职工还要进行费用的补偿这也同样加剧了他们的不满，从而阻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程。
（二）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保险机制
机关事业单位属于国家机构的分支，所以要由国家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缴费，而政府则要保障社会保险制度的良好的运行，这其中包括了社会保险业务工作人员的薪金和社保机构的基础硬件设施的费用等[3]这些费用的上涨不仅制约着社保机构取得积极成果，也增加了社保机构工作的成本。其次，当没有明确界定政府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机构的职责时，两者很有可能在进行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从而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因此，我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虽然和过去相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对养老保险的管理还并不完善，例如在基金管理方面，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些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涵盖了管理、运行和监管，严重制约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
（三）机关事业单位缺乏完善的退休金制度
其次，和一般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水平相比，我国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水平过高，平均是一般企业职工的两倍，即出现了失衡局面。[4]可以说，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对社保中人不利，尤其是工龄长的社保中人。
（四）没有合理分解财政负担增加的压力
在事业单位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要注意对正在办理或已经办理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权进行妥善处理，否则会造成职工退休以后，其养老金发放权的归属不清，甚至造成政府既要负责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缴费，还要负责社保的缴费的现象。财政负担过重，导致有些地区无法承受。[5]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做到两全其美。即能够缓解政府的财政负担，又能实现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但就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层面来看，并没有很好地分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而财政压力的无法合理分解，成为了阻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
（五）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各地政策不一致，进展难统一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在全国不统一，有开展的，也有未开展的，也有还在做试点工作的。由于各地区改革的进展状况不一样，所以在进行政策的制定时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例如有的地区的缴费参数依据的是对公务员工资的核定，也有的缴费参数则是依据统计局的口径。各个地区的进展状况不一致，地区的改革政策不统一，导致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政策改革走向复杂化、曲折化，因为加剧了全国养老政策改革的困难。
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优化策略选择
为了能够在机关事业单位顺利完成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推动国家全面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当着重考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阻碍改革进行的因素，从而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对于如何推进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有以下的策略选择方案。
继续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模式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之路要同时推进，在改革完成之后，要争取在缴费比例、个人账户规模以及基本养老金的计发方法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模式保持一致。
（二）划清财政部门与社会保险部门在管理社会保险基金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管理体制
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理清管理体制，出台相应的详细的、易于操作的管理规范和守则，划清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部门在管理社会保险基金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机关事业单位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能够规范地得到执行和实施，使改革的进程符合其预期，从而实现改革的稳定发展。
按照国家规定，应当明确只有社会保险机构享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权，以及基本养老金的发放权。在职工办理退休手续以后，对于该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发放权应该由机关事业单位移交到社会保险设施；这对一些在制度改革之前就已经退休的职工，可以依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好的处理方式。可以选择当地的财政部门，也可以交给社会保险机构，但同一统筹地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三）做好制度统筹管理工作
机关事业单位的制度统筹管理工作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合理的制度统筹管理能大大提升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和质量。必须提升制度统筹管理的层次，改革现有的县级县级统筹模式，并逐步过渡到省级的制度统筹模式，最终在全国确立统一的制度统筹管理标准，确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前应做好实现制度统筹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对现有政策进行梳理，尤其是参保范围对象、缴费基数比例、补缴基数等各个方面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为全国统一的制度统筹打下良好基础。
（四）重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动员工作，做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引导工作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工作必然会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也必定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在短期内将会增加财政压力，并且会触及一部分职工的切实利益。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各级政府在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能做到以大局为重，认真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缴费义务，同时对政府资金做出合理的规划。对于各级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来说，应积极配合国家的改革工作，正确认识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问题，以国家体制改革的大局为重。同时政府应积极引导舆论，使其朝积极的方向引导人们的思维。
（五）减少养老保险金的支出压力
我国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题就是养老保险金的支出压力。所以，缓解国家支付养老保险金的压力，才能更好的进行机关事业担心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先，扩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范围，加大宣传工作，使人们意识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其次，对基金的缴纳工作进行变革，适当加长基金的征缴年限，此外，延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的工龄，从而减少由于职工老龄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
养老双轨制之弊
王先生是深圳的一名委任制公务员，国内名牌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当年，王先生的很多同学都加入律所做了律师，现在不少人在社会上小有名气。近年来，几个当年同窗邀其“下海”，他却陷入了矛盾。
“完全给过去清零很不容易，毕竟现在离开体制失去的太多。特别是养老保险，一旦离开机关，就等于从头开始。我很希望聘任制能尽快在所有公务员中推开，给我重新选择适合自己职业的勇气。”他说。
显然，如果不抓紧实施“中人”改革，未来会有更多委任制公务员辞职。很多优秀的人才渴望流动，但流动最大的瓶颈在于养老。
说来话长。早在1951年，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将部分城镇职工的养老纳入劳动保险之中。由此，我国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双轨制初见端倪，公务员由财政养老，企业职工则依靠劳动保险养老，并出现公务员的退休待遇远高于参加劳动保险的企业职工的现象，给国家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
有鉴于此，国务院在1958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规定“国营、公私合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以下简称企业、机关）的工人、职员实行一样的退休费标准”，但依然实行双轨制。
直至1969年，财政部颁布《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要求“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全国总工会积存的近4亿元社会保险总基金也悉数上缴国库，成为财政资金。自此，劳动保险失去了原先的社会统筹分配职能，企业职工养老由社会事务变为企业内部事务，而公务员仍由国家财政养老，养老双轨制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在企业中实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但在公务员养老制度中悄然发生的一个变化是，为鼓励公务员按时离退休，从而腾出更多岗位，国家大幅提高公务员的离退休待遇。养老金双轨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一直沿用至今。
纵观公务员与职工养老双轨制，其呈现出一种延续和强化的趋势，导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尤其是退休后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要求改革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面对社会积怨，改革者们也做出了一些尝试，例如2008年国务院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并确定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五省市开展试点工作。但五年过去了，改革却无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除了改革方案本身的设计和保障措施、推进力度存在不足之外，还在于试点方案将改革的对象确定在事业单位。事实上，作为承担绝大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其人员复杂、基数庞大，大规模的改革势必引起事业单位职工的阻挠和抵制。
同样，公务员阶层也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垄断着许多资源，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对其进行“一刀切”的改革，让其统统上缴工资参加社保，让渡出部分利益，也必然引起他们的反弹。可见，改革的阻力不可谓不小。但深圳却能迈出改革的一步，这还得从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历程说起。
深圳“并轨”改革
深圳一直被誉为改革的桥头堡，其公务员制度改革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7年开始，深圳市率先实行聘任制公务员试点工作，经过几批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后，2010年起，新进入深圳市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施聘任制。聘任制公务员与传统的委任制公务员在身份地位、履职待遇、发展机会等方面都没有区别，只是需与单位签订聘任合同，并实行合同制管理。
在实行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公务员的养老保障制度也在发生变革。对聘任制公务员实施合同管理制度以后，进出公务员队伍不再是艰难的抉择，加上聘任制公务员这个群体人数较少，因此，改革者综合考虑认为，在这部分人中实行改革阻力较小，影响范围也不会过大。于是在2010年，与新进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的同时，深圳市开始对聘任制公务员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按照规定，聘任制公务员购买养老保险的标准为每月工资的18%，其中单位上缴10%，个人上缴8%。
到2012年8月，改革向深圳市各事业单位推广。深圳市规定新进入事业单位的职员也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将购买养老保险的标准调整为每月工资的21%，其中单位上缴13%，个人上缴8%。
此次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新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地方补充养老保险与企业员工完全并轨，实现衔接和统一，这部分资金可以转移承续，这对于打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壁垒、推动人才合理流动、精简优化公务员队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解决目前面临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而职业年金，则与公职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服务年限及工作表现相挂钩，对在职期间工作表现良好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年金，对受到处分的人员则实行减少缴交份额或收回年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职人员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拓展了用人单位的管理手段。
但改革尚未停止。此次改革只是向广度延伸，深圳的聘任制公务员毕竟只是少数，至少尚有4万名委任制公务员未实现养老制度“并轨”，改革仍需向纵深前进。为此，改革者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平稳过渡”的策略（中人，即在职委任制公务员，居于公务员队伍中的核心），用增量调整来保证改革的延续性。
据介绍，目前，经过详细的测算和调研，深圳人社局已向上级部门提交了一套关于“中人”改革的完整方案，只待上级部门决策，真正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之间的无障碍交流，可进可出。
对既得利益动刀
深圳的公职人员养老制度改革迈出突破性的一步，它直面饱受社会诟病的养老双轨制，体现了改革者思想的转变。
首先，打破了不公正的意识。虽然同为社会劳动者，但在我国现有制度中，企业人员需依靠自己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来养老，公职人员则无需缴纳任何保险金就可在退休后领取高出企业人员几倍的退休金，这是一种特权和不平等意识的体现，极大地打击了参保人的信心。深圳市实行公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做法正是对这种不公平意识的打破。
但总体而言，目前深圳这一改革尚不彻底，除了上文所述的“中人”还未纳入改革对象之外，还存在单位缴存比例略高（深圳市政府替公职人员缴纳的比例为月工资的22%，企业单位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率为20%），而且这部分资金仍是财政支出，难免有财政养老之嫌。同时，由于采取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模式，使得新制度与我国现行退休制度造成的退休待遇水平差别不大，并没有切实解决饱受争议的养老双轨制下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说，改革对既得利益者的触动不大，实质性不公依然存在。
关键词：顶层设计；名义账户制；精算中性；延迟退休
2013年，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启动，中国养老金制度再一次面临着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目前有3种方案可供决策者选择：一是“小账户”方案；二是“大账户”方案；三是“全账户”方案（见表1）。表面上看，这三种方案非常相似，即都引入了名义账户理论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原则和根本出发点，只是主要差别在于是否保留现有“统账结合”制度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个人账户规模的大小。但是，“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都保留了社会统筹部分，这就大大弱化甚至扭曲了对参保缴费的激励机制并对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本质上与“全账户”方案所体现出的优势完全背道而驰。
一、名义账户制的概念释义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有7个国家将其原有的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先后改造成了名义账户制，名义账户制也因此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但这几个国家的名义账户制在制度形式和参数选择上不尽相同，作为养老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制度创新，名义账户制本身具有一般性的概念、属性和经济学含义，从而区别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即“名义账户制”是一种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模仿DC型积累制个人账户计划的养老金制度设计。
纯粹名义账户制的个人和单位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之中，退休后养老金的待遇支付最终取决于累计的个人缴费与投资回报以及同年龄组申领人的预期寿命。从融资方式上来看，名义账户制是建立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之上的，即社会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的退休者，参保者退休之前的个人账户中并不必然存在“真金白银”，个人账户更多的是一种“记账”的管理方式。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名义账户制的融资方式等同于现收现付制，因为该制度提供了一项或有选择――个人退休后可以提取个人账户中的“资产”向商业银行购买年金化产品。从待遇给付上来说，名义账户制具有DC型积累制个人账户的一般特征，即强调精算中性原则而非再分配原则。也就是说，养老金待遇给付的标准主要取决于记入个人账户缴费的积累、名义资产的投资增值、名义资产转成退休年金的计算公式、退休给付指数化变量4个因素。总之，名义账户制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DB型与DC型的一种混合模式，它既有某些DB型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征，又有DC型积累制的某些属性，即名义账户制既可被称为“DC型现收现付制”模式，也可以被认为是“DB型现收现付制”的某种变形。
需要强调的是，名义账户制中的投资回报一般情况下不等于预筹积累制个人账户计划的投资回报。从理论上讲，前者是制度的内部收益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函数。当然，在实践中，政府会基于某些考虑进行设定，但无论政府起初如何设定这个投资回报，长期来看将趋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而后者却是资产市场的真实投资收益率。但在如下两种情况中是基本一致的：第一，如果积累制个人账户的主要或全部的资产组合都投资于本国的负债，那么，它的风险将来自于本国，这就与名义账户制没什么两样。第二种情况，如果积累制个人账户的资产组合全部或主要持有本国政府债券，那么，它就与“布坎南债券”的完全货币化形式的名义账户制也没什么区别，就是说，如果政府债券收益率高于内部收益率，那么就可以通过对全国范围的保险群体征税而抵消这种“优势”，这是因为，这些保险群体本身就是较高收益率的受益人。但是，由于可能存在着税收的再分配效应，所以，两种方式可能还是有所区别的。
根据林德贝克和佩尔松提出的养老金制度三维分类方法，名义账户制的出现填补了养老金制度频谱中的一项空白。在这个养老金制度的三维方法中，其构成分别为：第一维度是积累制对非积累制，第二维度是精算型对非精算型，第三维度是DB型对DC型。图1标示出其中的两个维度，且养老金制度的积累程度是用养老基金市场价值除以同时期应计的缴费增值预期贴现值所得的比例，该变量反映在纵轴上，垂直移动表示积累程度的变化，越靠近上方积累程度越高；养老金制度的精算公平程度反映在横轴上，指的是个人缴费与将来养老金待遇之间的关联性，越靠近右边精算程度越高。图1的Ⅰ～Ⅳ点构成了几种特殊情况，如果加上图1没有表示出的DB型对DC型的这一维度，可以组合成8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因此，由这8种极端情况及其中间地带（每一个维度都可以视作连续变量）便形成了一个养老金制度谱系。依据该方法，所有的养老金制度都能在这种频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了这个养老金制度的谱系，一般意义上的名义账户制的位置就清晰可见了。根据本文给出的定义，名义账户制位于图1中的Ⅱ点并且是DC型的。在这一点上，现收现付制度（积累程度为零）的精算公平程度达到最大化，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都为制度的内部收益率。需要强调的是，Ⅳ点所对应的积累制是完全精算公平的制度，其公平程度要大于Ⅱ点对应的名义账户制。
二、“全账户”方案具备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优势
名义账户是个新兴事物，自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至今也不过20多年，国内外对于该制度模式实用性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其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已经在国外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些理论优势包括以下6个方面。比较而言，在3个备选方案中，只有“全账户”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出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优势。
（一）通过自我“储蓄”机制平滑人口波动，自动应对人口转型
传统DB型现收现付制建立在100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早期，那时候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预期寿命较低，年轻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速度总是快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的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正金字塔”形状。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也相应较低，每一代退休人口不仅可以获得既定的养老金待遇，而且在既定的缴费率下，政客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很容易不断增加养老金水平，向退休者提供越来越慷慨的养老金待遇，从而使得该“庞氏计划”得以不断延续。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远见的政治家突然发现这一“游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在必须削减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时，却困难重重。道理很简单，福利是刚性的，提高可以，但降低福利标准却会遭到大多数选民的极力反对，政府一旦提出养老金待遇削减或提高退休年龄，必然会引起议会抗议或游行示威，从而使政治上的“酌情调节”多数以失败告终。
与之对比，名义账户制虽然没有改变传统制度的现收现付属性，但在待遇确定和计发公式上有了质的突破，也就是说从DB型变成精算中性的DC型养老金制度，使得待遇变化和退休年龄选择基本不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是取决于人口和经济等外部环境变化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需求偏好的选择，自然就不会出现在人口、经济环境等不利条件下要求维持或增加福利的不合理诉求。
（二）账户余额向终生年金的精算转换，自动适应人口寿命预期变化
参保人退休时，名义账户中所记录的养老金财富在进行年金转换时，引入了根据同年龄组人群的平均余命确定的预期寿命因子。因此，在名义账户下，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转化成制度内生的可以自动适应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另外，名义账户制对提前退休的待遇削减也可以通过制度内生来实现。也就是说，名义账户可以对人们偏好的改变做出及时调整。对于管理当局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精准地确定每一代人的预期寿命。政府还可以允许用退休后名义账户资产（做实名义账户）购买商业机构年金产品，让商业机构承担预期寿命变化的风险。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由名义账户管理机构和商业机构同时提供年金产品，让退休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只要对比三个方案的年金化除数的设计公式就会发现，只有“全账户”方案具有完全精算属性，它分别考虑了退休时余命预期、待遇调整系数预期和内部收益率预期，因此完全具备了自动调整人口寿命预期变化的理论优势。相比而言，“小账户”和“大账户”使用的现有年金计发月数，并不反映退休后第2年及以后待遇的调整变化，但在设计上，养老金发放过程中又“人为”地不断提高待遇水平，显然二者是相互冲突的，即制度设计与制度实际运行状况明显不符，从而脱离了精算原则。
（三）避免待遇指数化规则变动的随意性，增强了制度的可信度
“全账户”方案是单一的名义账户制度，可以把这一理论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使得人们参保缴费更有信心，对未来待遇水平有充分的预期准备。而在“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中，因为存在着社会统筹部分，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预期下，养老金待遇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政府干预，出于理性考虑，人们会尽可能选择较低缴费基数和较低参保年限的行为模式，因此如同传统的现收现付制一样，“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都是不可信的，也就不能发挥出名义账户制固有的理论优势。
（四）选择退休年龄具有更大灵活性，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成为可能
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正在迫使各国采取措施延迟退休，这样做的直接目的不仅是为了降低制度的赡养率，从而保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既有的条件下实现增加劳动供给这个最终目的。但是，在传统的DB型养老金制度中，政府提出延迟退休的动议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困境，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比较而言，完全精算中性的养老金制度具备了个人何时退休的自我选择权，多数人在退休问题上会做出相对理性的考虑，只要制度设计得当，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退休安排，从而间接达到延迟退休这一政策目标。名义账户制正好具备这样的制度特征，即在名义账户制下，缴费和养老金待遇之间是一种完全中性的边际精算关系，人们何时选择退休完全由自己决定（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基础上），既不存在对提前退休的激励效应，也不存在对推迟退休的惩罚效应，这是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前提条件。
“全账户”方案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名义账户制度，使得弹性退休有了制度保障，人们在退休问题上将具有最大的选择权。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一点尤为重要：一方面，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及早采取延迟退休政策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大多数经济活动人口还在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直接的“一刀切”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将困难重重，因为这将对那些身体条件较差的中老年就业群体存在着公平性和道德性问题。因此，只有弹性退休年龄才最合适中国国情，“全账户”方案无疑是最优方案。比较来看，无论是“小账户”还是“大账户”方案，因为存在规模不等的统筹部分，都不是完全精算中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弹性退休制度。
（五）缴费被看作是储蓄，降低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对比3个方案，“全账户”方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而成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何时参保缴费以及缴费多少不过是人们储蓄偏好在养老金制度上的体现，如果人们更愿意增加储蓄，那么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就更高。这一点对收入较高人群更为明显，因为在现有的通胀结合制度下，要实现社会互济这一制度目标，高收入群体的缴费实际上将被征收额外的“赋税”，用于补贴低收入者，一个理性的高收入者必然想尽一切办法降低缴费标准，甚至是缴费年限，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赋税”负担。而在“全账户”方案下，高收入者的缴费行为模式将发生改变。进一步，在未来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加强了对缴费的执行力度，高收入群体甚至可以减少劳动供给来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因为依然存在着统筹部分养老金，与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并无本质区别，高收入者无疑会把缴费看成一种额外的税收负担，从而扭曲劳动力市场配置。
（六）养老金待遇下降更加隐蔽化，便于实现财务和政治可持续
有人质疑名义账户制度可行性的一条重要论据是：名义账户制无法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甚至相反，并以瑞典为例加以证实。表面上这无疑正确，因为瑞典实施名义账户制以来，养老金待遇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在某些年份确实还轻微下降了一些。但是这种判断却严重误导了人们：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只有在养老金制度采取预筹积累制且基金投资国外时，才有可能提高养老金待遇；否则，在养老金制度采取预筹积累制且基金投资国内或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养老金待遇一般是要下降的。显然，名义账户制没有改变现收现付制属性，所以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待遇水平肯定要降低。换句话说，名义账户制的使命不是来提高待遇水平的，而是用来增强养老金制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但可以说，在人口老龄化下，名义账户制可以部分缓解养老金待遇下降的幅度，却不能改变待遇下降的本质判断。其实，名义账户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用来解决两个“可持续”问题：一是财务可持续性，变福利刚性为福利弹性；二是政治可持续性，即政治问题内生化，养老金参数收紧不再有街头抗议。
无疑，只有“全账户”方案才能把名义账户制这一重要优势发挥出来，把人口和经济因素提前内生化到养老金制度中，在人口和经济出现不利的情况下，养老金制度将变得更为有弹性，从长远来看，政府可以提前卸下沉重“包袱”，不会被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政治可持续性捆住手脚。比较而言，“小账户”和“大账户”方案完全不具备这一优势，因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待遇（通过内部收益率体现）实际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这种待遇降低在这两个方案下并不直接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将更多地归因于政府的不作为。
三、“全账户”方案具备符合国情的独特优势
相对于成熟的市场化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对于养老金制度而言，这种特殊国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一种潜在的制度优势。比较而言，3种方案中只有“全账户”才能完全体现这种独特优势。
（一）化解地方道德风险，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筹
基金统筹层次过低一直是困扰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统账结合制度无法完成的现实挑战。归根结底，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也无法厘清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归属问题。在现有的财税分权体制下，如果由地方政府承担基本养老保险的事权，那么财权就不应该上收中央，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提高统筹层次问题；如果提高统筹层次是必然选择，那么中央就应该在上收财权的同时，也要上收事权，否则就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因此这一问题将始终陷入困境。但是，如果能够消除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名义账户制因为类似于完全积累制个人账户，形式上具备了清晰的个人“产权”属性，每个人的养老金待遇与缴费之间建立起了明确的精算联系，地方政府只能是中央政府的“代办”机构，无法也没有动机与参保企业或个人进行合谋套取不正当利益，从而便可一步到位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
“全账户”方案本质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名义账户制，自然可以一步到位且毫无成本地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而无论是“小账户”还是“大账户”方案，都会因为社会统筹部分养老金的存在，个人“产权”必然是模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始终是难以理清的，因此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
（二）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名义账户制获得高收益成为可能
中国学界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却几乎没有涉及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问题，因此当提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较高名义收益率”的命题时，遭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就在所难免，其实只要把养老金经济学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分析一下，就会彻底消除这些人的疑虑。
从理论上来说，名义账户制本质上仍然是现收现付的，因此其内部收益率或者说名义账户利率基本上等于现收现付制的内部收益率。而现收现付制的内部收益率为多少呢，其实理论上早已解决，早在1958年，萨缪尔森（samuelso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题为《货币社会设计功能或有情况下：一个严格的消费一信贷利息模型》的著名论文，证明了最优化利率由人口增长率（即生物收益率）所决定。随后，其他学者又针对萨缪尔森研究的假设进行了放松和扩展，得出了进一步的研究结论，即如果考虑技术进步，那么这个“生物收益率”就可以拓展为人口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率，可以近似看作GDP增长率。
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虽然正在告别高增长，但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依然可期，因此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可以继续获得较高的内部收益率，名义账户制只是将这种收益率显性化了，而不是凭空“创造”了新的高收益。需要强调的是，名义账户制获得较高收益率优势是中国独有，而在已经引入名义账户制的其他国家是不具备的。例如在瑞典，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工资增长率实际值为1%～2%，加上通胀率1%～2%，工资增长率的名义值在3%左右，相比资本市场动辄超过10%的收益率，这些国家的名义账户利率对参保人实际上毫无吸引力（这些国家引入名义账户制另有目的，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在中国，名义账户制度不仅对参保缴费具有激励机制，而且有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非劳动收入，甚至改善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毫无疑问，“全账户”方案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大账户”次之，“小账户”最差。
（三）在制度覆盖有限的前提下，名义账户制财务更具可持续性
显然，中国现在引入名义账户制无疑可以保证养老金制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首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理论上仍然具有极大的扩面空间。其次，正如本文提到的，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部分）的内部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在名义账户制下将直接表现为较高的名义账户利率，即名义账户制在中国是可以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因此，作为中国化的名义账户制，“全账户”方案无疑将保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而“小账户”和“大账户”因为社会统筹养老金的存在，无法彻底展现制度的激励机制，扩大覆盖面的测算假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很难保证制度财务具有可持续性。
一、上半年工作总结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重点抓好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监察，人事人才等工作，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就业创业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15月份，全区实现新增就业人数1103人，完成目标任务的42.42%;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80%;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就业率达到70%;组织开展创业培训75人，完成目标任务的62.5%;开发高校毕业生基层特定岗数74个，完成目标任务的92.5%;
(二)民生工程实施情况
15月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增缴费、续缴4125人，完成目标任务的82.5%;城乡劳动者技能培训710人，完成目标任务的7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2854人，参合率达95%;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9845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10.9%
(三)推进就业创业工作情况
1-5月份，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624份，全区推荐小额担保贷款41家，带动152人就业，贷款金额410万元。
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在全区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活动期间共走访就业困难人员和家庭户数465户;登记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65人(其中：残疾人3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52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享受政策384人;与区工会、区残联联合慰问就业困难人员28人，发放慰问金12000元。
3月7日与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了铜陵市2016年春风行动暨红星美凯龙铜陵商场专场招聘会。此次招聘会共有320家用工单位免费入场进行招聘，涉及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近4000个，招聘会还专门设置了残疾人招聘专区。招聘会当天进场求职各类人员有8000多人次，突破以往历届招聘会进场人数，达成用工意向2300余人次。
(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情况
截止目前，全区已实行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达12560人。在社区建立了90个退管自管组织。1-5月份，共走访慰问高龄、孤寡、重病等退休人员119人，发放慰问金2.6万元;组织开展全区企业退休资格认证工作，现认证率已达90%以上。
(五)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活动开展情况
一是加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结合区政府开展的各项法制宣传活动，积极指导、督促用人单位遵守《劳动合同法》，做到合法用工，及时补签和续签劳动合同。15月份，劳动合同新增备案393人，其中，解除劳动合同267人。
二是开展专项检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两节期间加大了对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资行为的查处力度，开展全区重点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检查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工工资支付情况检查等专项检查活动。2016年3月至5月期间，采取分段实施的方法对221家用人单位开展了劳动保障年审，了解用人单位的用工情况，指导、督促用人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做到合法用工，及时补签和续签劳动合同。
三是认真受理和查处群众投诉举报案件。1-5月份，我局共接待欠薪投诉、来访100余批次，涉及1500余人，清欠金额4000余万元;接待处理劳动争议案件31起，申请人48人，涉案金额203.5万元。
四是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为积极稳妥解决我区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特别是建筑施工领域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出台了《关于建立解决拖欠职工工资问题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狮办〔2015〕27号)，并通过建立联席会议例会制度、隐患排查和信息报送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配套制度，努力在我区形成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六)人事人才工作情况
一是认真做好人员人动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今年上半年共办理各类人员人动共31人，其中办理调动15人、辞职5人、退休8人，新聘用1人，公益性岗位录用2人。
二是继续做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根据《铜陵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完成区教体局36名教师、区西湖卫生院4名工作人员岗位设置申报工作，严格岗位设置职数管理，严格执行所核准的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和细化等级，严把岗位职数总量关。
三是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正常升级工作。以年度为基础，按照政策规定，上半年共审批完成全区24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016年达年限工资正常晋升工作，为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动态调整和工资改革正常进行做好准备。
四是完成基层特定岗位人员工资调整工作。根据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提高了基层特定岗位(原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待遇，稳定基层工作者队伍。
五是做好退休人员审批及遗属补助标准调整工作。严格执行退休制度，做好各种退休福利费的审批工作，今年上半年按照文件规定，事实调整了遗属补助标准。上半年共办理了8名同志到龄退休手续，其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名，公务员3名。
二、下半年我局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完成就业创业重点目标任务工作计划
继续落实做好各项就业创业政策，建成狮子山区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加大各项重点工作推进力度，确保完成2016年就业(创业)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二)大力推进民生工程
加大民生工程实施力度，重点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劳动者技能培训等民生工程的实施进度，确保各项民生工程9月底全面完成。
(三)着力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劳动用工、工资支付、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各项专项执法检查活动;
二是及时受理各类投诉、举报，及时办理各类案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四)认真做好人事工作
一是认真做好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聘)工作;
半年来，办公室在公司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在各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做好统筹及上传下达工作，把工作想在前，做在前，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思想素质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宣传、人事管理、职工培训、档案管理、后勤服务及公司保卫等多方面的任务。
办公室作为公司的综合职能部门，较好的发挥了职能作用，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上传下达、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加强公司管理以及在公司制度改革方案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具体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项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中。现就半年来的工作做一简要总结：
一、加强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
为了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我们完善了过去的各种管理制度，突出制度管理，严格照章办事，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完善了公章使用、纸张使用、电脑使用、请假、值班等各种常规管理，充分体现了对事不对人的管理思想，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合理调配人员，充分整合现有工作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最近，公司对工资进行了改革，实行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明确了每个人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每个人都能从工作的大局出发，从整体利益出发，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大大增加了员工的责任意识，充分调动了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促进了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做好办公室工作，必须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办公室工作人员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学习，为此各办公室都配备了电脑，利用网上资源学习与工作有关的知识，不断开阔视野，丰富头脑，增强能力，以便跟上形势的发展，适应工作的需要。提高了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三、做好办公室日常管理工作。
1人事档案管理，记录在厂员工的详细情况，做好新员工的入厂手续及工作情况。
2办公室对各类文件及时收集、归档，做到了分类存放，条理清楚，便于查阅;
3建立了办公用品领用明细台帐，每件办公物品都有详细记录，按需所发，出入库记录一目了然，以便及时补充办公用品，满足大家的需要;
5制定了公司纯净水领用记录，每月统计，账目清楚，一月一结。
7进一步加强车辆安全管理，做好车辆的调配、使用以及维护，及时做好车辆驾驶员的年度审验工作。司机责任心强、从未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
8办公室走廊卫生干净、整洁，为大家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前言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单位：亿元
年份总消费占GDP比重%居民消费比重%政府消费比重%
197816.6885.115.7194.00.975.8
197917.4685.616.6593.91.090.6
198019.1086.017.8593.51.256.5
198120.6479.619.1692.81.487.2
198222.3871.720.8393.11.556.9
198324.0070.722.0992.11.918.0
198426.1262.023.3789.42.7610.6
198531.5858.328.0588.83.5311.2
198636.8159.432.7088.84.1111.2
198740.0060.235.8389.24.1710.4
198848.759.043.2288.65.5511.4198957.2757.148.9985.58.2814.5
199066.2952.248.4573.111.3126.9
199172.8752.156.8678.015.9322.0
199295.5843.475.1878.720.4021.3
1993127.9242.798.0476.629.8823.4
1994156.4741.1124.5579.631.9220.4
1995188.5046.2153.0981.235.4118.8
1996208.87、53.6168.2780.640.6019.4
1997222.3354.5176.8279.545.5120.5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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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职工平居民人均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居民人农业居民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款年末余额均消费
1990198015757788028526981436
199121941726916103986666716091992272023181026168011288192252
19933501307213202699144910642813
19944485392016203369181412593723
19955340477018723978219715484345
19965476492621564619237617264444
19975664485023825041245818024458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