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南京工业大学刚刚评审产生了第十二届“时钧班”，电气1703获得了第十二届“时钧班”荣誉称号，化工1701、生工类1701等10个班级获得了“时钧班”创建先进班级的荣誉称号。学校让我给师生们讲一讲时钧先生的事迹，我欣然领命。
1984年，我在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前身)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母校跟着时先生硕博连读，是时先生带出来的第一届博士生。我爱人冯新也受教于时先生。我的父母也是南化教师，我家与时先生为邻，所以对他了解较多。
2005年时先生因病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授课、治学、为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交响乐般的授课艺术
现在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娱乐明星。我们求学时也“追星”，只不过追的是时先生这样的大师。
听时先生讲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他有一种牵着你的思维前进的本领，一面听一面脑中会出现疑问、渴求解答，接下来果不其然是完美的解答，但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很想听他进一步剖析，正意犹未尽之时，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时先生的授课天马行空、潇洒俊逸，这与他严谨治学、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是分不开的。我家住在时先生楼下，每晚时先生家都到夜里一两点才熄灯，他经常备课到深夜。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时先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受聘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任教。他学识渊博、风度潇洒，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成为弟子们仿效的楷模。
他的弟子、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先生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原理课程。学生们见这位教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就给时先生“Baby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由此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也是时先生的学生。他说时先生的课“犹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主题不断出现。我干了很多行，但时先生教给我的是普遍规律，不管干什么，都能起到主旋律的作用，让我终身受益”。
不做学生的“保姆”
时先生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在4年后诞生。
他和多名教授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该建议被高教部批准，由时先生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批化学工程专业。
他还作为科学家、教育家代表，应邀参加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先生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此时，他已经将满身的才学、知识赋予了新中国建设的远大抱负中。
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时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一面。他不仅凭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是凭借协调能力，带动一批人、出大成果。他带研究生时，总是给予客观的、前瞻性的指导，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
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教师像保姆一样，自己一有困难教师就出现。时先生却从不做这样的“保姆”。他是标杆——总是给你制造一个跳得更高的标杆，让你自己来跳，而他则不断地提升杆子的高度。比如一个实验，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却让我自己去做，去不断地接近结果，而他则在背后注视、支持和适时地指点。
时先生常利用各种场合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来听自己的博士生讲述。我读博期间，不仅要向国内顶尖专家汇报，还要向国际著名学者汇报，进步非常快。那个年代，我国刚开始招收博士生不久，规则和要求都不够清晰，但时先生总是自觉地用国际水准来要求学生。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为时先生所作的诗句，意在赞扬时先生“桃李满天下”。时先生的学生中能涌现近20位院士、百余位教授高工，与他倾注全力教书育人、甘为人梯扶持后学是分不开的。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先生就是一位化工高等教育的巨人，也难怪学界评价时先生是“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
外界总是惊讶南工大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化学工程人才这背后正是时先生超越常人的前瞻眼光、培植后学的无私襟怀、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一代代传承的结果。
执着信仰的有志之士
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这种严不仅体现在做学问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
他的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曾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陪时先生去外地出差，火车很挤，不停有人挤时先生。为了保护先生，他的动作大了一点，态度生硬了一些，却惹得时先生板起脸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后来徐南平常以“九思”自省，就是取义于“色思温，貌思恭”，也就是时先生希望的那样——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人以温和、恭谦的形象。
时先生也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我曾听时先生的子女讲起一件趣事：1952年，曾经有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到时老师家门前躺下。原来清华大学想调时先生回清华任教，学生们都舍不得时先生走，便用这种方式挽留时老师。时先生向清华汇报了，清华立即作出回应，破格同意时先生带领的班级都去清华。但时先生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南京，陪伴自己的学生。
时先生对学生好，对家人也是关爱备至。听同学讲过，有一次去时先生家，师母身体不好，时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都是师母的脉搏跳动记录，整整一本让人十分震惊。
时先生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啊，我那时候找到了一条很近的通往燕京大学的小路，很快就到了。”言辞间，时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与师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在“反右”及“文革”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时先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我们和时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过去的故事，难免也提到“文革”中的一些境遇，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甚至对那些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的人，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总说他们年轻，不能怪他们。
时先生每次获奖，都把奖金全部分给大家。时先生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在不多的奖金中坚持送我1万港元。起初我不肯要，时先生却说，你们都作出了贡献，应该拿。当时，大家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况且时先生家里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虽然在不断贬值，但我们一分钱都舍不得动。徐南平和其他同学们也一样，一直将时先生所给的钱珍藏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永远的精神寄托。
时先生对官职、金钱和个人荣誉看得很轻，但却始终坚守着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抗战爆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优裕的生活待遇，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携妻带子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救亡。
早在1956年初，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
2001年2月16日下午，90岁高龄的时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若不是坚信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90多岁的老人怎会如此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