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仙、冥想，星座、塔罗牌，阴阳五行、生辰八字。年轻人在网上开始热衷谈论“玄学”，钻研中西方的算命卜事之道，让不少旁观者感到费解。当下的所谓“玄学”，和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传统”或宇宙观念，存在什么联系，又有何区别？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一流行文化现象？
本刊专访了宗教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陈进国博士。他长期从事宗教人类学和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领域的学术研究。陈进国认为，挖掘这些现象背后人们的精神需求和脉络，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特别是年轻人面对时代的精神困惑及多元化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透过对现象的解读，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和他者，理解人与自然、超自然力量的关系。
宗教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陈进国
信仰碎片化时代
年轻人为什么要去算命占卜？背后反映出当代年轻人在精神方面出现的普遍性危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正弥漫着一种内卷化的精神气氛。年轻人被卷入一个个网格化的旋涡，或者原子化的状态。他们在事业、情感、前途等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人大学毕业即失业、考研考公难、求职难。进入社会后，他们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成家后，面临的是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而且不断有新的技术，比如AI的崛起，一些原有的职业和岗位可能被取代。个体生命遭遇危机，精神高度紧张或膨胀，人们就需要找到一种自我疏解的途径。或者说，在过度内压的处境中，我们的身体岛有它切身性的生命知觉，需要对正常或反常的时代韵律做出反应。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时代病，就像一个人感冒了一样，他要求医问药，只是求到了玄学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在遭遇精神危机时选择诉诸玄学，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吗？
陈进国：迷信或封建迷信，最早其实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建构的一个概念。他们从排他性的一神教出发，把涉及多神信仰、自然和祖先崇拜的都视作迷信。到了近现代，中国也有庙产兴学、科玄论战、反宗教运动等。国民政府也早早兴起毁神拆庙的“新生活风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出于救亡图存或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各界对传统文化及其各种附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批判。在科学、进步观念之下，笼罩着神秘面纱的各种术数、玄学也成为批判的靶子。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东西作为封建迷信基本上被严厉取缔。但其实在民间，它们还是很顽强地保存下来了，依旧是底层社会的行动逻辑和潜规则。到改革开放后，原本隐匿在民间的术数，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也重新活跃起来。上世纪80年代，国内还兴起过一轮气功热，那时候人们也是想通过练气功的方式建立对身体的理解与控制，从而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那时候练气功的不只是中老年人，也有很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气功热消亡之后，有人就转向了其他灵性的东西。
其实，信仰一直是人类底层的逻辑，人类的宿命，天然在追问何以“成己成人成物”，以各种方式来追求灵性和德性的成长和圆满。人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非人的关系时肯定要试图去做一些解释，诉诸某种力量。回到我们的传统来说，如果说有一点独特性的话，就是古代中国盛行的是人神交感、天人感应的关联性思维，这种观念到现在一直绵绵不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人体小宇宙与大宇宙同步同构，相通相应，不仅阴阳感易相生、万物感通感情，而且“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人与自然和超自然同属一个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共同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场。感物、感灵、感瑞的术数思维和感天、感德、感化的礼义传统，彼此共生互补，“善生”出中国人人格气质中的主动力量、理性精神、实用传统。许多“迷信”的背后，其实是我们长时段的感通思维结构和周易的“生生”哲学观念的表层折射。
所以，中国人对身体的切身性是很敏感的、感性的。所谓玄学热的种种话语表达，同样也是年轻人从传统摘取的精神资源，也是一种自我身体对社会身体的感通与相从。
三联生活周刊：年轻人对玄学的追逐，似乎还不好统一界定为某种“信仰”？
陈进国：现在的年轻人很多追求自我的独立性、主体性，不想完全依附某个精神导师或者某种信仰组织，而且他们是成长于互联网的时代，对各种新型媒介非常熟悉，摄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也更加碎片化、原子化。传统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这些都过于复杂化，里面有大量的经书、大量的科仪，无法适应年轻人快餐化的精神需求。所以，他们往往是从中截取一些符号和工具，来解决一些短期的问题，快速获取答案。比如道教里有各种术数的东西、符文等，但大部分年轻人是把它拿过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重新解读，进行符号性的组合。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精神信仰走向碎片化的一种表现。
有些人对这种现象表达担忧，但我们其实可以更宽容和包容。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迷信”“封建”“宗教”的概念史，我们同样不要陷入反迷信背后的排他性思维和话语陷阱。我们更不需要的是围绕一些宗教或信仰的优等生心态和社会刻板印象。我们更多地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流行文化或者亚文化现象，不要简单地把它界定为封建迷信，或者视之为洪水猛兽。其实大部分人是觉得好玩，还可以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才去体验尝试的。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年轻人在其中展现出的种种生存智慧和话语艺术。玄学热或灵性思潮，背后往往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的成分。他需要在越来越内卷的集体的社会表达之外，寻找一些更为感官化的、身体化的个性主义的东西。
风水——中国文化中的“幽灵”
三联生活周刊：你早年在东南地区对民间信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探讨了风水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域社会的文明化过程。你认为风水是中国文化中的“幽灵”，这句话如何理解？
陈进国：中国文明一直有两大传统，一套是礼仪或礼义文明，另一套是术数文明，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我们也可以把二者区分为热传统和冷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各种民间方术，都属于术数传统的一部分，它本质上是民间社会的一种实践逻辑，和礼教传统一样也起到了维系民间社会秩序的作用。比如你强调一个人事业成功，用我们世俗化的解释就是他学习很努力、他有好的资历等，总之是个人勤奋、性格特质加上外在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但是在民间社会，还存在另一套解释话语。一个人当了大官或者一个人发了大财，大家会说他家里的风水好，他这个人命里有，或者这个人祖上做了好事，积了阴德，所以得到回报。所谓阴德，就是你根据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来决定你做好事，可以不断积累。古人认为，一个人阴德的多寡会直接关系到其命运的好坏。这两套解释体系在中国社会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一直不断地被人们使用。
风水这套知识和观念与早期汉文明的迁移、传播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调查的东南地区，可以明显地看到，面对生态压力，明清以后家族制度发展和风水观念的实践有很密切的关系。风水实际上构成了底层民间社会的一套关于家族兴衰的自我解释机制，成为建构家族记忆的一套知识体系。人们会通过坟墓、祠堂、庙宇等，把家族的兴衰和风水的好坏进行有机的联系。很多地方的士绅，还会借助风水或者其他玄学性的东西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比如修桥、造路、修庙等。他想在这个地方建一座桥或者兴修一个水利工程，需要筹款，他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这个有助于我们本地的风水。所以你现在都能看到，很多地方的空间结构、布局、规划，背后都有风水知识和实践的影子。
但我觉得不要过于纠结在风水术数本身，我们更要洞察它背后勾连的中国连续性的思想脉络和重视“感通”“感化”的文化—心理结构。南方中国的族谱记录过一首有名的“迁流诗”（认祖诗）——骏马堂堂出异方，任从随地入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似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唯愿苍天垂庇佑，俾我儿孙总炽昌——恰恰集中反映了宋以来汉民持续移居他境的文化心态和历史记忆。认祖诗，它既建构了地理上和文化意义上的迁流之合理性话语，而且培植了一种“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的“在地意识”。它和族谱一样，是一种族群和文化上的“认同标签”，即通过对自身的礼仪文明和术数文明的传承，既积淀了对祖籍、祖地中心的文化认同，又建构了土著化和在地化的身份认同。而随着家族社会发展的风水观念和信仰，实际上有效参与了这种“迁流”话语的建构，是构成近世汉人乃至中国“文明涟漪”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当下的“玄学热”和你提到的这套术数传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陈进国：用李泽厚的话来说，中国文明具有深厚的巫史传统，从早期的“巫”信仰里演化出了礼教和术数。我们思考当下这种“玄学热”，肯定也要看到它背后的这些思想传统。我们一直讲中国文明是礼仪或礼义文明，古代的礼学分为几部分，一个是礼制，一个是礼仪，一个是礼义；礼又有“五礼”之说，其中的“吉礼”“凶礼”，要处理的就是跟天神地祇人鬼的关系。所以，整个礼仪祭祀系统，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亲属关系、义合关系），更重要的是处理人与非人的关系，即人如何敬畏天地自然。只是传统社会强调的是集体，但当代社会在现代性的刺激下，人们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所以表现形式会不一样。
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家布罗代尔就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一个是地理环境，另一个是长时段的思想结构。所以当下这些带有巫术色彩的玄学文化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中国长时段思想结构影响到当下民间行动逻辑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反映。
另外，古代考科举的人考不上干什么，有一部分就是去给人算命看风水、写对联、择时择日，不然普通老百姓哪儿看得懂？因为风水有一套严格的计算方式，背后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我们现在去做研究，有些也看不懂。科举制度下从私塾开始的那套教育体系，就培养了这样一批文化人，实际上也给这套体系培养了实际的运作者。直到今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也都是有一定文化身份的人，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是一些高校的教授、研究员。
尊重“他者”的伦理优先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上，官方对这些民间术数持何种态度？尤其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到底是如何处理风水信仰问题的？
陈进国：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一直有这些传统，但巫术层面的东西，确实一直没有站到主流的台面上来，更多还是作为一种民间逻辑和亚文化现象存在。古代的读书人，科举取士仍然是正统路径，传统儒家讲的是“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所以从事风水或算命之类职业的人的身份也是比较尴尬的，可以说是在灰色地带。另外一套观念是说这些东西是泄露天机的，对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人，包括他的家族，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危害。一个读书人，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一般也不会去从事这样的职业。民间的礼生，也非我们想象的“雅文化”，我们还要理解礼俗互动的地方风俗形态。
而且中国儒家正统有所谓的正祀和淫祀之分。官府有时候会担心民间风水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带有不可控性，可能会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所以一直对它比较警惕，试图加以管控。但另一面，其实官方层面也在使用它，比如兴建皇家宫殿、陵墓，还有地方上修建大型工程，如何选址、动土，都有风水先生的参与。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的玄学更像一门生意，有很强的商业色彩，特别是近几年，整个行业变得鱼龙混杂。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强调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传统资源与我们生活世界的关系？它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人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陈进国：我们上面谈到的无论是热传统还是冷传统，实际上是各个阶层所高度共享的同一套思想结构、观念形态和符号体系。比如《周易》是中国的“五经”之首，也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我们前面讲中国古典文明重视“生生”的宇宙观，“生生之谓易”，中国人既强调感通、感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和驱动力，更强调天道与人道之间的有机融合。天道、天理、天命、天机、天时，还有感生、感物、感时、感疾、感化、感动、感情，构成了我们价值判断、伦理生活、情感表达的一个形而上的基础。
如果放到现在西方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思潮中来看，恰恰是像来自于中国《周易》的这种类比主义、关联主义和感通模式，某种程度上还有萨满式色彩的思维方式，可能提供了人们认识他者的另外一种伦理维度。也就是说，当我们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非人的关系时，我们不能过度地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有时要换位思考，尊重你所看不到的他者。套用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话，他者具有伦理的优先性。借助中国礼学的话，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非人的“义合”而非“义绝”的关系。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建立一个有人性底线的、自我敬畏的体系。这可能正是中国文明具有优越性的一个地方，即文明的出发点是站在尊重他者的立场，对天地、对自然、对超自然保持敬畏，从而对人类自身保持警醒。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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