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易学的象数逻辑与“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
丁四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摘要】（1）汉末象数易学具有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以郑玄的爻辰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和虞翻的卦变说为典型；其推演包括两重逻辑：一重是从乾坤二卦到十二消息卦、再到六十四卦，另一重是乾坤二卦在一卦内部的推演。而卦爻象的逻辑推演又是卦气说的根本，后者只是前者落实到时空图式上的结果，这就形成了汉末易学以逻辑为纲，以方法（易例）为目的的特点，与西汉易学的“经验性”性格迥然不同。（2）汉末易学的天道观以“天地”和“阴阳”为核心原则，重视“乾坤”和“八卦”在卦爻符号系统和宇宙图景中的建构作用。（3）“中正”“中和”“时中”是三种爻位论，同时是对“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它们综合起来均以“成既济定”为基本指向。“成既济定”是一种“天下和平”（普遍和谐）的理念在爻位论上的具体反映。（4）在汉魏之际，汉易象数学在走向极致的同时走向了极端，并由王弼在方法论上完成了《周易》解释从象数到义理的转变。
【关键词】汉代；易学；象数逻辑；中；人文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汉末易学是汉易象数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成绩巨大，影响深远。汉末易学以郑玄（127-200）、荀爽（128-190）和虞翻（164-233）三家为代表。本文将虞翻易学包括在“汉末易学”的范畴内，不仅因为虞翻是汉末至三国吴人，而且因为他最能代表汉易象数学的成就和思想性格，是汉易象数学的集大成者。
当前，学者对于汉末易学的研究一般以个案（包括诸个案的集合）为主，而通论性的论著则很少，且所谓通论性的论著一般停留在历史性的宏观描述上，显得深刻性不足，难以展示汉易象数学的本质内涵。屈万里《先秦汉魏易例述评》、高怀民《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汉易阐微》、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和周立升《两汉易学与道家思想》的撰写，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对汉末易学的叙述亦不例外，其第一卷第三章仅用一节的篇幅梳理了东汉时期象数易学的发展，简略地叙述了郑玄、荀爽、虞翻和魏伯阳四家的某些易学思想。（参见朱伯崑，第197—244页）与屈、高、徐、林、刘、周六氏不同，朱先生对汉末易学的态度显然是颇为轻慢的，而这种轻慢的态度毫无疑问与其所持的“哲学”概念大有关系。
二、象数方法的逻辑化和系统化
在东汉后期，汉代象数易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易学家不仅发明和使用了众多的象数方法，而且着意梳理了这些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力图建立贯通于它们之间的逻辑系统。这是一个崭新的易学思维方向。大抵说来，西汉后期易学象数方法的发明和运用尚处于自发阶段，而东汉后期的易学在象数方法的发明和运用上则进入了高度自觉的阶段。对于象数方法本身作逻辑化、系统化的建构和处理，以及为此作出相应的理论论证，这是汉末易学发展的基本目标，其中又以郑玄、荀爽和虞翻三家的易学为代表。汉末象数易学的逻辑化和系统化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乾坤二卦的本原作用：象数系统的推演根源
荀爽的象数建构以乾升坤降说为代表。惠栋将此说列为荀氏易例的首条，张惠言亦曰“荀氏之义莫大乎阳升阴降”。（参见惠栋，第621页；张惠言，第115页）乾升坤降说（或称阳升阴降说）的提出，与三个因素有关：一个是阳升阴降的宇宙论特性，再一个是卦爻的上下运动变化，第三个是中正的人文价值理念。对于易学来说，阳升阴降不仅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在卦爻中如何加以表现的问题。阳居五爻，阴居二爻，居中得正而成两既济卦，这是乾升坤降或阳升阴降在卦爻内部运动所应达到的最理想状态。换句话说，“中正”的理念或“成既济定”的理念正是引发乾升坤降运动的目的因（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再作详细解释）。汉末易学特别强调这一点，并用象数方法自觉地表现了出来。在乾升坤降说的基础上，荀爽又提出了所谓卦变说。卦变说由此成为解释《周易》的一个重要易例（象数方法）。在汉末诸家中，虞翻最推崇荀爽，说他“知《易》”，又说“有愈俗儒”。（《三国志·虞翻传》注引，收于《三国志》卷五十七，见陈寿，第1322页）虞氏继承了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并进一步推演其卦变说。
虞翻是汉易象数方法的集大成者，其解易方法众多，有卦变说互体说、月体纳甲说、旁通说、反卦说（反象说）、两象易说、升降说、卦气说、之正说、成既济定说和权变说等。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录虞翻注最多，对虞氏易例反映非常全面。[1]从表面看，虞氏的众多易例十分庞杂，但实际上也有其一贯的线索，即以乾坤为根本，以坎离为变，以“成既济定”为目的，它们共同反映了天地间的阴阳消息运动，并以实现宇宙的普遍和谐为目的。
（二）汉末象数易学的数理逻辑
汉末象数易学具有很强的数理逻辑特性和系统的时空性特征。象数方法（易例）的内在推演包括两重逻辑，一重是从乾坤二卦到十二消息卦、再到六十四卦的推演，另一重则是乾坤二卦在一卦内部的推演。前者是由本到末，由本源到主干，和由简单到复杂的卦爻符号之逻辑推演。郑玄以乾坤十二爻辰说建构了《周易》六十四卦、384爻，将它们转化成乾坤十二爻辰意义上的阴阳爻，从而建立了一个高度简化和高度统一的易象卦爻符号体系。荀爽提出乾坤升降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卦变说，解决了六十四卦系统如何内在地生成的问题。虞翻在继承荀爽易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卦变说，虞氏的卦变说具有十分鲜明的逻辑推演特征：从乾坤二卦到十二辟卦，再到六十四卦，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演过程。实际上，汉末易学卦爻符号系统的构造及其推演，主要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说的，而不必挂搭在具体的时空图式上。因此，对于汉末易学家来说，卦爻象的逻辑构造和逻辑推演乃是卦气说的本原，而卦气说则不过是落实卦爻符号之逻辑构造、让其进入时空图式的结果。这一点，与西汉易学的“经验”性格迥然不同。
总之，汉末象数学具有自己的纲和目，由此构建和推演出一个庞大的象数学系统。而这个纲，就是汉末象数易学自身的推演逻辑；而这个目，就是各种易例（解易方法）。郑玄、荀爽和虞翻三位是汉末易学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在解经上大力发展和大肆使用了象数方法，完成了汉易象数学系统本身的逻辑建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整个易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三）汉末易学象数学系统的时空性
卦爻符号的逻辑推演，在汉易发展史上是与卦气说等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使得汉易象数学同时具有系统的时空性，能够与形下世界发生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汉易象数学的逻辑系统与万有的时空性往往是彼此对应的：前者从形上的角度来作出逻辑的推演，后者则从形下的角度来作出时空结构的安排。如此一来，汉易的重点不仅在于阐释阴阳之理和对卦爻符号系统作逻辑的推演，而且在于将天道落实下来，并展现为具体的时空图式。简言之，卦爻符号系统的时空化是卦爻符号之逻辑推演的现实目的。卦爻符号系统的时空形式有多种，其中以卦气说最为著名。卦气说成熟于孟喜，京房和《易纬》作了进一步的推演。东汉卦气说与西汉卦气说的一个根本区别即在于：郑、荀、虞三家均以乾坤二卦十二爻建本立极，他们的卦气说在逻辑上远比西汉卦气说更为彻底和统一，更能彰显阴阳二气在一岁中的消息运动。与之相对，西汉的卦气说则不过是将彼时的易卦方位说与时节气候作简单的组合和搭配罢了。
需要指出，卦爻符号的时空图式往往与宇宙生成论系统是联系在一起的。时空性是形下万物存在的根本属性。例如，对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四句，郑玄即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作了解释。在《易纬·乾凿度》“两仪生四象”注中，郑玄一方面以“天地之数”为数原，中经“大衍之数”或“五位相合数”而推演“四象数”的生成，另一方面又认为“四象数”是由“两仪”在空间上作排布的结果，郑《注》云：“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东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参见丁四新，第264-267页）
三、天道的结构化与宇宙图景的象数建构
（一）天道的结构化
天道的结构化和宇宙图景（或称世界图景）的象数化，是汉代易学的两项基本任务。“天道”是本体，从无到有，从始源到万事万物的生成，在宇宙论的视阈中它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天道在观念上的结构化，表现在形上界和形下界两个方面，而天道的时空化即天道的形下化。《尹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引，见余嘉锡，第939页），宇宙图景是对形下世界的关切、思考和构造，其目的是为人类自身的存在服务。时空性是宇宙图景的基本特性，表现天道的具体时空在观念上的图象化，即所谓宇宙图景或世界图景。而天道的结构化与宇宙图景的象数化，在汉易中又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其次，在汉末易学中，天道的生成和宇宙图景的展现都以“天地”“阴阳”为根据和原理。相应地，在卦爻结构上，汉末易学突出了乾坤二元对待的观念，并以其推演和重构了《周易》六十四卦、384爻的生成。乾坤二元观念在东汉的强化，始于《白虎通》一书。此书反映了在东汉早中期之交，儒家经学概念体系之重新整合和诠释的思想成就。在是书中，“天地”和“阴阳”被作为天道观结构化和宇宙图景建构的两大原理来使用，而不是仅仅作为宇宙生成的两个阶段来看待。反映在汉末易学中，郑玄、荀爽和虞翻诸家即特别强调了与其相对应的乾坤二卦在易学象数系统中的建构作用[2]。
（二）宇宙图景的象数学建构
从宇宙图景来看，汉末易学展现了一个兼容浑天说和盖天说的宇宙论模式，当然这种宇宙论模式主要不是从实然世界来说的，而是从观念世界来说的。古人将盖天说设想为浑天说的一种相对模式，从而建立起一种混合的宇宙观，并在这种妥协的宇宙观中肯定世俗的价值观念。实际上，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以降，中国古人即是如此处理其宇宙观和价值观的。这种杂糅彼此、包含矛盾的宇宙观，不但长期主宰着中国古人的知识世界和价值世界，而且由此构筑了古人的宇宙图景。
汉人的天道观落实为宇宙图景大体由如下几个方面构成：从始源到一，从一到多，从无到有，从形上到形下，从元气到天地，从天地到阴阳，从阴阳、五行到万物，这是宇宙生成的次序；“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普遍原理；天上地下，四方八位，日月往来，四时八节十二度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一日八十一分，一年365.25日，这是宇宙生成的时空结构或节度。诸如此类的因素，都是汉易象数学所要建构和表达的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汉人所说“天道”。
如何建构宇宙图景？汉易采取象数学的方法，或者说采取卦爻的象征化和逻辑化的办法来加以处理，汉末易学亦复如是。在先秦，古人早已形成二元（阴阳）、五元（五行）和三元（三才）的思维方式。《易传》提出了“乾坤，其《易》之缊（蕴）”“《易》之门”的观点，提出了以“八卦”为单位来观察和思考整个世界的图象。从清华简《筮法》篇来看，不晚于战国中期，古人已经建立了以八卦与天干、地支相配合而组成的时空图式，建立了一幅实用而开放的宇宙图景。进入汉代，易学所描绘的宇宙图景变得更为庞大和复杂，不仅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律吕、四面、八方、上下和四时、八节、十二度、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被纳入其中，而且世间的等级秩序和人伦规范等因素也被组织了进来。例如，郑玄以乾坤十二爻辰为中心，将爻、辰、月、律、十二消息卦、二十四气、二十生肖、爻体、爻气、十二星区、四正卦、四时、四方、四兽、八卦、八风、二十八宿、五行、六十卦、七十二候等因素关联起来，组成了一幅高度开放和高度结构化的宇宙图景。
总之，汉末象数易学以“乾坤”和“八卦”为中心，建构起了高度符号化的卦爻象之逻辑系统及其宇宙图景。而在二者之间，“乾坤”比“八卦”更为重要和更为基础，且后者可以归入前者的逻辑推演环节之中。
四、“中”的人文理念的象数化：“中正”“中和”和“时中”之例
《易纬·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其中“不易”一义即宣扬天尊地卑和父坐子伏之说，认为等级秩序是世间不易之常理，在哲学上它来自于“天地”和“天道”。盖天说的宇宙观不仅肯定了天上地下、以空间方式预设的经验秩序，而且将其上升到宇宙论或天道的高度。如此，天尊地卑即成为所谓天道，是世间等级秩序的价值之原。《易纬·乾凿度》还将这种“不易”的等级秩序通过生成论的论证而表现在爻位论上。郑玄不但继承了“天尊地卑”的观念，而且赞成将一卦之六位人伦化和社会等级化，认同卦爻俱有贵贱的说法。他以礼注《易》，在观念上即以盖天说的“天尊地卑”“阳主阴从”为其理论根据。其实，“天尊地卑”“阳主阴从”是价值观念化意义上的天道，这是汉儒的通义，而郑、荀、虞三家概莫能外。
“中”是易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远在殷代，“尚中”的观念即已形成。反映在易学象数论中，“中”不但是其核心人文价值理念之一，而且通过“中位”“中爻”等爻位观念表现出来。从战国至汉代，“中”的人文价值理念逐渐落实在“中正”“中和”和“时中”这三个易例上，汉末易学尤其强调这三种易例的运用，将它们看作对于“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不但如此，“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又是以“成既济定”为理想指向的。
（一）中正
在爻位论中，《易传》以“中正”为最尚，汉末易学亦复如是。“中”指二五位，“正”即当位。“正”字，在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出现了700多次，注解众多。值得注意的是，虞翻不但重视正位（居位得正）的观念，而且在易例上作了推演。虞氏的之正说、成既济说和权变说，都是对于正位说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一爻本居位不正而说之以变正，即所谓之正说。一卦之上下二爻易位得正，或者一爻动之正，而后六爻皆得正、成既济卦，即所谓成既济说。本正之爻而以不正说之，即所谓权变说。权变说与之正说相反，虞翻发明此一易例即突出了正位说在爻位理论中的意义。在爻位论上，“中”的概念又比“正”更为重要。在《周易》中，二五两爻为中位，居中往往吉辞。《周易·系辞下》曰：“若夫杂物撰德，辩（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又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爻位论尚中，乃是古人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尚中的一种反映。汉人论“中”，还将其放在宇宙论中来看。汉末易学家高度重视“中”的观念，“中”字在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出现了700多次，如虞翻注《临》九二爻辞即曰：“得中多誉。”（《周易集解》卷五）“中”是汉末易学的关键概念之一。
“中正”一词在《周易集解》中出现了46次，如果算上句中连言的情况，其例更多。王肃注《讼·九五象传》曰：“以中正之德，齐乖争之俗，元吉也。”（《周易集解》卷三）虞翻注《观·彖传》曰：“中正谓五。五以天神道观示天下，咸服其化，宾于王庭。”（《周易集解》卷五）侯果注《遁九五·象传》曰：“时否德刚，虽遁，中正，嘉遁者也，故曰‘贞吉’。”（《周易集解》卷七）陆绩注《系辞》“系于包桑”曰：“五在否家，虽得中正，常自惧以危亡之事者也。”（《周易集解》卷十五）“中正”之例以九五为极则。对此，虞翻注《随·九五象传》曰：“凡五言中正，皆阳得其正，以此为例矣。”（《周易集解》卷五）
（二）中和
（三）时中
“时中”是易学的通例，汉末易学自然不能例外。在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中，“时”字出现了374次，“中”字出现了710次，“时中”连在一起出现了3次，足见“时中”之例在汉末易学中非常重要。顺便指出，王弼后来虽然猛烈抨击了以郑玄、虞翻为代表的汉易象数学，但是对于时中之说他是完全肯定的，并在《周易略例》中再次作了阐发。
五、余论：汉易象数学的弊病及其克服
汉易的目的，从总体上来看在于解经。如何解经？以象数。以象数解经，正是汉代易学的根本特点。两汉易学以京房、虞翻等氏为代表[3]，汉末易学是汉易象数学发展的高峰和最高阶段。关于汉易的象数方法，清人惠栋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参见其所著《易汉学》《易例》二书；今人屈万里、徐芹庭、高怀民等氏亦有梳理。（参见屈万里，目录第2—3页；徐芹庭，目录第3—7页；高怀民，第104-268页）
其实，远在魏晋，王弼（226-249）即已对汉易象数学作出了非常准确、有力的批评。他在《明象》篇中说：“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惑）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经义、卦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王弼，第609页）在此，王弼辨明了“言”“象”“意”三者的先后关系，认为圣人之意（文本之意）先于卦爻画之象，卦爻画之象先于卦爻辞而存在。“得意”是解经的终极目的，而“象”“言”则不过是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段。由此，王弼主张“得意而忘象”和“得象而忘言”。“忘”的方法来自于庄学，参见《庄子·则阳》篇。需要指出，“忘言”“忘象”并不是所谓“扫言”“扫象”，王弼实际上承认“言”“象”存在的必要性，承认它们是构成《周易》文本的要素。不过，在通往目的（“得意”）的过程中，王弼认为，它们只是津梁和手段，却不是目的本身。
总之，汉末易学将象数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使得整个易学的解经活动似乎变成了以取象为中心的方法之发明和应用活动。在汉魏之际，汉易象数学至于疲弊之极，诚如王弼所批评的，汉易特别是汉末易学具有“案文责卦”“存象忘意”和“伪说滋蔓”三大弊病。这样，从象数到义理的转变，在当时乃是易学本身不得不浴火重生的事情。王弼应运而生，他一方面批判了汉易象数学，另一方面高举“义理”的大旗，主张“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在方法论上完成了《周易》解释从象数到义理的重大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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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ageandNumberLogicintheYi-ologyintheEndPeriodoftheHanDynastyandtheImageandNumberTurnoftheHumanisticValueandIdeaof“Zhong”
DingSixin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2JJD75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周易集解》引用虞翻《周易注》最多，据今人潘雨廷在《点校体例》中的统计，“虞翻独多，近一千三百节”，见《周易集解纂疏》。（参见李道平，第2页）
[2]荀爽的易学统系以乾坤为根柢，对此，王棋作了很好概括。（王棋，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