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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Sunday
2023年5期
《济宁看点星期天》
新锐.经典.卓越
长夜中的不眠者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鲁迅《夜颂》
鲁迅的一生，与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不仅生存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长夜，“但他举起了投枪”，在绝望里反叛与搏击，以期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留存一线希望。他还爱着这厚重而又弥阔的夜，要在漫长而又弥阔的夜里点起灯盏，照亮或唤醒沉睡的同胞。
夜是诚实的，让一切丢弃面具，显出本质与真相，于是在深的夜里，鲁迅看见了一切；夜又可以抹杀与掩盖、消弥与窒息，于是在长的夜里，鲁迅醒着，成为呐喊者与“守夜人”（王富仁语）。他的所有著作，包括书信、日记，大多写于中国的夜里。“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这是鲁迅诗中的夜。“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是鲁迅散文诗《野草》中的秋夜，而从“我梦见自已在冰山间奔驰”，到“我梦见自已死在道路上”，这著名的《野草》七梦，更是全部展开于夜里。鲁迅小说中的夜，同样著名：狂人的故事，始于夜间；终于成为万流湖浮尸的陈士诚（《白光》），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长嚎”的孤独者魏连殳，都是在“深夜”中绝望地死去。而他的杂文，更是夜色苍茫，有《夜颂》《写于深夜里》《灯下漫笔》……
夜的黑暗又可以重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让光天化日成为“黑暗的装饰”、“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夜颂》）。《夜颂》是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的第一篇，写于1933年6月8日，“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文的最后说“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写于深夜里》，则忧愤交加地记录下了青年们在国民党治下的牢狱之灾，“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
爱夜的鲁迅，常在深的夜忘我执笔的鲁迅，当然与夜之魂的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月亮与月光，是打开鲁迅心扉的一把钥匙，也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面明镜。月夜，是鲁迅的终生伴侣；月光，则又散发着鲁迅的柔情、悲悯、爱之殇与彷徨时浓浓的惆怅，以及他的“温软、阴润、柔弱”（王彬彬语）。没有涯际的月夜，是鲁迅放笔纵横的宇宙；而如水的月光，则是鲁迅自由无羁的翅膀。
南京的月亮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
1893年秋后，13岁的鲁迅遇到家族最大的灾难：祖父周福清因科考贿赂案被押赴杭州监禁，第二年1月31日，被光绪帝判为“斩监候”，“俟秋后处决”。周家开始了8年之久、一年一度的担惊受怕、以巨额家财请托免死的缓刑之苦，鲁迅也被迫躲于外婆家皇甫庄避难。1894年冬，父亲突然大吐血，为筹措昂贵的中医诊疗费，鲁迅常常出入当铺典当手饰衣物，家道更趋衰落。1896年10月12日，年仅37岁的父亲病逝，16岁的鲁迅肩起家庭主担。17岁代表家庭出席家族会议，会议欺其年少无人，企图做出损害其家庭利益的决定并强迫他签字承认，虽长辈“声色俱厉”，鲁迅始终没有屈服，只以报告祖父回应。
他绝不肯走破落的读书人家子弟常走的做幕友或成商人，而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18岁的1898年考入南京“无需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18岁，一个人，开始了一生的逆行之旅。并不受新路的迷惑，用自已的眼睛鉴别，用自已的心脑衡量，因为水师学堂“乌烟瘴气”的黑暗，他只半年便转投并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正式开始了南京的4年学习生涯。
此次分别4个月后的1901年8月19日，鲁迅致绍兴家信告诉二弟，已禀过在江南水师学堂任教的叔祖椒生，让其投考江南水师学堂。一个月后，二弟便踵兄迹而至南京。此后即是兄弟二人同在南京求学、相偕游览名胜古迹、共同阅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达尔文《物竞论》的快乐时光。周作人1902年2月2日日记：“晚饭后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一个多月后，兄弟同在一城的过程中断，3月24日，鲁迅乘日轮“大贞丸”号离南京经上海赴日本公费留学。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开始了7年又4个月的留学岁月，而头上的那轮或圆或弯的月亮，则有了别样的滋味。
东瀛的月亮
月影朦胧，似曾相识
——《斯巴达之魂》
1902年4月至1909年8月，东京与仙台，在留学日本7年4个月的时日里，月光一点点潜进他孤独却又热血腾烫的心中，见证着这个中国青年建构起自已思想与文学的世界性格局，同时又将一个关于“革命”的理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生命里。鲁迅革命观的肇始与成熟，没有堂皇的理论，只是点滴在行动中，积少成多，涓流成河，是唤醒、批判与推翻——唤醒沉睡麻木的民众，批判老迈而又腐朽的旧文化，推翻满清的帝制统治。他不是振臂一呼的英雄，只是身体力行地做去。
许寿裳是鲁迅一生最好的朋友，经过无数的事变与风雨，始终忠贞不渝而又相知终生，1902年9月他们在东京的结识，是值得纪念的时光。不管是月夜长谈，还是白昼酌酒，都是各各尽皆捧出心来。鲁迅死去，许寿裳悲戚不已，他回忆起东京相识并于月光里相聚的情景，“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犹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症结……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那首《自题小像》诗，就是1903年赠给许寿裳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3年6月15日，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译作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此时的《浙江潮》，正是许寿裳在主持。那时北方的沙俄正在作恶，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并我国的东三省。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召开全体大会抗议，决定成立“抗俄义勇队”，并在《浙江潮》第4期刊登学生给清政府的请愿书，“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鲁迅自有鲁迅的抗俄方式，他迅速翻译（实则是另一种创作）了这段公元前480年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故事，与留学生请愿书相呼应。译作之文，如号角战鼓，淋漓着战斗的血性，古时异地的月光也便照拂着游子之心：“斯巴达鬼雄三百，则凭将军柏撒纽，以敌人颈血，一洗积年之殊怨。酸风夜鸣，薤露竞落，其窃告人生之脆者欤。初月相照，皎皎残尸，马迹之间，血痕犹湿，其悲蝶尔飞神之不灵者欤。斯巴达军人，各觅其同胞至高至贵之遗骸，运于高原，将行葬式。不图累累敌尸间，有凛然僵卧者，月影朦胧，似曾相识……”。
这种不屈难挠的血性，伴了鲁迅一生。
鲁迅学医与弃医从文的故事，最是广为人知。鲁迅的从文，可谓有点紧锣密鼓。光是1907年，他就在《河南》杂志发表数篇文言文论文，至今读来仍然有许多并不过时处。如《摩罗诗力说》绍介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8位诗人，称誉他们为“精神界之战士”，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是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的吗？再如《文化偏至论》，其“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等等，不是仍然新鲜而有味道吗？这年的7月，“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受极刑，秋瑾被杀于绍兴轩亭口。溯往怀今，鲁迅的那句问，依然震人心魄：“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晚年，死到临头，鲁迅还在记念章太炎革命者的价值：“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为人们所忽略的，却是这些最初的文字，甚至是半白话半文言的文字，大多写于有月或无月的夜间。
而《域外小说集》两册，分别出版于1909年的3月和7月，是鲁迅与二弟共同翻译。还是许寿裳，这样评价：“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他们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翻译）。而《<域外小说集>序言》，则写于月圆之夜的1909年2月5日（阴历一月十五），“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当年4月作《<劲草>译本序》，说“坚洁之操，不挠于浊世，故译称《劲草》云。”从《劲草》到《野草》，鲁迅还要走15个年头。
“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1909年的8月，鲁迅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涯。
北京的月亮（上）
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1912年9月25日日记
从鲁迅1912年5月5日下午七时抵达北京，到1926年8月26日四时二十五分离开北京去厦门，鲁迅已经在北京待了14年零3个月。而1918年4月2日写作《狂人日记》、并第一次以“鲁迅”之名发表于这年5月《新青年》月刊四卷五号，则是鲁迅北京前期与后期的分水岭，而他生命中的月亮，也便有了不同的模样。
前期北京的鲁迅，一直住在山会邑馆，亦即绍兴县馆、绍兴会馆。“山会”者，原是山阴、会稽两县人共有的会馆，最早是为了给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食宿而兴建，宣统年间两县合并称作绍兴县，乃更名绍兴县馆。山会两县籍的李慈铭、蔡元培等200多名进士，以及更多的不第举人，赴京赶考多借住于此。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周福清做京官时，也曾在此居住。鲁迅宿命般踵继前贤,发潜显幽，开始了寂寥而又孕育着时代新人的人生旅程，而落在这处荒凉幽静会馆中的月光，也便有了追古怀乡、睹今思变的味道。
1912年5月3日公布周树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8月25日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8月26日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尽管陈西滢等“正人君子”以“官僚”讽刺鲁迅，鲁迅却并不小看这个饭碗。不仅利用这个岗位勤勉地做了许多教育与文化的事情，还确实郑重地当作一个饭碗。谋得这个职位并不容易，从他致许寿裳的两封信可见其心迹一斑——1910年8月15日致许寿裳信，“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1911年7月31日致许寿堂信，“而家食即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饭碗稳定，便有了稳定的心境。而最能体现心情的月亮，第一次出现在鲁迅1912年7月27日的日记中，“晚与季市（许寿裳）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7月27日是农历六月十四日，月将圆，且是雨后，当是亮得显豁动人。一个月后的8月22日，月亮又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这是农历七月初十，初七初八合黑摸瞎，初十的月当会早早地出现在东方的夜空了。总是与老乡更兼好友的许寿裳一起夜游，而且是骑着骡子，让身心都沐浴在月光里。再一个月后，9月25日，恰逢中秋，日记中当然离不开那轮团圞之月了，“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一样的“寒光皎然”，故乡，故乡的月饼，还有故乡的母亲与弟弟，都让游子孤单的心上，涌起着不可名状的柔软。1912年10月4日，鲁迅曾接待季自求的探访，季同日日记这样记述印象：“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尚足自乐者。”
此后，直至1917年9月30日“晴……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日记中又有14处谈及月亮与月色——“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人家多击铜盆以救之。此为南方所无，似较北人稍慧，然实非是，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已涤尽也”，“阴，午后雨……夜风，见月”，“雪而时见日光……晚雪止，夜复降，已而月出”，“晴……夜微雨，旋即月见”，“微雨终日。闻董次长辞职。晚钱允斌来。夜月出”，“晴，风……午后雨，夜见月”，“雨雪杂下……午后雪止而风，夜见月”，“昙……夜季市来。大风，朗月”，“雨雪……夜月见”，“大风，霾……夜风定月出”，“雨雪……夜月出”，“雨。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晚晴星见”，“昙，风。旧历中秋也，休假……夜月出”。
月色之下，鲁迅思念最多的还是他的那个二弟。不止是商讨文化与文学之事，还有引导与教育，甚至包括家务经济。据统计，到周作人赴京时止，各人给对方的信已达300多封。1911年5月，鲁迅曾专门赴日本催周作人夫妇回国（周作人拖延于日本要学法文），“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鲁迅语）。等到周作人夫妇回国，其一家的生活负担便又落在大哥的头上。看鲁迅的日记，有时会看到偶尔露出的无奈。如1916年7月18日，给周作人夫妇及羽太信子娘家写信至半夜，日记载“作札半夜，可闵！”而其时鲁迅正病着，7月21日日记有“夜下血”，三天后的24日又记“夜下血”。“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许广平语）。1917年4月，鲁迅终于请托蔡元培为周作人在北大谋得教授职位，却又将所住补树书屋南头的一间多阳的房子让出来供周作人居住，而把北头的那间阴暗的房子留给自已。1917年4月1日日记载：“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5月周作人发烧，患麻疹，又是病着的鲁迅四处寻医，找北京城最好的医生，还请假在医院亲自陪护。
范爱农之死，曾给初到北京的鲁迅带来巨大的伤痛。1912年7月23日致二弟周作人信：“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是的，嵇康后继者的鲁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发言的时刻，且是震动中华的独特之言，就要开启了。
北京的月亮（下）
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白光》
可以说，即便没有生命的最后10年，这个叫做鲁迅的人，仍然会是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第一人。而他的堪称波澜壮阔的最后10年的所有生命的轨迹，又都可以从这8年零3个月里，寻出端倪。而他在这8年又3个月里所遇所写的那些月夜与那些月光，也便有了格外的意境与回还悠长的味道。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这片月光，是狂人的月光，冷冽如刃；而这个狂人，则是中国第一位敢于撕开层层的画皮，揭出真相的醒者。这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而这个国度中的人，吃人、被吃，“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再是有人讥其“粗糙”、“直白”、“模仿”，甚至装出容忍初创时难免幼稚的大度，都不能稍稍减弱或掩盖《狂人日记》的光芒。上下四千年，一言以蔽之：吃人。吃人的方法与理由，再是与时俱进甚至涂上梦幻的浪漫，但是有一个狂人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直直地站在月光下，用“吃人”二字概括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与现实。一切时装式万花筒般地蒙骗，一切今天天气哈哈哈地滑头，甚至一切刀枪锁链之下地威逼利诱，当然也包括“赵家的狗”不时地吠咬，都不能阻止狂人的判断与呐喊：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这个狂人，不也是逆行一生的鲁迅自已吗？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个可入世界名著行列的小说。至始至终，没有月光，是一种灰暗阴冷，还有怜悯与绝望。但是鲁迅却隐隐地想到了月光，他说，“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土谷祠里更漆黑……”。他是在整个黑暗中国的大背景下，刻画一个中国人的灵与肉，也是在刻画一个延续了四千年“吃人”、两千年专制统治下的民族精神。第二年，鲁迅曾写下《暴君的臣民》，用杂文说着同样的意思，“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1918年9月至1919年11月，鲁迅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随感录》27篇。《<热风>题记》这样回忆，“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所以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这就是那时的鲁迅。
各式的潮流，就在鲁迅的身边流过，特别在作家、思想家世界性向左的时候，鲁迅还是鲁迅，他要通过自已的观察与思索，并从中国的真实存在出发，选择自已的路子并发出自已的声音。即便在他上海的10年，鲁迅也没有为潮流所裹挟，而是冷眼地观察，沉着地坚守着自已的判断。他有一个几乎坚守了一生的原则：反抗压迫者，为被侮辱与被压迫者发声。他后来在《<自选集>自序》中剖析道：“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小说《白光》则是整篇都沉浸在月光里，笼罩着悲剧的色彩，照彻着主角陈士成可悲可哀的一生。他的悲剧与孔乙己的悲剧，结局都用了一个死亡。丝丝缕缕的月光，铺就着也照见着一个中国读书人的毁灭之路：“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连高峰都“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在月光中，“朝笏”二字，最广泛又最集中地概括着中国读书人两千年间被引诱被控制被规定的生命。这时的月光是寒透肌骨的，却又引诱着这个走投无路的读书人朝着月光下水中的“朝笏”投水而殁，“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与陈士成、孔乙己一样以惨死为结局的，还有一个真正的孤独者魏连殳。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有死的悲剧，但类型却又有着重大的不同：陈士成与孔乙己，虽然都受着屈辱并必然地走入生之绝境，却是旧社会的没落者；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却是“革命”成功后的“新人”，有着“新人”的理想，曾经醒过，也曾经是一个社会的反抗者。可他依然难逃颓败与绝望，而证见他死亡的月光，也就有了另一种照耀，“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是意味深长的，新的人却在“新”的社会里仍然走投无路，这个“新”的社会，其实正在走着旧的老路，或者在急剧地退败到旧的老路中去。鲁迅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新的包装很容易滑入四千年惯性不止的泥潭，从而为世人敲响警钟：不管有着怎样翻新的名号，只要是又回到吃人的旧路上去，都应该踏倒它，从无路的地方走出新路来。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药》中的月亮，则照见着一个蘸血的馒头。到了《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则是那个补天的女娲，死在太阳与月亮之间：“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时候，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就是那个在“爆竹声”、“团团飞舞的雪花”里一步步走入绝境的祥林嫂，那个陷入于“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的吕纬甫，还有那个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的子君，都让人隐隐地觉到了那“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注下寒冷的光波来”。
当我们细心地潜入到《野草》的月光里，则又是一番爱恨交加的心情，鲁迅似乎正化为一艘船，于月光酿制的大海里，自由地徜徉。是确定的，又是游移的，有所指向，又自由无碍。他终于可以解放了自已，一任心性的笔墨在月光下恣肆地奔突不已又绽放不已。
《秋夜》之月，便“圆满”地登场：“枣树……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这里的天空、月亮与枣树，并不如人们都在说的什么紧张的斗争以及什么美好与丑恶，我倒觉得既是一种大自然的客观存在，也是鲁迅自已心境地自然描述，旷阔而包容。就算是“刺”，也是刺的“圆满”而不是月亮。几天后的21日，鲁迅又写下《<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更有了就事论事的从容。
此外，还有其他的月光，成为这个时期月亮的余绪。
至于《社戏》与《故乡》中的月亮，我们要在最后一章《绍兴的月亮》中专门谈及。
厦门的月亮
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
——《奔月》
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8日的厦门时期，对于鲁迅，虽只有短暂的4个月零14天，却是他生命中风浪最小，也相对平和宁谧的时期。日本时期、北京时期，广州时期与上海时期，他都经历过杀戮与血腥，唯独厦门时期“风平浪静”，可以安妥地固定在一所大学授课，寂寞地写一点文字，当然也能够全身心地思念恋人。碧海，蓝天，朗月，浪逸云闲，虽有与校长林文庆的各种冲突及种种的波折，虽有对于顾颉刚等的矛盾与不满，但是厦门时期的基调是月明心清。当他离开厦门、船已经行驶在海上的时候，天上的月亮也便代表着他厦门时期的心情，也就少有地染上了浪漫的色调——“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1927年1月16日夜《海上通信：致小峰》）。
到厦门不久的9月21日，便是中秋月圆之时，鲁迅在日记与寄许广平的信中，都提到了月亮。尽管都是极短的“有月”，尽管对于自然的美景鲁迅“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心情的晴朗却是正如天上的月亮洒着无尽的清辉，并让相互的思念借了中秋的圆月共生共长。一些琐琐细细的生活小事，什么烟已少吸酒已不喝，“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包括晚吃金那霜一粒、走扶梯百余级“毫不费力”之类，鲁迅都汇报得详尽细致津津有味。许广平回信便油然涌起着恋爱中女性的柔软与慈护：“你知到〔道〕处处小心，不多吸烟，喝酒……这是乖弟弟，作〔做〕老兄的放心了。”他也会在月夜里向许广平细细地“诉苦”，说在北京时拚命地做，不吃饭、不睡觉，吃了药校对、作文，结出来的却都是苦果子等等；诉苦是为了表白：而今有了你这样的一个人爱着，“我自然足以自慰的，且因此增加我许多勇气”。
这是一个苦了大半生、为家庭为青年为社会拼命做事的人，理应得到一份可以滋润余生的爱。虽然他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可有了这种安恬温馨的心情，也就一篇篇地诞生出别样的文字、厦门时期的文字——9月18日写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0月里一连写出《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11月18日写出《范爱农》，在夕阳之下捡拾朝花——月光中的夜来香。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底气十足的境况里，写出了57000余字的重要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
这也是鲁迅。看他向林文庆辞职，则又回到了我们常见的鲁迅，那个辞职书真是写得妙绝：“文庆先生足下：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周树人启一月十五日。”
关于太阳、黑夜与月亮的公案，我同意房向东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这是一场误会。也许高长虹根本没有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有过这样强烈的嫉妒，或者干脆就没有真正单恋过许广平。1938年高长虹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有了风波之后的平静，“其实，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飘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许广平）。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原因了。”
对于思想权威与思想专制的反对与批判，他们实际上有着相近甚至共同的认知——虽然在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上，高长虹无法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显然是相信了韦素园提供的“流言”，才最后断定“长虹原来是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致许广平信）。
鲁迅有知，当会唏嘘与怜悯的吧？
广州的月亮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唐宋传奇集>序例》
鲁迅曾经形容自已在厦门与广州的经历，是一颗橄榄，“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像一个橄榄，绝不是味道之甘，而是来去的情势之状。
这样一位与北洋军阀缠斗不已的战士、用白话文写下震动世界文坛《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文学家、在北大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教授地来到广州，可用轰动来形容。不仅被套上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之轭，有纷杂琐繁的业务之事缠绕得没有了睡觉与吃饭的工夫，更有各种的欢迎会、讲演会与纷至沓来的拜访探访采访稿约，还有国民党要人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等的吃饭的请约，以及报刊各类的报道，真可谓“大热闹”：“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致章廷谦信）
这是鲁迅一生中难得的有了些意气风发的时光，许寿裳等一些朋友们，也感到了鲁迅对于事业与生活的盎然意趣，游玩，参观，谈兴，演讲，与朋友下馆子吃美食。2月4日，竟然有兴致“从毓秀山跳下”，虽然“跌伤了”，其青春的活力却来了一次小小的爆棚。一方面固然有北伐革命的顺利，更多的，还是因为在所爱的人许广平的家乡与爱人一起生活与工作。校内，许广平是鲁迅的助教；出行，许广平又是鲁迅的陪伴与翻译。有时我会这样想：不用拔高，即便以一个平凡男人的心情，也会在这样的情景下，让生命澎湃起激情的波涛。
但鲁迅毕竟还是鲁迅，他绝对不会为一时一事所牵绊所迷惑，他的目光还是会探进中国社会的纵深之处，让自已审视与批判的思想，深刻犀利，没有丝毫的妥协与退让。2月18日，是农历十七，正是月圆之时，鲁迅当天的日记就记着他与许广平的香港之行：“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
热烈的鲁迅，更是冷峻如崖，面对香港的听众，跌伤的脚还没完全恢复的鲁迅，发出着对于香港更是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无声的中国。《无声的中国》，至今读来，仍然会让人惊惕得浑身泛起小米：“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月光就在会场之外洒着普惠人世的光辉，每一个听众，都在心里拷问着自已：一个哑巴的国度，是悲哀的绝望的没有前途的。怎么办？出路在哪里？鲁迅沉缓地说出着自已的思索：“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第二天下午，鲁迅再将“无声的中国”这个主题深化与细化，演讲的题目再次成为近百年来仍然让人记起并思索的问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他本想一旦稳定下来，就卸掉两项主任之职，专门做教员，专心地讲授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也能静下心来再写些东西。但是毕竟广东让他失望的地方太多，那个翻译过他的《阿Q正传》的日本人山上正义，曾在广东交往过鲁迅，并写下《鲁迅的死和广东的记忆》，文中说起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感受用了两个字：“幻灭。”
上面说到的那个日本人山上正义，于大屠杀之后去看鲁迅的时候，鲁迅正在整理《小约翰》。5月26日日记载“下午整理《小约翰》本文讫”。《小约翰》是荷兰著名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诗，以童话表达着一个严肃的主题，在观察大自然并与花草鸟兽交流之中，看清了人类世界的丑恶。翻译与整理，正好都在大屠杀之后，也便令这部译稿，有了别样的意义。而《小约翰》中的“母亲的圆圆的白的脸”似的月亮，当然也就有了鼓舞鲁迅走“艰难的路”的力量。在《小约翰》的结尾处，主人公的旋儿这样说，“我就生在这处所，从月亮的最初的光线和太阳的最末的……看啊，母亲的圆圆的白的脸已经出来了……唉！不，她怎么又晦暗了呢！……旋儿指着东方。在灰色的天际，在柳树的黑暗的垂在晴明的空中的尖叶之后，月亮大而灿烂地上升，并且装着一副很不高兴的脸。……他逆着凛冽的夜风，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鲁迅是主张复仇的。大屠杀前的4月3日日记有“作《眉间赤》讫”。《眉间赤》也叫《眉间尺》，后定名为《铸剑》。眉间尺与黑衣人对于国王的复仇，包括那把放射着“青光”之寒的剑，都有月亮见证：“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瓮里一照……松明烧尽了；他默默地立在暗中，渐看见月光的皎洁。……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低微的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悲哀，使他冷得毛骨悚然，而一转眼间，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他走过去；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随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样的月光，又是复仇的月光，寒如剑锋。
但是，有爱的滋养，广州的月亮，还是有着馨暖的主色调。9月10日，中秋节，鲁迅写下《<唐宋传奇集>序例》：“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玩绎之乐耶。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结愿知幸，方欣已欷：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第二天的夜间，还是在这轮“璧月”之下，鲁迅写下《谈“激烈”》：“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
就要离开广州的鲁迅，更加地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因为他确定地有了爱着自已并被自已所爱的许广平。尽管许广平的晚年有着诸多的不如意，甚至如果鲁迅活着，也许他们会共同走另一样的道路，但是我们对于许广平于鲁迅带有根本性的影响，还是估量不足。不仅意味着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家，还有着精神上战友的依傍、处理一切杂务并甘愿牺牲的知音的抚慰与激发。许广平逝世之后许久，人们发现了她的一个名《魔祟》的独幕剧。我想，这个独幕剧，当是写在许寿裳已经离开广州，白云楼那处房子中只有他们二人的时候，而且是写在9月10日中秋月圆之前后。剧本完整地又是魔幻地记录了他们相爱的情景，情爱性爱，大胆而又隐约着对于睡魔监视的担忧，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一弯蛾眉般的月”的光芒下——
魔祟（独幕剧）
睡：寝室的电灯熄灭着,月亮是暗暗的,死一般静寂，只有微微的呼吸,以判别床中睡的人还是活着,隔壁书房的灯光,从木门的上面的横式长方的玻璃上透射些光照过来。睡着的B一点也不动,约莫有三个钟头罢!如常的死般睡着。
爱：书房中,她的爱者G,在书桌前收拾他照例做完的工作,伸个懒腰,静默的长伸出两腿来,似乎躺在帆布椅样的把身子放在坐的藤椅上,口吸着烟卷，想从这里温习他一天的课业，又似乎宁静百无所思似的,待烟吸完了,轻轻踱进寝室,先把未关的窗门收起来，想是要放轻些,勿致惊醒B的好梦,不想反而不自然地铿的一声,窗关了的声响，魔被挑拨其蛮性,发为不清澈而反抗的声:“什么把窗子弄的那样响!”
爱听不清魔说的甚么,只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口,把手抱住B的脖子,小声地喊着B,继而俯下头向B亲吻,头几下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G的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一个G……
上海的月亮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惯于长夜过春时》
月亮，终于照临着鲁迅最后十个年头的生命。
上海的月亮，对于鲁迅，首先是与青年的生命有着血脉般的关联。
1931年6月14日，是个无月的日子，鲁迅写有两首《无题》的七言绝句，离左联5位青年作家被杀害于上海龙华才仅仅4个月——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
这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鲁迅却看见“石头城上月如钩”，更看见“雨花台边埋断戟”，只有“所思美人不可见”。鲁迅痛着的心在流着血。
1933年2月7日的日记载：“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记念。”这夜是农历一月十三，有着将圆的月，可是青年们的鲜血，仍然让月光下的鲁迅悲愤难抑，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与《记念刘和珍君》成为辈辈唤醒与点燃的姊妹篇。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用青年们的血，印证他们的残暴；而今，通过北伐而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又在蹈袭北洋军阀的旧途，再次用青年们的血见证他们的残暴。不只是北京，1927年的广州，鲁迅就经过一次幻灭。在上海，鲁迅的幻灭只是对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的幻灭，他悲哀于历史的重复：“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他是在以自已的文字，为这个民族挖出一个能够从窒息中得以呼吸的孔道。
之前，1932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十三，也是在一个朗月之夜，他写下过《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后，1933年6月20日记，有“午季巿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该同盟1933年1月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成立。迎着暗杀，鲁迅又写下《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但是国民党统治者，在一个一个地封死这些呼吸的孔道，不仅用监狱与子弹，还用酷刻的书报检查制度。鲁迅的上海岁月，就是在这种封锁、挖掘、再封锁、再挖掘之中耗尽生命的，封锁不止，挖掘不已。他1933年的两部杂文集的名称挺有意思：《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伪自由，当然就是没自由，“‘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之所以投稿……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伪自由书>前记》）。《准风月谈》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在日本侵略、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个政府却只允许谈论风花雪月，多么混账！这是一个无法限制与规则的灵魂，他不仅在成书的时候将那些众多的删刈一一恢复并加上黑点，还在这本书的前记中留下历史的举证。
上海的鲁迅，还会将自已的月光，照进一部又一部的译稿中。那些译稿中的月亮，虽有着异国的情调，却又带着些中国的颜色。我挑出那些其中的月光在这里，作为“上海的月亮”的补充与参照。
“月亮刚刚上升，阴暗处这才笼罩了它的光辉；一切东西，立刻全都朗然晃耀了”——这是乞乞科夫最后出场的场景。最让鲁迅耗费生命甚至是伤害身体的，就是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给黄源信，“不料译起来却很难，化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给曹靖华信，“这书很难译，弄得一身大汗”；给胡风信，“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我以前太小看了，以为容易译的，不料很难，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九十多年前，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九十多年后的鲁迅，熬去生命的精华，盗得批判与讽刺的火来给中国的醒者未醒者，也为艰难探索之中的中国文学树起一个可资学习的样板。而鲁迅的翻译，正与他的创作等量齐观着。看他的日记，虽寥寥数字，却见实绩，1935年3月24日“夜译契诃夫小说三篇讫，约八千字，全部八篇俱毕”，这年6月2日“夜译《恋歌》讫，一万二千字”。这些，全是在苦熬着翻译《死魂灵》之间，真是一个为了盗火而不要命的普罗米修斯。
淑姿姓金，浙江金华人，很小时与程鼎兴一见钟情，14岁开始书信来往。结婚后被去上海的丈夫长期抛于家中，1931年悒郁而死，年仅23岁。程鼎兴回家为妻料理后事发现大宗淑姿写给他却无法发出的信，心疼而忏悔，整理遗信决心出版，并托同在上海北新书局工作的同事费慎祥，转请鲁迅为金淑姿的《信》写篇序文。鲁迅不辞辛苦，竟然以骈文形式写下这篇在鲁迅文字中独一无二的序言：“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有鲁迅序，书即畅销且热议纷纭，以至鲁迅在给杨雾云的信中不得不剖白一番：“那一篇四不像的骈文，是序《淑姿的信》，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无话可说，故以骈文含胡之。”岂有半分含胡，近四百言，疼惜追悼之意溢于言表——朗月之下，“觉天人之必圆”，却只能“遂凄恻而令终”。空余一个人间，让“洁白娇柔的月光，淡淡的照着”（金淑姿诗《春夜的花园》）。
不到一年，鲁迅就永远地走了。等到萧红离开日本东京来到上海万国公墓的鲁迅的坟前哭泣与落泪，已是1937年的1月，天气正与心情一样地阴冷着——“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萧红《拜墓诗》）。当她写下“在所有纪念鲁迅的文字中……是最生动，最隽永，最富有人性温暖的”《回忆鲁迅先生》（林贤治语），已经到了1939年9月22日，正是月亮半圆的时分。文中，萧红记下鲁迅与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她记下鲁迅踢鬼的故事，“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月亮恒久，生命短暂，热爱月亮并在月光里工作了一生的鲁迅，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月7日，致沈雁冰信就有：“礼拜一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几乎卒倒”，病情已见险恶。才过10天，3月17日，给欧阳山、草明的信，“气管痉挛，突然剧烈的气喘……现在好了不少，每天可以写几百字了”。重病着，笔不放下，却还要受着自已阵营周扬们的攻击。“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这是4月5日给王冶秋的信中的话。此信说到左联“实做的少，监督的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至于这些工头们另外组织的作家协会，鲁迅决裂般地表示：“我是决不进去了。”
惯于独自作战的鲁迅，大病之中，持笔走着自已的路。4月7日日记“夜作《写于深夜里》讫，约七千字”。在这七千字的长文中，他看见名叫人凡的青年正“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5月15日，告诉曹靖华，瞿秋白厚达七百页的《海上述林》上卷已排完，“下卷刚付印”。从5月18日日记“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起，至6月30日，鲁迅险病重起，以至6月20日至29日连日记都不能写记。如6月3日给唐弢信，“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他似乎在与病魔作殊死的搏斗。“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时颇虞淹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7月17日致杨之华信，让可见鲁迅对于生死的放达态度与对于那时“左派”们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让我低回咀嚼良久——“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8月1日，日记有体重的记载“85·8磅”，约合78斤，是那时至今中国最有分量的一个重量。
虽死亡之影频频逼近，鲁迅还在以生之念迎死而上。8月15日，有几行《答世界社信》，“我的病其实是不会全愈的，这几天正在吐血，医生连话也不准讲，想一点事就头晕，但大约未必死”。16日给沈雁冰信竟有“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内事”之语。9月3日，他与母亲信说了实话：“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是这病。”9月5日，终于写下遗嘱式文字《死》，近两千七百字之多，而最先表达的，还是“要赶快做”。倒是对于多多的怨敌，则毫不犹疑地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赶快做。10月15日，写《半夏小集》，致曹白信，致台静农信；16日，写《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并记日记；17日，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致曹靖华长信；18日，日记只有两个字“星期”，致内山完造信。最后那一夜的最后几点钟里，痛苦不堪、虚弱不堪的鲁迅还要一次次地艰难地抬起头，看一眼再看一眼斜靠在床脚边的广平。给他揩汗，先生又一次次抓紧广平的手。这一次次的紧握，是告别，又是想握住亲人的手增加一分和死亡搏击的力量。但是，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这个连老天都不舍的鲁迅与世长辞。
1996年10月，我曾写下《鲁迅十题》，第七题是《鲁迅之死》，里面有这样的话：“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民葬。在当局的阻止中，仍然有数万名各阶层的百姓，前往上海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瞻仰悼念；在警察的戒严中，仍然有一万多人，自动排成送灵的队列，前往虹桥路的万国公墓送葬。青年们自动组成治丧办事处，青年们自动抬起盛着导师的灵柩。我们应当记下当年的抬棺的青年们的名字。他们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青年们自动地为先生守灵。第一夜，有黄源和夫人许粤华，第二夜，这对年青的夫妇还在守灵。三十多个小学生，夹着书册石板来看先生了。有一个衣服褴褛、腿有残疾的小学生，向着鲁迅的遗体鞠躬，鞠躬，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着脸走开。守灵的肖乾哭了，他说：‘如果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有一个叫王尘无的青年，久得肺病，咯着血，也强支病体来到殡仪馆哭祭先生，一年之后，便也随先生而去了。这个最不怕死的人，也许是最不愿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