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出来后，作为当事人的小苏发文回应称“果然，我还是斗不过他们”。
与此同时，小苏个人也因自身价值八千块的电脑、高价值手机和高额房租等“高消费”行为受到网民质疑。
对此，他拍了个视频回应：《我认罪我就是那个用着8000块电脑的贫困生》，其声称，自己的电脑和手机等，都是在二手平台上买的，总共花了13012元。这些是他学习的刚需。同时他也晒出了自己的求学笔记加以佐证。
小苏的回应并没有赢得网民对他信任，舆论场也围绕贫困生补助和贫困生是否有资格“高消费”掀起了新一轮的争论。
图自当事人社交账号
二、舆情数据
从正负面信息趋势图来看，本次事件正负面舆情信息呈现较为复杂。事件发展前期，大多数都对当事人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期待作为官方的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迅速作出回应。事件发展中后期，随着调查通报的发布和当事人“高消费”行为的曝出，舆论场的态度发生一定的反转。整体来看，在此次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保持着高信息量的快速产出，另一方面，正负面信息相互交织，彼此超越，未能形成统一的舆情情感倾向。
三、舆情反应
（一）媒体观点：
助学金绝不是可以随意操纵挥霍的“人情福利”，使助学金回归助人本质，让每一笔资助都能用在刀刃上，是社会的共同期待。无论如何，让家境优渥者靠“表演”冒领、让真正困难者在沉默中落选，都是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事实上，尽管贫困生需要物质上的帮助，但他们同样需要与人平等、被人关爱、受人尊重。当申请助学金需要以牺牲家庭隐私和人格尊严为代价时，有的贫困生宁可选择将贫困封尘起来，将诉求深藏于心底。这也使助学金发放失去了公平性。
为使助学金制度更科学、合理，应放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大盘子中，通盘考虑，学校同地方政府实行信息共享，共同制定贫困生评价标准，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同时，有必要适当引进第三方评估考核机构，从贫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劳动力质量及贫困生日常消费状况等方面，以数据化、专业化、科学化的评估手段和考核方法，终结“比惨大会”之类的弊端。
@Jachin仙龙：我就是中德的我那个时候评助学金我家里人有退伍军人残疾证和父母双失业证才评下来的但是一个班里面三个另外两个提交一点证明就开下来了甚至第二年班里跟我说第二年换个人吧然后就换了另外三个人
@南风_知意_:他都已经这么难了，我真的想请问那些穿着真aj，古驰，还拿助学金的人，这钱自己花得心安理得吗，你差这点钱嘛，这些助学金都已经违背了它原来开设的初衷了，那么请问它现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裂开][裂开][裂开]
@dream_persuer凯：上过大学的基本上都知道怎么回事，这回复没有说服力
@s南山以南：天津上大分[doge]，我查我自己裁判和运动员都是我，你拿什么和我斗？[doge]
@锦鲤六宝：对问题轻描淡写，对自身百般辩解。
@烘烤着的鱼梦见了海洋：8000的电脑，反正我买不起。同为计算机专业
@七元老师：不管是月租还是季租，一个贫困生需要3000租房子？可以向学校申请假期留校吧？
@银色的金豆：8000的电脑，5000的平板，3400的手机，2000的鞋，有寝室不住在外面自己租3000一个月的房子，这生活水平我已经被爆杀了。
四、舆情观察
（一）舆情透视
1.高校自查缺乏相应说服力
纵观此次事件的发展全程可以发现，在所涉高校发布事件调查的通报时，即使已经遵守了相应的舆情处置规范，但并没有将舆情化解，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原因在于，相比于事件中作为举报者的学生个体，学校无疑扮演着舆论场中更“强势”的角色。在这一前提下，高校发布由自己主导调查的结果通报，并将网民所关切的贫困生的AJ球鞋等“高消费”表现归因于亲友所赠，即使高校在通报中一再指明自己的调查结果真实可信，但不能让网民关切得到合理回应的自查必定缺乏相应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2.舆情重点来回“反转”引发舆情起伏
3.补助金问题引发社会共鸣和关切
此外，本次事件在传播较广的基础上，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舆情的“搭车效应”。在本事件发展的同时，“领助学金学生看演唱会被要求删朋友圈”“中大特困生用苹果四件套”等相似舆情也借助本次舆情快速传播开来。本次事件的讨论热点也从“高校助学金发放是否公平”上升为“贫困生该不该存在高消费”。舆情讨论焦点的维度因此变得复杂，各种观点在近乎立体的层面上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景。
（二）舆情处置建议
1.高校回应应注重技巧，借助权威第三方增加自身回应说服力
同时，在舆情领域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单位自查并不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可信度，甚至往往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发起点，因此，需要借助权威的第三方来为自己证明。以此事件为例，事件发生期间正值天津市委巡视八组对高校进行常规巡视，且在事件发酵过程中，巡视组和天津市教委也对此做出过简单回应。通报中关于“组织工作组赴3个学生生源地进行实地走访”的工作表述，显然也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针对性授意。因此，如果在通报中加入高校上级主管单位等权威第三方的署名和认可，自然也一定能极大地化解网民对通报结果的质疑。
2.舆情讨论需保持理性，不宜对举报者本人施加道德谴责
在本次事件的中后期，作为当事人的小苏也因其也有“高消费”行为受到舆论的谴责。然而，在官方表态和后续的媒体报道中，均没有表现出对举报者本人的道德谴责。这其实就是在主动将舆情的讨论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本次事件的舆情重点在于高校自身是否存在助学金发放不公的问题，倘若高校或媒体亲自下场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指责，反而会将自身拉进无休止的道德站队与讨论中，对自身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在舆情讨论中保持理性，始终把握住舆情关切的焦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同时站稳自身立场，不随波逐流，才能慢慢将自身从舆论场讨论中抽身，助推舆情走向平息。
3.不能“高消费”与贫困是否需要挂钩值得讨论，但高校补助金发放过程应更加清晰透明
本次事件将贫困生是否可以“高消费”这一久远的问题重新拿出讨论。之所以说久远，是因其在长久的讨论中，至今都未形成一个确定的答案。回到现实中，有些人穿戴讲究，用着各种电子产品，仍然属于“贫困生”；而有的同学却因为偶尔的一次“奢侈”消费被取消助学资格。贫困生是否可以“高消费”是一个无论从哪一方面回答都会有所偏颇的问题。当我们理所当然给出一个可以自洽的解释时，不自觉间其实也在损害着另一类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