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国力强盛，疆域空前辽阔，“前王不辞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唐大诏令集》）。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政局稳定，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实行和推广，使得农业兴旺，手工业发达，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及交通运输的发展。出现了杜甫《忆昔》诗中所描述的“公私仓廪俱丰实，男耕女织不相失”的繁荣景象。后期则因战乱不断，人口大量南迁，带动南方开发，并使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因均田制的破坏，赋税制度由租庸调制变更为两税法。货币税的兴起，既是铜钱地位提高的表现，同时也消弱了绢帛的货币地位，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因此，唐代的货币制度也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特点是钱帛兼行，绢帛所占比重似乎更大；后期铜钱开始居于主要地位，因钱荒而增强了白银的货币属性并出现了飞钱櫃坊。总体上讲，唐代是我国古代货币经济复兴和实物货币衰落的过渡时期。自东汉末年一直衰弊的商品货币经济，至此才又以新的面貌发展起来。唐代货币的流通，最广的是钱，其次是绢，银与金则又次之。
（一）前期：高祖到玄宗（618-756）
唐朝前期只铸造了开元通宝与乾封泉宝两种货币，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开元通宝
（1）铸行背景
唐高祖李渊618年称帝，改元武德。武德四年（621）七月，甫定关中便废除了行用700多年的五铢钱，铸造了新式的开元通宝钱（图1）。唐朝建立之初，在统一全国之前便铸行开元通宝钱有其重要的原因。首先，隋末的丧乱使得五铢钱制败坏已极。朝野对五铢钱均已彻底丧失信心，急需铸新钱以代之；其次，王朝更替后需进行制度变革。自南北朝以来，帝王立极，便改制铸钱的新风气已基本形成。向以正统自居的唐朝，铸币遂成为其宣示改朝换代的重要手段；最后，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新铸货币摆脱了以往五铢钱的束缚，创立了使用四字钱文的新体例。最早的方孔圆钱四字钱文应是王莽的“六泉”，昙花一现后又回归了五铢钱体例。但是，自三国时期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大泉五百以来的400多年间，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先后铸造的太货六铢、大夏真兴、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常平五铢、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币，都是以四字为钱文，使四字文钱渐成新的风气，为开元通宝钱的应运而生奠定了基础。
（2）形制特点
开元通宝钱，形制上继承了北魏钱币及隋五铢的风格，面背皆有郭，文字为隶书，大小仿汉五铢。直径25毫米，重4克左右。轮廓规整，铜质纯净，铸工精致。钱文是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写的，体作八分书，清丽遒健，独步古今。背无文，轮廓较面部略微粗壮。“开元”一词，并非唐代首创，汉代班固已有使用，如“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才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汉书·李寻传》）；“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东都赋》）。开元本义当指新世纪阶段开始之意，引申为开创新纪元。“通宝”一词，唐以前未见使用，应是欧阳询所创造。“通”有流布无碍之意，北周已铸永通万国，即取此意。“宝”字古代指珍宝，如先秦青铜器多铸“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辞，即此意。货币亦属宝物，故可称为宝。如《汉书》记周景王所铸大钱，文曰“宝货”，王莽亦实行所谓“宝货制”。欧阳询制币文用宝字，应当就是沿袭于此。以宝名钱，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说明货币影响力的增大和加强。“通宝”即表示通行之宝货。
开元通宝钱文，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对读为开元通宝；另一种是顺读为开通元宝，无意中却新创了一个名词----元宝。元宝虽然有时也使用于铜钱，后来却更多用于银锭并最终成为银锭的专称。由开元通宝钱文而引申出通宝、元宝两个钱币专有名词，足可看出开元通宝钱币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
（3）月纹的解读
开元通宝钱币有的背面铸有月纹，有仰月、俯月之别（图2），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较大。钱币背面出现月纹，最早见于西汉的四铢半两，形状为新月的写真，后来的五铢钱也有，但形状已有图案的意味。三国两晋的钱上，也发现有阴刻的月形图案。开元通宝钱的月纹，应即沿袭此传统而来，实无任何特殊之意，但后世却传是所谓皇后的甲痕，并指是文德皇后、窦皇后或杨贵妃三位。金朝李俊民有诗曰：“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陈其年也有诗曰：“有似开元钱样，一缕娇痕巧印”。说的就是唐玄宗怀念杨贵妃，睹钱思人的情景。这本属无稽之谈，早在北宋时司马光便考证指出，铸开元通宝钱时，窦皇后已死，文德未立，玉环尚未出生。但是以讹传讹，民间至今仍有此传说。彭信威认为这与中国铸钱传统不符，可能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台湾的蔡养吾先生则认为可能是一种纪范的符号。另外，开元钱出土数量巨大，但却从未见有钱范出土，亦未见有传世。说明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在唐代已有变革，已不用硬型范或失蜡法铸造，而是用母钱印砂成范，即用翻砂法铸造的。
（4）断代分期
开元通宝钱终唐一世鼓铸不断，数额巨大，版别众多。但是对开元钱的断代分期，直至清代仍停留在翁树培所谓“自会昌一种外，莫能辨为某期物”的水平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钱币学者借助考古学的成果，依据对有绝对年代标尺的开元钱实物的分析，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高宗之前）特点是形制规范，制作精美。背多无记号，少数有斜月文或直划月痕。数量较少，版别单纯，风格统一；中期（高宗至武后间）特点是背部多有半月形隆起，形似甲痕，故又称月痕开元。铸造工整，铜质尚好。数量巨大，版式极多。除月纹外，还有星纹、星月纹等；晚期（武宗之后）特点是体型较小，制作粗陋。钱文多漫漶模糊，背多无记号，少数铸月痕，有双月纹或孕月纹。除会昌开元尚属工整外，其余多制作低劣，数量虽不大，但版别却极为庞杂。开元通宝钱作为历史的见证，其早、中、晚期型制上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唐朝早、中、晚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5）钱文的道教寓意
开元通宝钱不是年号钱，选用开元及通宝为名称，与南北朝时期以至隋唐之际盛行的道教文化有重要关系。道教是本土宗教，萌发于西汉，东汉时形成原始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道教的成熟阶段。隋文帝崇信道教，其年号“开皇”制词即来自道教文化。唐高祖李渊更是与老聃李耳攀为宗亲，史称“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封氏闻见记校注》）。武德三年曾为老子立庙，高宗时更尊老子为玄元皇帝，玄宗曾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道教文化风靡于唐初的朝堂之上。在道教经典《太上老君开天经》中，认为远古创世经历了五个劫号，“开皇”即其中之一。道教词汇中，“开”为开劫度人之意，“元”指“洪元”，为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世纪。“开元”两字合称则有开劫创始，超度众生的寓意；“通宝”两字中，“通”与“洞”，“宝”与“真”相通，“通宝”即“洞真”，谓通向真仙之道，亦即沟通于三宝神君之意。因此，开元通宝钱文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通行宝货之意外，还隐含有浓厚的道教思想文化在内。欧阳询当初受命为新币制词时，正是为迎合朝野崇尚道教的风尚，而采用了寓有道经术语及经义的“开元通宝”一词为钱文，将钱币文化与道教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6）铸行开元通宝钱的意义及其影响
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是我国古代币制的一大进步，符合货币演进由实物到金属称量货币，再到金属铸币；货币名称由单纯标重到逐渐抽象符号化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我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地位，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也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创立了通宝钱体制。唐朝铸造开元通宝钱，虽然保留了五铢钱的重量标准，但摆脱了五铢钱的纪重束缚，从此钱币不再以重量命名，而称通宝（元宝），至唐朝中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年号通宝，并随年号的变更而铸造相应的年号钱。这标志着我国货币史上称量货币时代的结束，开创了被后世称为“通宝钱”的新的货币体系，并延续使用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废弃，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是规定了货币的法定重量。通宝钱虽然不再冠以标重名称，却有标准的重量规定，“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这实际上已规定了法定重量标准。因五铢钱通行700多年，货币的重量标准已约定俗成，低于4克左右即为减重劣钱，历史上无数次减重后恢复标准重量的作法，已使此一重量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因此，钱文名称中无需再冠以法定重量单位。
三是规定了铜钱的金属成分、配剂比例。此前实行的是即山铸钱，对材质没有具体比例要求。天宝年间规定开元通宝钱的成分比例是：铜占83.32%、白镴占14.56%、黑锡占2.12%，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铸钱没有成色标准的历史。
四是对我国古代衡法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开元通宝钱币直接影响了度量衡单位及十进位的实行，唐以前的衡制，两以下用铢，24铢为1两，为24进位。开元通宝1枚“重二铢四絫”，10枚重24铢，即“积十文重一两”。一枚开元通宝又称一钱，恰为两的十分之一，这就是重量单位“钱”的由来。这是衡量单位的一次重要改进，从此重量单位不再称铢、絫，而称钱、两，这是我国衡法改为十进制的开始。从唐朝开始，货币不但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反而使中国的重量以货币（钱）为名称。
五是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西域地区突骑施汗国的突骑施钱、回鹘汗国的回鹘钱及日月光金钱、昭武九姓的各式粟特文钱，以及日本最早铸造的合同开珍钱，无论形制、文字、轮廓布局以及轻重大小，都是仿照开元通宝钱铸造的。开元通宝钱币几乎成为整个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内各国铸钱的标准。
2.乾封泉宝
乾封泉宝（图3）是唐朝铸行的第二种钱币，却是唐朝的第一种年号钱。铸于高宗乾封元年（666）去泰山封禅之后，文字隶书，环读，轮廓周正，铜质纯净，铸工良好，在唐代钱币中属于上品。宝文用“泉宝”，在中国货币史上极为少见。乾封泉宝的钱文是由年号加宝文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年号钱实际是从乾封泉宝开始的。此种钱文体例一直沿袭使用到近代的机制铜元、银圆，影响可谓深远。
乾封泉宝是一种当十大钱，是在特定的背景下铸行的。武则天当政后，为打击日益猖獗的私钱流通，曾明令取缔私铸，以五比一的兌率用官钱收换私钱。但民众将私钱藏匿起来进行抵制，旬月之间，交易窒息，市场萧条。武则天遂被迫取消禁令，准许私钱流通，并于乾封元年铸乾封泉宝，以一枚抵开元通宝十枚行使。本想以此增加货币流通量，减缓钱荒的矛盾，使私铸失去存在的条件而不禁自绝。但是，事与愿违，乾封泉宝一上市，民众便纷纷藏匿开元钱，市面只剩当十的乾封泉宝。继而物价飞涨，大钱贬值，甚至低于当一的开元钱。私铸者遂改铸乾封泉宝，重量大减，有的竟不及官铸之半。官铸大钱空耗人力物力，而私铸者却坐收渔利。万般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得在乾封泉宝行用不及一年便下令停铸，已流出的与开元钱一比一等值流通。经此一变，武则天在其专政的40多年间，再未铸行过大钱。
（二）后期：肃宗到昭宣帝（756-907）
唐朝后期曾有3次铸钱，一是肃宗铸造的乾元重宝大钱；二是武宗销毁佛像铸造的会昌开元钱；三是懿宗铸造的咸通玄宝。其中，以前两次较为重要。
1.乾元重宝
乾元重宝是唐朝铸造的第三种钱币，钱文隶书，对读，书法精绝，庄严敦厚。肃宗先后铸造了两种乾元重宝钱：一种是乾元元年（758）七月铸造的当十钱（图4），直径27毫米，重6.5克；另一种是乾元二年铸造的当五十，直径35毫米，重12克。因背面外郭是双圈，又称乾元重轮钱（图5）。“重宝”一词早有使用，如贾谊《过秦论》有“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诏书曰“钱，国之重宝”。但是，钱文用重宝，却是从乾元重宝开始，后世铸大钱都称重宝，亦源于此。传世乾元重宝钱品类极多，轻重、大小悬殊，有小平钱，甚至有轻小到1公分以下的。这是减重及私铸的结果，说明当时曾发生过剧烈的减重现象。乾元重宝背面有光背、穿下仰月、云朵、星点、瑞雀等不同版式，其中尤以瑞雀最为著名，与背龟太平百钱同为千古奇品。
乾元重宝钱是在第五琦主持下，为镇压安史之乱筹集军饷，实行通货贬值政策的产物。第五琦“少以吏干进，颇能言强国富民术”（《新唐书·第五琦传》），为肃宗所悦，拜监察御史，负责江淮租庸事务。第五琦铸造了乾元重宝钱，一枚当开元钱十枚，与之并行流通。当时安禄山已死，史思明称帝，唐朝借回鹘之力收复两京，答应每年购买10万匹马，每匹马值绢40匹，导致货币贬值，遂又于第二年造当五十的乾元重宝，与乾元重宝当十钱、开元钱“三品并行”。因铸行虚值大钱而使私铸更趋猖獗，《旧唐书·食货志》载“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像，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乾元三年（760）便被迫改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钱为一当三十。宝应元年（763）改乾元钱一当二，重轮钱一当三。寻又改为大小钱一律一当一。私铸者遂改行私熔，销钱铸器牟利。钱币流通日少，唐政府被迫实行限钱法。宪宗元和三年（808）下令私藏钱不得超过五千贯。文宗太和三年（829）复限私储不得逾七千缗，私铸私销更趋泛滥。
第五琦铸行乾元重宝是失败的，不但未能达到筹措平乱经费的目的，更加剧了肃宗时期币制的混乱及经济的困难，本人亦因此招致非议而被贬为忠州长史。乾元重宝见证了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唐朝财政的拮据以及私铸的猖獗。
2.会昌开元
唐朝后期，“钱重物轻”的钱荒始终是困扰唐政府的一个货币难题。开成五年（840）正月武宗即位后，李德裕为相，为解决钱荒难题，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于会昌五年（845）采取了毁佛铸钱的极端手段。没收寺院财产，用佛像法器熔毁铸钱，并听各州自行起炉铸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起毁佛铸钱事件。自会昌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各地钱监所铸开元钱，背面均无文字。但是，会昌开元背面却有文字，最早是由扬州节度使李绅在背面铸一“昌”字，表示会昌年号，称会昌开元（图6）。进呈朝廷后，政府就叫各地所铸开元钱在背面纪本州州名，记有：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潭、兖、润、鄂、平、兴、梁、广、梓、福、丹、桂、昌、永等22处之多。同一地名，在钱上的位置亦有不同，说明并非一次铸造，可能宣宗大中年间，仍有鼓铸。因是各州自行铸造，规格多有不同，制作较为粗糙。
武宗死于会昌六年三月，宣宗于灵柩前即位后，即下诏停止武宗毁佛铸钱的做法，并将所铸新钱销毁重新改铸为佛像。“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新唐书·食货志》）。会昌开元钱总共铸行不过10个月，大部分又被销毁，存留数量较少。据彭信威统计，在开元钱币中，会昌开元约占三十分之一。
3.咸通玄宝
咸通玄宝是唐朝铸造的最后一种钱币，重量大小与乾元重宝小平钱相近，钱文隶书，对读。咸通（860-874）为懿宗年号，咸通玄宝钱（图7）正史中未见记载，洪遵《泉志》有收录，曰“咸通十一年（870）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寻有敕，停废不行”。史载懿宗信佛，能登坛讲经，常与众僧诵唱。又喜布施僧尼，不吝钱财。桂阳监铸钱官王彤铸“玄宝”以进，本意可能是随喜功德，但因钱名“玄宝”道教意味过浓，不被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懿宗所认可，而被敕令停铸亦未可知。这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宗灭佛之后，道教与佛教尖锐对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