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报业·海报新闻·2021-08-1418:09·要闻
1988年，83岁的冯至编成回忆性散文集《立斜阳集》，在引言中讲：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前半期德国的海德贝格、40年代前半期的昆明——这三个城市曾是我的“年华磨灭地”，但它们丰富我的知识，启发我的情思，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在这里，我们将借助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回归到冯至经历和创造的生命现场，特别是回归到冯至称之最怀念的地方——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前半期的海德堡、40年代前半期的昆明，挖掘是什么催动产生了冯至的思想及其作品。
一、梦绕北京——孤寂的年华磨灭地
1.情牵北大
北京东城沙滩的红楼建筑，是北大文学院的所在地。1921年暑假后，16岁的冯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文科部，两年后转入本科德文系，在这里开始了6年清寒然而充实的大学生活。
冯至入校时，正值北大鼎盛期，经蔡校长几年治理和五四运动之洗礼，它已由过去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蜕变为以民主、科学为追求的新型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摇篮。
冯至几乎是怀着仰视的心情跨入北大校门的，虽是第二次进京，但与之前的一次已有不同。前一次，是被动地接受家人安排，这一次，却是心神向往已久，自己主动创造的机会。他当时还不会意识到，这次选择，将提供给他一次人生的重要“转移”，使他在这个现代文化的中心，不断受到激荡、撞击，从而激发情感、智慧的潜能，这是他生命最终获得辉煌闪现的重要一步。
甫一入校，他就深深地被北大独特的气质与氛围吸引了。
北大少长咸集，人才毕至，它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了若干文坛英才和宿将。冯至惊喜地发现，自己一向钦佩的《新青年》《新潮》等著名刊物的撰稿人，很多都在这里任教。常有高年级的同学指着三三两两的人群，向你介绍，这人是谁，那人是某某。日子久了，他开始熟悉起来，原来那留短胡须、矮身材、不苟言笑的是鲁迅；那蓄浓髯、戴大绒帽，总是披马夫式大衣的是周作人；那脚穿鱼皮鞋，颇有江南名士气派的是刘半农；……当时师生中有所谓“卯子号名人的说法”。“卯子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后来成了北大名家精英汇聚的场所，当时被称为“卯子号名人”的，除上面两三位外，还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朱希祖等。冯至内向羞怯，怕拜见名人，不像别的同学会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但能亲睹先驱们的风采，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如此年轻，就创了世纪勋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怎能不让他惊羡、恭敬呢！
红楼是北大的中心。登上“红楼”的四层，让冯至充满了憧憬与兴奋，他感到进入人生的新境地，一个崭新的不可知的未来展现在面前。
从狭窄、守旧的涿州，进入博大、开放的中国最高学府，冯至颇经历了一段兴奋。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他很快为学校内浓厚的学术气氛所感染。蔡校长当时提倡通才教育，允许跨系听课，冯至乐此不倦，常去听国文系的课。即使转入德文系后，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着。比较喜欢的是张凤举的“文学概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以及沈尹默关于诗的讲座，黄晦的“南北朝文学”等。
张凤举是冯至在北大最先结识、交往最久的教授，他是讲授《文学概论》的年轻教授。张从预科时，就发现了冯至在文学方面的潜能，对其鼓励有加。张很年轻，没有架子，对学生以朋友相待，学生喜欢叫他“凤举先生”。他不但在课堂上关照冯至，还常邀其到寓所，一起欣赏音乐，谈论文学。1923年上半年，冯至拿自己写的一组诗给他看，他觉得不错，就推荐给上海的《创造季刊》，诗后来发表在该刊2卷1期上，总称《归乡》，共16首。这是冯至首次发表诗作。
鲁迅的课，最值得回味。他当时担任北大国文系兼职讲师，每周讲一次“中国小说史”。他的课在北大很受欢迎。冯至本人就曾先后两次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鲁迅学贯中西的渊学，和对事物敏锐的观察，使他每讲什么，哪怕是极平凡的小事，都有一种大的胸襟和洞见，它们如一束束智光，将冯至心中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给照亮了。
郁是20年代的文坛浪子，行为怪异，纵情不羁，这很为“五四”时期的青年所倚重。在一个晚春的夜里，外边断断续续地下着迷蒙小雨，郁达夫引导冯至几人在前门外的酒馆中间，出出进进，喝罢这家入那家，开怀畅饮，纵谈古今，放浪性情。郁达夫即兴吟诵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这情景深刻印在冯至脑海里，近40年后——1962年，他还曾在朋友赠的《郁达夫诗词抄》上题诗纪念这位畏友师长：“……寒风凛冽旧书肆，细雨氤氲冷酒边。”[1]
冯至是内向的，这种内向使他很难对一般人敞开心扉。入学之初，理解他的朋友很少，只有卢季韶、清独几位。l922年春，经卢季韶哥哥卢伯屏从中联络，开始与在济南山东第一女子中学教书的顾随（字羡季）通起信来。
顾随比他大几岁，河北清河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曾以顾随、葛茅、苦水等笔名在《浅草》《沉钟》上发表过作品。他的诗根底很深，却不喜显山露水。两人性情相投，书信往来频繁，冯至常拿顾随的信叫个别好友看，顾有时也将冯至的信读给学生们听。他有时在寒假回家探亲前，绕道前来北京，冬夜围炉絮语。1924年夏，顾辞去济南教职，准备到青岛脐澳中学教书。冯至受邀来到济南，然后一起赴青岛。
两位燕南赵北人，第一次见到了大海。海的博大多变，山木之清秀葱郁，建筑之典雅别致，令他们感到进入了一个新鲜的世界。晴天一起去海滨游泳，雨时在房中读书谈天，有时也到青岛周围的山里远游。一次，他们登上了太平山顶，山叠葱翠，天地顿开，不觉在石壁上题诗作咏。一年后，顾随在一首诗中写道：“一自故人从此去，诗酒登临，都觉得情趣，怕见太平山上路，苍苔蚀遍题诗处。”青岛一月，是冯至大学时代唯一放松过的时期。
进入北大，仍没使冯至从童年的不幸中摆脱出来。尤其是这一时期，他一向关心的弟弟由于不堪家乡的封闭和压力，离家出走，一直没有音信，这更加深其苦闷和忧郁。他感到孤单和寂寞，但又不喜欢热闹，时常落落寡欢，孑然独处。他曾一度搬出学生宿舍，到校园附近的普度寺去住，对着孤灯呆坐，听寺里沉重的钟声，也常沿着北河沿无边际地走，感受那柳絮的寂寞与孤独。敏感多思，多愁善感，甚至一件小事都会使他心神不宁，感思良多。
一天晚上，他正在读书。这时，一个弹三弦的女子推门进来，问：“先生听曲不听”他正沉在书里，随口说道：“不听。”那女子又讲：“二十个子儿一个曲儿，听不听”他干脆侧过身去，不再理她。女子踽踽离去，弦声由近渐远。她离去时无助的神态，深巷里寂寞的弦声，把冯至一下从书的世界中拉出，他自责，感到对她不起，眼眶不觉氤氲了，书也读不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开始写一些诗歌、小说、散文，借稿纸倾诉自己心灵的寂寞和忧伤。
这自然也影响了他读书的选择。那些充满幻想和忧郁，色调比较低沉、悲凄的作品，很对他的趣味。
德国的谣曲，他也很喜欢。谣曲将叙事性、抒情性和戏剧性熔为一炉，多在冥冥的威力制约下展开一个悲剧性爱情故事。冯至叙事诗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受歌德、席勒、海涅等人谣曲的影响。从他的《绣帷幔的少尼》中少尼的愁惨，可以想到席勒《托根堡骑士》中修女的孤冷，《寺门之前》那出家人讲述的惊心动魄、令人惊悚的故事，颇似歌德《科林斯的新嫁娘》里那位外乡客人度过的恐怖而又癫狂的一夜。《蚕马》《吹箫人的故事》中那种不可解脱的神秘气氛，也与德国谣曲不无关系。
1925年暑假的一天，冯至去看望本家叔叔冯文潜。冯文潜只比冯至大9岁，两人一直保持亲密联系。1922年至1928年赴德国留学，学习哲学、文学与历史，1928年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南开大学教授等。1925年暑假他回家省亲，在他的书桌上摆着里尔克、盖欧尔格和荷尔德林等人的诗集。叔叔介绍了这几位诗人的情况，他们都很悲观，文字却很有力，在德语国家已很受一般神经质的青年的爱戴，但在远东还不甚知名。他还读了荷尔德林的小说《徐培利昂》中的《命运之歌》。
尽管诗不容易懂，冯至还是被它沉郁的旋律深深打动。这是一种他无法抗拒的美，是一种全新的审美历险。他开始用不很熟练的德语读荷尔德林，并把《命运之歌》翻译、发表。当然，里尔克、荷尔德林对他的更深的影响，当在1930年赴德留学以后了。
在北大开阔的文化胸襟里，在忧郁、伤感的个人感受中，冯至思考着，吸收着，渐渐向世界张开了自己的翅翼。春花灿然，落叶纷纷，北大生活是多么充实多彩、让人魂牵梦绕呀。若干年后，他回忆起“彼时彼地”，仍感到有一种回味不尽的“乡愁”[5]。
2.青春的呐喊
组诗《归乡》在《创造季刊》发表后，引起了林如稷、陈翔鹤等浅草社成员的注意，他们邀请冯至加入浅草。
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社址在上海。发起人林如稷，成员有陈翔鹤、邓均吾、陈炜谟等，共十几人。1923年3月，他们创办了《浅草季刊》，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在创刊号的“卷首小语”上写道：我们力量太小，但愿做农人，在沙漠和荒土中，精心培植文艺浅草。
加入浅草社的第一个活动，是参加茶会。1923年暑假伊始，在京的浅草社成员，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后河沿举行茶会。专程从上海赶来的林如稷，在茶会上谈笑风生，介绍了浅草在上海的情况。会开得并不很成功，但冯至有独到的收获，他在会上结识了陈炜谟，他们虽是北大同级同学，但以前并不熟悉。通过林如稷的介绍，他还开始与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翔鹤通信。
开学后，他由预科转入德文系。在张凤举教授家中，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亲如兄长的杨晦（字慧修）。杨晦于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刚由厦门集美中学转到北京孔德学校任教。冯至一见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和依赖感，两人很快成为挚友。
孔德学校位于北京东华门内北河沿，与北大文学院毗邻。杨晦住在学校，居室的窗子正对着文学院操场。傍晚，冯至常到操场散步，有时将他的窗子敲开，一内一外，两人便靠着窗子交谈。天色将晚而谈兴未尽，便越窗而入，继续谈到很晚。杨晦虽教“国文”，但也大量阅读欧洲的戏剧，冯至最初的一些西方戏剧知识，大多是从杨晦那里得来的。[6]后来，杨晦到外地任教，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中断，通过通信，两颗心继续互相倾诉。在《冯至全集》收录了冯至1924年1月至1933年12月写给他的信件达100余封，可见联系之密切。从冯至致杨晦的大量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杨是多么倚重和眷念。
这种情感，尤其是这种情感的表述方式，今天的青年人大概觉得难以理解。但在20年代的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中，友谊可以胜于一切。冯至当时特别欣赏王尔德《狱中记》中的一段话——我的朋友请客时，不请我，没有什么，但有了悲痛不允许我共享，我就感到是一种苛酷的屈辱。确实，在那黑暗、悲怆的时代里，谁不需要友情的慰藉和支持呢！冯至自小失去母爱，心境寂寞，杨晦的友谊，除使他获得理解与支持外，那兄长般的亲情，更使他感到近似母爱的温暖。冯至甚至已把他当作自己的“第二母亲”[7]。
与杨晦结识不久，陈翔鹤也放弃了复旦大学的学习，前来与北京的朋友相会。冯至从中牵线，杨晦、冯至、陈翔鹤、陈炜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这时，浅草社由于创办人林如稷忙着出国，渐渐失去了最初的活力。第四期《浅草季刊》拖了又拖，直到1925年才印出。以“浅草社”名义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开辟的《文艺旬刊》也停了。“浅草社”已名存实亡。
维系友情的刊物没了，需要新的替代。《沉钟》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孕育。一天傍晚，他们四人坐在首次开放的北海公园的水边，讨论着办刊计划、刊物的名称。想了半日，名称仍没结果。暮色渐渐苍茫，高高的参天古木上，吹透下一阵凄清、萧瑟之气。突然，天际有一颗巨大的流星滑过，随后从远处传来几响钟声。冯至一下想起刚读过的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写的童话象征剧《沉钟》，便说：叫作“沉钟”如何？大家想不出更好的名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童话剧《沉钟》写的是一个艺术家的悲剧。钟师亨利想铸造一座悬挂在高处、能把周围沉睡的山峦都唤起回声的钟，用了很大气力，钟终于铸成了。但在运往山上教堂的途中，钟被狡猾的山妖推入湖底。亨利在绝望中离开了妻子，来到山上，与象征艺术的林中仙女罗登德兰相爱。他恢复勇气，决心重铸一座钟。但他十分想念山下的妻子，便下山探视，却遭到世俗的嘲弄。当他再回到山上，发现罗登德兰由于喝了魔浆被水怪扣在井里，亨利也在喝了魔浆后死去。他虽然死了，但仍没忘记钟，决心死后也得在水底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
沉钟社的宗旨即蕴于此。《沉钟》意在宣称：从事文艺工作，必须有献身精神，忘却家庭与世俗的生活，努力将沉入湖底的钟敲响。
1925年10月10日，《沉钟》周刊第1期面世，刊头用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作题词：
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8]
刊物用16开本，每期8页，系自费印行，托北新书局代售。由于当时北新书局刚创办，人手不足，使《沉钟》周刊印出后长期被搁在书局里。于是出第4期时，便收回，由沉钟社自办发行。刊物的印刷费用主要从杨晦的教学工资中支付，冯至和陈翔鹤负责校对，陈炜谟负责翻译些稿件。那种工作时的辛苦、牢骚、乐趣，叫人难以忘怀。
通常是，冯至和陈翔鹤忙着校对，清数张页，或抄写寄邮地址，陈炜谟在屋内的藤椅上颓坐着，吐着浓浓的烟雾，不时发着牢骚：“你们老是封它做什么，寄出去也没人看，实在太无聊了。君培，我看你还是去买点什么东西来吃吃。”陈炜谟说归说，真干起活来，却敏捷而纯熟，冯、陈时常出题逼他当面翻译交卷。只要让他高兴一点，哄小孩般赞他几句，或者让他坐舒服的藤椅，他就会干得忘记早晚。他热情而忧郁，多才多艺，叫人一见就能留下深刻印象。若是杨晦从外地赶了回来，便更热闹了。他们逼他掏钱逛公园，到东安市场吃茶点。杨晦也会不客气地教训这个帽子戴得不正，劝告那个不要太贪睡。大家也会为了刊物的约稿或设计发生争吵，但吵后谁也不在意。这份刊物，凝结着他们共同的信念：人生并无什么真确的目的，活着有数不尽的苦闷而且无聊。唯有工作，既可以拯救目前，而且使将来有光明的时日。
大家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刊物还是难以维持，到第10期，只得暂停。在这一期上，杨晦撰写了《无题》，作为刊物的代启示：“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如果当真是一片沙漠，这虽然荒漠一点也还静肃，虽然寂寞一点也还会使你感觉苍茫。何至于像这样的混沌，这样的阴沉，而且这样的离奇变幻！”
半年后，1926年8月，改刊的《沉钟》半月刊又由北新书局代印出版。次年1月，由于北新书局总店移沪经营，致使《沉钟》半月刊到12期后，不得已中断出版。5年后，杨晦等由于得到了出国归来的林如稷协助，于1932年10月又岀版了《沉钟》半月刊第13期（复刊号），复刊后的《沉钟》，于1934年出到第34期后最终停止。
1930年，冯至去德留学。所以，复刊后的《沉钟》半月刊，他未参与，只是不时从德国寄点稿子回来发表。冯至30年代前写的稿件，除少部分发表在《浅草季刊》《新中华报》副刊和《华北日报》副刊[9]外，大部分发表在《沉钟》周刊和《沉钟》半月刊上，这些作品包括小说《仲尼之将丧》（1925）、散文《秋暮》（1925）、《记克莱恩特的死》（1925）、《乌鸦——寄给M弟》（1926）、梦幻剧《河上》（1925）、《鲛人》（1926）、诗《吹箫人的故事》（1925）、《绣帷幔的少尼》（1925）、《别友》（1925）、《在郊原》（1925）等。另外，还翻译发表过荷尔德林的诗《Hyperion的运命歌》、歌德的《掘宝者》、莱瑙的《芦苇之歌》等。
除办刊物外，沉钟社还出版过沉钟丛书7本，其中有杨晦译的《悲多汶传》、陈炜谟的小说集《炉边》、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宁的灵魂》以及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他》（1929）等。
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啊，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钟》的前身。那《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
…………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10]
冯至和陈翔鹤等，曾多次拜访过鲁迅。鲁迅总是关心地问及刊物的情况，还敦请陶庆元先生为《沉钟》半月刊设计了封面。李霁野在《忆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沉钟社的杨晦、冯至、陈翔鹤、陈炜谟，他都经常提到，很喜欢他们对于文学的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他也觉得他们被悒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11]
1935年，鲁迅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面选了《浅草季刊》和《沉钟》上的一些小说，并在序言里给沉钟社以高度的评价：
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实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亡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枯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12]
沉钟社产生于“五四”低潮。这时候，青春“女神”式热烈的破坏、歌颂，业已止息。知识者陷入新的苦闷、彷徨，“五四”时高唱的“学术觉醒”“政治觉醒”“伦理觉醒”显示出其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沉钟社的作家们，以其敏感之心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闷，感受到了现实对个性的压迫。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显示了对“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新的更内在的呼唤。
在内容上，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对他们来说，觉醒就是痛苦，追求就是幻灭，这种意识已渗透到其心理空间，形成一种现代型的悲剧意识，像陈炜谟的小说，冯至的诗，已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人生苦闷和烦恼，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的觉醒过程和醒来的痛苦。
在形式上，沉钟社作家们更注意内向化和主观心灵色彩。他们善于用浓烈的个人感受去组织、叙述故事，去表达情感。如陈翔鹤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沙漠”“逃遁”“不安宁的灵魂”等意象，如冯至始终难以摆脱的彻底的悲剧型抒情基调，显示了他们对时代的独到体验，以及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表叙这种体验的努力。
可以说，沉钟社从更内在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知识者现代意识觉醒的痛苦、曲折的心灵历程。对于冯至来讲，他既以自己的创作充实和推动了沉钟社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在这团体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是群体中的个别。
3.北游
6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1927年六七月间，冯至面临着人生重要的选择，何去何从呢？仍在青岛教书的顾随希望他到青岛去，也有早先毕业的陕西同学约他到那里去。在犹豫不决中，冯至给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先生去了信，表示了希望去广州的意愿。
回信很快到了，鲁迅希望他慎重考虑，广州和北京没有什么两样。他周围仍是让人深恶痛绝的“正人君子”，他自己也打算尽快离开。孔德学校的负责人有意聘请冯至，他征求杨晦意见，杨晦来信讲：“这是个好学校，但对你没有好处。你需要认识社会，在那里你认识不了社会，你应该到艰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好好地锻炼锻炼。”经过反复考虑，他听从杨晦的建议，决定到哈尔滨第一中学教书。
离开生活了近10年的北京，离开朝夕相处的朋友，自然依依难舍。杨晦、顾随、陈翔鹤、陈炜谟等，前来车站送行。杨晦——对冯至一直倍加关照的长兄，想到这位小老弟就要一人北上，既欣慰又放心不下。他认真地替冯至办好了行李票，在火车上找到了合适的座位，又有意无意地将一本罗塞提(Rossetti)画集放在手提箱中。
火车慢慢启动，冯至的失落惆怅之感涌上心头。旅途漫漫，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不由自主地打开日记，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我想，不论我的运命的星宿是怎样暗淡无光，但它究竟是温带的天空里的一颗啊；不论我的道路是怎样寂寞，在这样的路上总是常有一些斜风细雨来愉悦我的心情的。从家庭到小学校去，是母亲用了半夜的工夫为我配置好了笔墨同杂记本，第二天夹在腋下走去的；从故乡到北京的中学校去，又是我那勇于决断的继母独排众议把我送去的；入大学的那年，继母也死去了，是父亲给我预备了一切，把我送上火车……这次呢，我要到人生的海里去游泳了——“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送我的是谁呢？我应该仔细想想，这中间有怎样重大的意义呀！……[13]
这样写着，他与朋友们一程比一程远了，一程比一程荒凉了。北京启程时，他还穿着夏布长衫，进入黑龙江区域，凄风冷雨袭来，便不得不从行箧里取出夹袍穿上。这人世间的冷暖季候差别多大呀，他一阵伤感，两行清泪不觉落在新穿的夹袍上。
虽是中国的领土，哈尔滨却充满了异乡的情调。冯至觉得像是进入北欧文学中常读到的庞大灰色的都市。在哈尔滨第一中学一幢公寓楼里，他安置下自己的行囊，独立窗前望去，但见秋雨绵绵，天空阴晦，远处传来瘦马的悲鸣和汽车的吼叫。从温暖的区域转入这荒凉的所在，他感到自己像一个无知的孩童，被戏弄在一个巨人的手中，不知怎样求生，如何寻死。
初步安顿下来后，才发现，哈尔滨比初次的印象还糟。“它不东不西，犹太人的银行，希腊的酒馆，白俄的妓院，与中国大腹便便的市侩，珠光宝气仍缠着小脚的姨太太，耀武扬威的政客，混杂在一起。”大街上，充弥着打麻雀牌的呼叫和咖啡馆的淫曲。天空总是欲雨不雨，阴气沉沉，似乎跟想象中的地狱没什么区别。一次，冯至被邀参加一家的宴会，宴会上乌烟瘴气，男的大声喧哗，女的尖声嬉笑，不是谈如何发财，就是讨论怎样讨女人欢心。一个赭色面庞的家伙还冲他叫：“你从北京来，请给大家唱一曲慷慨淋漓的京腔!”卑俗难忍，冯至只得不辞而别，在冰冷的月光下，深深地呼吸，吐出那抑人的污浊。
学校的教书，更不顺心。同事间钩心斗角，沉闷而污浊。一个训育员，也是北大毕业，表面上对冯至十分客气，拿他做招牌，背后则说三道四，圆滑卑劣。薪水老是发不下，找校长，总是明天推后天。冯至真想一走了之。
寂寞，难捱的寂寞。走在哈尔滨冰冷的街道，就像穿行在地狱之中。在寂寞中，唯一的盼望就是北京朋友们的来信。最早接到的是杨晦的信——“人生是多艰的。你现在可以说是开始了这荆棘长途的行旅了。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要坚韧而大胆地走下去吧！一样样的事实随在都是你的试炼、证明。……此后，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做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14]这些话，给寂寞中的冯至以温暖和抚慰。
聊以打发寂寞的，是几本歌德、叔本华等人的书。来哈尔滨不久，他在一个俄国人办的小书铺里，买到了一部版很好的、皮装的《歌德全集》，还买到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相片。陀氏阴冷、痛苦、充满内在灵魂搏斗的品格，很适合此时冯至的心境。他将相片放在桌前，经常看着它陷入沉思。
在书也看不下去的时候，冯至就约个别朋友到小酒馆里喝酒，谈论京津的友人。有时在月夜里雇一只小船划到松花江心，向空茫的四周发泄自己的郁愤。甚至在冰最厚、雪最大的冬日夜晚，独立在寒风刺骨的街心，反省自己是否沉沦。
1928年春节，冯至回到北京。分别半年后，杨晦、冯至、陈翔鹤等又聚在一起了。在杨晦的寓所里，他们几个，加上当时居留在北京的冯雪峰，在一起兴奋地谈着诗。冯雪峰善于朗诵，他读了不久前发表在《莽原》上的诗作，十分感人。冯至也读了自己的新作《北游》中的一些段落，大家都觉得《北游》与以前不一样了，有新的气象。寒假过后，冯至仍返哈尔滨。不过，这次有陈炜谟随往任教。
总算有了可以交流的朋友，但陈炜谟到哈尔滨不久就病倒了，面庞一天天消瘦下来，多方诊治，也不见好转。这使冯至的景况更恶化了。两个孤苦的灵魂，在四周环境的压力下，愈感到了生之无聊与烦闷，从冯至致杨晦的信中，可以见到他们的情绪糟到了极点：
这里的气候非常不适于炜谟的健康，我望着他阴沉的面貌一天天地消瘦，我真是饱含了眼泪地替他难过！我几次想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俩到大连去，去投到海的怀里去吧！同时我脑里便幻想出一幅大连海湾的景象：码头上来往着行人，我们沿海走上一个没有一人的岩石上，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同它一起沉下去……
昨天洗了两张像，仿佛是预备“后事”一般，打算在人间留一遗像，用着惨淡的心情在那上边题了荷尔德林的诗句：“没有人能够从我的额上取去悲哀的梦吗？”[15]
这时候，冯至最想念的是北京。那里有他熟悉的校园，熟悉的街衢，有他思念的女子和知心的朋友，有他不能磨灭的心痕脚迹。它的亲切、熨帖，多么令人神往。
地狱之行总算熬到了头，1928年暑假，在经历了一年的屈辱、磨炼后，冯至终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北京。他受聘到孔德学校任教，同时兼任北大德文系助教。
4.重回北京
回到北平，才发现，这里也并非天堂。
旧日的好友纷散而去，陈炜谟回家乡长期养病，很有一番从此将一蹶不起的光景。陈翔鹤去外地教书。杨晦仍在，但忙于编《新中华报》副刊和《华北日报》副刊，频繁往来的热烈已成记忆。而现实呢，仍然灰暗、迷蒙，叫人不舒心。恶劣环境中臆想和美化了的“北京”的幻影渐渐消失，平淡无聊又开始吸噬他寂寞的心。
看到旧日的湖水，旧日的街衢，旧日的天气，旧日的爱情又发芽了。尽管他知道这种发芽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是十分想重新见到E君，那位曾给予他渴望和温馨的她。
如E仍在北京，大街上自然有相遇的可能。遇到她怎么办，且不去想，偌大的城市，怎么会那么凑巧呢？希望淡如秋云，但仍是常去漫步，这多少也是一种破除寂寞与空虚的方式。
去E学校的接待室里，访看别的朋友，机会自然多了。坐在旧日甜美坐过的凳上，梳理着过去的话语，想象着E随时从人流中出现，那会是什么滋味呢？
他有时想象着，最适宜的相逢地是水边高高的大树下，微风轻吹，树叶儿片片落在身上，E终于现身于落叶缤纷当中……
黄昏降临了，寂静统治着所有的街市、工厂和田园，所有生命的声音陷入沉寂。躺在房中的藤椅上，将灯捻到模模糊糊的光景，思想便慢慢转了起来，童年的孤寂，中学时代的爱情，世事的变迁，重现在脑海。回顾走过的路程，检讨如今变得患得患失的自己：落雨了，担心靠窗挂着的帽子要被淋坏；为买一个玻璃书柜花几个晚上去算计；这句说出怕伤朋友的心，那段故事又怕不中小姐的意……诸如此类的庸人习气，哪还有自己呢？倒是黄昏的时候，被埋没了的自己才隐隐约约地现了出来。
在回忆和检讨中，冯至渐渐从苦闷、孤寂的境界中挣脱出来，他有意反观自己历程，对过往的一切做一个小结：
我将要好好地由我的过去推测我的未来，努力把一切的纷扰抛开，既不要求，也无所施与，珍重地燃起一支蜡烛，沏好一壶清茶，展开一本好书，认清一点自己，度过了黄昏。度过这不太黑暗，也不太光明，同烛光，茶色，书香都和谐在一起了的黄昏。[16]
通过自我反观和艰涩的蜕变，冯至心理渐渐平衡起来。终于又想干点什么了。恰好这时，废名约他一起办个周刊，于是便愉快地答应了。
废名，即冯文炳。192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周作人最得意的学生。曾搬进周作人的寓所八道湾，与周朝夕共处。已出版《竹林的故事》、《桃园》等集子，风格朴素，平淡中有意味。冯至重回北平后，旧友散去，便与废名交往渐多，一定程度上受废名及所属文人圈子风气的感染，他很欣赏废名身上的那种唯美主义气息，觉得他仿佛正住在乱石堆积、前代遗留的壁垒的残墟中间，独自一人纺织着“那梦中的花毡”。[17]
废名提议办的周刊，叫《骆驼草》。其涵义是说，骆驼在沙漠中行走，任重而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尽管力量微薄，不能当骆驼，只能充当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
《骆驼草》虽是废名提议办的，但其背景更为久远。它实则是《语丝》的一种继续，周作人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影响。早在1924年，周作人和张凤举等，就想筹办一份纯文艺杂志，取名《骆驼》，因各种原因，到1926年6月才出了一期。刘半农曾写过一篇《骆驼颂》，登在《语丝》118期上，其中有这样两句：
祝颂你永远慢拖慢拖地向前来
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
周作人及其追随者们以“骆驼”自居，实则是在提倡一种“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以抵抗当时文坛上开始泛起的浮躁之气。
然而，《骆驼草》创办不久，就受到了一些作家包括鲁迅的指责，加上沉钟社同人也不以为然，冯至最后还是打消了办刊到底的念头，中间退出，于9月份离北平赴德国留学。后来，冯至谈到《骆驼草》时，颇多否定之辞。其实，冯至当时加入《骆驼草》，并非偶然。他由浪漫的青春幻梦，一下跌入现实的荒原，在稍作沉积、回味后，很容易转入内心，重新寻求一种能够帮他承担自己、超越现状的力量，“骆驼草”倡导的雍容、坚忍的品格，自然契合他此时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骆驼草》是冯至性格由敏感、怯懦转向静默、坚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中介。
算上废名独立编辑的，《骆驼草》共出了20多期，很快停刊了。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像周作人、俞平伯、梁遇春等人的散文，废名的小说等。它体现了京派高层文化界的一些品味和追求。但脱离现实，确实是它重要的缺陷，这也是刊物最终没有产生更大影响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办刊物，冯至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最难忘的是当时在北大任助教的梁遇春。
梁遇春比冯至晚一年进北大预科，后来读英文系。大学时，冯至就常见他，当时梁年轻聪颖，走路时头部向前稍探，有独特的风姿。1927年后，他在《语丝》《奔流》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漫话絮语式散文，风格美丽凄冷，有独特见解。冯至与梁遇春真正相识，是在编《骆驼草》之后。梁常来送稿子，渐渐熟识起来。有一次，梁送来三篇关于爱情的稿子——《她走了》《苦笑》《坟》，写得哀婉而美丽，其中有的话——如“我觉得这一座坟是很美的，因为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引起冯至的惊讶，许久排遣不掉这凄冷的意象。
梁遇春的家，在北池子附近，是租赁的房子。一次，冯至前去拜访，梁的妻子已出满月。依南方习俗，她煮了美味的汤圆招待他，梁还抱来新生的女儿给冯至看，说：“在这‘曾是年华磨灭地’，听着婴儿的啼声，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又苦又甜的滋味。”
1932年夏，冯至在德国读到了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感到其中有不少与梁遇春相似的思想，便想写信与他讨论。不料，在国内邮来的报纸上，看到了梁遇春去世的消息。冯至在惊愕之中感到摘心似的痛苦，为了排遣哀思，他到德国东部的吕根岛上做了一个星期的旅行，一路上，难摆脱逝者的影子。冯至对梁遇春的怀念，一直潜藏在他心底，以至40年代初，他在昆明遇见梁遇春的叔叔，看到他随身带的梁的女儿的照片，仍“端详许久，舍不得放下”，“那样神不守舍”。[20]
他后来还写诗，纪念这位早逝的朋友：
我如今感到，死和老年人
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
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
昼夜，昼夜都是一样疏淡。
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
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
你像是一个灿烂的春
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21]
总之，从1928年到1930年，冯至的性格和创作都处在一种矛盾和转变中。
当时，冯至认为生活和艺术是矛盾的，认为艺术的产生，须以生活的悲苦为代价。因而，他诗中之忧郁、哀伤，既源于现实的压抑、生活的缺憾，也有一定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分。这便是他觉得“悲苦”既苦又甜的原因，便是他为自己营造的梦中温柔乡。
可以看出，冯至的作品风格正由梦幻般的忧伤向更从容、沉实的风格转变，其思考也由纷纭、多思向更从容、坚定的方向发展，从中可以隐现些许40年代作品的特征。对孤独、寂寞的克服，冯至不但经历了审美风格的转变，更实现了精神探索的第一次否定。
二、留学德国：与大师神会的岁月
1.海德贝格的友情
1930年9月底，冯至经过十几天的奔波，终于来到了德国海德贝格。到时正是清晨，早雾乍散，只见两山对峙，涅卡河一水横流，一片片古老、奇特的建筑铺在山与水之间，使他感到既新鲜又陌生。心想：这就是自己的终点站，要在这里住下去吗？山和水沉默无言，似乎并不欢迎这个异乡游子。
海德贝格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著名旅游城市，市内的海德贝格大学是全德境内最古老的大学，已有550年历史，设有神学、法律、医学、哲学等学院，有不少著名的教授和深厚的学术传统。在30年代初，中国了解这所大学的人并不多，冯至选择它，是因为听了一个在北京大学教德国文学的德国朋友的劝告。他说，去德国学习，不要去大城市，大城市太喧闹，人也多，同学与同学、同学与老师间，缺少交流的机会。在较小的城市，尤其是所谓的大学城里，除了大学，没有其他重要设施，城市围着大学转，人们很快就会熟悉起来，既有利于提高语言能力，也有利于增长见闻，更多地了解德国社会。他说海德贝格大学在这方面是最理想的。
这里的中国人极少，冯至似乎一下被置入一个众目睽睽的环境中，乡愁和空寂一下涌上心头。茫茫人流中，最渴望的是友谊、理解和交流。他的运气还不坏，当天就在一个小学教师家中租到一间房子，尤其在这房东家遇到了一个姓戴的中国学生，在读中学。这奇遇真让他惊喜。小戴告诉冯至，这里的中国学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除他外，还有一个姓徐，读文科，另一个姓蒋，学医的。远在他乡，寻求同乡的愿望很强烈，次日下午，冯至就到涅卡河南岸的一个小巷里拜访了徐君。
徐琥与鲁迅有较深的交往，双方通信频繁。查阅鲁迅日记，从1929年8月20日至1932年8月30日，3年间，提到徐诗荃有154处。徐在德国为鲁迅提供图书、画册及报刊，鲁迅也将国内出版的书刊寄给他。一次，徐琥讲，他给鲁迅写信时，曾提到过“今天下午有某诗人来访”，并没讲名字，鲁迅回信，谈到“某诗人”时，也没提名道姓，只在文字间画了一个小小的骆驼。冯至听后，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是指1930年在北平与废名合办的《骆驼草》杂志，鲁迅并没忘记他这位沉钟社的青年朋友，但对《骆驼草》似乎并不怎么赞许。
在中国人稀少的海德贝格，能有徐君这样一位朋友，真是幸运。另外的幸运，是几个月后，在这里又遇到了梁宗岱。
梁是20年代有名的诗人，曾出过诗集《晚祷》，这次是由柏林的朋友介绍来的。他告诉冯至，计划在海德贝格住两三个月。
徐琥不喜欢谈论自己，交往多了，才能慢慢了解一点他的情况。梁宗岱则不一样，冯至边帮他找房子，边听他讲自己的情况，半天下来，对他了解便有个大概。梁精通英语、法语，是法国著名诗人瓦雷里的弟子，1927年，曾将瓦雷里的名篇《水仙辞》翻译成中文。他还能用法文写作，把王维、陶渊明的诗译成法文，出版过一本精装的《陶潜诗选》，瓦雷里做了序。让冯至欣喜的是，梁宗岱也喜欢里尔克，曾由法文转译过里尔克的《罗丹论》。梁宗岱对歌德也很有研究，他后来（1936）翻译出版了瓦雷里写的《歌德论》：
歌德静观、默察，并且，时而在造型艺术里，时而在自然界里，追求着形体，试去体会那描绘或塑造他所审察的作品或对象的作者的意旨。这个在情感的变幻和诗思的意外的创造里能够显出这许多热情，运用这许多自由的人，很乐意变成一个具有无穷的忍耐性的观察者。[22]
从中，可以看出与冯至审美的一致性，甚至有些用词都与冯至有深深的默契。
真是太有意思了，在海德贝格短短几个月，结识的两位中国朋友，一个是鲁迅的学生，一个是瓦雷里的弟子。冯至在20年代曾多次受鲁迅的教诲，所以与徐琥的交往有一定基础。如今与同样喜欢里尔克的梁宗岱交往，也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艺术，谈论文学，从罗曼罗兰到纪德，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以至于中国的徐志摩，他们都谈。在海德贝格，梁宗岱写成了著名的给徐志摩的信《谈诗》，全面论述了对新诗的理解，显示了开阔的中西文学修养。写作过程中，梁常来冯至处找一些资料，像李义山的诗集，姜夔的《白石道人四种》等，有些问题也经常与冯至商讨。梁宗岱在著名的《论诗》中，谈到了与冯至的交往：
我恐怕我底国语靠不住，问诸冯至君（现在这里研究德国诗，是一个极诚恳极真挚的忠于艺术的同志，他现在正从事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他也和我同意。[23]
冯至也将自己在《骆驼草》上发表的诗给梁看，他读后坦率地说，这些诗一般，只肯定其中的一首《等待》：
在我们未生之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都抱着千年万里的心
在那儿等待你。
如今一个丰饶的世界
在我的面前，
把它们等待你的心
整整地给了我。[24]
认为这首不错。他的评价对冯至是有影响的，他后来编诗选，发表在《骆驼草》上的诗，就只收了《等待》，其他一概略去。
认识梁宗岱后，他后来感叹道：
我每逢感到孤独寂寞，便自言自语，“北平有我的朋友”，用以自慰。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徐琥的聪明才智已经使我惊讶，如今又遇见梁宗岱，也是才气纵横：一个是鲁迅的学生，一个是瓦莱里的弟子。[25]
远离北平，远离过去的朋友，孤独和空虚，时常来造访他。新的环境也让他窒闷，难以透过气来。
首先是住处并不那么叫人如意，在房东这幢三层小楼里住着的，除冯至和中国学生小戴外，还有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匈牙利人，同情共产党，经常谈论世界大战，另一位戴着花色小帽，看起来像某社团的成员，整天昏迷不醒的样子，说不出一句有内容的话来。三人虽然整天一起吃早餐，但内心想法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实在尴尬得很。小戴年纪又太轻，与他难以交流起来。
外面的世界却热闹得让人担心。30年代初的德国，经济恶化，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多，布吕宁为总理的魏玛共和国政府釆取种种措施，也难维持局面。纳粹党利用民众的情绪，投其所好，很快得到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也有增强，各种政治力量的人不断地争辩，从大街到商店、学校，充满火药味，使人预感到一个大转变即将到来。处在旁观者位置的冯至，失去宁静的读书环境，感到内心很空虚，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把握不住自己是极有可能的，但此时的他毕竟不是青春年少的浪漫学生了，他在尽己所能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努力，在1931年1月20日写给杨晦的信中，他说：
从前有一个人向苏格拉底谈到某君：“他旅行如此之远，回来怎么还是这样呢”苏格拉底答道：“他把他自己带去了，那有什么法子呢。”人的最宝贵的固然是自己，人的最纠缠不清的，也是“自己”呀。——慧修，请你放一点心，我极力要同这个“鬼”战斗，它实在早已成了我的日常生活上的敌人。谁败谁胜，很是难说。但是我绝不教人间的丑由我的身上表现出来。[26]
为了磨炼自己，他开始刻苦读书。冯至学的正科是德语文学，副科是哲学、美术史。差不多每天的日课是，早8时起床，9时出门，晚6时回家，继续读书，一月中，只能看到一两次月亮，他读《浮士德》，读《希腊文化史》，读恺撒写的拉丁文作品，每礼拜还写一篇德语作文，请一位德国太太改正。
我生长在衰败的国、衰败的家里，免不了的是孤臣孽子的心肠。虽说世界需要进步，人要勇往直前，但想来想去，总不大像是我所能办的事。贫贱的人容易心虚，因为他尽望里边看；望里边看得多了，外边的世界便不是他的了。“徐柏林”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我只想在阴凉的地方念一念十六七世纪欧洲最紊乱的时候，聪明的法国人写的几本书。[27]
言语中，表现了对精神世界的倚重和对现实世界的抵触。由于此时读书杂，心境也难平境，很难像过去那样沉下来写作，“礼拜日的黄昏”写了几篇，便停了下来。
在海德贝格，冯至最喜欢听的是宫多尔夫教授的课，他是著名诗人盖欧尔格最得意的门徒，在课堂上讲德国浪漫派文学。他从16岁开始，一直处在不断的工作中，性格永久是“一个男孩子”，活跃、有生气，在呆板的德国大学里，很难找到像他这样伟大而没有学究气的教授。
由于宫多尔夫久负盛名，所以全世界不少学生慕名而来。冯至刚入学就选听了他的课，通过宫多尔夫，冯至与歌德又重新有了精神的对接。宫的讲授激发了他对歌德新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在宫多尔夫的课堂上，冯至结识了F君和鲍尔。
F君只有20多岁，是犹太人，很聪慧，对新事物很敏感，冯至从他那里知道了不少新东西，如了解了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和奥地利的思想家卡尔克劳斯。F君时常背诵尼采的诗，特别欣赏其中犀利的文句和尖锐的讽刺。他还知道不少关于宫多尔夫的掌故。有一次，他讲到宫多尔夫是一个藏书家，有许多珍本，他曾在一个旧书店里买到一套连载狄更斯某部小说的杂志，上面有叔本华阅读时的批语。喜欢书的冯至，听到这些，真感到神往。
鲍尔是宫多尔夫的崇拜者，冯至认识他时，已从小学教师的住处搬到鸣池街15号。因为相距鲍尔的住处不远，两人便经常来往，黄昏时，也常相约一起散步。他们在一起谈论人生，谈论艺术，谈论里尔克及他们的老师宫多尔夫，彼此相交甚笃。后来，鲍尔在宫多尔夫的指导下，做好博士论文，离开了海德贝格，但两人还是经常通信，互赠书籍，友谊保持了很久。在抗战初期，冯至曾邀请鲍尔到上海同济大学附设中学教德语，学校不断迁移，也使他经历了流离之苦。1982年，在分别40年后，他们又在慕尼黑重逢，鲍尔拿出冯至1931年到1947年写给他的信，给他看，沧桑几十载，看来友情并没有褪色。
这种友谊，构成了他德国留学生活的一部分。
2.涅卡河畔的夕阳
离冯至租住的房子不远，横亘着著名的涅卡河。这里异常清静，附近有荷尔德林青年时期学习过的神学院，还有他半神志不清醒时长期居住的小阁楼。在夕阳西下时，冯至常来这里散步，有时坐在河畔的长椅上沉思默想。冯至想，病中的荷尔德林会不会也常来这里散步，也常坐在长椅上冥想呢？冯至又想起叔叔冯文潜给自己推荐的荷尔德林的诗，想起他的《命运之歌》，想起他将这首诗翻译成中文在《沉钟》月刊上发表，想起荷尔德林带给自己的全新的审美体验。
冯至在海德贝格学习时，正是荷尔德林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兴起的时期，人们热衷于荷尔德林，他的校刊本全集也陆续出版。冯至开始重新研究他的作品，读他的诗，也读他的小说。
关于荷尔德林的重新被发现、被重视，半个世纪后，冯至这样说：
荷尔德林所以重新风兴，与海德格尔的推举也有关系。作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1934年在柏林大学开了一个学期的荷尔德林研讨课，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荷尔德林揭示了诗人本质：
充满劳绩，然而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29]
诗的神启与使命，也正是在这些方面，荷尔德林吸引了冯至吧。
如果说荷尔德林给予冯至一种新的审美体验，而遇见里尔克，则在其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这是一种宿命式的相遇，让诗人有了更为理性的思考和精神上的超越，成为他创作之路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早在1926年秋天，冯至就读到了里尔克早期的作品《旗手》。这篇作品，当时就给了他以意外的、奇异的收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从头到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30]。当时他想，里尔克可能是一个新浪漫派的、充满了北方气味的神秘诗人，并不晓得当时里尔克已观察遍世上的真实，体味尽人与物的悲欢，达到了对人类，对自然妙合神悟的境地。
近代诗人Rilke（里尔克），George，诗是好得很，懂也难得很。R.已死去，G.当在人间。这二人的人格与作风都是很有意义的，在群众日趋于烦嚣与无聊的世态中。尤其是Rilke的一句话，使我身心为之不宁，他说：诗人最不应该有的，是ironisch的态度。因此弄得我冲突、怀疑，我的“礼拜日的黄昏”也羞惭得不能往下写了。[31]
我现在完全沉在RainerMariaRilke的世界中。上午是他，下午是他，遇见一两个德国学生谈的也是他。我希望能以在五月中旬使你收到一点东西（这是我现在把别的书都丢开，专心一意从事着的），使你知道Rilke是怎样一个可爱的诗人！他的诗真是人间的精品——没有一行一字是随便写出的。我在他的著作面前本应惭愧，但他是那样可爱，他使我增了许多勇气。[32]
自从读了Rilke的书，使我对于植物谦逊、对于人类骄傲了。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没有出息“事事不如人”的感觉。同时Rilke使我“看”植物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恧……那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因此我想把“冯至”的名字废去，还恢复我的“冯承植”了——请不要笑我孩子气。）所以我也好好锻炼我的身体、我的精神，重新建筑我的庙堂。外边的世界我不知道怎样了，——同时我也像是深一点地知道它是怎样了。[33]
春天里的一个礼拜日，冯至在书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套里尔克全集，共6本，3本诗，2本散文，1本翻译，他踌躇了许久，终于用40马克将它买下。这是怎样珍贵的一本书呀，他反复地研读，品味。每逢下了一番功夫，读懂了几首诗，“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发现，所感到的欢悦，远远超过自己写出一首自以为满意的诗”[34]。从这里，他看到了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了理想的人生。
里尔克（1875—1926），生于奥地利布拉格，是20世纪初著名的德语诗人，堪与英语文学中的艾略特、法语文学中的瓦雷里比肩。他一生旅行过许多地方，在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士、北非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留下了探寻的足迹，他甚至称俄国为“精神的故乡”。他的创作记录下他一生精神探索的历程，主要作品有《旗手》《祈祷书》《新诗集》《杜伊诺哀歌》《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以及日记体长篇自传小说《马尔特劳利特布里格随笔》等。
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它；还是怨你自己吧，怨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也没有贫瘠不关痛痒的地方。[35]
让你的判断力静静地发展，发展跟每个进步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36]
这些对冯至真是太熨帖、太有吸引力了，他心中不可名状的忧郁得到了升华，模模糊糊的冲动变得明晰了，他知道了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和为此必须付出的努力，他学会了忍耐、等待，在这嘈杂的熙来攘往的世界上。
他止不住将这十封信翻译出来，并将其中的附录《论山水》寄到《沉钟》半月刊上发表。此期在《沉钟》上发表的里尔克的译文还有《豹》《马尔特劳利特布里格随笔》等。
这阶段冯至还接触了荷兰画家凡·高的画。这位画家生在荷兰最贫困、最穷苦的农村，一生视艺术为生命，他一方面用强烈的色彩、火焰般的热情描写风景和人物，另一方面又画出监狱和贫穷农家的阴暗，像《星空》《向日葵》《农民鞋》《食土豆者》等，以或旋转或滞重的心灵映象，表现了画家生命本体的冲动和对存在的叩问，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在哲学课堂上阐释过《农民鞋》等，认为里面包含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30年代初，凡·高尚不太显赫——他的真正显赫是在1934年欧文斯通写他的传记小说《渴望生活》出版和193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他的画展之后。冯至几乎凭着心灵的敏感，认同了这位“生存艺术家”，并且对他的兴趣经久不衰，到晚年仍时常翻阅凡·高的画集。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7月，冯至已在海德贝格度过了10个月，10个月的收获就是几首里尔克的诗、几幅凡·高的画，另外还有几篇尼采的文，它们给予他的最大启发，是“懂得了一点寂寞同忍耐”。[37]
3.在柏林
7月份，冯至尊敬的宫多尔夫教授骤然死亡，打消了他继续留此读书的念头。
宫多尔夫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了，在写给鲍尔的信中讲道：“您不能预想到，我现在是多么悲哀，自从我到海德堡以来，这样的悲哀我还没有感到过……几月之久，宫多尔夫以他的讲授鼓舞了我。”[38]冯至本想下学期听宫多尔夫教授关于里尔克的演讲，听他的“德国历史家”课，现在则决定转到柏林大学，那里有关于“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的课，下步他想把目光转向歌德。
与风光优美的旅游小城海德贝格不同，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是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人口400多万。柏林大学也是当时德国最大的大学，黑格尔、马克思等著名人物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这里算得上一个世外桃源，住户多为社会民主党，他们希望和平、社会稳定，但由于软弱，力量越来越小，开始为国社党替代。政治上失败了，但他们待人仍坦率、和蔼，因而空气相对宽松、自由。
环境的变异，并没使冯至放任自己，仍严格把持着。坚持吃素、体操，读艰涩的古德语，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1932年6月末，他徒步独游了撒克逊群山，参观了撒克逊都城，欣赏到了德国最精粹的画院，并进入捷克境内，南部奇绝的景色、壮观的山脉，令他心胸为之一开。本想行至布拉格，一访里尔克故乡，因钱已花完，未能成行。
在柏林，中国人也不算多，交往较多的是陈铨、蒋复璁、朱偰等，几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中国国内的事，但友情平淡，算不得知交。印象较深些的一次交往，是夏天里朱自清的造访，他由伦敦学成返国，路过柏林，冯至邀其到郊外住处畅谈，还陪他游览了柏林的名胜，朱不喜言谈，但笃实、情真，二人觉得很谈得来，许多东西需要交流。但几天很快过去，兴奋过后又是寂寞。
好在10月里，女友姚可崑来到了德国，给他的生活添加了生气和欢乐。
冯至刚到德国，就与杨晦商量，想让姚可崑也来德国读书，最初杨晦不太赞成，怕两人在一起会妨碍学业。但冯至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让她来，一是北平的环境与生活对姚可崑的身体与精神没有好处；二是姚可崑是一个有上进心、有理智的女子，到国外走一走，看外国怎样生活，对她的发展有益。
1932年10月，姚可崑终于乘游轮抵达威尼斯，冯至从柏林赶来，与她一起回到柏林，他们一起住在爱西卡卜，但街道不同：
冯至住的那条街叫“鸣蝉路”(Zikadenweg)。我到柏林后，冯至为我租了一间房屋，街名“落叶松路”（Larchenweg）。我搬进去，觉得环境幽美，清静宜人。房东夫妻二人，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女儿，家里安静和睦，我住在里边如置身世外。
我略作安排后，就到柏林大学附设的德语进修班报名学德语，被录取为正式的学生。每天八点到十点准时上课。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年龄悬殊，语言各异，一班约二十人左右。我真佩服那位进修班的教师，面对着这一班不懂德语的学生用德语教学，用种种手势和身态，连说带比画使得学生能了解他的意思。教学进程很快，每天下课时留作业，第二天交。我总是下了课到一栋以黑格尔命名的阅览室去做作业，复习所学的内容。中午冯至来找我，一起去食堂吃午饭。饭后乘高架电车回西郊，我回我的落叶松，他去他的鸣蝉路。[39]
可以说，姚可崑来柏林后，两人的相处既甜蜜又有节制。姚学习外国文学，冯至仍然苦读他的书。星期日，两人一起到野外散步、游玩。在这平静、充实的生活中，日子仿佛不知不觉间加快了速度。
我数月以来，专心Goethe（歌德），我读他的书，仿佛坐在黑暗里望光明一般。他老年的诗是那样地深沉，充满了智慧。但是我不敢谈他：因为现在国内是那样乌烟瘴气地纪念他，我个人，一方面是应当谦虚，一方面应当自爱。[40]
歌德和里尔克是两个气质不同、处在两个不同时代的诗人，歌德充满生命的跃动，在向外部世界的开拓中，达到生命与宇宙万物的和谐，里尔克孤僻、高古、内敛，善于向内心世界挺进，以此达到对宇宙、生命的洞彻，前者在浪漫主义中有古典的庄严、悲壮，后者在新浪漫主义中，蕴含不少现代主义成分。但冯至还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不少共同点：他们都重视观察，歌德《浮士德》里的《守望者之歌》是一首眼睛的赞歌，里尔克则从罗丹那里学会了观看；歌德强调宇宙万物的变化，在晚年的《东西合集》中，一草一木、一道彩虹或一粒黄沙，都是诗人亲见的，却无一不接触到宇宙的本体。里尔克善于思索人的生与死、宇宙的不断变化，在《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中写道：“向寂静的土地说：我流。/向急速的流水说：我在。”这两位诗人，在对精神的追求、对宇宙本体的探寻上是一致的。冯至从里尔克那里，学会了观察、体验，忍耐和等待，从歌德身上，则理解了人必须不断否定、超越自身，投入到宇宙大化中去。
除歌德外，这时期，冯至还接触到另外几位作家，下面这份读书计划，可看出他的趣味和选择：
我在这里，除了读书，没有生活。除了Goethe（歌德）我必须研究外，我的计划是：
1.19世纪初期我想深研Kleist（克莱斯特），Holderlin（荷尔德林），同Novalis（诺瓦利斯）。这三人是很可爱的。K于三十岁左右自杀，H于三十岁左右发狂，N于三十岁左右病丧。K是倔强，H是高尚，N是优美：可以代表精神生活的三方面。
2.20世纪初期的三诗人：George（歌德），Hofmannsthal（霍夫曼斯塔尔），Rilke（里尔克）；这三人的成绩比起他们的祖先来恐怕是有过之，无不及。
3.还有欧洲在19世纪的三个伟大的人，能使人敬仰，使人深省，并且在近代的哲学同宗教发生极大的影响：即尼采，托斯托以夫斯基，还有一个丹麦的思想家Kierkegaard（基尔凯郭尔）。[41]
这些作家，或是新浪漫主义的诗意哲学家，对现代文明充满了挑战，对未来充满了神启般的预言，像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等；或是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家，像里尔克、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他们都被后人称为广义的存在主义者，无论哪一类，都对内心精神生活的强调胜过对外在生活的模仿，对人类新思想的开辟胜过对传统哲学的依赖，对生命真实的正视胜过对现实的掩饰，对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拷问胜过放任自流的麻木和搪塞。从对这些作家的选择上，能看出冯至审美标准的转变，它们使冯至从情绪的发泄、从甜蜜的忧伤转向了真实的体验、忍耐和认真的选择，转向了以一己生命对宇宙对人生苦难的承担。
读书之外，平静下来的时候，往事经常在眼前浮现，远泊在千山万水之外，对过去有了距离感，正好用来观照和反省。由于有了19世纪、20世纪杰出作家们的参照，他的反省来得苛刻，不留情面——
我们的过去在什么地方？除了我们的态度是相当地忠实外，成绩可以说是等于零。我不承认我从前作的诗是诗，我觉得那是我的侮辱，尤其是像《北游》里边《黄昏》那样的油腔滑调，——我渐渐认识了我自己；在我认识了我自己的时候，我很痛苦，因为既无法自慰，也没有理由原谅自己。[42]
这种自责和反省不一定是准确的、合适的，却反映了他提高自己、升华自己的努力。
有时也会想想北平的事情——留在那里朋友家的父亲、过去的朋友、刚复刊的《沉钟》……想到《沉钟》，便又止不住地想到似乎彗星般永远消遁在故乡的陈炜谟，他那样忧郁，懒散，才华又那样出众……
4.罗迦诺的乡村
柏林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1933年，国社党最终占领了政治舞台，大街上冲锋队员耀武扬威。柏林大学的图书馆也被査封，许多作家的书籍，像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茨威格等人的书，一本一本地投入了火焰。柏林已不适宜待下去了。1933年4月，冯至和姚可崑离开了爱西卡卜村，返回了海德贝格。
他仍住在先前住过的鸣池街15号。房东太太的丈夫已去世，只有一儿一女住在家里。这个家很清静，女儿天天上班，儿子整天在家闲待着，在风风火火的政治漩涡中，倒显得有些与世隔绝。不过，现在的海德贝格，已没有多少可谈的朋友了，徐琥、梁宗岱已回国，鲍尔在南欧。有时也与几个德国朋友与中国留学生闲谈，但远没有先前的那种气氛和热烈的情境了。
在海德贝格大学，接替宫多尔夫讲座的是阿莱文教授，冯至参加过一个学期他的研究班，后来，因他是犹太人而被解职。冯至也听过艺术史家戈利塞巴赫的课。收获最大的，是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讲座。冯至常与姚可崑一起去听他的课，主要有“哲学逻辑”“尼采”“基尔克郭尔”“从康德到现代的哲学史”等，他的课在当时很受欢迎：
雅斯丕斯……为人和蔼可亲，讲课深邃洞彻，听他课的人总是挤满了大教室，后边还有人站着听。我经常是早去占座位。听讲时，我有许多地方不懂，笔记更记不下来，冯至比我听懂得多一些，但是笔记也记不全。幸而后来有一位德国同学，名登克曼（Denckmann），他常常友好地把他记得很详细的笔记借给我们参阅。[43]
除了继续听课、读书外，他开始考虑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了。最初他选择的是里尔克的《马尔特劳利特布里格随笔》，想以此为题目。这本书是他当时最喜欢的，在给杨晦的信中，他说：
我在这里边得到许多的趣味。有许多地方，一般还没有得到相当的解释。有时我因为它不能不翻到14世纪的中古法文。——我幻想，尽我的能力把它弄个明白，将来把整部没有一点疑难地译为中文，抄得好好地送给你同如稷、翔鹤读。这该是我的无上的快乐。到那时，我们会觉得我们四周更是虚伪，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更是没有生活，而是置身于一个好像庄子曾经神游过的世界：在那里Rilke在向我们叙说生同死，爱同神，他在那里歌颂着悲多汶，易卜生，古代的情人同巴黎市上的乞丐。到那时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没有作诗，我的回答是：为了世界上已经有这么一本书。——也正是为了世界上已经有这么一本书，我不能不好好生活，做一点好的事。[44]
冯至为他付出不少劳苦，读俄国的小说、法国的历史、丹麦的贵族家谱（这位主人公布里格是丹麦人）等。但负责指导此篇论文的教授被国社党免职了，这题目也就暂时放弃了。后来，他又选布克（Boucke）教授为自己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布克教授写过研究歌德文体的著作，熟悉北欧文学。他不同意原定的论文题目，几经商议，定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诺瓦利斯和里尔克一样，都是冯至最感兴趣的诗人。冯至讲过：
“论文的对象，若不是我爱好的或敬重的人和事，我是写不出来的。”在他1934年的日记里，记有“五月六日，至布克家，讨论论文事”。以后他就倾注全力，研究诺瓦利斯，就是在罗迦诺休假时期，他也随身带着一部四卷本的《诺瓦利斯文集》和一部打字机。[45]
两个月后，他们两人和鲍尔夫妇一起，驱车来到南临瑞士的小湖滨区罗迦诺居住。这座湖区分属于意大利和瑞士两国。尽管居民都说意大利话，可是一方狂热地热衷法西斯主义，另一方却崇尚和平，希冀百余年止息干戈。
正是8月夏秋交接的时节，许多久违的动植物，在这里见到了。无边无际的蝉声，窸窸窣窣蝎子出没的声音，以及肥大、鲜美的西瓜、蜜桃，时时唤起冯至的乡思。在这里，他和姚可崑租住了临山靠水的一座小楼。房东是村里有名的富户，祖先在非洲经商，赚足了钱，留给儿孙们享用，所以这家人无所事事，安享时日，冷天到巴黎，天热了回来避暑，实在是优哉游哉。
这里的人与外界联系甚少，外部世界的竞争、干戈，这里风闻不到，就是罗马、伦敦、日内瓦，在他们看也远近一样。你若绕湖也走一走，碰到什么人，随便问他：“你是意大利人吗”他会说“不是。”再问：“那么是瑞士人”他又会摇摇头。在他们心中，他们既非意大利人，也非瑞士人，而是“特精省”人。特精省本属于瑞士，在这里的人看来，却好像超越了国界，是与外界没什么联系的地方。
生活闲舒、悠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遇到什么要紧事，永远那样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是这里人的处世风格。起初，冯至对他们，多少有些不信任。一天，他到邮局发信，空阔的邮局里只坐了一个少女。冯至用刚学的生硬意大利语，告诉她要发信，她却听不懂，用手比画着，在一张纸条上写了通讯地址，她才有些明白，从他手里接过信封，随手扔进一只乱七八糟地装满东西的抽屉里，实在叫人放心不下。但几天后，那少女背着一个大大的信袋，带来了一批初次转来的信件。以后又去寄几次，似乎都没遗漏。日子久了，冯至反而觉得自己多疑。
其实这里的邮局，只有一个人，即那少女的哥哥，既当局长，又干邮差，还要午休、喝酒，忙不过来，就叫妹妹来帮忙。渐渐地，邮差的职务便成了妹妹的，他只干个清静的局长。一次，倒是哥哥亲自送信来，问他妹妹呢，他说，家里生了一头小牛，她在家中忙碌呢，随即邀请冯至与姚可崑去看小牛。看小牛时，他们发现牛棚外有一大片番茄地，熟得正是时候，就摘了满满一篮，付了钱，满载而归。以后，兄妹俩不但供应给他们番茄，还不时送些其他蔬菜和水果来。
5.归国
转眼间，冯至到德国已经5年了。
1935年6月，在布克教授指导下，他以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获得博士学位。
诺瓦利斯（1772-1801），是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代表作品有《夜颂》（1800）、《圣歌》（1799）等。他还写过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书中以蓝花作为浪漫主义的憧憬象征，他也因此被誉为“蓝花诗人”。他喜欢黑夜，憎恶白昼和日光；他宁取疾病而不要健康；他崇尚逸乐、荒诞、孤独和神秘，“做任何事情，总是倾其全力以赴。最深沉、最放纵的感情就是他的原则”。[46]
《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分导语、诺瓦利斯风格详述、结语三部分。“导语”对诺瓦利斯对世界的理解做了梳理，第二部分“诺瓦利斯风格详述”，分析了诺瓦利斯对“光-颜色”“火”“流体：水、海、河、泉”等11个方面现象间的相互联系与互通。结语是对前一、二部分的总结。论文对诺瓦利斯的研究，可以说是冯至与诺瓦利斯的一次心灵对话。在论文中，冯至深刻体味到了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的使命：
他的使命是构建一个原初的世界，对一切科学都追溯到最终统一性的源头，召唤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所有这一切皆依凭于他诗意的“心灵”的力量。诺瓦利斯的全部作品都交织和渗透着诗意，是诗意的想象和创造。因此，无论在形式的选择上，还是在内容的处理上，我们首先要把他的作品视之为诗。[47]
“视之为诗”的本质在于万事万物的彼此关联、相互接近和互通：
打开诺瓦利斯的作品，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把万事万物都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歌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线都消失了，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融合。“同在性”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和最常用的表述，它也为诺瓦利斯所信奉。在他看来，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伟大的同在性更值得注意”的了。陌生的同时也是熟悉的，遥远的同时也是亲近的。[48]
这就是精神世界和有机世界的同一性，也就是冯至总结的自然与精神间的类比特征，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冯至以后的创作。
7月，冯至与姚可崑去了法国。巴黎，这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风情浓郁，且有强烈的文化气息，令他们感到浪漫，感到适宜，正好北大读书时的教授张凤举先生在这里，便请他做主婚人兼证婚人，两人在这里悄悄结婚了。依然是没有欢宴，没有祝贺的人群，但心的相印，并不必在意形式，结婚也如他们的人，质朴、简单，注重本质，沉重的撞击是在心的远景里。
作为蜜月旅行，他们又转道去了意大利。罗马众多的教堂、历史古老的建筑、藏量丰富的博物馆让他们体味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艺术。更难忘的是威尼斯，它依然保持着往古的特点、往古的浪漫，雅致富有古意的建筑、流动不息的城中河道、浪漫活跃的威尼斯男女，让他们感到一种浪漫的情调。后来，冯至还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纪念这座著名的水城：
我永远不会忘记
西方的那座水城，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当你向我拉一拉手，
便像一座水上的桥；
……[50]
8月中旬，由威尼斯，他们踏上了归国的路途。望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冯至颇有感慨，当年赴德，孤身一人，迷惘而又孤独，而现在与心爱的人一起，背着从异国他乡收获的行囊，充实而又从容。他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但无论是什么，他都会忍耐、克服，认认真真地去做，这一点是坚定了的，他没有别的选择。
冯至最急于见到的，是因家庭发生变故，只身在上海的杨晦。
当晚，他们在一起谈到很晚。杨晦现已转到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中教历史。他的耿介、疾恶如仇的性格，总使他在人群中容易受到排挤，虽不得已换了不少学校，但秉性依然未改。他仔细听冯至讲了德国留学的情况，然后提醒道：你要睁眼看看中国的现实，不要再做脱离现实的梦了，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
次日下午，他们一起去拜访了鲁迅先生，见面地点是在内山书店附近的一座小咖啡馆里。鲁迅正在病中，脸色憔悴，比几年前苍老了许多。他专注地听冯至介绍了希特勒当权后德国的情况，比如冲锋队怎样在大街上横行，图书馆里的图书怎样被焚烧，还有德国市民中流传的一些政治笑话。鲁迅听后说：暴政统治下在人民中间最容易流传这类的讽刺。鲁迅也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尤其沉痛地提到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说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撤退后，竟给CC头子陈立夫上条陈，为其“围剿”红军出谋献策。另外，鲁迅还告诉他们，他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已出版，里面选了《浅草》和《沉钟》上的一些小说，其中有冯至的《蝉与晚祷》与《仲尼之将丧》。他们一直谈到屋里的光线变得晦暗。听鲁迅谈起中国文坛的情况，不知怎的，冯至顿时有一种“时移世易，百事俱非”的感觉。
回国后干什么呢？这个问题摆在冯至面前，蒋复璁希望冯至到南京去，干什么可自己选择，但杨晦还是建议去北平，他认为北平比南京还是多一点自由，少一点官僚气。冯至夫妇听取了杨晦的建议，决定还是去北平，他们到南京礼节性拜访了一下蒋，于1935年9月12日乘火车到了北平。这个时点，距上次离开的1930年9月12日整整过了5年。
三、山水昆明：一生最怀念的地方
1.西南联大
1937年，抗日战争在上海全面爆发，城市陷入一片混乱。冯至任职的同济大学及其附设中学决定南迁。匆匆地准备，匆匆地启程，漫长的战乱之旅开始了。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跋涉，行程几千里，终于在1938年12月来到昆明。
昆明的“新人民”，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平朴、热情，有古代遗风。最初，冯至是租民房住的，但搬家时，男女主人执意不收房租，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不是因为抗战，平日我们请你们都请不来。”这些话，对于来自千里之外的冯至他们来说，是温暖的、舒服的。在他看来，这个陌生的地方，倒真有点像自己新的“故乡”了。
在昆明的头一个学期，他仍任职于同济大学及附设中学。但这里的环境很糟，早在上海期间，学校里的几派势力就争斗得很厉害，杨晦由于在课堂上宣传抗日，在进步学生中影响较大，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不得已而离开。他走后，冯至又成了这些人攻击的重要对象。1939年暑假后，他干脆辞去了同济大学的职位，应聘到西南联大任外文系德语教授。
西南联大由原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组成，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学校共设5个院，26个系，有在校学生3000多人。不少海内外著名的作家、学者在这里任教，如冯友兰、吴晗、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李广田等。
供文、理、法三个学院使用的新校舍坐落在大西门外，校舍简陋但又很有秩序，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一边是课堂，一边是男生宿舍；南区面积较小，全是课堂，中间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实在简易得很，且没有多少藏书，各校迁移时，只有清华大学带了点书，路上又散失了不少。仅存的书也破烂不堪，有的纸也都卷起如狗耳，有的没有封面，但却是珍贵无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粗劣的校舍，倒是与教授们破烂的衣衫、营养不良的面孔相协调。最初一年，冯至感到这里生活安宁，物价比较便宜。但这种状态很快结束，通货膨胀的阴影逐渐临近，并达到高峰。经济系的杨西孟教授曾做过详细的数字统计，得出结论是：教授生活待遇一直呈直线下跌，从抗战初到1943年，生活实值大约从300多元降到10多元。这样，教授就只有靠消耗过去的储蓄，典卖衣服、书籍，卖稿卖字，维持生计了。再不行，便发生营养不足、疾病、儿女夭折等事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教师们也因为通货膨胀而生活困难。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51]
冯至家怎样呢？先是花掉储蓄，后是出卖东西，先是照相机、留声机，然后是跋涉千里未忍抛弃的玻璃器皿，然后是外国朋友送给女儿的玩具，最后是典卖衣服、书籍。疾病也常来光顾。姚可崑自赣县得病后，一直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体温长期在35度左右，冯至也先后得过回归热、斑疹伤寒、疟疾，女儿则患过百日咳和不起免疫作用的各种麻疹……
尽管生活艰苦，但联大师生们的精神是充实而健康的。重山叠水把昆明与前线相对隔离开来，使他们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读书、思考。而抗战的要求，又激发着他们的精神，激励他们去努力工作，这足以使他们用精神的富有去战胜物质的贫困。同时，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由于大家关心同一个问题，思考同一个问题，自然鄙视虚伪，而崇尚真诚、坦率。在昆明的日子里，不论是从良师良友，还是从短途相遇的路人，冯至都获得了不少力量和启发。他自己说：“这七年内，朋友当中见面时常常谈些文学问题、给我不少启发的，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常常谈些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的，是陈逵、夏康农和翟立林。”[52]卞之琳和李广田是联大同事。夏康农是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陈逵是云南大学英文教授，翟立林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时在联大听课。
除了同事与朋友间的交往外，冯至还认识了不少学生，其中一些保持了较深的友谊。最先接触的是冬青文学社的一些成员，如穆旦、杜运燮等，——后来这两人成为“九叶诗人”的重要成员。冬青社办有《冬青》诗刊，曾向他约稿，他便将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作拿到上面刊载。1940年10月，该社举办活动纪念鲁迅逝世4周年，他应邀去做了报告，讲了鲁迅的为人和精神，很受成员们欢迎。后来，冯至的十四行诗对穆旦、杜运燮等九叶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们新鲜、活泼，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处在一个既不新鲜也不活泼的社会里。由此他们也更深一层意识到时代所给予他们的幸福与苦难。他们的作品使前一辈的诗人回顾自己走过狭窄的道路而感到惭愧，他们的声音使一些自居为青年导师的人们失去“尊严”，这中间不是隐隐孕育着一个新的趋势、新的发展吗？[54]
从1940年9月起，昆明城里，防空的警报一直不断。起初大家挺紧张，日子久了，没发生什么事，也就习以为常了。听到警报，在山里时，连躲避也不用躲避；在城里，就找个树林山丘一蹲。许多同事或朋友，常常碰到一起，日子久了，朋友间该走哪条路，谁到什么地方，彼此都熟悉了，有什么事也不必到家，干脆在树林里随便找个地方谈。
当一个人在树林、在山丘独处时，他有时想：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有多少人、多少城市在沉睡呀。像昆明，这么多的秀山丽水、风景名胜，然而老百姓们却过着深受压迫、贫困不堪的生活，这与周围的环境多么不相称。近百年来，国内发生了不少大事件，都曾一度将它唤醒，但事后，它就又睡过去了。抗战，难道不是一个将人们重新唤醒的机会吗？为了抗战，人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为了抗战，人们放弃了相互间的猜忌、纷争。时代是艰难的，但不也蕴含着伟大吗？记得1938年在赣县曾读过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来把你唤醒》：“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55]，有时他真想对着周围也这样喊几声。
2.林场茅屋
林场茅屋是冯至毕生难忘之地。那里不仅使他享受了“过去不会，后来再也没有享受过的”“周末清福”[56]，还使他孕育出了一生最有分量的几部著作。
找到林场茅屋这样一个地方，实出于偶然。1939年暑假后的一天，家住昆明的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带冯至参观了他父亲经营的林场。那林场方圆有20里，四周便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种植着松树、枞树、由利加树等。树丛中有两间空闲的茅屋。吴祥光问，若昆明有空袭，愿不愿意到这里住。他一眼就看好了这地方，觉得好像在心中等待已久似的，便欣然答应了。
这里距昆明市不算远，出昆明大东门，沿去金殿的公路走七八公里，到了小坝，往前越过左边的菠萝村，顺着倾斜的山坡上曲曲折折的小路，进入两旁松林茂密的山谷，便看到几座连在一起的山。茅屋所在的山，叫杨家山，茅屋附近，有一泓清泉，长年不断，滋养着周围树林。在茅屋百米以外，还有七八间简陋的瓦房，住着林场的几个管理人员。
过了几天，冯至和妻子、女儿来了。他们在屋里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度过了第一个周末。之后每周来住个一两次。1940年9月底，昆明连遭两次轰炸，他们干脆将家也搬到这里，集中居住。冯至每周进城一两次，买点菜，借几本书。当时，联大校方允许教师分担的课集中上，这样，逢有课时，他便暂住在教员宿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
这真是一个幽静的好地方。没有了城市的喧闹、世俗的烦恼，也听不到防空的警报声，与另外一个世界相对隔离了起来。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切充分无遗地显示出来，无时无刻不在与人对话。白天，浓浓的树叶将阳光掩遮起来，只留下斑斑驳驳的影子，夜里常传来几声豺狼和野狗的嚎叫，平添了几分野兴。若是秋天，树林显得萧疏，漫步其中，有身处荒原之感。雨季是山上唯一热闹的时候，清晨很早就被进山采菌子的人吵醒，山歌弥漫，躺在床上听来，似乎觉得生活在童话的幻想中。
山中有许多小路，冯至和姚可崑经常沿着它们无目的地漫步。这些路也不一样。林子里的路，是近20年来造林的人渐渐踩出来的，处处露出新辟的痕迹，使人觉得没有历史的负担。林外由城里到这里的路，却显得很旧很古，它用石块铺成，从离谷口几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这里延伸，随后便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渐渐毁坏着，却似乎处处隐藏着过去的故事。每次从那里走，冯至总感到在走两条路，一条导向现在的居处，另一条引他走向过去。
林中漫步，也不是全没有目的，有时出发时没有目的，走到路上，夫妇一商量，便有了目的。如他们曾由茅屋出发，信步经过岗头村至沙沟看望住在怡园巷时的房东周先生，归途临时起意，便经菠萝村上山；再如1941年9月，他们走到龙头村，顺道访问了住在那里的罗常培、罗庸和来昆明作客的老舍先生。
他们也常请朋友们到茅屋来玩。为了吸引他们，事先总是充分夸耀，说住的地方如何如何好，然后问是否愿意去。如人家愿意，冯至夫妇便很高兴。朋友来时，他们往往绕过几个山头去迎接，有时也陪朋友，一起从城里出发，边谈边走，走走停停。渴了，就在林荫下的一口泉井旁驻足，双手掬起清凉的泉水，喝个痛快，那口泉不知流了多少年，似乎永不中断的样子。茅屋接待客人，总给他们奇书共欣赏般的快感。上午高高兴兴将客人接来，下午欢欢喜喜再将其送走，送出门去，还总是不忘讲这里的空气多么新鲜，松林多么葱萃，小草多么朴素，等等，直说得客人点头称是为止。
最有意思的，大概是林中茅屋的夜读了。这时候读书，总是最沉潜、最高效。屋外有时是星空一片，有时月似泻银，有时是风雨敲打着屋顶，有时传来几声狼的嗥叫。逼仄的房里，木板架起的桌面上，展开几本书，夫妇俩一边一个，对着一盏菜油灯夜读，情绪那样适宜，很快就会进入境界。有时夜深了，两人不期然而然地同时抬起头来，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书自是比往日看得多，思想也比往日丰富。那坦白的山水，朴素的小路、野草，催使冯至去观察、领悟、思考。他自己曾讲过：
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经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57]
—个作家、诗人的创作生命也由此被重新激活了。
1941年年初，一个冬日的下午，冯至在山下散步，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便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句，回家写在纸上，发现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诗。偶然的开端，一下唤起了内心沉潜已久的人物、事件和意象，他感到：“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58]
散文集《山水》中的大部分篇章，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有的受到茅屋生活的启发，有的则直接写在那里的观察和思索，譬如一棵树的姿态，一只鸟的飞翔等等，这些山水虽算不上名胜，却有一种平凡的美，在平凡中直摄人之内心，有平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这种集中思考写作的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多，不久，它又被打破了。1941年下半年，冯至身体渐渐不适，大病小病不断侵扰。有一次，外面大雨不停，他却在茅屋里发起烧来，多亏朋友翟立林从大东门外租了两匹马，请来在昆明行医的一位同济大学的同学，给他诊治。冯至神志不清，医生和翟立林的谈话也听不清楚。这场病刚好不久，背上又感染了葡萄球菌，它们繁殖很快，不到两天就蔓延开，他只好忍痛下山，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外科手术。由于病的侵扰，出院后，就托翟立林在大西门内钱局街敬节堂巷租了住房，一家人开始在这里居住。之后，有时也去茅屋，但不太经常了。
林场茅屋留给冯至的印象是深刻的。1986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充满深情：
但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们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却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60]
搬到城里住后，开始接触到更严峻的现实，有的人为抗战而努力工作，也有的人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促使他思考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1942年冬，卞之琳将自己翻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给他看。这篇作品是他年轻时很喜欢的，讲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在一夜之间体验了爱，体验了死。贯穿其中的那种选择的勇气，打动了他，他想到过去一直想写的题材“伍子胥”，觉得这个无界的复仇者不也是一个“旗手”吗？一时兴起，便开始了中篇小说《伍子胥》的写作。它集中体现了冯至在抗战时期的思索，既有现实的印记，又有田园的影子——后者正是林场茅屋生活给予他的。
冯至抗战初期的3部著作，或是在林场茅屋写的，或者与这段生活有关，他自己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3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写不出来。”[61]
3.滇池湖畔的沉思
昆明七年是冯至一生中图书最匮乏的时期，也是读书最沉潜的时期。
图书馆里的书自是少得可怜，好在外文书籍还有一些，存在外文系资料室里，借阅很方便。德语文学方面有德国科塔出版社为纪念歌德著作100周年出版的《歌德全集》，共40卷。还有几本歌德研究专著，以及席勒、海涅等人的一些作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法律系办公室里发现了几十本德语文学书，书的主人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因生活困难，不得已把书卖给了学校。这些书在法律系没人看，冯至却如获至宝，差不多成了这批书唯一的借阅者。
一是关于事物的演变。在对植物的观察和研究中，歌德发现，任何一种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型”中演化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次第更新，不断提高，社会及人的发展亦如此，浮士德从“小世界”到“大世界”的经历，便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小说《维廉麦斯特》的主人公的成长，也是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最后领悟了人生的要义。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蜕变并非是轻而易举的，而要经过痛苦的死亡方能完成。这些观点，冯至深有领会，因为“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他也“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63]。
二是关于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在外有强敌侵略、内有社会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不少人感到了悲观。冯至则从歌德的著作中获得了信心。譬如，他读《浮士德》，就把它看作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歌德把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魔鬼战胜浮士德的传说颠倒过来，使奋斗终生的浮士德在百岁之龄虽不免死去，却因其终生的奋斗、探索而使灵魂得救，升入天堂，宣告了虚无主义魔鬼的失败。冯至认为，浮士德的精神，有点像中国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给人以向上的推动力量；同时认为，代表“恶”与否定精神的魔鬼，有刺激“善”的积极作用。为此，他总结道：“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时候，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还不失为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64]
三是关于思与行。歌德的一生，既是不断向外开拓的一生，又是向内深入体验、发展的一生，正如他本人在《自述》中讲的：“永远努力的、向内又向外不断活动着的，诗的修养冲动形成他生存的中心与基础。”冯至特别欣赏《维廉麦斯特》第二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思与行，行与思，这是一切智慧的总和。从来就被承认，从来就被练习，并不被每个人所领悟。二者必须像呼与吸那样在生活里永远继续着往复活动；正如问与答二者不能缺一。谁若把人的理智神秘地在每个初生者的耳边所说的话做成法则，即验行于思，验思于行，这人就不能迷惑，若是他迷惑了，他就会不久又找得到正路。”[65]他认为这段话亲切而又深刻，对自己是一个有力的鞭策和鼓励，是一条宝贵的格言。
逛旧书店，一直是冯至的爱好。昆明的旧书店虽没有北平琉璃厂丰富，但也能偶有所获。逛的目的固然在于觅得好书，但过程亦是不可忽视的，那种在一大堆书中挑拣到一两本好书的渴望、兴奋，从一个旧书店转到另一个时的安适、惬意，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体会得到。
最让他不能忘记的，是青山街的一家旧书店，他曾在这里买到过《圣经辞源》《清六家诗钞》等。前者是一本《圣经》的地名、人名、事件的索引，加有很详尽的注解，对读《圣经》有帮助；后者是清代宋琬、施国章、王士祯、赵执信、朱彝尊、查慎行几人的选集，线装4册，乃日本人印，且有批注。冯至虽不喜清诗，但看看日本人怎样批注它们，也挺有意思。1942年6月的一天，他在这里看到了一套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共2册。到昆明后，一直想搞一本杜诗集，现在终于碰到了，但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得暂时把书放下。过了两天，再去买，书却没有了，他甚感懊丧。归途遇见联大一个熟识的同学，谈及此事，碰巧这同学知道书的下落，书是让历史系的丁名楠买去了。第二天，丁名楠主动找到冯至，将书转让给他。这本书，激起了他研究杜甫的兴趣。
《杜少陵诗详注》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并不是什么好版本，但却适应了他当时的需要，他觉得杜甫诗中体现的一些精神，对抗战时期的人们是有启发作用的；杜甫的许多感受，与抗战时人们的一些感受是相通的。基于这种认识，他研读着集子里的每一首杜诗，将诗中的地名、人名以及杜甫的一些生平事迹，分门别类地记录在“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共积累了数百张。越读，他对杜诗的精神体会越深，对杜甫的人格越崇敬，并开始有了写一本《杜甫传》的想法。
歌德和杜甫，是冯至联大时期阅读和研究的重点。选择他们，既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也是时代环境使然。冯至在对这两位作者的理解和阐释中，做到了对时代的“介入”和思考。
到昆明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这些宝贵的书安置好。书架自是没有，书橱更是妄想，没有办法，只好从杂货店里，两角钱一个买来几个装肥皂的木箱，靠墙摞在一起，便成了所谓“组合书架”，几十本书空荡荡摆在那里，虽不气派，却也并不寒碜。夜晚，从这“组合书架”上抽出本喜爱的书，对着昏黄的菜油灯，便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常读的几本书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里尔克的诗与书信、尼采和基尔凯郭尔的著作、陆游的诗，以及鲁迅杂文。
尼采和基尔凯郭尔都是被称为畸人的思想家，一个是孤独的漂泊者，太早太强烈地感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和危机，呼唤着生命和精神的到来；一个是社会的反抗者，不屈不挠，永不妥协。一个因神经错乱与世长辞，一个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时昏死过去。他们都对庸俗、虚伪恨之入骨，给予无情的鞭挞与批判，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活得不那么舒服。在一个夸夸其谈、散漫无形的世界里，冯至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认真的为人和存在的决断，体验到了生的意义与死的价值，获取了对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认识。
里尔克，这位他精神的偶像，如今仍是忠实的思想旅伴。抗日战争刚开始，他就将在德国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从行箧中拿出，加上序，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借以鼓励在战乱年代学会沉潜与忍耐的青年朋友们。在序中，他曾这样写道：
可是他告诉我们，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园里的那些并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地下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66]
在冯至那里，里尔克的作品像荒漠中的一片绿洲、干渴时的一股清泉，使他在迷茫中沉静下来，忍耐住一切的烦扰；使他想到，还有人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中努力工作，以自己独立的“生存”，担当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命运。
昆明期间，冯至读书并不是太多，但举凡读过，总能沉潜而入，洞微烛幽，获得深的洞彻和领悟。沉潜，使他避免了从书的表面、从人生的表面滑过去。后来，他自己也说——“我在昆明读的书不多，那些书的作者却对我说了些真心话，话的种类不同，有过时的老话，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有的给我们以教育的，有的给我们以慰藉，如今我们怀念和它们的交往，也跟怀念当年与朋友和同学们的交往没有两样。”[67]
4.体察与超越
在抗战那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以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做出自己的选择。冯至没有像闻一多那样，振臂一呼做狮子吼；也不像有些作家，直接为抗战写作。他沉静、坚忍、善于思考的性格，使他选择了一种更超越也更深邃的精神探索形式，去参与时代的巨变与抗争。
最初，他从质朴的原野、路边的小草、空中的飞鸟、普通人的作为中，看到了平凡中蕴藏着的执着与承担；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如杜甫、歌德等身上，吸取精神的力量；从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中，探索自然演变的脉络和生命存在的根底，体现了一个智者对现实从容、清醒的观察，也体现了一个仁者博大、进取之心。当然前者分量更多些。
对这段探索，这种对时代的“介入”方式，有人持保留意见。包括冯至本人，也曾为此感到内疚。其实，每个人都会以他的个性参与时代。冯至并没有逍遥于时代之外，而是坚持以灵魂来倾听这世界的，他只是以内向的方式，企图唤起那些或沉睡，或麻木，或浮躁的灵魂，让每个个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与义务。当然，不必夸大这段探索的意义，但也要恰当地理解它在当时的作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战壕里仍不放弃他纯哲学的探索；在被俘时，背包里仍放着杰出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的手稿。不能说他逃避时代，他是以他的理智和良知独立维系并保持了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精神活动的意义不在选择了什么，而在选择的多样化，在选择的本身。
1942年以后，接触现实多了，他冷静、沉守的状态有所打破，开始用更直接些的方式发言。不过，这种直接并没有冲出精神的思考的范围。他写了中篇小说《伍子胥》，寄托了自己对勇敢、意志、决断的呼唤，——冯至本人讲，这是他由“田园”转向现实的桥梁。[68]之后，又写了一系列杂文、随笔，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理解。
当时，昆明出现了一些时尚性的小型周刊，如《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这些周刊的撰稿者大都是昆明学校的师生和文化界人士，冯至写的这些稿件，主要发表在这些杂志上。
1944年，冯至还应编辑熊锡元的要求，为《生活导报》编了十几期副页《生活文艺》。副页第5期，是他精心设计的“诗专号”。他在页首辑录了一些论述诗的文字，称之为“关于诗”，有的片断是摘录别人的，有的是他自己写的，但都代表了此期他对诗的理解。他从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话——“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69]从纪德的《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中，他摘录了关于“象征派”的片断。冯至自己写的片断，主要是希望写诗要朴素、现实，不要装模作样。其中有这样一段：
启蒙时期法国的思想家兼文体家服尔德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说：“形容词是诗的名词。”这两句话说得都很极端，里面却各自含有一些真理。但是在一个生疏的、不真实的社会里我们宁愿推崇服尔德的话。[70]
由于约稿、编辑方面的缘故，冯至与一些学生有了往来。《生活导报》的编辑中，除熊锡元，还有傅道生也常来他家。40年后，傅回忆道：
……由于我最年轻，20不到，跑腿组稿的事大多是我干的。经常到您（冯至）敬节堂家中来组稿取稿的是我。我至今还记得您文中提到的那口井，那扇门、那个院子。您总在右边的屋子接待我，我常在那儿遇到卞之琳先生，他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子前打字。我忘不了姚先生的热情招待。她当时在中法大学教第二外语，所以对我这个中法的学生更加客气一些。我也忘不了你们的女孩，有时由她来开门……[71]
当时，昆明“联大”“冬青”文艺社很活跃，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文艺名流参加活动。早在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冬青社的杜运燮、林元就邀请冯至去演讲，冯至说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
当时，在冯至家里，还搞着定期的文艺聚会：
我记不清是在1943年冬呢，还是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也许是由于地点适中吧，选定敬节堂巷的我们的家。那时我们早已从翟立林为我们租的那两间房迁入房东另一个院子的北房三间。房屋陈旧，但比较宽敞。于是每星期在一个规定的晚间，大家聚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这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那时闻一多、卞之琳正协助英籍教授白英(R.Payne)编译“当代中国诗选”，他们有时用我们的打字机誊录译稿。我不记得这聚会举行了多少次便结束了。只记得后来徐梵澄来昆明住在我们家中，他曾向冯至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72]
这一时期，冯至写的杂文和随笔内容大致包括这样几方面：
在《认真》中，冯至先列举了种种漫不经心、含含糊糊的不认真现象：桌子的腿不一般长，壶嘴里往往倒不岀茶水来，一本漂亮的书里满是错别字，一本叙述民间疾苦的书的封面上印的琵亚词侣式的充满世纪末情调的黑白画……所以这样，他认为是因为制造者的儇薄和缺少爱心。冯至赞许的是一种认真负责的为人态度，这种认真负责不是人们通常讲的强迫式、他律式的完善，而出于内心的自律和存在的强烈需求：
一个民族在存亡的关键时候，不但要从自身寻找再生的活力，还需从外部寻求激发力量的火种。冯至的另一类作品，是通过评介一些杰出的国外思想家、作家的思想和行为，让人们在抗战最艰难的环境中，学会忍耐，学会忍住现实为将来工作。这种忍耐在他那里不是委曲求全的意思，而指个体执着地默然地承担。
公众把一切的“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是一些把握得到的具体，所以它们能够有责任心、惭愧心、忏悔心，——这些，公众却都没有。
但是，无论什么人投到这公众的海里，便具体的化为抽象的，真的化为虚的了。多少人在岸上时，是冰炭一般的不同，可是一到这个海里，就冰也不冷了，炭也不烫了。这真是“平均一切”的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切，也是虚无，它有上帝一般广大的神通，而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也应有的一点责任感。于是有些人看着它，像是小孩子看见一个肥皂泡一般，不由地起了好奇心，就是一个村童也可以拿它玩一玩，一个醉鬼也可以拿它耍一耍了。[75]
这一时期，冯至评介的思想家和作家，有尼采、基尔凯郭尔、里尔克、奥登、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都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和品格的人，都是超越式地洞察历史和预见未来的人，冯至希望用他们的言行，来唤起社会和公众的良知和感悟。
或许出于对这些人的过分专注，或者出于对世俗的偏激态度，这些人身上极端个人主义的东西，他似乎忽略了。
抗日战争渐渐接近尾声。1945年8月10日晚8点多钟，外边下着雨，邻居过来告诉冯至，刚刚听过广播，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协定提出的条件，同意投降。这消息太突然了，他唯恐有误，就撑开一把伞，走到街上，四处一片静寂，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走过，与往日没什么两样。他开始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迫切地想获得证实。等了半天，依然没有任何异样，就想到市中看看。他在巷子旁的杂货铺里买了一只洋烛点上，沿高低不平的路向前走去。终于，在一家报馆门前，看见已贴出最新印出的报纸，“日本已于今日投降”几个大字赫然在上。一颗心终于踏实，一股难抑的兴奋涌上心头，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欢呼声。等待已久的、设想过若干次的胜利，就这样到来。14年既短暂又漫长的忍耐，如今终于有了交代，冯至止不住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和平。抗日战争烽火刚息，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这使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中国民众，感到吃惊而且愤怒，昆明的文化界、教育界掀起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风暴。
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校自治会，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草坪”上联合举办时事晚会，反对内战，呼吁民主与和平。当师生们开始演讲时，国民党军警开枪开炮进行威胁。师生们被这卑劣的行为激怒了，第二天开始了罢课示威。形势日益严峻，一边是不屈的师生，一边是军警、特务的高压。终于，惨案爆发了，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携带武器，强行进入联大等学校，打砸校舍，殴打师生，动用了手榴弹和刺刀。最后，竟将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明卫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杀害，另有多名师生被打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四烈士的死，将全国各地的反战情绪推向高潮。次日，昆明市的工人、农民、店员、职员，共达15万人，潮水般涌上联大灵堂吊唁，冯至也参与了这行列，并以难以抑制的情绪，写下了著名的《招魂》一诗，副标题为“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忘却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76]
诗写好后，冯至将它写在一张从赣县带来的竹纸上，送到烈士灵前，后来它被镌刻在“四烈士”纪念碑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昆明生活，构成了冯至一生经历的重要部分，留给他毕生难以忘怀的印记。他曾讲：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77]
参考文献：
[1]冯至：《立斜阳集》，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2]冯至：《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3]［德］诺瓦利斯：《片段》，《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
[4]冯至：《致杨晦》，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5]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见冯至著《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6]冯至：《立斜阳集》，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7]《〈北游及其他〉序》，《华北日报》副刊，1929年5月13日第四版。
[8]冯至：《立斜阳集》，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9]1927年秋，《沉钟》半月刊中断出版后，杨晦在1928年至1929年间，先后编辑过《新中华报》副刊和《华北日报》副刊，此时，沉钟社成员的作品大多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
[10]鲁迅：《一觉》，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11]李霁野：《忆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文艺报》，1956年第13期。
[12]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第6页。
[13]冯至：《北游及其他序》，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14]《沉钟社通信选》，《新文学史料》季刊第36、37期，1987年8月22日，11月22日。
[15]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3页。
[16]冯至：《黄昏》，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17]冯至：《西郊遇雨记——寄给废名》，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18]吉色德，又译吉诃德，SanchoPansa是他的侍从。
[19]《沉钟社通信选》，《新文学史料》季刊第36、37期，1987年8月22日，11月22日。
[20]冯至：《谈梁遇春》，《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21]冯至：《给亡友梁迂春》，见《冯至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22]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23]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24]冯至：《十四行集》，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25]冯至：《立斜阳集》，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26]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页。
[27]冯至：《礼拜日的黄昏》，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28]冯至：《涅卡河畔》，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9]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30]冯至：《里尔克》，见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31]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32]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33]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34]冯至：《外来的养分》，《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
[35]冯至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
[36]冯至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37]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38]冯至：《致鲍尔》，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39]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1页。
[40]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41]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42]冯至：《致杨晦》，见冯姚平编《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43]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44]《冯至致杨晦》，《沉钟社通信选》，1933年10月1日。
[45]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46]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47]冯至：《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48]冯至：《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9]冯至：《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50]冯至：《十四行集》，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5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
[52]冯至：《自传》，见《冯至选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504页。
[53]《忆冯至先生二三事》，香港《诗》双月刊“冯至专号”第2卷1991年第6期，第121页。
[54]冯至：《从前和现在》，见《冯至选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55]《何其芳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56]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57]冯至：《〈山水〉后记》，见《冯至选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58]冯至：《十四行集》序，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
[60]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61]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62]《忆〈林场茅屋〉答谢冯至》，香港《诗》双月刊“冯至专号”第2卷1991年第6期，第28页。
[63]冯至：《〈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64]冯至：《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65]冯至：《〈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66]冯至：《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67]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68]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69]闻一多：《历史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0]《生活导报》，1944年第5期。
[71]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72]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6页。
[73]冯至：《认真》，见《冯至选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74]冯至：《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75]冯至：《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76]冯至：《十四行集》，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77]冯至：《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摘自王邵军：《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P22-44，P76-101，P104-126，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