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姜言东对《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教授的独家采访。
采访者按：《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一年多来我们在推特上讨论过许多问题，例如中国摩梭族对《人类简史》关于性别进化的借鉴，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AI时代教育的存在模式等。6月25日，笔者应约造访他在希伯来大学4平米简陋的办公室，开始长达2小时的请教。】
答：我专注于问题本身，而不是试图去创造答案。无论是历史、生物学、经济学，还是心理学，我都是从一个大问题开始，知识的收集是随之而来的事。只要我专注于这个问题，我就不会迷失。
很多时候，人们开始有一个问题，但是随后他们往往会发展出一种自己的理论，他们对于自我理论辩护的兴趣远远高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一个人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不可能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专家，所以当你试图捍卫你的理论时，你通常只会坚持一个你最了解的学科。
另外，当你看不到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并把重点放在你自己的理论上时，你会越来越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无知会带来研究的清晰度。如果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千万不要不懂装懂，自己发明解释来掩盖无知。
例如动物界性别统治的问题，母象统治像群，而其他动物和智人却是雄性统治。一个成功的物种首先取决于合作，为什么那些被认为是缺少合作精神的人（男人）控制那些被认为更喜欢合作的人（女人）？我不知道。我承认我的无知，而不是发明一些奇特的解释。这有助于我保持视野的清晰度。当然，你说中国的摩梭族母系社会，女性有更大决定权。这使我很受启发，我会尽快去看看。
问：你经常强调学术自由对人文研究的创新至关重要，你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环境有什么帮助？如何处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问：你在中国举办过很多讲座，与北大、清华等同行有过接触，如何评价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和教育的状况？
答：我在中国大学工作的经验非常有限，所以很难评说。但我所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在中国的大学里，人们不太愿意像西方大学一样讨论政治敏感问题。这些限制对物理、数学或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人文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哲学、历史、艺术等领域经常涉及到敏感问题，如果教师和学生不能够自由讨论，这势必妨碍他们交流和探索各种想法的能力。
问：学术自由对创新肯定十分重要，但是大学教授是不是也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以色列的教授学者也面临很多敏感问题，但政府绝对不能直接限制教授讲什么或不讲什么。教育部门可以创造一种氛围，使得教授们明白哪些范围里他们的观点表达是自由和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教育部门创造的这种气氛要允许教授们就某些问题表达不同的多样化的看法，并且在表达观点的同时会感到安全。这种管理方式是聪明的管理方式。
例如以色列大学最近公开讨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些人认为政府现在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我在授课的时候会告诉学生更多法西斯主义历史背景，告诉他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和危害，而不是简单的纵容他们去游行示威推翻政府。但是如果把什么都上纲上线，教授们就无法开展有创造性的教学和研究了。
大学在聘任教授时一般从讲师、教授到终身教授要经过若干年，每一个等级都由专业委员会评定，这个委员会组成是秘密的，可以对不符合要求的教师及时终止聘任。正是由于有这种氛围，以色列大学里迄今为止没有教授因为政治错误被开除，但是以色列中学里也有教师因为教授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受到家长抱怨而丢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