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又传出意大利要全面禁止ChatGPT，不久的结果是罚款了事。
5月份，美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也来凑热闹，与顶级人工智能企业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软、OpenAI和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举行会议，向企业施压围绕人工智能实施保障措施，表示支持新的法规或立法，减轻AI技术的潜在危害。
一切看起来山雨欲来，似乎ChatGPT、Midjourney、DALL-E2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GeneratedAI）催生了新的、更严重的社会风险，使得人类社会发展和应用AI技术的总体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需要采取新的战略、措施和办法来应对，比如全面暂停新的AI技术的研发。
真的是这样的吗？否。
第一，GAI并没有产生什么新风险，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早已也一直被学界所讨论、所呼吁。
第二，应对GAI风险并不需要什么新方法，应对AI风险的关键一直都是落实。4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GAI作出治理反应，佐证GAI应用社会影响巨大，必须认真研究，审慎地而迅速地加以应对。
谨防AI失控——全球科技领域的“政治正确”
就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迹象来看，GAI挑战最大的领域至少包括3个：
1）失业问题，即它可能导致文案策划人员、原画师、工业设计人员、程序员、媒体从业人员和翻译人员等脑力工作者大量失业。
2）教育问题，即它可能冲击既有-的教育科研系统，比如学生可以用ChatGPT代替自己做作业。
3）信息安全问题，即GAI自动生成海量的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AIGeneratedContent），真伪难辨、立场可疑，权属不清、追责困难，甚至可能成为挑战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危险工具。
可以说，警惕AI发展，防止AI失控，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科技领域的“政治正确”。在此氛围之下，公开宣称“AI无禁区”的声音被极大地抑制。对此，作为技术控制的选择论者，我完全赞同。
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ChatGPT究竟存在什么严重的风险，必须以“加码”的方式比如暂停至少六个月加以应对呢？
有人说，ChatGPT是超级AI出现的征兆，如果现在不停止（注意：不仅是暂停），“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人类很快会被超级AI统治甚至灭绝。这种幻想色彩浓厚的念头，很难让人予以严肃的对待。尤其是，很多专业人员不承认ChatGPT是通用AI，更别说它是超级AI的雏形了。
超级AI可能是个问题，但在严防人类自我灭绝的问题上，很多风险如核大战、气候变化、致命病毒传播、生物科技滥用等要排在超级AI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把它们都停止了？就算停止不了，暂停一下也行，起码可以呼吁暂停。
既然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就不必采取暂停发展的极端方法，为什么？
第一，暂停是没有道理。有人说，ChatGPT风险应对措施没有想清楚，所以先暂停。错！不是没想清楚，而是没有落实到位。
第二，暂停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肯定会有AI公司会违反禁令，结果是不公平的竞争。
第三，暂停解决不了问题。就算所有AI公司真的都暂停GAI科研，风险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除非彻底停止和取缔LLMs（LargeLanguageModels，大语言模型），否则风险不会消失。重新启动之时，仍然得直面风险。
如今，新科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不可须臾离开的工具。GAI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已经昭然若揭，我们为什么要因噎废食，为什么不能控制地利用呢？
20世纪就有人提出——当时的科技人类已经完全够用了，继续发展会导致很多新问题，应该让科技静止下来，科学家不要再搞研究了。此类极端非理性想法，从来没有被社会严肃对待过。
暂停GAI研发实现不了，纯属无效的“嘴炮”
AI可能导致各种社会风险，学界早已指出，各种应对建议也早被提出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根据国情落实AI治理措施，而不是暂停AI研发。事实已经证明：暂停GAI研发的想法简单粗暴，作用不大，也实现不了，纯属无效的“嘴炮”。
举AI失业问题为例。AI失业问题，即人工智能的推进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是AI社会冲击中最大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综合性制度创新。既有文献对AI失业问题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具体的应对措施不一而足，如学生的职业规划、劳动者AI素养提升、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和再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等。
“AI失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考虑远景和现实两方面。
因此，在AIGC产业化爆发之初，国家、政府和社会应该深入研究，全盘规划，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失业就业压力。
比如，完善失业保障和提供再就业培训服务，加强青年人的职业规划和创造性素质提升，调整学校人才尤其人文、艺术等学科的人才培养方向，不端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等。总之，面对AI可能伴随的失业风险，必须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努力规避，实时调整。
中国的AI如何治理？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除此之外，治理AI风险还可以考虑如下原则性建议：
第一，贯彻有限工具原则。必须清醒认识智能治理的作用——智能治理并非万能的“完美利器”，在很多情况下同样会“失灵”，甚至走向妨碍社会效率的反面。因此，既要承认在某些领域、某些问题和某些场合下智能技术提高治理效率的作用，力主优先考虑技术治理手段解决问题，又时刻谨记智能技术作用的有限性。坚持科技谦逊主义，警惕“大数据迷信”，采取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审度态度，重视治理活动实际的效果反馈和风险控制。
第二，坚持利用与控制并重。既要发挥智能治理作用，又要对具体的智能治理进行控制，防止智能平台和技治专家权力失控。同时，应运用制度-技术的方法，规避智能治理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
第四，紧密融合“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科学地运行城市是当代技术治理重要的战略措施，智慧城市则是科学城市的高级形态。由于当前人类主要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大型和超大型城市之中，因而当前的智能治理主要围绕建设“智慧城市”而推进，或者说以“智慧城市”的建设为主要载体。数字中国建设尤其不可忽视数字乡村建设，要努力以数字化缩小城乡差距。
第六，在具体语境中区别治理与操控。智能治理有限度，超过限度就成为智能操控，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智能治理的未来发展，必须要具体考虑各种应用的限度，这不仅涉及治理目标，还涉及所采用的手段，只能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冷静、客观和谨慎的审度。防止智能治理走向智能操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智能治理的反治理行为。
作者：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