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起，中国人的名字就基本由单、双字组成。春秋时看似怪异的几个名字，如秦国将军百里孟明视、孔子之父孔叔梁纥，也都是单字名。只不过，此类称呼包含了氏、名、字三个系统。譬如百里孟明视，百里是家族的氏，孟明是字，名是视。孔叔梁纥，孔是氏，叔梁是字，纥才是他的名。以单字为名，双字为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习俗。
在整个周王世系的近40代周天子中，只有9位是双字名(也叫复名)，其中还有好几位是亲兄弟；两汉的28位皇帝(包括被废的)，只有3位原本是复名，但即位后也都改成了单名；三国两晋的帝王世系里，也唯有东晋末代被人挟持上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是复名。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臣武将，如萧何、韩信、曹参、卫青、霍光:马援、窦宪、马融、班固、荀彧;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陆逊、典韦、程普都是单名。
为何单名能如此强势？
如果遇到一个陌生人，你会怎么称呼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是“诶”。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大概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方式。日子久了，人们发现，有一个代称才方便交流。部落制变成王朝，跨入更文明的时期，人们彼此的称呼，就慢慢有了些讲究，如商朝的帝王，称呼多是天干里的甲乙丙丁，仲丁、武丁、盘庚等，后人认为，这取自他们的出生日期。到了周朝，周王的名称就是昌、发、诵等，已具备各自的寓意。再后来，单名占据时代主流长达千年之久，除了慕古风气，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度。
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须自行更改。到了秦汉时代，封建制基本崩溃，中央集权，皇帝更有独断的趋势，于是尊者愈发尊贵。秦汉不止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甚至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
避讳如此兴师动众，于是也有人发了侧隐之心。汉宣帝刘病已在继承汉家大统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他在诏书里解释了：“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宣帝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
在宗法社会，不止尊者要讳，家里的亲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朋友谁谁谁，而要找个同训字进行替换。
所以孔子才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由此，每一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量取单名，以方便社交。这就是为何翻开两汉三国史书，陈平、张良、周勃、耿弇、吴汉、邓禹、班超、张绣、魏延、邓艾姜维等单字名充斥其中的原因。
古人在成年后，大名使用率降低，都需要取字，作为自己在君、亲、师之外社交圈的称呼。当时通行“名”为单字，“字”为双字的模式，那么，那些尊者、亲者、贤者如果都是双字的“字”，避讳起来不也很麻烦吗
事实上，避讳制度和“以字代名”一样，源于尊敬父辈所取的大名，因此，名才是需要避讳的对象，所以有“名讳”之说。字作为通行的社交代称，无需避讳。
汉时单字名固然风靡全国，但违时绝俗与潮流背向而行的也不胜枚举，如:冠军侯霍去病，汉武帝好友李延年，小舅子李广利，名臣韩安国，名将赵充国，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张安世，宣帝朝宰相于定国，等等。这其中，“去病”“延年”是对健康的美好愿景，“安国”“充国”则代表了安邦定国的志向，都算有因可寻。李延年李广利兄弟二人出身微寒，父辈怕是想不到儿子将来能成为左右帝国命运的人物，又怎会生出复名有碍避讳的担心。
然而，复名者很快就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为体现新朝新气象，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对国内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点、官职之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王莽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王莽政权仅存15载，但在他风风火火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名，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双字名，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这12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那里靠近蓬莱仙岛，自古盛产方土《晋书》中的这些复名者，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二字名如此寥寥，单字名风行一时，与王莽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联。
另外，汉晋以来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时，也有一字王和二字王的区别。所谓一字王，指的是楚王、齐王、赵王、吴王、燕王等这类诸侯王大多占地广，拥有3个或以上的郡，享受大片领土的赋税；而二字王的封地相对就寒酸多了，大多只有一个郡，郡下大概辖8-20个县。如济南王，地盘在济南郡，河间王，只享有河间郡。如此来，单字更如北斗之尊，让人趋之若鹜了。
单名胜双名，似乎还关乎天道阴阳吉凶。所谓“道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姓是一个字，名也取一个字，合则成偶，代表了圆满。
既然如此不受待见，双字名又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呢？原因有三：
其一，局势。西晋末期，司马氏困于八王之乱，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抢占中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人的名字也随之发生变化。早期，由匈奴人建立的汉赵，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巴氐人建立的成汉，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后凉，羌族人建立的后秦，鲜卑人建立的前、后、南燕等政权，在文化上纷纷向中原靠拢，取单字名但后来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匈奴的支系卢水胡族，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沮渠蒙逊上阵，冲击了单名，复名才有了一方阵地。
到“五胡”逐渐消散的南北朝时期，汉人政权的南朝刘宋皇室也开始以双字取名，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字，即在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以明辨兄弟和亲族关系，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均以“义”为班辈字，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子，均以“子”为班辈字。
所谓上行下效，皇族带头换风气，底层民众效仿。《宋书》中出现的245个人名中，复名者有137人，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两的单名。
其二，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盛行。自东晋开始，“之”字忽如春风拂地，吹进千万人家。譬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南朝天文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之”既不是班辈，取名者也并非都有亲缘关系。
其三，避讳。南北朝时，避讳规则比先秦汉晋的古人还要严格，为此用《礼记》“二名不偏讳”做挡箭牌，如果名字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连起来都相同，就无需避讳，比如孔圣人的母亲名叫颜徵在，只要孔子在家里说“在”不说“徵”，说“徵”不说“在”，就不会触犯亲的讳。两个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个字寥寥，需要避讳也就少了很多。
自此之后，复名蔚然成风，毕竟降低了至少一半的重名率。
因此，尽管复名早已被接受，但唐宋的皇帝，除李世民、李隆基和赵匡胤外，还是以单名称世。而民间则是单名、复名两开花，各家可自行选择，于是方有我们熟悉的白居易、李商隐、周邦彦、王安石、范仲淹…单名与复名旗鼓相当、平分秋色，单名的继续清冷高贵，复名的则更具诗意内涵，这似乎又可以与宇宙阴阳的大道理暗合，天地万物，旨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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