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笔者使用“打工人”这个称呼，是因为假使存在一种以“各种各样群众性的对象和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之前的工人阶级或人民群众，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现在，我们却发现在研究我们的世界时，需要站在一个共同的立场，如同那些自称自己为“打工人”的人一样，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或者说，除了他们直接所为，他们都在间接地反驳哲学思辨思想，在他们那里散布着各种角色和能力。无论哲学家们如何思考这些角色和能力，也不管它们是哲学家意识中的所谓自由的能动者、机械运动者还是毫无意识且没有任何能力者。它们都是被物质生产活动推动着的。此外，本文使用“打工人”这个称呼，其目的还在于与传统政治哲学领域内流布甚广的“人民”“群众”加以区分。
“打工人”的能力危机
能力不足可以靠能力来培养，似乎能力的培养很重要。可是，这里有一个解释学的循环，能力不足者应当由有能力者来教育和培养，可是有能力者本身就是受教育者。于是，问题就显出贤能政治和政治教育理论方面的破缺。这决定了能力不足往往就是无药可医的。可以说，能力不足是医治无效的代名词。既然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各个学科一起联合起来去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人类能力的某一方面的研究是需要其他知识来解决的。例如，管理学是从治理结构方面来研究能力本身的，而我们在这里只能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它，因为我们并不理解别的学科会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不过，一旦进入哲学视野，这个问题就显得没有普遍的答案，只有问题以及与特定的问题相应的解答。例如，一般人会在容易理解的问题上因容易理解而很自信，然而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的人却认为哲学家往往在人们容易理解的问题上受到挫折。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家把哲学中的困难理解为某种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妙不可言之困难。严重一点说，哲学家不具备把常识理解为常识的能力。哲学家往往在正常处作异常思。在这方面，他们的智力、想象力和口才总要逃脱强加其上的樊篱。我们对哲学所讲的正确地思考也大概只有朦胧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哲学尚未能够通达“打工人”的真实世界的道路。反观思想上的能够与不能够，一方面，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能够让工人阶级把工作献给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理想，不是因为这些发明家的体系不是思辨的，而是因为它们恰恰就是思辨的，即使它们在很多地方是正确的，它们试图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这一点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发明家的体系，让工人阶级局限于自己的命运，他们不愿去理解他们自己的著作所“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他们也就不能够看到工人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当马克思主义哲学道出此言的时候，《共产党宣言》本质上是献给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文献。
“哲学工作者”与“打工人”命运与共
近日，网络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将普通人的生活与普遍性或精神联系在一起，将现实的人类活动视为由人的个体命运构成的“打工人”的活动。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内耗，哲学似乎显现出严重的贫困。可以说，今日流行的“打工人”这个词只是个模糊的能指，包含了那些由于工作、环境之类存在束缚而没有能力思考、不能提供好的言说和写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境遇应当是与“打工人”共命运的境遇，这里提出三个观点。
第三，从知识状况看，“打工人”和“我们”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某种特定经验的传达者。哲学家把特定的经验要做成理论，需要有特殊的努力。它绝不是如同一件日常事情只有在按照习惯的办法无法处理时，我们才会将它看作问题那样来设想。然而，不是说做哲学是最困难的，我们就不爱哲学了。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的动物。笛卡尔说，没有人可以因为他觉得哲学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就放弃接触哲学。我们说，人人是哲学家。“打工人”可以翻译海德格尔，我们则只是把海德格尔哲学研究做成一种职业罢了。大家都心中有数，“打工人”做哲学觉得能力不够，我们做哲学也感到能力不足。然而“打工人”不一定随时感到能力不足，因为他们毕竟不是随时在思考哲学，而这些哲学工作者感到能力不足是随机随时的。
正因为如此，“哲学工作者”与“打工人”命运与共。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意识也一直在灌输和传达这样一种深层能力的危机意识。因此，本文用“哲学打工人”这个词汇看起来是起兴（借物言情，以此义引彼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有清醒的意识，这就是哲学内在地归属于为人民服务。这种归属并非只是“哲学家个人良心”的发现，而是哲学家“本质的意识形式被构成了，被提高到一定的形态和意义，从而也就超出了意识形式的范围”。简言之，哲学与人民、哲学与人类真正共命运是哲学意识形式的本质。
何谓哲学家的能力
“什么是哲学家的能力？”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提法。一方面，它不是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的，而是从形而上学出发来提出问题；另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提法不可能有一个一致明确的解答。柏拉图爱问“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好像回答的都不甚了了，我们却都说柏拉图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哲学家。他清心寡欲，志心于形而上学这件事情。当柏拉图提出“什么是哲学家的能力”的时候，柏拉图把聪明用在了回避问题上了。“柏拉图的正义没有回答智者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答非所问。面对“什么是哲学家的能力”问题时，与柏拉图对话的每一个人都像猜谜语似的，有些声东击西或以此引彼。自19世纪以来，“考订”风气鼎盛，很多人对柏拉图对话“疑篇”“伪篇”进行清理，纷纷宣布多数柏拉图对话不是他的作品，更有极端主义者将真品限定为9篇。这方面情况众说纷纭，但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在柏拉图学说还没有成书的时代，还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哲学”。因此，作为一个在“哲学”本身尚未获得“合法身份”时代的哲学家，柏拉图所问“什么是哲学家的能力”其实是问从哪一个角度看哲学家显示了他的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都只能去说明哲学家有什么指向实在的能力，而不是去定义它，我们只能说它怎么样，而不能说它是什么。依据这个立场，我们要着重研究一个问题，也就是康德在著作中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是可能的”。康德自己可能认为他作为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是他的能力“爆表”的体现。从哲学视角来看，康德来到世界上，带着这个问题，要为自然立法，也归根结底要为人类立法。对于康德而言，人必须对自己诚实，人必须正确说话，人必须探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些都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是可能的”问题所系、所意指。在康德看来，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立法工作。
应该说，康德能够思考这些问题是了不起的。那么，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康德作为哲学家的工作能力呢？我们可以看马克思等大师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康德的哲学－立法观念是有问题的，应当把康德列为德国民族的理论代表之一。康德如他德国哲学同胞们那样满足于替现行体制辩护。他们所辩护的“任何意图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实际上是说先天综合判断是不可能的。尼采也说：康德是一个溺爱自己的人。自傲比自卑更令人讨厌。康德怎么样溺爱自己呢？尼采指出，康德对自己制定的范畴表很自豪。他凭着手中的这范畴表认为自己做了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康德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的工作。其认为，先天综合判断能力是人身上的一种新的能力，这种新的能力是他发现的。尼采则认为康德这是在骗人。康德既自己骗自己，也骗别人。结果德国哲学的发展和迅速兴旺都跟康德自豪的“发明”和自欺欺人有关。尼采的结论是，“先天综合判断”完全不可能，他也因此将康德列入哲学王国中第二等级的公民，而非一等公民。
康德只是这方面的代表。哲学家之所以用信仰的方式来考察人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把纯粹的哲学问题当作现代信仰问题来处理。当面临理性与启示、理性与信仰冲突之时，从形而上学原理的角度看，是把哲学家的能力冒充成所谓人类的能力。马克思早就识破这里的堂奥，即像康德那样的德国哲学家，不考虑哲学家的群体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群体，不考虑哲学家有没有独立性。又如，宋代朱熹在长沙做官时曾被邀请给皇帝做侍讲。朋友问他准备给皇帝讲什么，他说要讲“正心诚意”，朋友忙劝他这个皇帝不爱听，千万不要讲。朱熹却说：“我不讲这个讲什么！”这个例子说明，从朱熹朋友的角度看，他深知哲学家不是经济上独立的阶级，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能力的发挥是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和支配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康德所谓正确地教人运用理性的能力之提法，实际上就是传统哲学家回答问题的“特有能力”与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相符合的能力（自问自答），即一种辩证法的招数。在其中，哲学家们所能够重新发现的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被给予的事物，他们所能够获取的只有那些已经被置于其中的事物。因此，康德那样的德国哲学家“纯洁的手”在碰到现实存在的所有制关系、阶级关系和统治关系时，革命的想法就缩回去了。如果“哲学工作者”不能分辨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事实，实际上就不知道什么是理性的源泉，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受局限的条件，就不可能比前人清醒和优越。一句话，读了海德格尔的书、读了康德的书似乎更糊涂了。
哲学家思维能力的特殊性
从马克思对康德的批评出发，许多人都乐于说哲学家很超然。哲学家关心普遍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思想。确切地说，哲学家提出的思想不是特定的这个或那个思想，而是普遍承认和亘古不变的思想形式。完全沉浸于纯粹理论的兴趣是传统哲学家的使命。或者，这就是哲学家的特殊思维能力。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道理何在？一匹马有一匹马的形式，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形式。展开来讲，熊猫喜欢吃竹子，马喜欢吃草，都是自然先天的形式。那使人成为人的形式是什么，那就是逻各斯、言辞或理性。因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认为，人的完成首先是他的言辞和理性能力的完成。
我们看到，马克思正是这方面的语言大师。在青年时代，他就有过“清醒的哲学”与“胡说八道”的哲学的交手经验。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先知式人物，他不是吃真实的苹果，而是吃拼音拼写出的、嘴巴说出来的“苹果”。至于写在纸上的苹果如何吃，苹果和他的嘴巴又如何联系，吃嘴巴上说说的苹果能不能吃饱，这些人物对这些问题则是秘而不宣的。在此探究之际，马克思说明了这种思辨性幻想所依据的原则，那些原则是违背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指出：“当一个普通人说有苹果和梨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说出这些存在物，那他就是说出了非同寻常的东西。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也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中创造出这些果实。在思辨哲学家说出的每一种存在物中，他都完成了一次创造行动。”
马克思揭示的道理值得我们注意。对于马克思来说，要证明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工作是否真实，直接的检验标准就看他是否“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马克思深情地说，“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这样的说法，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关于精神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转变，因为在传统哲学那里，各个哲学看起来是独立自由地互相碰撞、擦出火花、发现真理，像费尔巴哈这样的哲学家能够硬着心肠，写着各种各样奇思妙想而可以不考虑穷人的生存条件。像鲍威尔这样的哲学家就以为那是他所应当写的。总体来看，传统哲学家抗拒一种真正历史性的干预，他们的能力就体现在他们能将自己心中的调唱得最高。
所以，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哲学家其实比“啤酒点的庸人”带有更多的偏见。作为对比，马克思指出：伟大哲学的卓越不在于形而上学构成，而在于周围世界与它发生关系带来的结果。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道：如果哲学或科学变成娱乐，变成很好玩的语言游戏，就等于去构造理论上的空中楼阁，并说这种空中楼阁多么奇妙。例如，德国哲学家不去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他们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其实不然。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说明这些理论词句”。
在此关联中，马克思对“纯洁语言”的根本理解是，哲学家进行每一次思考应当借助于对现存的现实关系的改变。今天哲学家要正确地使用语言，就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肉身性语言精神化。大笔一挥，将一个微小的原因转变成关于重大历史的阐释因素。我们今天特别需要警惕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哲学视为实证主义科学。同样，我们需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哲学诗思化。比如，把马克思海德格尔化，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反观海德格尔哲学，海德格尔受到国人的“优待”就显得没有道理。又如，当海德格尔说，人诗意的栖居最终变成居住对人的整个生存的基本意义时，这诗意的思想就有问题了：我们很想遵从海德格尔此诗意栖居的想法，但我们却不应该按照这种观点去抱怨国民福利缺乏生存论意义。
一件事情若只是进入空谈之中，只是被抽象地、空疏地吹嘘，就是真实意义被“遗忘”之时。真义遗忘，空谈却显得很“实用”。彻底消除了意识形态的神话之后的历史事实将会避开构造脱离现实世界的语言。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不可能一厢情愿地避免空谈，相反，这种空洞性总是难以避免的，现代性如命运般指使着当今的人们。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那种脱离了和思想内容的关系之思想的空洞性，力求向“实”脱“虚”。
哲学学者或学徒的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纯粹主观地来理解这种“学徒状态”，好像它本来可以凭聪明、好的言说、反思态度或正心诚意而被摆脱似的。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毋宁说，从马克思哲学之辩证主体性概念出发，这种涉及主观性的“摆脱”倒更像是客观上的“追附”或“倚靠”。或甚可以在一种比拟意义上说，上述那段话的真理性隐含着师父对徒弟的劝勉及告诫：一方面，在一种师徒的主观客观关系中，似乎可以说，徒弟这样做“摆脱”状，徒弟还是“追附”或“倚靠”师父，听师父的话，受师父的当面赞许或批评，诸如此类。而它的另一方面是，在这种师徒的主观客观联合关系中，师徒俩也许知道他们的角色关系迟早要被实践所改变。那改变了角色的关系也不单单只是变形的事项而已。
这就意味着，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一点也不能改变，即志于“摆脱学徒状态”只是程度而已，所谓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或者说，困难就在于人们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进行教育。如果反对这种境遇，他只会变得更糟，因为他努力摆脱的统一体仍然是支离破碎的。这种师父－徒弟命运般的联结的真相是，若徒弟不如师，则要么是为师之失，要么是为徒之失，终究是两人之失。在建制上，科学的王国依赖于科学自身的教学结构，而这种教学结构是要通过历史必然性来给出证明的。
因此，真正的师父徒弟关系可不是如同一个强壮者去帮助一个较弱者。相反，当一个学者自称是“学徒”时，他是想要揭示他和之前科学发展发生的学术的关系，以便通过这个方式清楚地表明，他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或停滞状态中的哪一个阶段接续学术慧命的。如果一个学者真是出于诚实、真诚而决心推进学术达到进一步的目标，那么他在扮演学徒角色的时候，其目的只在于学业习得精熟。如果学徒自觉意识到尚未“期满”，也就必能获得充足的力量，甚至在实践中，仿佛达致在他之前科学发展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学术探索似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摆脱学徒状态的真正力量。自然，他通过这个方式成了一个“从头开始”科学的、学术的探索者。
于是，我们听到海德格尔的箴言：“学是一种取得和占有。但不是每种取都是学。”“取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占有某物并支配它。”“据此看来，学是在人们学会使用的情况下的一种取得和占有。这样一种占有只有通过使用本身才发生。”“真正的学是一种最引人注目的取”，以致徒弟学到的东西反倒好像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海德格尔由此进一步认为，“教与这一学相符合”。在“这一”教与学的关系理解下，我们不能或不应再取用教学在世俗上的角色关系的那种无知之谈，去评估师父和学徒的关系。其原因还在于，一方面，假如师父的教使得学徒省去了自己探索和思考的麻烦，那些教就无法教授它所要教授的东西；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又不得让这样的人施教。因此，我们所反对的学徒的“虚假的”摆脱状态在于，他不是为了改变意见、习惯和坏的理解图式所构建的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而是为了思想而思想，甚至为了醉醺醺的思辨来自我陶醉。对他来说，做学徒绝非出于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