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世界的一部不朽巨著。本文介绍了《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简史，讨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结构，并从《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现代性两个方面阐释了《资本论》这部名著的不朽价值。本文是为纪念马克思195周年诞辰所作，并希望能够为《资本论》的初学者提供学习指南。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
作者：林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
要想完整准确地理解《资本论》的科学真谛，要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了逐字逐句地阅读和领会原著之外，没有其他捷径。研读《资本论》是一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但以后会受益无穷的学术训练。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曾提醒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资本论》写作和出版简史
一、《资本论》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理论背景
一切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资本论》的产生，与16—19世纪西欧国家的社会条件变化，以及反映这种变化的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来看看《资本论》创作的社会条件。从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欧国家成熟起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1825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它于1825年8月在英国爆发，一直持续到1826年11月结束。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亦即“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自1825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循环之中，一直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在经济上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不断加深，工人失业的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恶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财富在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一极的积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贫困在工人阶级一极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而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是自发的、分散的、盲目的，并且不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其主要标志就是法国里昂工人在1831年和1834年的两次起义、英国以工人为主体的1838年到1842年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1844年的起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冲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使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成为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
重商主义出现在15—16世纪，是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利益的经济学说。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但由于西欧国家的殖民地贸易的发展，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扩张。这种状况使得重商主义者轻视生产而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对资本增殖的作用，认为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而财富增长的源泉是对外贸易中因“贱买贵卖”或“少买多卖”获得的顺差即金银的净进口。重商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实行保护主义，发展对外贸易。
英国的西尼尔的“节欲论”，法国的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萨伊的“三位一体论”以及“危机不可能论”，美国的凯里的“利益协调论”，都属于庸俗经济学中最赤裸裸的辩护性理论。关于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曾在一篇笔记中写道：“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类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常常用嘲讽或揶揄的口气将它们的荒诞不经痛快淋漓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除了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之外，19世纪20年代西方的经济学舞台上，还活跃着以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麦克库洛赫为代表的所谓李嘉图学派。他们自称是李嘉图的传人，在庸俗经济学的挑战面前竭力维护李嘉图的理论，试图消除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两个致命缺陷，即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以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但是，他们非但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造成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新混乱，将李嘉图的学说庸俗化了。但是，这个学派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剥削的事实，不掩盖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灾难和阶级冲突。这是穆勒等人与前述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所在。不过，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造的方案是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与庸俗经济学家其实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澄清了这个学派造成的理论混乱，创造性地解决了导致古典经济学破产的上述难题。
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艰辛历程
1843年10月底或11月初，马克思来到巴黎，参与《德法年鉴》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萨伊、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约翰·麦克库洛赫、比·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主要著作，还有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阅读这些材料的同时，写下了7个笔记本的摘要和评注，后来被称为“巴黎笔记”。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1844年4至8月，马克思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对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流派的研究，以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它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性批判，写下了一部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异化劳动理论。
1867年3月2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表示《资本论》第一卷的全部书稿“已经写好了”，“下星期我必须亲自带手稿到汉堡去”。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高兴：“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我禁不住这样欢呼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3-285页。]1867年4月10日，马克思从伦敦出发，12日抵达汉堡会见出版商迈斯纳，双方议定将全部《资本论》分三卷出版，将其中原计划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合成一卷，即第二卷，而将原计划的第四册，即理论史部分作为第三卷。19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汉堡由迈斯纳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通信中还表示将于1868年春天完成全书的出版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之前都未能按与出版社商定的计划出版《资本论》的后几卷。
三、恩格斯与《资本论》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资本论》的创作、编辑、出版和宣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过程中，恩格斯在收到马克思寄来的前几个印张的清样之后，曾经就书中的章、节目录和标题以及“价值形式”部分的安排等方面给马克思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恩格斯建议马克思：要“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并且“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等等。同时，恩格斯还在清样上直接改正了“个别的笔误”，并“冒昧地补充了某些字句”。恩格斯的大部分建议都被马克思采纳，使第一卷在形式上更便于读者理解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224页。]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四版、英文版和第二、第三卷的出版等工作付出了极大的辛劳。1883年年底，第一卷第三版出版了。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的内容，恩格斯在许多地方加了注释。在恩格斯的主持下，1886年11月，第一卷的英文版出版了。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对《资本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90年出版第一卷第四版时，恩格斯“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其次，恩格斯“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并以恩格斯本人的姓名加以标注，以示区别。另外，恩格斯还对马克思的引文再一次进行了核对和校正。正是因为恩格斯如此严肃认真的工作，使德文第四版成为国际上通行的版本。
四、《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
自《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以来，这部著作在全世界广泛而持久地传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在德国汉堡出版，首印1000册，至1871年秋季售完，于是马克思立即着手第二版的出版工作。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原来的“章”改为“篇”，将原来的第五章划分为两篇，即将“工资”部分独立成“篇”，将第一版第一章中的附录部分“论价值形式”合并到第一章的正文中，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上的修改，并为第二版写了“跋”。德文第二版于1873年1月出版。1881年10月，马克思接到汉堡出版商关于出版第三版的建议，为此，马克思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那时马克思的身体状况使马克思已经无法完成这一工作。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出版工作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完成的。
在出版第一卷德文版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考虑出版法文版了，马克思希望通过这一工作，能够“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几经周折，直到1871年底，经保尔·拉法格介绍，找到了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尔，又通过沙尔·龙格找到了翻译约瑟夫·鲁瓦。马克思本人亲自担任法文版的校订工作，在德文第一版的基础上，在许多内容方面进行了新的加工。马克思自己认为：“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后来，恩格斯在修订德文第一卷第三版和第四版时，均参照过法文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法文版是1900—1902年由巴黎纪阿尔出版社(V·Giard)出版的。1922—1930年，巴黎阿尔弗雷德社会出版社(AlfredSociales)出版了法文全译本，共14个分册。1948年至1960年，巴黎社会出版社(EditionsSociales)出版了新译本，共八个分册。1976年新版改为三卷三册本，这是目前通用的法文版。
我国出版的第二个《资本论》中文全三卷，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以下简称编译局)集体翻译的。1956年，该局经济室的翻译组和注释组，根据苏联斯切潘诺夫的俄文版着手翻译《资本论》，但工作开展不久，因整风反右运动而停顿下来，运动后期经济室也被撤销了。1960年，编译局又成立了马恩室经济组，重新译校《资本论》。这一次他们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25卷为蓝本，而俄文版只作参考。1972年9月和12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和第24卷(即《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1974年11月出版了第25卷(即《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单行本。编译局在翻译《资本论》前三卷的同时，也着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转译《剩余价值理论》。
1972年至197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剩余价值理论》第Ⅰ至Ⅲ册。编译局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译本出版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书信中选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书信410封。接着，编译局又翻译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马克思在1863年以后的各种经济学手稿片断。1980年1O月，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筹备会上提出了出版法文版的倡议，得到了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这个译本在1983年3月出版。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译局于1986年7月启动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出版新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巨大工程，并于2003年出版了《资本论》最新译本(编为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46卷)，这就是目前通行的中文版本。200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编译局编辑出版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资本论》三卷被编为其中的第5—7卷。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结构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要想准确理解这句话含义，首先需要弄清“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含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下，马克思赋予这一范畴的含义往往是各不相同的。他大致是在三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范畴的。第一，指生产方法或劳动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通过什么样的劳动组织进行生产。这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第二，指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特指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范围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机构中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则指包括生产、流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第三，指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那么，马克思在规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是在上述那一种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的如果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范畴，可以将马克思的表述改写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很显然，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的生产关系来看，这样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范畴，同样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等于说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经济形态”的外延大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将它们包含了。可见，在这里，马克思只能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即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马克思在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前加上“资本主义”这个定语，是要表明，他所要研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特定生产方式。我们不能因为“生产方式”之前有“资本主义”这个定语，就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
二、马克思的经济学写作计划与《资本论》的结构
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结构计划，《资本论》的结构是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确定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提出过一个“五篇结构计划”。这个五篇计划的标题分别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看，第三章即“资本章”的各篇标题是：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篇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
在这部手稿的进一步写作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而且为了方便出版，马克思又将“五篇结构计划”进一步发展为“六册结构计划”。1858年4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于“六册计划”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一、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
(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
1.价值。
2.货币。
3.资本。2”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1-135页。]
在1858年11月2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将第一册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由原计划和手稿中的“价值”调整为“商品”1。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8-139页。]
对比“五篇结构计划”与“六册结构计划”可以看出，在“六册结构计划”中，马克思已经决定将原计划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不再作为单独的一篇或一册，而是放到作为第一册的“资本”中。后来，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及《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一直贯彻了这一计划。
按照计划和出版合同，马克思在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就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即“第三章资本”。1860年2月，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将正在写作和打算出版的第二分册叫做《资本论》2。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1862年12月28日，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说：“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3”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此后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一直在按计划研究属于“资本”册的各方面问题，其中包括后来的《资本论》各卷中的各方面内容。因此，马克思的研究实际上是从各个方面同时展开的，这一点在马克思写作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我的情况(由于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1。”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4页。]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在誊抄付排稿的过程中又决定，第一卷只包括第一册，因此，他在第一版序言结尾预告：第二卷将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第三卷包括第四册。直到恩格斯编辑整理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时，才将每一册各自编成独立的卷，并预定第四册“理论史”为第四卷。由于马克思生前未能出版后几册，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考茨基则将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为《剩余价值理论》。
以上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结构计划及其变化的情况表明，属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资本论》前三卷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是关于“资本一般”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与最初的“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相比，《资本论》又只是马克思的宏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结合前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有关内容，进一步说明《资本论》前三卷的逻辑关系。
《资本论》的历史地位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是世界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100多年来，通过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三个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各种文献中对这三个主要理论进行了阐述，《资本论》是其中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最重要的著作。
《资本论》全面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关于这一点，第二节中已经做过具体的说明。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文献中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做过论述，但是，《资本论》是实际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研究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著作，从而使前者得到了科学上的“证明”。列宁说过：“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因为这种证明，《资本论》本身也具有了哲学著作的意义。
当然，《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决了导致英国古典经济学破产的难题，完善了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建立起一个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在内的严密而宏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揭示了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历史作用，为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资本论》奠定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才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再是少数人基于道德良知而产生的一种善良愿望或美好幻想，而是被科学地证明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指明了斗争的原则和前进的方向，为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干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1”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二、《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创立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写作《资本论》，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但是，正如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发表的讲话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三、《资本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
《资本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20世纪以来的工人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中，而且也深刻地体现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一部著作像《资本论》这样，真正地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工人阶级未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停止对于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这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做出让步，促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良。在工人进行的这种斗争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资本论》的影响。这种斗争将19世纪在《资本论》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提出的社会主义诉求，楔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系统中，为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可以与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相抗衡的有组织的强大工人运动，从而19世纪的那种肆无忌惮地剥削他人劳动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就不会转变为当代这种经过改良的、在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上有所收敛的资本主义。
《资本论》的现代性
一、《资本论》揭示了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生产规律的研究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也不否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几个时代共有”的经济规律的研究，当首推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中考察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点。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阐述了有关市场经济的其他一般规律，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的商品的价格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围绕价值波动的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等。这些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在发生作用。马克思关于这些规律的论述，可以直接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
即便是《资本论》中研究的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也可以从其中抽象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概念和范畴，经过适当改造之后也可以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例如，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成本、利润等范畴，只要将其中包含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换成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内容，也可以转化为分析公有制企业的经济行为的理论工具。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循环、周转的理论，显然可以做这样的改造。第二卷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模式，经过类似处理以后，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宏观经济分析和增长研究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阐述的利润平均化的理论、银行信用和股份制的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事实上，在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对马克思提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理论加以改造，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我国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当然，在运用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时，必须注意的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代它是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特殊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共同属性，但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能只看到两种经济制度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的个性。这是我们在运用《资本论》的概念体系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资本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科学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面系统的表达。它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然有不小的变化，但雇佣劳动制度和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厌榨取，仍然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因而从总体上说，《资本论》对它的分析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
三、《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坚持《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和分析规范，创新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资本论》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我们研读《资本论》，深入地体验它的方法，比记住它的精彩篇章，比寻找直接可用的理论和观点，更加重要。理解《资本论》的经济分析方法，可以说是学习这部科学巨著的最高境界。只有掌握了《资本论》的方法，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发展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
《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化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分析规范。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革
(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包含的四个环节。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首要的或最基础的环节。没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无从谈起。与社会再生产的这四个环节相对应，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或者说广义的生产关系，又是由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或狭义的生产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由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首要性决定，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关系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性质都是由它的性质派生出来的。而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是因为，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而谁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谁就在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至消费关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在第一卷里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其实也就是首先研究“资本”这样一种财产形式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基本规定。正是这些基本规定决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性质。
与马克思的这个分析规范不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和李嘉图开始，一直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与人类的自私本性相适应的永恒制度，因而它是没有历史、不会变化的，能够改变的只是分配方式和交易方式。马克思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时指出：“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三)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四)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
上面说明的《资本论》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四个分析规范，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总的原则运用于经济研究应当遵循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规范。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方法，我们才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不仅要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矛盾和新特点，研究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生态和环境等新的问题，而且要运用它研究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大胆进行创新，概括出新的概念和范畴，制定新的阐述体系，运用新的分析技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