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经典，是需要稍加说明的。
单就《易经》原本的材料来看，它是古代的占筮用书。但经由孔子与后代弟子的研究心得而编成的《易传》的解说，使其“义理”（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充分彰显。
至于占筮，因涉及预测未来而常受人误解，视之为迷信或算命的大有人在。我们先假定这种占筮确实可以预告未来，那么它的根据何在？在日常讲授《易经》课程时，我常引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的“有意义的偶然”和“同时性原则”作为西方对《易经》占卦原理的科学解释。
——傅佩荣
清末民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他叫RichardWilhelm，因为崇拜孔子和儒家学说，所以给自己起个中文名字叫做尉希圣，字礼贤。
1889年，他以新教牧师的身份到了德国属地青岛，负责传教工作。
可他在中国期间，未曾为任何人施洗礼，反而对中国的文化深感兴趣，并致力于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工作。
此后22年，他一直留在中国，一度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返回德国。
《易经》的翻译本，是尉礼贤在向中国晚清时期的著名学者劳乃宣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并结合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译成的，是尉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
从1913年开始翻译，到1923年完成，仅翻译的过程就花了10年。
1924年，尉礼贤翻译的德文版《易经》在欧洲出版，得到了西方学界的高度认可，认为这个译本超过之前所有的欧洲文字译本。
1950年，美国博林金基金会在已有好几种英译本的情况下，仍请了当时美国最优秀的德译英专家贝恩斯，将尉礼贤的德译本《易经》转译成英文，译作“变化之书”（BookofChanges)，并于次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
时年76岁的荣格，为这个英译本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周易>与中国精神》。
本文即节选自这篇序言，由于篇幅原因，原文经过删减和再编辑。以飨读者。
我不是汉学家，但因为个人曾接触过《易经》这本伟大的典籍，所以愿意写下这篇序言，以作见证。
假如《易经》的意义很容易掌握，序言就没有必要写。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重重迷障正笼罩在它上面。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看成咒语集，认为它太过晦涩难懂，要不然就是认为它了无价值。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从未去过中国，但我可以向我的读者保证，要找到进入这本中国思想巨著的正确法门，并不容易，它和我们思维的模式相比，实在距离得太远了。
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这本书，当务之急是必须去除我们西方人的偏见。
比如说：为什么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这真是奇怪。
而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真理的因果法则上，然而，这种观点目前正处在巨变之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无法完成的任务，正在由当代物理学家完成（注：最新的科学成果“量子纠缠”即证明心灵感应是有科学依据的）。
因果规律公理已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现在了解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会有例外发生。
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条件，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规律。
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景象：每一历程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偶然性的干扰。
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规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偶然性层面所吸引，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的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规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
我们必须承认，偶然性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和限制偶然性所带来的祸害。
然而，和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相比，通过理论思维而得到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
《易经》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很不赞赏我们西方人所看重的因果程序。
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实际观察时的情境是偶然性的撞击，而非因果因素汇集所产生的明确结果。
他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偶然性事件所形成的缘会，而不是集中在为“巧合”的出现找理由去解释。
当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过滤、计量、选择、分类、隔离时，中国人《易经》的卦象却能包容一切，直至最精致、最细微、超感觉的部分。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汇聚一起，成为观察时的情境。
因此，当人投掷3枚硬币，或者拨算49根蓍草时（注：占卦用的蓍草有50根，其中参与占筮拨算的为49根），这些偶然性的微细部分都进入了观察的情境卦象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却具有无比的意义。
代替蓍草的筹策是现代人用《易经》占卜的主要工具
后者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对作用的臆说，只不过是在假设事件是如何从彼衍化到此的，仅此而已。
而同时性原则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偶然性的作用，它蕴含更丰富的意义；
换言之，事件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沉思宇宙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可以和现代的物理学家媲美。……正如因果规律描述了事件的前后联系，对中国人来说，同时性则处理了事件的契合。
因果性告诉我们一个纵向发展的戏剧性故事：D是如何呈现的？它是从前面的C衍生而来，而C又是从前面的B而来，如此之类。
相比之下，同时性原则在试图描绘出平等因素之间有意义的偶然。
例如，ABCD如何在同一情境以及同一地点中一齐呈现。在这里，ABCD它们都是同一情境中的组成因素，此情境则显示成为一幅合理而可以理解的卦象。
《易经》六十四卦是一种象征性的工具图象，它们展现的是六十四种不同而各有代表性的情境，这种诠释方法可以与因果的解释相媲美。
不同的是，因果联系可以用统计来决定，可以用实验来控制，但情境却是独一无二，无法重复的，所以在正常状况下，同时性原则是无法实验的。
《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则有效的惟一法门，就是观察者要确信卦辞爻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
当然，要想了解卦爻辞的确切含义，只有得到卦爻以后，甚至要到证实了对卦爻的诠释以后才有可能，因为这一方面要求观察者对主客观情境具有足够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根据后续事件的性质来确定。
这种程序显然不是我们西方人习惯于实验或证据的批判心灵所熟悉的，但对于想从中国古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人来说，《易经》也许会有些吸引人之处。
东方古老的智慧强调智者要了解他自己的思想，但一点也不看重了解自己思想的方式是怎样的。
我们这些西方人，对《易经》的理论考虑得越少，觉才能睡得越安稳。
《易经》本身不提供证明与结果，它也不吹嘘自己，当然，要接近它也绝非易事；
《易经》彻底主张自知，而达到此自知的方法却可能百般受到误用，所以个性浮躁、不够成熟的人士，并不适合使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
只有深思熟虑的人士才恰当，他们喜欢沉思他们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但这样的倾向不能和忧郁症的胡思乱想混淆在一起。
然而，当我想调和《易经》的占卜与我们所接受的科学信条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对这种现象并没有作出解答。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是实用主义的，而教导我采取这种立场、使我了解它的实际效用的，则是精神治疗学与医疗心理学。
也许再也没有什么领域会发生这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有问题的疗法也许会偶然生效，而所谓可靠的科学方法却可能导致非常诡谲的结果。
这时，理性主义者常心怀畏怖，掉头走开；非理性主义者却能听到一个声音：不要抛弃任何事情，即使它违背了我们所有的理论（理论在最好的情况下，其生命仍然十分短暂），或者不能立即解释，也不要抛弃它。
中国的这种占卜模式即是如此。具体方法很显然是指向了自我知识，虽然它总是被用在迷信的用途上。
《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
对另外一个人，则晞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暗如黑夜。
不喜欢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对它如有排斥的心理，则大可不必要从中寻求真理。
为了那些能明辨其意义的人，且让《易经》走进英语世界里来吧！
而在《易经》的诞生地中国，直到今天，我们对于《易经》仍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