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夏；中原学谱系；中华文明探源；早期中国
夏朝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开局王朝，被视为理想化社会“三代”的第一代。“三代”是中国王国文明历史的开端，也是一种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的开端。这就是连续而统一的天下秩序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秩序和政治原理。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族群，它们交替成为天下之“中”，最终形成一种纵向的、连续的关系，成为“三代”。孔子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体现，特别是二里头文化，其价值决不亚于殷墟、秦代兵马俑，它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由“大同”走向“小康”的伟大时代是怎样蹒跚地向我们走来的。而这些进步是通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演化得以发生、发展和完成的。它对于中华文明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都有着巨大的价值和启示。
一、时代之问：黄河边上的“早期中国”为何会成为学术热点
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一些社会分化现象。如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濮阳西水坡遗址，龙形象已经十分成熟，驾龙驭虎的人不是一般平民，其中的宗教和王权意识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农时意识的出现也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城址，在城乡分野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城墙和城壕，说明防御色彩增强，从而表明这一地区已经率先出现城址和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成员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二、历史探寻：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王国政权，也是我国第一个实行世袭制的国家政权
（一）黄河边上的“早期中国”
1.黄河兴衰与王朝兴衰
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崩溃，开始变成了定型的、有组织的王国。《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大禹“……声教播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此后，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使得黄河安澜，创立了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3000多年中国古典农耕社会之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究其根本，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而强大的文化基因。
古老传统权力的传承方式，是禅让制。舜帝的儿子是商均。“天下诸侯皆去商钧而朝禹。”（《史记·夏本纪》）显然，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是并行的。“夏后”的称谓，标志着夏已经开始有了国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这一大变局显然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前者代表部落联盟，后者代表部落国家。其中，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夏、商、周，这时是三个部族。对于新的体制，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则是完成。其特点是“中央集权”“天下一统”。
与之相应，在意识形态上，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龙）再到祖先崇拜，中国文化一步步从蒙昧走向文明。正是因为有了祖先崇拜，我们才有了“认祖归宗”，才有了“家国体制”。传统的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和乐，或礼乐文明。这就是我们走出的道路。
2.五帝时代的“水经注”
五帝时代是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开篇。五帝时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黄帝时代已经拥有了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为广阔的领域。“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五帝时代，特别是炎黄时代，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
黄帝死后，高阳氏出现，这是一个综合华夏、东夷两集团的部族。当时，生产力继续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开始分工。这样的分工，在当时表现为原始宗教内部的变革，体现为颛顼帝的“绝地天通”。
到了尧舜时代，特殊性出来了，开始出现了气象上的周期变化，雨水增加，山水大来。特别是到了禹时，问题更加突出。《史记·夏本纪》记载：“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这一时期前后，出现了三个治水的英雄人物：一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二是鲧，以“堵”为主，“壅防天下百川”。然而，鲧的努力却“绩用弗成”。屈原说他，“鲧婞直以亡身兮”。同时，壅防启发了“城防”。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之一。史书上的“夏鲧作城”，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说不仅在军事史、水利史上有重大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三是禹，找到了以“疏”为主的方法。在“汤汤洪水滔天”的特殊背景下，治水是压倒一切的。舜叮嘱他，“汝平水土，维是勉哉”。他的回答是，“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把治水和治山结合起来，并把“堵”和“疏”的办法结合起来，“行山刊木，定山大川”。禹是一个亲民的治水英雄。“禹为人敏给克勤”，“其仁可亲”。舜评价他，“唯禹之功为大”。《山海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出来的是禹“公而忘私”的精神。
3.史学家眼中的“早期中国”
有句老话说，“言必称三代”。三代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相继出现的三个王朝。而作为三代之首的夏代，由于文献记载很少，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二）从禅让制的废除到“家天下”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王权时代的前奏曲
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华夏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自夏始，绵延了4000多年。在孔颖达看来，夏是礼仪之大，华是服章之美。在这里，夏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正是礼仪之大，使中国成就了礼仪之邦。那些鼎、爵等礼器，就是“礼仪之邦”的根之所在。夏整合“万邦”，需要一套制度，于是“礼”呼之欲出。“因”就是继承，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礼影响了中国整个历史，也影响了世界。
1.夏启是开启中国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人
从夏朝开始，禅让制的废除到“家天下”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王权时代的前奏曲。传说禹死后，其子启杀害了大家推举出的掌权者伯益，夺得大禹所传下来的王位，破坏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开始了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夏启，名开，又名启，合起来刚好是“开启”。由此我们可知，夏王朝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比炎黄时代和尧舜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夏朝初期，正处于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期。前者是“天下为公”，后者是“天下为家”，其区别就在于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随着私有制的深化发展，权力属性开始发生“质变”，军政首长由推举变为世袭。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启世袭禹的帝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袭”时代的到来，“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些都标志着权力的强化和王国的出现。由此，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
2.三位一体的“王”成为进入王国时代的特征
在夏代的471年中，围绕一个“王”字，可以说是刀光剑影、争斗不断。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说：“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贯中者，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贯通之者，王也。”从“天下共主”到军事统帅再到最高祭司，“王”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
与实行禅让制的五帝时代相比，特别是与龙山时代相比，夏二里头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废“天下为公”而行“天下为家”；变货力不藏于己而为“货力为己”，人们开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私有观念深化了，不平等现象出现了，权力开始强化，出现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示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不说明国家已经出现，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由此，夏、商、周三代终于走出了远古的迷雾。正是夏后启废除了禅让制而开启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国由此进入了王国时代。“温良恭俭让”，这个“让”字十分重要。“启废禅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与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钧不同，启开启了一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路。而“诸夏”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表征出了夏之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众不同之处或者独特性所在。
（三）夏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是“早期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
夏代，一共十七君、十四世。二里头文化，显示必然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存在。这是具有明显权力中心的文化。借用许宏教授的说法，与五帝时代相比，夏是作为一种“广域王权国家”而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意味着统治范围的广大，它将五帝时代“共识的中国”及其天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下来。而这一统治广域的王权，是以王位世袭制度稳定下来的。因此，夏是“家天下”的开端，是王朝体制的开端。如果说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天下秩序的话，那么这种秩序应当基本呈现为一种部落联盟的形式，禅让制就是联盟首领的选举制度，基本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容易造成政治结合的破裂。而“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度则是一种稳定的例行化的政权交接形式。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开端意义，正在于其确立了大规模王权统治的稳定性。
1.国家权力的强化
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个时候的王权是弱小的。在夏启之后的400余年里，夏政权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的松散性。由于刚刚从远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仍然处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如此，动荡与战争，自然就呈现多发现象。夏人开创的王国文明，是在黄帝时代之后，从古国向王国的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就阶级分化而言，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
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启实现了跨越，向着王国文明的方向迈进。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可以说，随着夏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标志着原始公社制终结了。
3.确立了“天下为家”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夏王朝这个中华第一朝的“开局”是十分精彩的，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瑰宝。夏王朝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不是一般的转型，而是大的转型，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化转型。这是一个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摆脱了原始公有制社会而创建起私有制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开创出王传子制度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王者权威的新时代。
苏秉琦认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100万年的人类起源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历程。在上5000年中，包括万年奠基，8000年起步，6000年加速。在下5000年中，包括5000年进入，4000年过渡，3000年巩固，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在2000年中，包括2000年转折，形成了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礼法文明；1000年转变，200年转型的既波澜壮阔、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的伟大历程。
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前考古资料，夏王朝自公元前2070年开始，至公元前1600年被商朝取代，先后存在达471年之久。《史记集解》说夏，“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中也有一些关于夏的史料。
鲧、禹的事迹以治水最为著名。《诗》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少康是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先做有仍氏的“牧正”，又做有虞氏的“庖正”。少康重建了夏王朝并使其统治得以巩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势向上的时期。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少康中兴”。他结束了后羿与寒浞40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曾“征于东海”，夏代中兴的局面得以形成。《竹书纪年》载：“帝宁（杼）居原，自迁于老丘。”原，即今日河南济源。他率兵征伐东夷，“八年征于东海”，夏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故后人认为他具有和大禹一样的开创之功，是继大禹之后的一代名君。帝杼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传说他发明了甲、铠。直至第十三世经胤甲才迁至西河，共历六世。
夏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是我国古代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是“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他为了“筑倾宫，饰瑶台”，“殚百姓之财”，以至于老百姓咒骂他：“时日何遏丧？予与汝皆亡。”《左传》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国语》说，“伊洛竭而夏亡”。天灾、人祸叠加，这样，夏就必然走上亡国之路。
夏朝建立后虽然经过一番周折、过渡，但仍然顺应历史之势得到巩固与发展，在诸多族系中华夏的势力脱颖而出，从而中原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突显出来，并对继后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自少康中兴以来，在夷夏斗争中夏王朝占据绝对优势，夷人几乎一直处在臣服的地位，常常“来御”或“来宾”，而夏王则常常“东狩”或“东征”。然而，刚刚由禅让制脱胎而来的世袭制不稳固，也很脆弱，统治者缺少应对世事的措施，亦缺少治国安邦的经验。初建的夏王朝刚传了一代，就被东方夷人推翻。但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夏在由古国变成王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奠定了灿烂的王国文明史的基础。
（二）夏的空间轴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也是我们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夏世代居处的地方，长期以来被称为中土、中方、中州，意思即是天下之中。最早“中国”的概念，即起始于夏人的头脑之中。《周易·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建立起宫室的是夏王朝。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确立国家的权威，就着手在伊河之滨进行王城的建设，以作为王朝权威的一面旗帜。如果说伊洛平原被称为“天下之中”的话，那么王城所处的位置就是中心的中心了。在夏王朝存在的471年间，其都城先后进行过十多次迁徙。据传说和一些文献资料，夏曾在阳城、帝丘、安邑、斟等地建立王城，在豫西的原、豫东的老丘也可能建立过王城。考古学显示，夏代的城址类遗存比较丰富，主要有王城岗遗址、夏都老丘、新砦古城、二里头遗址等。《史记》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夏王朝生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就在早期的中原地区，即豫西和晋南地区。这一区域的中心就是在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这是夏人走向成熟、夏王朝走向强大的基地、中枢或者说是最核心的区域。
阳城，《世本》载“禹都阳城”。
古钧台，又称夏台，是夏启大宴诸侯之地，“钧台之享”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宴。夷族有反对者，启于是将都城从阳翟迁到了安邑。
夏都老丘，位于今天河南开封市。夏王朝自帝杼开始在老丘建都，共6帝，经历了216年的岁月。
为什么夏晚期把都城建立在二里头呢？这是因为二里头遗址以嵩山地区为核心，具有都邑性质，处于当时聚落体系金字塔的顶端。二里头遗址，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王城”。“河洛毓秀地，古亳帝王都。”此处“河山拱戴，天成地居”。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大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辛村5个自然村，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遗址总面积竟然达到375万平方米。在开掘过程中，发现了宫殿、城址及数以千计的墓葬，发现了青铜器及冶铜作坊，展示出磅礴的王者气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此时的夏王朝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二里头文化开启了中原地区文明变迁和更新的新阶段。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社会分工明确，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国家权力集权化的现象十分明显。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起始，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精髓，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杞国雍丘城。杞人以“夏人”自居，就像商的后裔称“宋人”一样。孔子在《论语》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以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
《汉书·地理志下》载：“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卷上：“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吕氏春秋》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些地方应该也是夏的影响范围。
总之，夏朝自禹建国以来，共传了十四代、十七王。豫西和晋南是夏王朝的腹心之地。正如吴起对魏武侯所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其范围就以豫西和晋南为主。可以说，环嵩山地区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个地方，也是获取“夏”之美名的基地。夏王朝的疆域虽然主要限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但影响所及范围更大。夏王朝正是从这个中心出发，把势力延伸到全国或者天下。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广大的领域内已经形成的六大区系中，苏秉琦特别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影响中原”。在夏代，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向“天下”层面的扩展。面对天下，他们打出的旗帜即是“夏”。大禹纵横万里，影响到三星堆文化。正是二里头文化，使夏人发展和影响到深远的地方，以至于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圈！由此可见，早期的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主要诞生和繁衍地区，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
（三）夏的事件和人物
总体上看，夏朝的外患常在东方。夏朝历经471年，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夏代大事不少，包括大禹治水、启废禅让、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杀羿、少康中兴、孔甲乱夏、夏桀亡夏、桀奔南巢等。
在夏的历史上，我们要牢记的有大禹、夏启、少康这样一些人物。《史记》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孔子十分赞赏大禹，他说：“禹，吾无间然矣！”面对有人说禹传子是“德衰”的表现，孟子断然否定，维护了大禹的圣人形象。墨子则俨然以禹的继承者出现，他说：“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在墨子看来，“兼爱”就出于“其利人多”的大禹。就连庄子都说，“禹大圣也”。大禹是新时代的开启者，他身上的大公精神、无私精神、利他精神、民生精神，是永恒的。“禹封泰山，禅会稽”，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
1.禹“定九州”
“定九州”就是要进行全国性的地理区域划分。《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左传》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经启九道，就是启开九州之道。同时，“定九州”也是为了有效“监治天下”。九州制度也是一种贡赋制度。《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贡制度的特点就是“任土作贡”。禹贡制度表面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实质上代表了一种上下级的政治臣属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禹贡就代表了一方臣服和四方归顺的思想观念。
2.禹铸“九鼎”
九鼎作为传国之重器，是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左传·宣公三年》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当楚庄王问鼎于周定王的大臣王孙满时，王答得极有水平，他说：“问题根本不在于鼎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执政者是否有仁德。”在这里，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直到今天，“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还是人们常用的成语。
3.夏启建立夏王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夏人以信鬼、信神、信上天而闻名，夏启从上天那里得到了一个“从”字。“从者，纵心所欲也。”《史记》说“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然后召集“钧台大会”。为了避开夷族的锋芒，夏启又西迁大夏，建都安邑（在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为了征战有扈氏，他又发表了著名的《甘誓》。结果“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标志着原始公社的终结，阶级社会的开始。
4.夏“少康中兴”，“天下共主，九夷来宾”
少康，其最大特点在于“能戒之”，重返夏朝重“俭”、重“朴”、重“实”，“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他“布其德，兆其谋”，“以收夏众”，从而拉开了“少康中兴”的序幕，出现了“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春秋笔法。他颂扬夏启的立国，还批评太康的失国，针砭孔甲的“德衰”，斥责夏桀的“武伤百姓”。
总之，在夏代的历史上，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大禹、夏启和少康这些夏代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大禹，他治水的功绩，铭刻人心。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太康、孔甲和夏桀的教训。夏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物、制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大禹治水、禅让制、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暴桀亡国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深思国之根本所在，勤政爱民则兴国安邦，施暴政寡恩义则亡国不远。商的“网开三面”，周的“敬天”“法祖”都是以史为鉴的产物。特别是“大禹治水”精神传播广远，影响后世几千年，体现了在灾难面前人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主动性。
四、文明探源：夏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一）夏的文明化进程
1.夏进入了农耕社会
根据农耕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夏王朝时期是中原原始农业进入鼎盛时代，同时也是中原传统农耕的萌芽时代。广大区域内众多部落联合治水，最初邦国文明和早期部族联合，开始产生了性质上的转变，为后来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夏王朝的形成，符合统一的王权国家产生的历史潮流的要求，与早期农业社会发展相结合、相一致。即是说，中原地区夏朝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以农耕为主。
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鲧和禹相继治水，使“渥地”变成了“桑土”。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夏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从流传下来的典籍中可以窥察一二。《论语·宪问》中指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中也提到大禹治水不避劳苦，因地制宜疏导河水，消除了河流泛滥给人们带来的灾害，因此赢得了人民的赞誉和支持。要知道，禹功之一就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把农田灌溉看得很重要。在夏代，农业已经相当发达，粮食有了一定剩余，酒器的大量发现就是粮食剩余的最好证明。不过，农业产量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二里头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龙山时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应与对季节的把握有关。正是因为有了《夏小正》，所以可以按季节安排农事活动。因为农事与天文历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夏代已有历法，进入了历法时代，记载了天象、农作物生产与季节变化情况。《左传》云：“夏数得天。”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夏历与颛顼历有传承的关系。夏代的农业较前取得了长足发展，就是因为当时有比较先进的历法，正因此，夏历又被称为农历。历法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对天体的认识和掌握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农业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夏小正》正是人们上千年观象授时经验的结集，是“天人之际”的结晶。可以说，夏代历法的出现，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事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也显示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孔子非常推崇“夏历”，在回答“为邦”之道时，孔子提出了“行夏之时”。因为夏历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识天象、明农时、勤耕作、实民生的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文明道路走向，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2.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
3.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
夏王朝的兴起，既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夏代还未发现成型的中国文字，但已经有大量夏代青铜器的出土，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陶范。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印证。
无疑，夏人已经掌握铸铜技术。在文献中，夏代有冶铸青铜的记载。“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史记·楚世家》），说的就是禹时期铸有九鼎。《左传》曾经记载王孙满答楚子问鼎云：“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启也曾遣人进山采铜，在昆吾铸鼎。爵是一种青铜酒器，是二里头文化新创制的器物。这些青铜器加速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如果说龙山文化为铜石并用的时代，那么二里头文化则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突出特点。特别是反映身份等级的礼器和用于战争的兵器突出出来，显然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使用的范畴而成为维护社会等级与秩序的工具。在这里，“九鼎”是国之礼器，更是王权的象征。夏末商初，青铜器已经扩展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青铜礼器的诞生，中原文明步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二里头的青铜文明对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夯实了中原社会发展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史前多元农业文明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必然产物。青铜时代是一个伟大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由夏王朝开启的。商灭夏后，商王朝的势力大为扩张，这些青铜文化不少进入了商王朝的版图。在三星堆，我们可以看到夏、商青铜文明的深刻影响。到了周代，最终形成了礼乐文明，而其基础则是在夏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奠定的。
4.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夏朝的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的范畴，铸铜、制陶、治玉、制骨等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5.夏礼为中华礼仪文化之源
礼最早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祭祀是先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生出的礼与刑一起成为统治者建构国家秩序的重要工具。二里头文化是三代礼制形成的开始，这就要求我们要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孔颖达说得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这个“根”就在夏代。夏人的礼仪文化，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第一乐章。大量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标注了夏的文化高度。在孔子看来，夏礼是三代礼仪文化之源，也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源。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以青铜鼎和青铜爵为典型代表的精致礼器，向人们展示了夏王朝开创了礼制之国的先河。礼器不仅象征富有，而且是别等级、明贵贱、维护人际秩序、保护社会权力的工具。一是夏礼“朴”。《礼记》载：“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从“少康作秫酒”可知夏代的农业蓬勃发展，已经开始出现剩余，但夏人在饮酒上并不过分。二是夏礼俭。三是夏礼圆通。
夏礼作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其存在价值十分重要。在夏代，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就是礼文化的最好说明。“殷因于夏礼”，显然不是无源之水。从邦国到王国，从万邦到一个统一的国家，亟须一套制度、手段来凝聚、巩固。如此，结合当时的风俗习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礼”，便不能不呼之欲出了。在夏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社会分化，“五服”制度体现出社会等级。从原始氏族部落的建立到广域王权的整合形成，“礼”的出现顺应了夏王朝统治阶级对于巩固权力的要求，礼制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
6.广域王权国家制度雏形已经显现
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使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国家就有军队，就有了国家机器。“禹征有苗。”“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征西河。”“桀伐岷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此又有了有力的佐证。
（1）夏代的“五服”制度将亲缘关系与国防制度结合，体现社会等级。夏代已经开始用“五服”来划分区域，并赋予其不同的等级内容，并且以不同颜色来彰显，对后世几千年的行政区域划分有重大影响。夏禹以帝王都城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个地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五服，指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夏代的五服制度经过商周时期的完善发展，演变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分封，实际上就是等级制度。五服制度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分封制”具有重要作用。
（2）“夏道”“夏政”“夏礼”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财富。其中，“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人“尚黑”“崇朴”，具有以朴为尚、以俭为荣的特质。“夏后氏尚黑”，所以《诗经》中有一首《缁衣》就体现了对黑色衣裳的喜爱。夏人崇朴，不喜欢大手大脚。这一中华民族的原始基因，传之久远。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禹是夏文化的最大象征，孔子说他无可挑剔，因为他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性品质。大禹有养民“九功”。大禹说：“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帝舜评价他，“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墨家还把禹的“兼爱”和桀的“兼恶”放在对立面来加以考察，认为大禹一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这本身就涉及夏王朝之所以兴衰的缘由了。
（4）夏代已经有了贡赋制度。《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贡赋制度的确立，对于夏的“横空出世”，对于夏的“脱颖而出”，对于夏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
7.夏代开始有了音乐
夏乐，具有自己的特点。《楚辞·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也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礼以乐成，到了周代，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
8.开始出现龙崇拜
在二里头的陪葬品中，发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覆盖于墓葬主人的上方，头向西北方向，尾巴朝东南。其独创的概念和出色的做工令人惊叹。绿松石饰物与镶嵌器只出现在贵族墓中，其阶级特性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龙崇拜是原始图腾崇拜的结果，对于民族信仰和精神标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基因。
（二）夏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融合、激荡与沉积，终于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文明
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竞争、权力交接、政权演进的主要舞台。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夏朝文明更是夏商周文明的开山之篇，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谱系的源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源。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影响，是一个大课题。从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体现了我们对于文明起源规律的深刻认知。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这是就文化的起源而言的。随着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演进，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更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由此可知，研究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化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道路的背后，是中华文明演进之路。我们知道，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往往要经历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从夏文化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逐步进化的过程，是从发展到逐步完善、从成长到成熟的有机演进。而夏王朝就是中原地区乃至中国地区一直不断地在追寻着的文明之路的关键一环。
【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博士，研究员。基金项目：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阶段性成果“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演进一体演进格局研究”（2022XWHW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