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文学家这样描写过我：“黄传贵是一个站在传统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论的人；一个站在民族的立场上，高举民族民间医药理论大旗、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一个几经风雨，在沉落起伏中，傲世独立、搏击风浪的人；一个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学、为解救千千万万患者生命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透支着自己生命的人；一个通晓黄氏医学哲学理论、悬壶济世、创造奇迹的人。总之，黄传贵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与无限魅力的人。”这样的评价我不一定完全敢当，但是，我确是一名穿着军装、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废寝忘食地工作，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到黄家医圈“关爱生命，治病救人”的具体行动中，把解除患者痛苦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的医务工作者。
医学世家少年气象
我的家就住在这百草丛生、遍地皆药的大药山脚下。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一户为老百姓义务治病的中医世家。——大石包黄家。据考证，我家的祖籍地是福建省邵武市，黄氏始祖黄峭山修建的“和平书院”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邵武市和平镇坎头村，成为邵武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史料记载：《黄家医圈》的创始人黄峭山生于大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1）农历四月初八。黄峭山自幼喜医习武，为人刚正不阿，以天下为己任，带领乡勇“斩木挈釜兴办义师，勇猛剪除伏莽盗祸，”征战叛盗战功赫赫，文韬武略名震天下，得到唐皇的赏识，官拜工部侍郎。但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倾覆已是大势所趋。而朝廷内宦官弄权，唐皇昏庸，朝政腐败，黄峭山倍感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在唐亡之后，弃官归田，修身养性，兴办学堂，教育子孙，坚持为民行医，潜心研究医理，历经数十年之努力，终成“黄家医圈”理论。后因躲避战乱，黄氏先祖谭公一脉由福建迁徙至江西嫦娥大丘，再辗转来到云、贵、川交界的云南省巧家县大药山下行医。黄氏的医术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已是第四十七个轮转的第八代。我一降生，爷爷和父亲就按黄氏医传家规和神奇的选择方式，被确定为“黄家医圈”的传人。
我五岁时，父亲就带我到药山的空杉树、碑坪子、土地山、红岩弯子、蚂蝗沟、道回龙、吊水岩、漂水口等地的高山河谷，观察识别不同地带的植物，教我从不同的植物分布认识药草，记住各种植物的名称，区分各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父亲常常顺手采集一把药草，让我说出其名称及特性用途。父亲还在不同植物的叶片上做上记号，然后用力将叶片划开一道口子，吻合后让它留在树上，过七八天后父亲摘下那些叶片给我看，原来有的叶片划开的口子不见了，长得严丝合缝的，只是外表上有一道疤痕；有的叶片划开的口子不但没有合拢，而且叶片卷缩发黄。父亲告诉我：叶片划开后能合拢的植物可以治刀伤，可以接骨……
父亲就这样带着我，绕了这山转那山，在大药山这茫茫的草药王国中，一味药一味药地教，我就一味药一味药地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与家乡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记得房前屋后的每一颗树，记得哪座山上的药多、哪座山上的草茂……
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读书。由于从小随父识药记药，我的记忆力很好，加上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九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背药方。背药方可不像识药那样容易，全靠死记硬背。这时我才读小学三年级，还写不出药方中那些药名的深奥文字，更主要的是父亲不让我用文字记，说祖传家规只能用心记，不能用文字写出来，写出来就泄露了祖传的秘方，药就不灵了。因此，父亲教一个，我就得背会一个、记住一个。同时，我还要学号脉、下药。如果药方背不下得，脉号错了，我就得跪在父亲面前重新背记，直到记熟。学号脉时，父亲用红豆、黄豆、黑豆分别摆在三根麻线上，说三根麻线代表上脉、中脉、及下脉，三种豆分别代表脉动点。父亲将它们移动位置，向我讲解浮、沉、迟和数脉象的强弱、走向、快慢的配合规律。然后，又让我在父亲手上号脉，领悟各种脉象。在背药方的时候，父亲要我将背记药方的每一味药的名称与生长着的药、配制过的药的形象、味道联系起来。每当我背记一个药方时，脑海里就出现每一味药的枝干、叶片形状和花的颜色，以及配制后中药的味道和色泽。父亲的这种形象生动的传授方法，我非常喜欢，不但记住了很多的药方，而且我的三个手指号脉，也灵活自如，很快就掌握了各种脉象。
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教的药方要当天背熟，月底要将全月所教的药方背出。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的凌晨，我要点着香烛跪在自家的神位前，将全年所教的药方背给父亲听，进行年终总结考核。由于父亲传授有法，我刻苦学习，十三岁时读小学六年级的我就熟记了祖传的各种单方、验方、组方共3738个，单味药427种。我继承了“黄家医圈”的横单脉组、纵单脉组、交单脉组，及经络脉组和千步脉的诊断，父亲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期，带着我为老百姓看病，让我把学到的黄家医圈理论用于诊治疾病的实践，作现场实习。父亲让我先给病人号脉，讲解病情，配药方。然后父亲再亲自为病人复诊查验药物配方。若有修改，父亲总是要给我耐心讲解。小学六年级时，我已完全能代替父亲为乡亲们诊治各种疾病了。
书生意气草药飘香神医小郎中
读高中的时候，“黄传贵是小神医”的传闻更多了。因为我不仅为同学、老师和群众医治常见病，我还为一些患者治愈了疑难病症。家住县城的同学童吉兰的父亲，患尿路结石，小便有血，腰部剧痛，小肚子胀的鼓鼓的，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但丝毫没有好转，通宵没法合眼，床上床下不停地折腾，痛苦万分。我用祖传秘方治疗不到半小时，小便就通了，老人便呼呼入睡，真是一道“灵佛”。后又服用我家祖传的几剂中药，结石被打下来了，有小豆那么大小，尿路结石完全被治愈。巧家县城郊魁阁梁子的农民谢建书，血尿不止，经医院诊断为“肾结核”，每次排尿都疼得叫爹喊娘的，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痛苦不堪，有人形容谢像初产妇生小孩一样。谢建书到巧一中找到我，双腿跪地请求救命。我给他两位药：二两炮通花根，一两鸡脚刺跟，叫他回家用水煎服。两天后，谢的尿清了，小便好解了。以后又服用了黄氏祖传的几付中药，谢的病完全好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我的名声也就大了。
心随祖国勿忘本色
我高中还未毕业，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老师被揪斗，无数青年学生失去课堂学习的机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渴求进步的一代中国青年，内心感到茫然和无限的痛苦。但历史也给予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经风雨、见世面的实践、锻炼和闯荡的良好机遇。文革初期，我作为学生代表集中到邵通地区参加九县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在斗争“牛鬼蛇神”、“横扫四旧”的运动中，我不忍心大声吼骂老师中的“牛鬼蛇神”，更不会去揪“牛鬼蛇神”老师的头发，吐“牛鬼蛇神”老师的口水或出手打“牛鬼蛇神”老师。不仅如此，我还常去看望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牛鬼蛇神”，给生病的刘常星校长和祏容超校长偷偷送去中草药，并在暗中流泪。因此，我被视为心慈手软的“保皇派”，由于在斗争“牛鬼蛇神”中“阶级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选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时没有我的名。
波折在诉说机会的宝贵
1969年的初春，乌云密布，寒风呼啸，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云岭大地。我参加的群众组织“站错了队”，我被列为清理对象，为了躲避“清理阶级队伍”的批斗，我被迫离开巧家县城去到四川省会东县大崇山乡新街农村躲避风头。当地群众知道我是会看病的黄传贵，都把我尊为上宾。四面八方的老乡都来请我看病，而且效果非常灵验。就连这里的区乡领导人也很关心我。不久，西藏军区到四川省会东县招收新兵，经大崇乡武装部长阮龙全推荐，我报名参军了。
说我当兵，可是一波三折。经阮龙全部长同意，我填写了报名表和体检表。体检的时候，量身高、称体重、量血压、测视力、胸透，样样正常，体检合格。我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哪知，在征兵办公室向接兵部队交兵时，我的报名表和体检表被抽出放在一边，而且在我的名字上方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云南省巧家县第一中学的黄传贵为什么会到四川省会东县当兵呢？听到消息，我很懊恼，就去找到了带兵部队的连长，连长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都流利地作了回答，而且显得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连长看到我身体壮实，人又机灵大方，早已从内心喜欢上了我。用什么办法把我带走呢？艾连长在思考着。“验收”，对呀，新兵当然要验收。这一天带兵的领导让刚刚入伍的新兵背上行装，在县城外跑了五公里，有一个新兵跑到半路就散了背包，行李拖拉一地，人也掉了队。带兵的说：“此人体力太差，退！重补一个。”于是，我作为候补新兵穿上军装，开赴西藏。
我当兵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江之隔的巧家最先获知此事。由于派性作怪，有人竞横加罪名，说我站错了队，不能当兵，于是把我从西藏抓回了云南，并遣送回了我的老家。一路上我享受了不少特殊的“优待”。后经云南省委第二学习班调查审核，结果真相大白。最后批示：“我家庭历史清楚，本人问题清白。同意应征入伍，同意返回部队。”我再次穿上军装，又回到了西藏边防部队。也正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部队生活。
军营为我撑起翱翔的天空
老兵的腰痛被治好了，我会看病的消息在几个连队间不胫而走，找我号脉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没有病的人也要找我号脉。后来就连住在师部医院的病人，也悄悄地跑出来找我看病。来的人多了，我就忙起来，有时候连休息也有人来找。熄灯了，还有人来敲门。
当我细细品味心中的感受时，最令我心满意足的是，我在家乡十几年随父亲刻苦学医，不断为乡亲们诊治疾病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在家乡多年的梦想今天开始实现了。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努力学习，争取进步，刻苦钻研，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黄氏祖传医学理论，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军队和人民。从此，我成了部队的大忙人。团长找我看病，师长找我看病，战士找我看病，但更多的是部队驻地的藏族群众来找我看病。刚噶大桥的建设者们更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医生。
说起我在部队为藏族群众治病，有说不完的感人故事。甲格台热村离部队所在地不远，这个村的藏族同胞认识炊事班的老班长罗通孝，藏民生了病就请老班长带着来找我。刚结婚不久的藏族青年白马达娃上山打猎的时候，把腰摔断了，伤势很重，卧床不起，连酥油茶也喝不进。这可急坏了他年轻的妻子，到处求医问药，但不见效果。还是老班长连夜带着我去到白马达娃家，诊脉之后，我给达娃内服汤药，外敷接骨丹草药。第七天上，达娃就可以下地走路，不到一月达娃行走自如，完全康复了。达娃逢人便说：“我服用和包敷了黄医生的药后，只觉得头脚发热，腰间格格作响，剧痛马上就止住了，好像有一股热水从腰间流过……”听来似乎有些神奇，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使用祖传的接骨丹秘方，连我自己都预想不到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从此，我才领悟到“秘方”的特殊含义。但我却给别人解释说：“是西藏的草药药力好，是藏族同胞的生长力强。”为了表示对部队的感激，对我个人的敬意，白马达娃带着他的年轻妻子和同村4个最漂亮的姑娘牵着羊、拿着最美的哈达来到部队驻地，部队收下了白马达娃送来的羊，回赠了丰厚的礼物，并设宴款待。我也爽快地收下了达娃妻子献上的哈达和藏族同胞的深厚情意。
多吉卓玛患了胃溃疡，多处求医治疗无效。从100多里外找来十一师三十一团卫生队，请我诊治。我用山羊肉，炖15克野棉籽给多吉卓玛服用后，胃溃疡奇迹般地给治好了。多吉流下感激的热泪。逢人就说：“解放军里有个神奇的黄医生。”她在感谢信中写到：“……金珠玛米，为我们藏族人民治病的黄传贵医生是名副其实的啊木基，我爱金珠玛米，你是我尊敬、向往的人……”我要到西安上学的时候，多吉从100多里以外赶来送行，为我献上洁白的哈达，流着热泪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事件的教训我终生难忘，中药没有配齐，就草率地听信患者本人说有药的话，没有当场看一下“药”。好在药渣还在，及早找到病因，处理及时，没有出大事。医学的事情，人命关天，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我在部队行医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库，我决心探索出这个宝库的全部奥秘。我特别重视学习借鉴藏医的理论，拜访了这里的知名藏医。在和这些老藏医的交谈中，我发现藏医的医理药理与藏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紧密联系。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昭寺等名胜古迹。当我久久地凝视飞檐金顶、雕梁画栋、气宇非凡、宏伟壮丽的巴达拉宫时，眼前浮现出了文成公主进藏的盛大壮观的情景，公元641年3月2日（唐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完婚。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生产工具、菜种、医疗器械以及经、史、诗文、历算、医药和工艺等书籍。因此，唐朝的文化、医术、艺术随着文成公主进藏的车马传到了西藏。我每次总是边走边看，边看边想，由布达拉宫想到了古都西安，由西安想到了北京的天安门、故宫；由西藏想到全国，由国内想到国外……我第一次萌发了这样的认识：黄氏祖传医学理论源于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医学和哲学理论，它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一定要让这一理论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人类。
1978年，我在四军医大毕业。由于我各学科成绩优秀和研究黄氏祖传医学理论有独特建树而被留校，在四军医大中医科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四军医大造诣高深的教授们对我丰富的医疗实践和独到的家传医学理论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对我的研究课题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并经常与我探讨中医的重要学术问题。教授们意识到，黄传贵祖传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将对祖国的中医理论产生重要影响，都说“黄传贵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医研究人才。”
挑战时代命题敢于征服癌魔
我为了母亲，也为神圣的事业，1981年8月，我从第四军医大学调回云南军区。四医大的领导人和老师们都苦苦的挽留我，知心的朋友和同事们也劝我留下，争取出国深造。我对大家的好意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毫不动摇地说：“云南是植物王国，也是中草药王国，我的事业在云南，我的根在云南，我的希望也在云南，我一定要回去。”谈到出国，我满怀信心地对同事们说：“国，我是一定要出的，但我出国不仅是去深造，而且要去行医、去讲学，向世界传授中国传统医学，传授中国民族民间医学。”
我回到云南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年迈八十高龄的母亲从家乡接到昆明。我还在四军医大时，曾几次提出接母亲到西安小住，但母亲不愿意离开牛栏江和大药山，她舍不得这里的山山水水，舍不得那里的树木药草，更舍不得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但这回母亲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是为了那15个秘方不失传，还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母亲对外人从不谈有关祖传家医的事。但从母亲那慈祥而坚毅的眼神中，表现出了她要帮助儿子将黄氏祖传医术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的决心和毅力。母亲要到昆明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乡亲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为老人送行。哥弟、姐妹、表兄弟、侄子侄女、三亲六戚，长长的队伍，争着轮流将母亲从大药山的前面背着翻过大药山来到荞麦地，大家看到我与母亲上了开往巧家的拖拉机，乡亲们拉着老人的手，流着热泪，舍不得让她走。她是乡亲们敬重的长者，更是乡亲们离不开的、打心底里信任的医生。我和母亲拱手向乡亲们道别，乡亲们千叮咛万嘱托，久久不愿离去，齐声赞颂着可亲可敬的母亲。
坐拖拉机、汽车、火车，从云南的巧家到四川的西昌，母亲兴奋地绕道千里迢迢到了昆明。母亲的到来，给我的家增添了无限的温馨与幸福。我的两个孩子围着奶奶要听大山里故事；贤惠的妻子给递茶送送水，为母亲做可口的饭菜；我向母亲汇报当兵、上学的经历，汇报现在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母亲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我从母亲久久凝视儿子的眼神中，感觉到母亲心中还有千斤重担没有卸下。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全家休息了，母亲便悄悄地把我叫到她居住的那间小屋，郑重其事地点燃蜡烛和香火。母亲走到阳台上，合掌仰望然闪烁的星光，默默地祈祷。经过一阵长久的沉默，母亲才回到屋里，将房门关紧，叫我跪下。望着跪在他脚下的孝顺儿子，母亲禁不住留下了热泪，他想起来早逝的丈夫，想起了艰辛的过去，想起了黄家医圈未竟的事业。……
我首先进行了祖传包块方的药物疗效试验及毒副试验。我到山上采了各种草药，用一台手摇绞肉机将草药磨成粉，按照方子要求配制成抗癌粉。将四只小白鼠关在铁笼子里，笼子里放有装着抗癌粉的塑料杯和盛有清水的碗。头两天，小白鼠只吃水啃塑料杯。第三天上午，小白鼠吃去了半杯抗癌粉，下午把另半杯抗癌粉也吃完了。用水和抗癌粉喂鼠，直到小鼠长成大鼠，大鼠生下小鼠，小鼠长大发育正常。这说明抗癌粉无明显毒性，无副作用，对生长发育无影响。
我用公鸡作试验，观察抗癌粉对性功能的影响。我把一只大公鸡关起来，用水和抗癌粉人工喂养，三天后放出公鸡。公鸡一出笼便围着母鸡打转转。说明抗癌粉无毒、无副作用，对性功能无损害。
我用鸽子作试验，观察对神经系统的反映。用一支蒿酒和草乌酒分别擦在两只能从100公里以外武定县飞回昆明的鸽子头上，十分钟后从8公里外的火车站放飞，鸽子未飞回来。把4只能从武定飞回来的鸽子关在笼子里，用抗癌粉及水人工喂了4天，将鸽子带到武定放飞，鸽子比小车还先到家。60天后，这对鸽子各孵出一对小鸽子。小鸽子长到147天的时候，把两只小鸽子送到60公里之外的杨林放飞，另两只鸽子送到30公里之外的呈贡放飞，4只鸽子都安全的飞回家里。这说明抗癌粉对鸽子的神经系统、全身发育、生育无害。
我用鸭子作试验，大剂量观察毒副反应。用抗癌粉填食大鸭子3天，鸭子无异常表现，照旧呱呱叫。
我是在医大系统学习了现代医学理论及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理论的医生，因此我崇尚的是科学。我对黄氏祖传的医学理论并不盲从，我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认为既不能把现在尚未认识的东西视为迷信，打入冷宫，也不能把自己懂得的一点知识玄学化，固步自封。对抗癌粉的研究，我并不满足于动物的试验，多次的动物试验虽然取得了一些数据，只能作现象看，况且人和一般动物终归还是有差别的，我还不放心，决定在自己的身上作一次药剂量的毒性反应试验，我把配置好的抗癌粉，不断加大剂量吞到自己的胃里，50克……100克……150克，一天吞服了450可，这是临床上50天的用量。我叫自己的搭档施廷荣医生守在我的身边，详细观察记录血压、脉搏、呼吸和心跳变化，我把自身的感受也记录下来。大家都为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是在冒险，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我深知，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我不冒险谁来冒险？连续观察16小时候，我的一切数据正常，未见毒副反映。证实了抗癌粉的安全性后，才决定用于临床。
我经过数十次的试验，终于在祖传“包块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8组“黄氏抗癌粉”。这8组抗癌粉分为：手术后用的抗癌粉；手术后化疗用的抗癌粉；手术后放疗用的抗癌粉；手术后放疗、化疗中用的抗癌粉；放疗中用的抗癌粉；化疗中用的抗癌粉；放疗、化疗中用的抗癌粉；单一用的抗癌粉。
我治癌科研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消息一下传开了。但我知道这项研究能否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赵贵生是云南省外贸局包装公司的副经理，1984年下半年，赵自感腰酸，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腰、颈椎骨质增生。”治疗无效。1985年5月22日体检，B超发现赵贵生右肾大于正常两倍半。5月23日，某医院肾脏造影提示：“右肾占位性病变。”CT报告：肾癌。胸片显示：肺脏多个结节。6月6日，赵贵生转到北京某医院，做了右肾切除手术。进行了3个疗程，因全身反应重停止化疗。复查肺部病灶未见明显缩小，。11月18日他突然跌倒，以致半身不遂。急行CT脑检查，与某医院会诊，明确癌细胞向脑转移。医院高诉他的家属说：已无法治疗，最多只能有一个月的生命期。回到昆明后，1986年1月5日，赵贵生开始服用“黄氏抗癌粉”。两天后，痛止，左侧肢体略可活动。继续服用抗癌粉至5月14日，赵能自己站了。之后，能步行上厕所，能散步。CT片显示：“病灶较原来缩小”。8月中旬，赵贵生因肺部感染未能控制，不能进食，病情反复加重，8月25日病逝。后来，赵贵生的妻子一再向我致谢，她说：“老赵能活8个月，我们一致认为，这8个月是你给他的，是你的抗癌粉起的作用。”老赵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我“一定要当面感谢黄医生！”
映日红花别样红
“黄家医圈”理论是哲学思想与医学实践的高度统一。在诊治疾病时强调“内外合一、五诊合参、分圈施治。”“医圈”集天地之灵气，树生命之旗帜，融自然与生命为一体，主张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无论在诊断、治疗，还是康复、保健方面，都展现出了它无穷无尽的魅力……专家教授们对“黄家医圈”理论并没有提出异议。但，从他们的表情和眼光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轻易相信我有理有据、有天不紊的陈述。专家们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从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地理、高分子化学、微电子学、力学等十几门学科的角度，提出了几十个问题，我用黄家医圈理论和现代科学的知识，以充分的论据，流畅的语言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我的现场诊脉演示。我在下午一个多小时内，现场切脉诊断了11位患者，诊断的结论与现代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诊断的结论完全相符，准确率达96.4%。我诊脉识病的神奇效果，完全说服了与会的专家教授。大厅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鬓发斑白的专家教授们都与我握手交谈，向我表示由衷的祝贺！并争香请我为他们诊脉查体。
论证会后，我带着论证的结论，带着专家教授们的嘱托，带着周兰教授的期望，从北京急匆匆赶回昆明。一边研发“黄氏抗癌粉”一边请求建立一所中医肿瘤医院而奔忙，请示报告一份又一份地向有关部门递了上去。于是，1988年底，“云南南疆医院”在昆明建立。
1989年元旦刚过，迎着凛冽的寒风我站立在在这将是给海内外癌症患者带来福音的一个坐标中心，按照黄氏祖先的哲学医学理论认为“中生万物，中为物源。”因此，有了这个“中”，就会有一切。我异常兴奋，春城明媚的阳光驱散了严冬的寒气照射着我的全身，我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我弯腰抓起一把散发着温暖清香的泥土，拿在鼻尖上闻闻，然后伸手拔起一根毛绒绒的狗尾巴草在手中抚弄着。我转身钻进一排排低矮简陋却使我心驰神往的平房，从这间进那间出，俨然像一个远涉重洋归来的游子在浏览我的旧宅，又像土改时刚分得一片土地和房屋的贫农在观赏自己的胜利果实……。医疗器材需要购置，人员需要大量招聘，这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都有钱，怎样来筹集资金呢？我决定边干边建设。我和同事们因陋就简，用几间平房作门诊部，另几间平房作药房，云南南疆医院就这样运转起来了。这里没有职工住房，也没有食堂，中午大家吃点自带的干粮或盒饭，晚上下了班时，各自骑自行车跑10多公里路回家。然而，这里有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不断涌来的患者，有我为每位患者耐心细致的诊断治疗，有同事们为患者的周到服务……总之，这里有癌症患者求生的希望。也有黄家医圈大展宏图的希望。
这些还远远不是我创造的全部财富。10余年来，我诊治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50余万人次，这些患者中以肿瘤患者为主。在南疆医院收集整理了各类病案10余万份，还收集整理有近300万字的各类资料。其中包括《黄氏抗癌粉治疗癌症370例的临床疗效观察小结》、《“黄家医圈肺癌康”治疗肺癌448例的临床观察》，以及《黄家医圈典型病案选登》等多篇学术论文。我们的实践为中国乃至世界用中医中药治疗癌症的课题科研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这才是我创造并奉献给人类财富。
家宝国宝人类之宝
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我把“黄家医圈”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实践推向了全国，推向了世界。“黄家医圈”理论通过论证以来，我抓紧进行黄氏祖传医学哲学理论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经过20多次修改完善的《黄氏圈论》于2003年11月30日经中国民族医药学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医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等九个单位的专家在北京论证通过，专家认为：《黄家医圈》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医学哲学体系，具有较高的医学哲学价值。我将黄氏祖传医术的神奇疗效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应邀到全国各地，进行了数百场诊断治疗的现场演示和学术报告，为数十万患者诊治了疾病。我在全国先后建立了89个科研协作网点（或门诊部），在北京、各省会城市、香港、德国、泰国建立了合作，在云南省成立了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黄家医圈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已经形成了医疗、科研、教学、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集团化产业。1997年，中央电视台先后4次播出了20集电视连续剧《黄家医圈》，向亿万观众展示了一曲时代精神的赞歌，闪耀着民间医学的绚丽光彩。
黄家医圈作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1993年，我应邀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办的“中国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展览会”，黄家医圈研制的新药“黄氏保肝冲剂”、“黄氏胃仙丹”“黄氏包块方抗癌系列药品”在此次国际展会上荣获三项金奖。展会期间，除了为印尼副总统、总统夫人，印尼三军司令等军政要员诊治疾病外，还为印尼人民进行义诊，受到印尼人民和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印度尼西亚中医学会”、“印度尼西亚中国成药商会”分别赠予我“东方神医”和“黄家医圈造福人类”的金盘和金匾。之后不久，我再次应邀访问印尼。先后到印尼第三大城市三宝垄、南部大城市泗水和巴厘岛巡诊，每到一处，都被患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一刻空闲。直到回到雅加达，患者仍然不断涌来，临上飞机回国了，机场还涌来一批病人要求诊治。此次出访在印尼各地引起了轰动。“昆明日报”以《黄家医圈-技惊千岛之国》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有远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经济发达的欧洲已成为我们的首选。
2005年10月，黄家医圈集团投资成立了“欧洲中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TCM）”。
2005年9月30日以“云南中医药问路欧洲”和2006年7月14日以“黄家医圈将落户德国”为题作了报道。
黄家医圈在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公司和门诊部。黄氏祖传绝妙的脉诊手法和神奇的医疗效果，使国外的患者心悦诚服，大家称之为“东方神医”。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都有一定的影响。
情系人民爱洒神州
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家乡人民的关怀与支持，我不能忘记家乡的故土情和人民的养育恩。我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事业，总想用自己的爱心为家乡的事业做出一点奉献。我应中国邵通地委、邵通地区行署邀请到邵通作报告，为离退休老同志和机关干部、居民义务诊治疾病。十几年来，我捐资几十万为家乡修路、建桥；资助家乡教育，建立了“巧家县黄家医圈教育基金”；已奖励了优秀学生180人，先进教师783人，共颁发奖金近十万元。捐资为革命烈士李国柱、吴澄建塑铜像。还捐助了10多名成绩优秀的山区贫困孩子上中学、读大学。黄家医圈为99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捐资120万元，修建世博会倒计时钟。黄家医圈在世博园中国馆设立了展室，在广场建造了永久性的“世纪宝鼎”，向海内外嘉宾展示了黄家医圈的医学理论与实践。
正是在母亲的哺育下，在人民的养育下，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教育下，在伟大时代精神的熏陶下，培育出了我宽广的胸怀和人道主义的仁爱之心。我要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我的事业，爱我的患者，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
我是一个穿着草鞋走出大山的穷孩子，是党和人民供我读完初中、高中、送我入伍奔赴西藏，又先后让我就读并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成长为一名有突出贡献的中医专家。三十多年来，我曾先后荣立军队二等功3次、三等功2次，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首届百名杰出青年中医专家”、“中央军委保健会诊专家”、“全国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全国民办高校教育创业者”、“成都军区七五、八五劳动模范”、“云南省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国敬老好儿女金榜奖”、“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第二届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十大科技英才”等众多全国性大奖，海外颁发给我的各种奖项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成就和荣誉的获得，得益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得益于党和军队的教育和培养，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黄家医圈的理论和同仁们的支持。我还明白，一切荣誉和成就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将来。我要把成就和荣誉当成新征程的起点和动力，脚踏实地走好今后的路。
今后的路当然不会是平直的坦途，更不可能会一帆风顺。我已经作好了征服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翻过大山的人，就有了大山的抱负；穿过风雪的人，就有了风雪的坚韧；涉过大河，就有了大海的胸怀。”这与其说是我的豪言壮语，还不如说是我坎坷人生经历的生动写照。三十八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我的今天，深信还会再造就我的明天。明天是回报党，回报祖国、回报人民的明天！这就是我明天要走的路，也是我要为之奋斗终生的宏伟目标。为了解救十三亿中国人民，特别是九亿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病痛之苦，为了解除千千万万患者的疾病之忧，我决心高举民族民间医药理论的大旗，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用大气魄、大手笔、大踏步的动作实现黄家医圈产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用黄家医圈的精湛医术造福人类，将我的融融爱心洒向神州大地。
我将用我的脚步、汗水和心血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健康事业献出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