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徐童工作室窗外的燕郊“夏威夷湖”，采访一路跑偏。没有挖到镜头背后徐童与小偷、乞丐、小姐、算命大师等同吃同住的故事细节，没有挖到被徐童剪刀手狠心舍弃的那1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都有哪些精彩，也没有挖到太多徐童个人的成长记忆、生活经历，但当他说到“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虽然不一定即时就拿出来展示”时，一切都对了。纳茶、候汤、冲点、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几道泡茶工序在徐童手中完成时，采访已经无主题漫谈近4个小时——就像他深度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慢慢浸泡，“放任自流”地手工制作纪录片。目前，他的“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已有新续，其四《四哥》制作完成，对象特殊，不急放映；其五《小凤》从《算命》起就在进行中。
陪另一个人，过另一段生活
“按摩店让仇人举报，在朝阳拘留所里待了13天，出来以后就把店给兑了，从此下落不明。”在纪录片《算命》里，这是按摩店老板唐小雁最后的交代。徐童在此给观众埋了个有悬念的伏笔，因为生活也给他埋了一个伏笔。好戏永远在后头。
唐小雁的报恩方式很江湖，《算命》里，这个命运只剩“坎坷”来形容的“老鸨”真容出镜，没有打马赛克。她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给徐童。2009年秋，徐童去黑龙江看望当时开煤窑放高利贷的唐小雁和她的父亲老唐头，这个沧桑倔强幽默真诚的八旬老人，用不到一个月的井喷式人生回忆征服了徐童。他回到北京，重新装上拍摄设备，开车回黑龙江老唐家里，开始了长达半年和老唐头同吃同住同行同睡的拍摄生活。
徐童早已领教老人过剩的精力、过强的记忆力和过旺的表述欲，他甚至无须捕捉和珍惜老人的火花瞬间，“同一个段子他能说好几次，每一次的用词、语气、手势和音调都完全一样。”老唐头看到成片时，居然小有不满，本以为是自己独角唱大戏，谁料到还有其他家人的不少镜头：依旧做着文学梦的三儿子、对老唐头夜半自读发出声响不满而意图离家的女婿、被生活逼到当众飙泪的女儿唐彩凤……如同大多数一年一聚会的大家庭一样，这个春节过得鸡飞狗跳，但哀而不伤。
所有人在激烈冲突时，都会想到家里这个举着摄像机的客人，“徐童，你来说说……”这个时候，徐童不是法官，更无法断家务事，他只是倾听者和观察者，也不愿意把自己推到参与者的位置，“身在其中隔岸观火，不去做导向性的左右，打破人物本身的意愿。”
拍《麦收》时，和妓女苗苗的生活裹挟在一起的徐童有时候自己也无法辨别身份，更数次被苗苗的朋友以为他是圈里哥们儿。《算命》里有一幕，厉百程、媳妇石珍珠、石大嫂并排睡在炕上，老厉伸手拉线关灯，却不小心拉了电视机的开关线。能拍出这样的细节只有一个可能，摄像机就在炕头——其时举着摄像机的徐童就睡在老厉身边。老厉夫妇去残联讨要补贴时，片中展现了两个残疾人一步一步挪上残联的三楼，认定“纪录片应该充分展现历史细节，而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徐童的原则是，“镜头必须跟着人物，必须深究他们怎么上楼怎么拐弯怎么进屋。”艰难上楼，尽见残疾夫妇在寻求权益保护时的艰难与卑微。
和命运实实在在地纠缠在一起
成片之后，徐童把四哥请来工作室，给他一个人“审片”，四哥看片之后“咧嘴一乐”，“行，挺好。”随即补充，“国内不能放，国外随便放吧。”能随便吗？
尽管徐童强调“纪录片只是人物面对镜头的‘表演’，不等同于没有摄影机在场的真实现场，所以不能作为取证证据”，但在法律尚无定论之前，他不能以四哥的安全来冒险。徐童记得纪录片史上的一桩彪悍旧闻：波兰著名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曾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早年镜头下的一名小偷因为被拍摄出镜而被抓之后，导演决意再不碰纪录片。
徐童问记者，你扛得住镜头的拷问吗？他自己回答，反正我肯定不能，何况是他们。真实是有杀伤力的。如果以伤害个体为代价，再好的立意也会土崩瓦解。6月初，徐童参加的《锵锵三人行》播出后，《麦收》又被新认识徐童的网友“起底”，徐童再次开始救火，数次留言联系发视频的网友删帖，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犄角旮旯。几次风波之后，他不愿提及《麦收》，在微博统一倡议，从自身做起，“不观看、不讨论、不传播”。
有一次唐小雁和徐童在燕郊吃饭，被路人认出，“你是小雁姐吧？我看过你的片子。”徐童说，“纪录片有意思之处就在于此：不像虚构的剧情片，而是和生活，和命运，和实实在在的日子纠缠在一起。”
“拍(性工作者、八字先生、乞丐、智障等)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希望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开始一段‘负罪感’的，宿命般的表达。‘道德底线’问题，就像咬屁股的老虎，这几年追得我挺恼火。既然大家都明白纪录片的原罪，那么片子还是照样拍，还越拍越多；电影节照样办，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就我个人来说，既然我选择了原罪，这就是宿命，就没有资格去谈论‘道德底线’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所以说，我无法说‘道德底线’是怎么回事，更无法说这条要命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
徐童正在进行中的是“游民五部曲”之五《小凤》(唐小雁本名唐彩凤)，他苦恼于是不是以若干个梦的形式来再创作经历丰富、浑身都是戏的唐小雁。徐童逐渐感到自己和摄像机成了唐小雁的“工具”：“很多时候，是她在控制节奏，她突然想表达对生活的看法，想利用影像传达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拍。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甚至是不平等的，因为她成了编剧，也是故事脉络的导向，我们之间已经不是导演和剧中人物那么简单的关系，而是在共同创造一个作品，而且创造的过程以她为主。”
《老唐头》里“穿红绳”那一段拍摄，“我当时离她也就10厘米，想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她坐在床上，我都几乎快贴着地了，她用针刺穿肚皮，拿钳子往外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感觉她已经忘掉摄像机，忘掉了地上还跪着一个大活人在拍摄她。这时候如果旁边再有一个摄像机拍我们俩，一定觉得挺荒诞的——这肯定不是纪录片，这是一个剧情片的拍摄场景。”唐小雁的放松甚至让徐童以为她在演。他不纠结于镜头面前角色的“表演”与“编撰”，“每个个体都自带过滤功能，所有口述历史都是被还原的二手的历史，所以我本身不追求纪录片的绝对真实。也许有人质疑老唐头他们有表演欲，这很好。纪录片的镜头正是需要给人物以刺激。”
有观者用“用一种剥夺尊严的方式还给他们尊严”来解释徐童将“镜头对着人物大特写”，徐童不同意：“这是一个逻辑错误，纪录片是为人物建立尊严，但近距离镜头是因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不是为了拍摄而离得近，而是因为生活中的摄像机已经就在那儿。”对于圈里“和被拍摄者保持一定距离”的说法，徐童不以为然，“拿着摄像机站在5米以外用长镜头去拍人家，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在拍摄吗？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拍摄者不是墙上的苍蝇，你必须要首先是个生活者。你只有和人物一起生活，人物才能对你产生信任，才会把心里所想的告诉你、展现给你，这才是最自然的方式。
“没乐趣就不活了吗？”
“又要撂下父母离家了。转眼我就快50了，可对家庭的回报太有限了。”采访后的第二天，徐童即将前往蒙藏之地，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开始长达两个月的体验生活——这就是游民导演近8年以来的生活常态。虽说去年在燕郊安了家，北京市内的父母也搬来同住，但徐童只在制作后期才会回到这个对外号称“徐童工作室”的家。这个北京出生、长大的男人，对着窗外“夏威夷”“香榭丽舍”等洋气的燕郊楼盘笑笑，“其实我从小也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长大的。”
“我们这群出生在60年代、长在70年代、成长在80年代的人”，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未曾赢得功与名，但积淀了对底层江湖的亲切、敏感，以及尊严。和徐童一起录制《锵锵三人行》的唐小雁，整集节目从头到尾没有说出一句脏话。领教过王朔等太多文化名流在节目中粗口的窦文涛在结束时感叹，“(唐小雁)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很聪明的。”平时恨不得句句飙脏字的唐小雁开玩笑，“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收放自如。”徐童很感动，“足见唐小雁的尊严感和克制力。”
一步步退守到燕郊的北京人徐童，曾经对不住不能理解自己状况的父母。在父母眼里，儿子“都上完大学了，漂泊数年，还又和一群流氓、妓女、黑社会混在一起”，更何况卖房子拍片，可还行？但当父母看到“游民三部曲”之后，又推荐给老一辈的亲戚同事。徐童知道，这是父母在表达肯定之意。
但现实的困顿不会因父母的理解而消除。每次参展电影节，徐童填表很省事：导演、编剧、摄像、采访、录音、剪辑，通通都是他一个人。他人能抵得上一支部队，徐童可以抵得上一个剧组，只为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微博上，徐童数次表达过类似于“拍纪录片就是慢性自杀”“不疯魔不成活，拍得越多越分裂”之类的绝望。剪辑《老唐头》，做配乐《美酒加咖啡》时，少有泪的他悄悄哭过一次，因为没扛住那种往事重来的感觉。
对头发已经花白的徐童而言，比作品更有价值的在于，“无形当中，你变得自信，活得不那么犬儒、唯唯诺诺，你不再畏惧。游民社会给我一种可以支撑的东西，像他们那么活着，是有力量的。你看苗苗，她周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她是有担当的，处处体现她的尊严。空谈公民社会，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公民意识的，她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合格公民的第一步。知识分子居于高处，理应为别人去担当，但这些底层的人，他们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你要求他去为别人？他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他就不简单。”他说了一句“绕口令”，“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成为他们，却又永远成为不了他们”，但他绝不愿意代表他们，无人可以代表他们。
《算命》里有一幕：一个乞丐每天睡在大街上，徐童问“你这样生活有什么乐趣？”乞丐反驳他，“没有乐趣就不活了吗？”观者与徐童顿悟。于是，《老唐头》里唐小雁离家时，徐童的镜头对准了车窗外春寒料峭的冰河，而冰正在融化。他用了邓丽君的《偿还》配乐。
这一幕徐童用心良苦，“可能很少有人留意过，极寒地区的树木，往往一个季节便完成了其他温带地区树木三个季节里发芽、开花、结果的生命。这就是生命力。”徐童眼里，游民生活哀而不伤，纪录片不是苦难的描述，重点在于体悟他们怎么对付苦难。底层民众都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顽强有劲，就像老唐头和唐小雁争吵后的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