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是徐童的第一部纪录片，同行评价其“生猛、鲜活”，却也引发了巨大争议。这次，他带着“游民三部曲”的另两部——《算命》和《老唐头》来到上海。
《麦收》是徐童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跟踪拍摄了一位性工作者的生活，记录了这个农村女孩在麦收前后，辗转于北京与乡下的两种生存状态。影片的内容写实得有些粗暴——性工作者评价嫖客和描述性过程的对话并不被镜头所避讳，徐童因而得到了同行“生猛”、“鲜活”的点评，并一路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肯定。
2006年，他开始写小说。这个叫《珍宝岛》的长篇小说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叙述了一个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荒诞。写完后，他觉得不过瘾，“影像应该比文字更鲜活”，他说，继而拿起摄影机，将镜头对准了那些更鲜活的人。
他一口气拍了三部纪录片——《麦收》、《算命》和《老唐头》，合称“游民三部曲”，徐童的镜头下多是性工作者、乞丐、算命先生等江湖草根人物。近日，他带着两部纪录片《算命》和《老唐头》参加了在创智天地举办的“影像·中国——纪录片放映巡礼”首映活动。
影评人王小鲁联想到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表述，将徐童镜头下的这些人物归为“游民”。王学泰认为，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我就是一个拿着摄像机的江湖人
纪录片是动词
第一财经日报：你带着你纪录片中的主要拍摄对象唐小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电影节，就像剧情片导演带着女主角巡回宣传一样，为什么要开这样不寻常的先河？
徐童：这是有历史由来的，可以追溯到《麦收》。《麦收》放映后，引起了一些关于纪录片伦理道德的社会争议，即纪录片作者和被拍摄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认为，纪录片是有原罪的。作者有可能会影响被拍摄对象的生活，而当这个对象正好是特殊人群的时候，比如《麦收》里的性工作者，你对他的影像的暴露可能会直接影响她们的生活，这是社会工作者一直提出质疑的主要原因。
我认同这些担忧，所以在行动中特别注意保护我的拍摄对象——所有的人物都采用化名、影片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放映，不能拍照上传等。但影片拍摄的初衷正是为了传播思想，影响公众。唐小雁的出现为我打开新的可能性。从《算命》认识她以来，她是第一个敢于从片中走出来，敢于代表她的阶层说话的人。
我的拍摄对象中，有算命先生、性工作者、乞丐、流氓等。但我一直认为底层是不能被表达的，当他们真正去表达的时候，会遇到许多歧视。由于他们所处的边缘地位，他们在表达时也往往模仿或复制更高的阶层，无法表现真正的自我，所以我非常需要唐小雁，不仅因为她有勇气站出来表现自己，而且她的出现也是对影片本身的一种补充和延续。
日报：你对影片的介入度很深。从三部影片中都可以感觉到你和你拍摄对象的密切关系，你并没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远远旁观你所拍摄的人物，而是充分融入其中，也不避讳记录他们与你的对话情景。另一方面，我知道《算命》里的历百程对镜头是非常敏感的，甚至会比对着画面，调整自己在镜头前的言行举止，这些都违背了纪录本体的一个根本指向——真实性？
徐童：我认为，作为拍摄纪录片的作者不应当只是一个麻木的人，我更情愿成为角色，不回避我的出现或者我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哪怕自己是一面镜子，令拍摄对象通过它来调整自己的言行，我都会如实记录下来，因为这才更接近现场。
拍摄纪录片不应当是“皇帝的新装”，假装没有镜头，假装没有作者，这恰恰更不真实。纪录片追求纯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创作者和拍摄者在现场共同发生化学反应而完成的。
纪录片前辈吴文光说，纪录片是动词。它首先存在于创作者和拍摄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其次它需要作者去行动，而不是木头式的拍摄。他所谓的行动甚至强调更广泛的意义，包括作者应该参与被拍摄者的生活，参与社会实践，争取民意，维护某种权益。在这一层面上，影像变成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了。
日报：你的《麦收》、《算命》、《老唐头》被称作游民三部曲。“游民”和我们一般所说的“底层”有什么区别？
徐童：底层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好像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都被称作底层。但我的拍摄对象没有职业、背井离乡、走黑道、干偏门的什么都有，即使在底层中也算是边缘。
“游民”这个概念来自于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游民是从宋朝人口大爆炸以来产生的众多被迫离家，不在宗法制度下，不受庇护的人。他们可以说是脱序的人——背井离乡，游动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生活资源和能力，没有合法身份，只能靠行走江湖卖艺、走偏门谋生。放在现代语境中，他们就是体制外的人。
日报：你说你是一边生活，一边拍摄。我很好奇，是你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你的拍摄视角，还是你的拍摄内容导致了你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跟这群人很容易沟通，因为感同身受。
走出“隐形社会”
日报：那么，当你的镜头对准了他们时，你的心态是朋友般的平视还是对弱者的同情？
徐童：应该是当作朋友般看待。有时候，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不如他们，他们干好了一个月上万，我们有时候一个月没收入。虽然社会身份不一样，但生活在最低极限里时，社会身份有时候已经不在乎了。
日报：你的影像风格有时会给人直接粗暴的感觉，比如粗口、性描写。太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可能会吓跑不少观众？
徐童：这种感受恰好是底层粗粝的生活给我的。当然，我一开始也会犹豫拍了会不会太粗暴。但我通过这几年的持续拍摄，已经修炼得不会迟疑了，因为底层的朋友使我自愿下沉于这个层面的生活。
日报：可以看出，你的使命感很强。但你长期处于非主流的状态，片子也一再挑战大众的审美接受度，如何使你的影片本身最大效力地发挥影响力？
徐童：那些被认为比较粗粝的场景，我坚持保留。如果删去了它们，就像看删节版的《金瓶梅》一样索然无味。这些画面并不旨在营造气氛，它直接展现了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我相信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抗击打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可能不接受你的片子，但是他们仍然会对你表示尊重，我敬佩他们的宽容。
日报：你的“游民三部曲”像一部连续剧。片中的人物互相交叉，故事彼此延续，像唐小雁就是两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
徐童：第一，我比较熟悉他们，所以拍摄就延续下来了。其二，我的拍摄理念是，过一种生活，拍一种片子；不过那种生活，不拍那种片子。
游民的群像是顺藤摸瓜般顺下来的，我希望通过一个系列把所谓的隐形社会展现出来。我镜头下的游民社会不是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或者考古学的，而是故事的，通俗戏剧的，你看到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它的前面是故事，后面则是关于社会的深层次思考。
日报：除了展现游民的个人境遇，你的镜头似乎也在模模糊糊地追问背后的原因。
徐童：影片本身有许多表达层次。面上的是游民故事，各色人等的生存处境，展现出社会层面的百样人生。第一层看热闹，再往后则是追问，游民的状态有没有社会的原因和制度的缺陷。再往后，观者往往五味杂陈，可能会开始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我喜欢余华的小说，有张力的故事透析着生命最根本的东西。
从我个人而言，“游民三部曲”的故事背后，指向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我想要探讨，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如杂草般的生命力？通过拍摄，我得出结论，这就是生命本能。我们经常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但对于他们而言，活着就是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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