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实验性和对常规的颠覆性，是在大众媒体的框架中难免不被抑制和妥协的。即使在最开放的社会里，它的坚硬也难以被溶于公众信息与交流的酸性之中。
在那个时候，我拍摄了那录像作品《怀疑物体》和《飞吧、飞吧》，前者是关于“对可能性事物的幻想将于此事物的清晰之时终结”的个人表达，后者出示人在蜗居之时，对自身和周围一切的屈从但妄图飞离（超越）的两种共时心态之间的矛盾，并设问：我们真的能从沉重之中逃出并获得轻盈吗？
然后，我去找邱志杰借他也是借来的那台索尼超8，那几天，他正忙着用一大堆从厦门街头一元一盒买来的空白录像带拷贝国外同行们带过来的录像节作品（是经过允许的），以便供大家观摩。邱志杰是国内录像艺术的鼓动者，活动策划人和实干家。他同女友吴美纯一块策划组织了1996年“现象、影像录像艺术展”（杭州），和“97年中国录像艺术展”（北京），两次活动都让他俩瘦得脱胎换骨了一番，只不过是一个瘦得更黑，一个瘦得更白。在杭州的那次展览开幕式，由于邱那时已累得说不出来话，只好用挥舞的手势和一些奇怪的发音向到场记者发表演讲。
1998年3月18日，冯小颖带上一个海鸥相机，我带上摄像机和一个佳能相机，彭希曦则带上一首献给食指的诗，出发了。当时情况我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11点多去德胜门，与彭、冯两人乘345支线去昌平沙河拜访食指。乘车约半小时。一路拍摄。
经过一条臭水河……2点左右到福利院。食指已在大门口等待多时。食指住职工活动室内一间小房子，约14、5平方，与另一病友同住。因他病情已较轻，医院安排他管理活动室。那串门钥匙正系在他左手腕上，他一直系着，一刻也不会取下来。我在肖全拍的照片上看到过这串钥匙。
食指的床是在进门的右边……他说他缺书看，桌上有一本诗探索……他说大概每月有朋友来看他两回。他总是在抽烟，我估计他一天平均得抽2盒。咳嗽，我们呆在那儿的时候，他大概咳了六、七次，咳得较利害，能听到肺的声音。他说以前住在病房时，那儿不准有火柴打火机之类的火种，晚上，他怕断烟火，一位好心的护士给他点燃一支烟后，他得一支连一支地抽，续火种……
食指谈日常生活及诗时，思维十分清晰。但有时会让我们听不懂，他的思维会时不时滑到那个年代混乱的记忆和狂想之中。交织在一起。他津津乐道。他憨厚，读诗时十分投入，他背得自己过去任何一首诗，这说明他反复推敲过那些词句。他对诗歌持十分传统的观念，甚至讲了一个笑话嘲笑现代派的诗。他背诵了北岛的一句诗和崔健的一句歌诗，丝毫不掩饰他的钦佩。他对我们竟有报刊约稿十分惊讶，他把发表仍然看得十分神圣。虽然他的诗很早就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极广，但直到82年他32岁时才获得“正式”发表的机会。他说他给一些报刊“投稿”。不相信他真的会那么有名，现在的人真的看过他的诗吗？他不相信。
他说他不理解现在的人，还说也明白现在的人难以理解他们那一代人了。他好奇地问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要我们注重身体。很羡慕我们写东西能挣到钱，而他们那个年代，写东西是要冒险的，要被关起来的。
他也知道下岗、失业，也知道魏京生是怎样去美国的，这让我们奇怪，这儿可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沙哑的嗓音。回忆、诉说，他几乎不停地在说。如果没人来看他时，不知他向谁说。当然，他会去扫地、看书、散步，每年写几首诗，再是，抽烟，一支接一支的……
他说他感觉被劁了，没有性欲了，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他感到活力在渐渐从他身上退出，他说他真的心寒，我们听着也心寒。
谈了三个小时左右，后来去福利院外面的小塘边走了走。细长淡黄的芦苇竖直地沐浴在柔和的夕阳下，美丽无助，“用长不长无所谓的态度在那里生长着。”（严力小说）
后来，陪他去病房管理室签请假出去吃饭的单子。他等同屋的病友回来之后才肯走。就在出门的一间饭馆，这天，他胃口挺好。把我们没怎么动的香菇菜心，一根接一根吃了。他一定要吃完所有剩余的菜。结帐时，他向店里要了一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一小碟花生米倒进去，冯小颖给他再要了一碟（他当时坚持不要），站起来时，他又发现桌上有几颗掉落的花生米，有4颗，他把它们也拈起来了……
这天拍摄回来之后，我赶紧把摄像机还了，因为第二天邱志杰要拍一个用刀片剖开地球的镜头。过几日我会再去借。断断续续拍些素材，片中天安门广场和一些街景镜头就是那时拍的。还因为无聊，把开着的摄像机搁在桌子上拍自己。因为这件事，还导致有一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很老了，躺在沙发上，在墙上放映着这些自己年青时的镜头，已然的苍老面对着这些不再的青春，看得每一根神经都发慌，一阵阵难以言说的无望的惊悸袭击着手足无措的老年的我。我大汗淋漓地从此梦中惊醒，大口呼吸着，能感到我四周的空气仍在颤粟。后来，我在后期剪辑中，把这次经验加了进去。那一段是当时食指躺在竹制品的旧躺椅中一边交谈着，一边不知不觉地沉入睡梦中，隔了十来分钟，他又突然醒来，喝口水，重新躺下，自语道：“老了！”。这真是一个巧合，我感谢上天让我拍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镜头。
当我决定把个人的经验加进这个片子时，我知道我已经出了传统记录片的规则了，按照那种规则，是不允许类似于梦境的东西存在的。因为那不“真实”。我不在乎，因为我早已对纪录片声称的“绝对真实”产生怀疑，纪录片制作人的价值取向、趣味、历史和文化的素养、社会环境、摄制器材及手段……都让所追求的“真实”成为乌托邦，罗伯斯·斯各尔斯在针对文学问题时写道“没有实录，只有构建”，这句话对有纪录因素的录像作品来说也是有启发的。对以往纪录片理论的反思和清理将有助于新纪录片观念、主题和形式上的更多可能性的尝试，不去在意那些“再现论”和“表现论”漏洞百出的理论，而以呈现为目的，呈现对象的局面和状态，关怀人最根本的问题，将是新纪录片的趋势。在这里，我认为一个还未被人知的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写作者周江林所持的看法是有价值的：
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够采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为特定情景下的切入点，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你从来就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这样就给我们所从事的纪录片提出一个高要求，一部非凡纪录片必须有诗意和想象力，虽然它的外表应该朴实无华。
我一边拍摄，一边收集有关食指的各种资料，一边也在构思着整个片子的结构处理。我决定实施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就是用一场戏剧式的表演来演绎食指的《疯狗》，因为这首诗是他个人境况和切身体验的写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会提供我更多、更自由的创造空间。我马上开始设计服装和道具，设计动作，寻找符合的场地，勾画每个镜头的画面草图……最后请中央工艺美院的高婴制作了狗模狗样头罩。表演者是几个北京工艺美校的男生和首师大的一女生。由于我事先把构思和筹备的前期工作弄得很充分，更重要的是表演者的聪慧和十分合作，两个下午就完成了拍摄，在后期剪辑时，发现几乎把所有镜头都用上了，也许它会创下耗片率再低的纪录。
对诗人林莽和作家田晓青的采访，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食指情况和历史背景。林莽为在福利院隐居式的食指重现公众视野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份纯净而持久的友谊，我相信定会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
制作此片，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建议，有的帮忙联系便宜的剪辑房，有的陪我熬通宵……有些甚至是一面之交的朋友，令我十分感动。在“后记”部分，冯小颖提供了她拍摄的一些镜头。周江林和我们一块参与了在白洋淀的采访拍摄，他还把此行写了一篇《诗人还乡》，在北京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片子好坏有待观者评说，至于因设备条件造成的图像和声音的缺陷，也许只能自嘲为“亲切的小斑点”、“超写实的现场音”和“低预算的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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