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转轨国家过去实行计划调拨。改革的对象是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对不少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真谛﹐没有比这更丰富的其他内容需要探索。
图~1﹕欧洲典型庄园经济的农村社会
类似的逻辑﹐体现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块分散﹐平整不一﹐气候多变﹐灾害频繁﹐一个土豆﹐印加人驯化出三千多不同品种。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殷墟出土了很多陶器﹐则当时必有专门的陶工。从卜辞上我们看见有阃﹑垒﹑寨﹑宫﹑室﹑祠﹑宗﹑牢﹑圂等字﹐则当时必有土工﹑木工﹑石工﹑泥水工﹔有舟﹑车等字﹐则必有船工﹑车工﹔有弓﹑矢﹑弹﹑戈﹑钺﹑箙等字﹐则必有专门制造武器的工匠﹔有衣﹑巾等字﹐则必有裁缝工﹔有斿﹑旒等字﹐则必有旗工﹔有丝﹑帛等字﹐则必有纺织工。
社会范围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不仅让农民能够心无旁鹜﹐全力以赴钻研园艺﹐而且﹐百工科技进步犁尖锄利﹐农业生产率奇高﹐反过来﹐养活更多非农业人口﹐发展非农产业。
结果也有意思﹐同样都是圆饼制钱﹐西方到今天全实心﹐中国必须多个心眼儿﹐可以用绳子穿成串儿﹐方便携带﹑核数﹐方便集中﹑归整。从一粥一饭的零碎生意﹐到买房置地添牲口﹐商人长途贩运﹐官府聚敛税赋﹐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零碎铜钱﹐穿缗成贯﹐有零而后有整﹐集中搬运。统治阶级酷爱钱﹐只有水涨﹐始能船高。别提大款夸富了﹐国家财政之天文数字﹐全得翻译成细碎铜板之“贯”﹐才听得明白。甚至连日后敞开印刷的纸币﹐也得以“贯”为单位(明以后始用银两)。历朝历代的好皇帝﹐每每标榜“以民为本”﹐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天下财富以百姓的铜钱为本﹖
农户的生产会推动一种重商性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这种农业经济﹐各种交易活动会循着一种树状结构展开﹐将若干分散的聚落(乡村与城镇)连接成一个市场贸易网。这种进行商业活动的农民涉足的地理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城市﹑市镇﹑小集市与路边集市的存在﹐表明交易点的层级网络已经发展起来了。
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
秦晖﹑苏文拍案惊奇了﹕“即使是当时一般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也十分惊人。”为了“形成对比”计划经济如何惊人倒退﹐秦晖们引证《汉书》说话﹕
根据我们在计划经济生活过的切身体会﹐古代小农家庭经营﹐商品化程度如此之高﹐单靠孟子劝说许行﹐男耕女织无暇兼顾百工﹐似乎不够充分了。“大象反常”=“反常即为妖”。遵循西方历史﹐服从价值规律﹐秦晖们钻研出学术成果﹕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实“伪商品经济”。
民间小农+官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展市场经济﹐尤其有了官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性﹐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繁荣娼盛﹐一发而不可收拾。
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以后﹐在不少人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异想天开﹐一再脱离实际﹐永远左倾盲动﹐全因为相信了共产主义狂想曲。理想道德不错﹐实践检验失败﹐人民付出代价﹐意识形态的作用可谓大矣。同理﹐追寻中国落后挨打的究竟﹐同样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常说﹐大一统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民心所向。在现代民族国家远远远未启蒙的中古﹑上古时代﹐唯独华夏抽风﹐全民狂热祖国统一几千年﹖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难免张冠李戴之嫌。不提尼布楚条约以后﹐满清割舍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去不返﹐琉球~冲绳至今说不清出自哪国人﹐台湾闹台独﹑西藏闹藏独﹑新疆闹东突﹐新加坡一座城市孤悬海外﹐尚且独立建国﹐活得好好的﹐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的统计行列﹐少数文人摇唇鼓舌﹐即能哄得天下归心﹐多少世纪改朝换代﹐大一统祖国颠扑不破﹖
图~2﹕汉代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线图
道路是否畅通﹑安全﹐历来是测量国运气数的重要标识。欧洲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远至英伦的罗马大道﹐到处留下游人凭吊的历史遗迹。
总而言之﹐变化多端的气候地理条件﹐促成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必须广泛深入的商品交换。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对人民进行勒索”﹐统治当局自发经商和兴商的强大动力。官方动员﹐民间踊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集中力量办大事﹐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制﹑统一度量衡﹐修桥铺路(包括水路)四通八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分裂不得钱心。
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决定生产关系(小农+市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一市场促进统一祖国的意识形态。长期战乱兵燹过后﹐智识分子饱尝“家书抵万金”之苦﹐重新吃上金华火腿﹐使上王麻子剪刀﹐百味俱全的信息量﹐比猪肉中蛋白质含量丰富多多﹕宁为太平犬﹐不当离乱人。分久必合﹐人心所向。
啥叫宏观经济﹖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
图~3﹕市场调节的蛛网状周期震荡
换成常识语言﹕价格信号指导生产﹐物以稀为贵。往年市场上花生少﹐价格高﹐赚钱多﹔今年看你家种花生﹐我家也种花生。总不致于家家地里矮花生﹐咱偏来一垄红高粱﹐感觉怪怪的不说﹐耕种﹑灌溉﹑防虫﹑收割﹐全凑不到一块儿。“羊群从众”的分散决策﹐对每一个生产者来说﹐都是理性的。汇总到一块儿﹐收获的花生充斥市场﹐价格大跌。到来年﹐根据花生价格低的市场信号﹐看你家不种花生了改棉花﹐我家也不种花生了改棉花﹔到了收获季节﹐棉花充斥市场﹐价格势必又大跌……。从统计数据考察不同农产品﹐经常一年多一年少﹐一年价格猛涨﹐一年价格猛降﹐起伏跌宕。对症下药﹐两千多年前﹐《管子》把问题性质和解决办法﹐交待得一清二楚﹕
《管子》两千年前交待过﹐不等于两千年后“市场”们还记得住。谁记事能记两千年﹖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市场调节分散农户﹐卖粮难﹑卖棉难﹑卖猪难﹑卖茶叶难﹑卖苹果难﹑卖西瓜难……﹐几乎种什么﹐卖什么难。
如果说80年代前半叶﹐中国农业主要沉浸在享受市场化的成果之中﹐那么到80年代后期﹐市场调节带来的蛛网震荡则一天比一天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中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农民面临着由日趋巨大的震荡所带来的风险。它正在造成极大的破坏。
没错﹐“市场”们呼悠的千真万确﹐市场经济具有民主本性。群众花钱买东西﹐贵少买﹐贱多买﹐谁能强制﹐伸手从咱兜里往外掏钱﹖五铢钱当等价物﹐适宜百姓日常的零碎交易﹐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被“民曰不便”多次否决﹐堪称民主胜利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们从不提起﹐民主必须靠集中才能实现﹐尤其否决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越是广泛的大民主﹐越离不开蛮横的大集中。如果钱法自由胡来﹐私铸泛滥成灾﹐家家开张美联储﹐人人争当格林斯潘﹐恐怕势必倒退回物物交换﹐照样“民曰不便”。中国货币的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两头都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撒欢。大民主选举的五铢钱﹐统一币制﹐集中发行﹐标识出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千年不移的基本面。什么时候玩大发了﹐远离了这个基本面﹐王朝的寿命也就到头了。王莽“休克疗法”式的金融改革﹐金末﹑元末二杆子式的通货膨胀﹐均可左证。围绕这个基本面上下其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中国官方的货币理论﹐极端早熟﹐超级发育。
春秋时期﹐单旗于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融铸币流通﹐形成所谓“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则把我国古代特有的﹑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二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如西汉的贾谊﹐南齐孔顗﹐唐代的刘秩﹑陆贽﹐北宋的周行己等就都曾应用轻重论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以煤作燃料的钢铁生产和其他金属工业的发展特别显著﹐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熔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七个世纪。
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用于耕种和脱粒﹔用于提水(抽水机)﹔用于纺织纤维的梳毛﹑纺纱和织布﹔以及用于绞盘﹑斜面﹑运河闸门和改进水陆运载工具牵引性能等等。水钟及碾磨粮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很像18世纪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
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
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引用及参考书目﹕
ErwinH.Ackerknecht﹕《精神医学史》﹐台湾合记图书出版社1996。
S.A.M.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日)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日)陈舜臣﹕《日本人与中国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
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
邓力勋编校:《苏东坡全集》﹐黄山书社1997。
(英)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人民出版社1988。
格林斯潘﹕《我们的新世界》﹐(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
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
郭庠林:《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
胡焕庸﹑张善余编着:《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胡焕庸﹑严正元﹑康淞万:《欧洲自然地理》﹐商务印书馆1982。
黄汉﹕《管子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6。
黄仁宇﹕《汴京残梦》﹐新星出版社2005。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
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姜涛﹕《管子新注》﹐齐鲁书社2009。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
LouiseLevathes(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李迈光﹕《东欧诸国史》﹐(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0。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先秦两汉部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李锦章﹕《货币的力量》﹐商务印书馆2004。
李守中﹕《长城往事》﹐(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2008。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林辛欣﹑卢达昌﹑国忠﹑嘉春﹑蒋莹﹑金龙编着﹕《中国的世界之最》﹐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
刘国石:《宋明帝刘彧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刘德增﹑孙明良﹑刘英伟:《亚细亚文明》﹐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吕思勉﹕《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吕振羽﹑裴文中﹑尹达﹑杨向奎﹑田余庆﹑唐长儒﹑邓广铭﹑韩儒林﹑吴晗﹑郑天挺﹕《大师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6。
(法)马雷﹕《西方大历史》﹐海南出版社20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1979。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翻译﹐党宝海新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孟西士(GavinMenzies)﹕《1421﹕中国发现世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孟昭华编着:《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南怀瑾﹑徐芹庭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6。
钱穆﹕《国史大纲》﹐(香港)商务印书馆1979。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全汉升﹕《明清经济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任继亮﹕《〈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轻重论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25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上帝版)﹐香港联合圣经公会1996。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韩)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孙皓辉﹕《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唐浩明﹕《曾国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
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瓦克(Fran?oiseWaquet)﹕《拉丁文帝国》﹐(台湾)猫头鹰出版社200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王安石:《王临川集》﹐世界书局1935。
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农业出版社1984。
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王海洲﹑潘望﹕《郑和的时代》﹐古吴轩出版社2005。
王天有﹑徐凯﹑万明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1984。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夏纬英﹕《管子地员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
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局2001。
吴松﹑林文勋﹑冯芸﹑王文成:《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西美尔(GeorgSimmel)﹕《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袁庭栋﹕《解秘中国古代军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
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2004。
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
张大钊编着﹕《中医文化对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
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编着:《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0。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知识出版社1981~1985。
朱熹﹕《四书集注》﹐(台湾)文化图书公司1997。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型态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
不管殷商是否商朝﹐“殷代的商人是十分活跃的﹐他们的商业行为不仅发生于部落与部落之间﹐不仅发生于殷人的疆域之内﹐而是远远地超过他们的国境了。我们知道殷墟出土了许多玉器﹐而殷人的版图内并不产玉﹐玉出产于遥远的西方和西南方﹔殷人爱贝﹐而贝是出产于南太平洋一带的。为了取得这些物资﹐商人们固然不一定要亲身走到产地去﹐而是从中间人那里购买来的﹐但他们还是必须走到国境﹐或走出国境才能买到这些商品。这些事实证明﹐当时的商人为了博取利润﹐走得多么远啊﹗商人们为了发财致富﹐既然甘冒路途的危险﹐远走他乡﹐则国内必有广大的市场才能保证他们辛辛苦苦贩来的货物不至于没有销路。据考古学提供的数据﹐殷人国境之内是有广大的市场的。”(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