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魏晋玄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清华大学王晓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易〉与魏晋玄学》（项目批准号为：12BZS02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张齐明。

该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掘了大量史料，并运用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相结合的方法，从士族社会政治与玄学义理易学、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义理易学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角度，全面研究了魏晋不同时期玄学流派与《周易》的关系，即正始、竹林、元康、东晋时期玄学义理易学的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易》与正始玄学

该成果主持人对王弼家学渊源、学术方法以及本体论特点做过深入研究，有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经过充实提高，融合到该成果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取得了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一）将黄老道家“因循”哲学纳入研究视野

学术界认为，“援老（老庄）入易”是王弼《周易注》的特色。该成果则认为：道家的“老”，不是老庄而是黄老。王弼以黄老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因循”政治哲学为指导，创造性地发挥了《易传》中的时位学说。以卦时统帅爻位，从社会人事角度，将六十四种卦解释为六十四种社会时势即六十四种成功之道，试图为统治者顺应时变，灵活运用儒、法、兵等诸子学说经邦治国，提供决策智慧。

（二）对何晏易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

何晏、王弼是魏晋义理易学的领军人物，但两人的贵“无”论哲学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对六十四卦“时义”形成原因的解释存在差异：王弼将事物变化动因归于自然之性，“时义”反映的是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故用社会人事解易。何晏思想比较芜杂，汉代元气论影响较大，有较多的象数因素，在汉易与对王弼新说之间徘徊，留下了“自言不解《易》九事”的时代困惑，其中之一，就是“时义”的本质。

二《周易》与竹林玄学

三《周易》与西晋玄学

四《周易》与东晋玄学

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东晋时期属于薄弱环节，不仅学术成果少，并且集中在韩康伯易学与张湛《列子注》个案研究上。因此，东晋玄学与《周易》的关系，成为该成果用力最多的时段，创新之处多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将东晋玄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317～344年），以王导、庾亮为代表的中兴名士，纠正了西晋元康放达派的失误，在实践中推行“名教即自然”的主流派玄学理念，礼玄双修。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奠定了东晋士族社会的思想基础。（2）鼎盛阶段（345～385年），又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为345～354年，在司马昱、殷浩等第一代永和名士的推动下，太和十年间清谈达到鼎盛，象数与义理在清谈中激烈交锋，但无重要学术建树。后期为355～385年，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第二代永和名士走上了历史前台，清谈盛况虽不如前期，但多有学术创建，韩康伯的《系辞注》与张湛的《列子注》是代表作。（3）衰落阶段（386～420年），以王恭、王忱、殷中堪、桓玄为代表的太元名士，生活放纵而无学术创建，士族社会与玄学文化走向没落。

（二）王弼《周易注》与东晋官方易学

（三）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辩及其意义

（四）从“公谦之辩”看魏晋义理易学的功能

（五）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东晋韩康伯所著《系辞注》上下、《说卦注》、《序卦注》、《杂卦注》5篇不仅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作，也是易学史上的学术重镇。面对江南地区神秘主义文化传统与象数易学的复苏，以摒弃象数占卜为特色的王弼易学显然不能适合时代需要。为了保持玄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开始了玄学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融合过程，韩康伯易学应运而生，其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韩康伯将玄学前辈的各种宇宙本体学说———他将王弼的贵“无”论、嵇康阮籍的“元气”说和郭象的“独化”论融为一体。提出了独特的

“太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

总之，该成果对魏晋各个时期玄学与《周易》关系做了系统梳理，对许多学术难点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而且这些观点相互联系，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解释系统，比较清晰地展现了魏晋义理易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推动本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