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年风云变幻的上海滩谍影密布，一位军统少将被捕后陷入绝境。就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他的妻子向一位神秘人物求助，得到的回答竟是“寻求日本人的帮助”。这位军统少将怎会与日本人有着如此深的牵连？究竟是什么秘密让他在多种势力中周旋，又是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的一个衰落的文官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热情投身革命的同盟会成员，为了革命理想，几乎将所有家财和土地都贡献出去，导致家庭迅速贫困。随后，因为感情和经济问题，袁殊的父亲与另一人同居，对袁殊及其母亲和妹妹逐渐疏远。
在家庭经济困顿的情况下，袁殊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她通过开办小学校教书维持生计。年幼的袁殊也不得不在街头卖力赚钱，他在街头为富人擦鞋、卖报纸，尽自己绵薄之力减轻母亲的负担。
这样艰苦的童年让袁殊学会了坚韧和独立，同时，他也在街头的喧嚣中锻炼了观察与洞察人心的能力，这为他日后在复杂的谍报环境中生存提供了宝贵的技能。
年少的袁殊目睹了社会的不公与苦难，因此萌生了改变社会、救助苦难百姓的强烈愿望。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14岁的他与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积极参与了抗议活动，这段经历深刻触动了他的革命情感，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决定放弃原名，以袁殊的名字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随着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袁殊加入了北伐战争，成为一名年轻的革命军军官。然而，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为了寻求更深层的知识与策略，袁殊选择前往日本深造，他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学习新闻学与东洋史，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最终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归国后的袁殊获得妻子马景星支持，拿到500元资金开创事业。他选择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尽管这让马景星颇感疑虑。上海那时充斥着轻松的八卦和猎奇新闻，这类内容虽然商业价值高，但袁殊坚持只报道揭示社会暗面的真实新闻，致力于向民众展现不为人知的真相。
1931年当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的支持下召开集会并遭受镇压，导致五位左联成员惨遭杀害的悲剧——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封锁消息，全市的报界对此事闭口不谈。在这紧要关头，左联书记冯雪峰找到了袁殊，希望他能在《文艺新闻》上报道此事。
冯雪峰原本对袁殊的回应并无太多期待，毕竟抗衡当权力量需要极大的勇气。然而，袁殊不仅同意发布，而且承诺将以最真实的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事件。因此，《文艺新闻》成为首个大胆披露该事件的出版物，一举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也让袁殊赢得了左翼圈内外的广泛尊重。
鉴于袁殊对进步事业的显著贡献，冯雪峰极力促使他加入左联，从而使《文艺新闻》成为左翼运动的重要喉舌。该刊不久便声名鹊起，迅速成为报界的新星，影响深远。
到了1931年10月，正当袁殊满怀热情地为左翼文化运动贡献力量时，中共中央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召见他至静安寺附近一家咖啡馆，并在那里正式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为党的隐秘工作尽职尽责。
尽管加入中共意味着面临巨大危险，特别是在国民党严密监控的上海，袁殊还是坚定地接受了这一挑战，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潘汉年严肃地告诫他，这是一项秘密任务，不仅普通党员不知情，即便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也必须保持绝对的机密。
在进行了短暂而密集的特训后，袁殊准备开始其卧底生涯。他想到了表兄贾伯涛，一个与国民党核心圈子接近的人物。尽管以前与贾伯涛的联系不多，袁殊决定利用这层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
通过贾伯涛的引荐，袁殊得以进入上海社会局工作，这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吴醒亚，该局的局长，曾受袁殊父亲的帮助，因此对袁殊颇为赏识，立刻让他加入情报团队。
为了维持党组织的安全和秘密，袁殊被迫渐渐与左联划清界限，他开始故意表现出对左翼活动的冷漠，频繁与社会上的闲人混迹，以此建立起自己灰色小市民的形象。这种行为虽然引起了一些旧友的误解和疏远，但为了保持党的机密，袁殊宁愿背负误解，也不透露自己的真正任务。
到了1935年，袁殊的身份终于曝光了。那时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网络正遭受严重打击，爆发了所谓的“怪西人”事件。国际特工约瑟夫·华尔顿因为叛徒的背叛而落入国民党之手。由于他是外籍人士且坚决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国民党对他略显顾忌，没有立即采取极端措施。然而，通过调查华尔顿的联系方式，国民党发现了与他有联系的袁殊，并以“涉嫌通共”为由将他逮捕。
在审讯过程中，袁殊一度背叛，揭露了左翼学者夏衍和电影明星王莹的共产党身份。幸运的是夏衍机智逃脱，而王莹虽短暂被捕，也很快获释。袁殊因“宣扬与三民主义相悖的思想”被判刑两年零九个月，但根据当时的法律，刑期最终减半，实际服刑一年三个月。出狱后的袁殊仍旧渴望为党服务，但由于曾经的背叛行为，潘汉年对他持谨慎态度，决定暂时观察。
袁殊之所以能够从宽处理，原因有三：首先他显示出一种似乎转变的态度，表面上看似有自首的迹象；其次国民党特工机关希望能够将他争取过来，为自己效力；最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对此事进行了干预，通过媒体反复宣称袁殊是因亲日立场而被捕，向国民党施压，不希望此事影响到日中关系。
1936年5月，袁殊获释后，寻找了当时担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的冯雪峰。冯雪峰在了解袁殊被捕期间的行为后，决定暂时采取冷处理的态度，建议他先找个教师职位以避风头。袁殊提出愿望，希望再次前往日本留学，冯雪峰对此表示赞同。
袁殊通过日本领事馆的帮助，顺利办理了前往日本的手续。在日本，外务省官员岩井英一为他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不仅解决了他的学费问题，还介绍他与日本政界及学界的要人会面，显然是在培养袁殊的亲日情感，希望拉拢他为日本效力。
此时的袁殊虽然表面上看似在接受日方的款待，但内心深处，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对自己的真实使命和忠诚没有丝毫动摇。他利用这次机会，深入学习和观察，为未来深层的情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直至1937年才归国。在日本，袁殊利用早已结识的岩井英一的关系，接触了众多日本政要，并带回了详尽的日本驻军部署图纸，以此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回国后潘汉年重新与他建立了联系。
1938年4月，日本为加强对中方抗战情报的收集，特设“岩井公馆”，岩井虽有意让袁殊为其效力，但始终对他保持警觉。袁殊故意表现出纵情声色的样子，淡化了岩井的疑虑。
一旦感觉到岩井放松了警惕，袁殊立即行动。他组建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并在1938年夏季亲自策划并指挥了虹口本田沙场后的日军军火库爆破行动。
面对逮捕，袁殊以“为皇军办事”为由试图淡化罪行。李士群在犹豫间，袁殊通过妻子马景星求助于潘汉年，并通过他联系岩井英一。不久后岩井派人将袁殊从76号解救出来，声称这全是一场误会。但救命之恩的代价极大——岩井要求袁殊公开身份，支持“大东亚共荣”，并参与成立了名为“兴亚建国同盟”的组织。
尽管岩井对袁殊放松了警戒，但袁殊依旧秘密搜集了大量情报，包括关于美国和英国的政策以及即将爆发的德苏战争等重要信息。在得知袁殊被捕的消息后，戴笠急速反应，他在上海区指挥所有可动用的情报资源，下达了紧急营救指令，中统的高层也迅速动员，启动了救援行动。
远在香港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得知其挚友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庞大关系网，发动帮派力量参与营救。潘汉年，掌握了袁殊与日本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关键信息，决定利用这一点作为营救的突破口。
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潘汉年使得袁殊的情况间接地被传递到了日本情报机关“特别调查组”的负责人岩井英一那里。岩井英一得知消息后，迅速介入，他以袁殊是为日方工作的重要间谍的身份，向76号发出了直接的释放命令。
而李士群因过于傲慢和失控，最终在1943年被其日本上司所不满，暗中下毒除掉。而袁殊则继续他的情报工作，不断为中国的抗战努力提供宝贵情报，包括日本计划对美开战的重要信息。
1982年9月，历史终于对袁殊伸出了恢复之手。党组织在深入调查后，清除了所有对他的误解，确认他自1931年即为党的忠实成员，所有被冻结的财产得以归还，待遇及名誉恢复如初。在那个秋日的阳光下，袁殊感受到了生涯中最明媚的温暖。
经过慎重考虑，袁殊向党组织申请恢复他的原名。经过中央层层审议，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袁殊这一名字，再次被公众所熟知，象征着他名誉的全面恢复。
晚年的袁殊常在宁静的家中，目不转睛地观看着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在八十年代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热播期间，他曾对剧中情节表现出明显的不屑，批评说：“真正的白区地下活动，若按这戏剧里的方式进行，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尽管袁殊的生活平淡，心中的战火从未熄灭。时常回忆起与战友们共经历的风雨岁月，老人的眼角不时湿润，感慨道：“所有的荣耀都属于党。尽管我如今囊中羞涩，但此生对党的忠诚，我无悔。
坚决不愿撰写回忆录的袁殊，甚至告诫家人也不要笔录他的革命往事，每当后辈好奇打探，他总是以神秘的微笑回应：“这些都是党的秘密，不可外泄。
袁殊去世前曾低调地销毁了他个人的多本日记，去世半年后，家中的保姆透露，这些日记被袁殊亲手投入火中，化为灰烬。袁殊于1987年11月逝世于北京，享年老寿。他的葬礼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成百上千的国安人员肃立其旁，深情告别。他的骨灰安置于烈士墙，上覆盖了党旗，象征他一生的无悔奉献与光荣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