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山广教寺《僧伽六度经》刻石轶事
□吴剑坤
《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七册之《佛学卷传记卷序跋》中收录了弘一大师《手书僧伽六度经跋》：“此经为敦煌写本，今存英伦博物馆。范成法师获得写影，将刊石置於南通狼山僧伽大圣道场所，属为书写。余以暗短，未由辨其文字，后之贤者，幸审订焉。丙子胜音书并志”。跋文中“丙子”为1936年，“胜音”为弘一的笔名。秦启明编注《李叔同书信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弘一大师师著述而系年载：“手书僧伽六度经跋，1936年5月作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岩”。由此可知知，弘一大师1936年手书《僧伽六度经》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岩。
弘一大师
《僧伽六度经》即《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原藏敦煌石窟藏经洞，该经现藏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唐人写经经由王道士流失海外一事的过程众说纷纭，笔者发现，当以王丽先生的《寻找敦煌遗书》所载最为周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方广锠是任继愈先生的高足，几乎穷其一生寻找敦煌遗书，其妻子王丽甚至提前退休，参与这项工作，她著有《寻找敦煌遗书》一书。该书写道：“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园禄在一个洞窟的甬道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在甬道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封闭近千年的耳窟，亦即此后大名鼎鼎的‘藏经洞’，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17号窟。藏经洞中收藏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以佛教经典为主体的大量典籍文书，此外有不少幡、幢、佛画，据说还有一些铜制小佛像等其他文物。典籍文书的文种除汉文外，还包括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王道士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由此开创出一门属于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学问——敦煌学。”
“王道士原籍湖北，后来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当兵。退伍后出家当了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见莫高窟很破败，便四处募捐，发愿修葺莫高窟。据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曾特意把洞中若干经卷拿到肃州，送给他当兵时的上司。但这位上司没看上这些敦煌遗书，觉得上面的字还没有自己写的好，未加重视。当时的甘肃学台（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著名金石学者叶昌炽曾得到过敦煌知县汪宗瀚赠送的几卷敦煌遗书及敦煌画，但他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藏经洞‘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也就是说，叶昌炽得到的消息是藏经洞中只有几百卷的经书，已被当地人瓜分了。这或许是他未能亲自前往查看的原因之一。
由此，千年瑰宝的流散悲剧开启。相对于中国封建官僚的麻木与轻慢，一些外国探险家则是闻风而动。
捷足先登的是英国的斯坦因。斯坦因原是匈牙利人，先在欧洲求学，1888年到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工作，1904年加入英国籍。斯坦因本人的兴趣在考古探险，曾多次在印度西北与中亚进行考古，并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
……
1906年到1908年，斯坦因得到英国博物馆及英属印度政府考古局的经费支持，第二次到新疆考古。由于他在欧洲上学时曾听老师介绍过敦煌莫高窟，故于1907年3月抵达敦煌县城。他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处听说莫高窟发现了一个藏经洞，便于3月16日匆忙赶到莫高窟。但恰逢王道士外出，他仅从一个年轻的喇嘛那里看到一件写经。于是他先考察敦煌周围的史迹，随后再到莫高窟。面对愚昧无知但虔敬守护藏经洞的王道士，斯坦因绞尽脑汁，耍了不少欺瞒蛊惑手段，取得王道士的信任与好感。此外，他雇用了一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人做他的助手。蒋孝琬原是衙门师爷，深谙国人心态，帮助斯坦因愚弄王道士，骗得大量藏经洞文物。因为斯坦因在中国探险‘功绩卓著’，1912年10月英王封他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K.C.I.E.）’。
1913年到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外出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此时敦煌遗书已被押运到北京，藏经洞已空。但斯坦因又从王道士手中搞到500多卷敦煌遗书，且均为较长的大卷子。关于这批卷子的来历，本书正文中将有涉及。
1930年到1931年，斯坦因受美国哈佛大学及英国博物馆的资助，第四次来新疆进行考察。但此次考察受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他被迫停止在新疆的盗掘，灰溜溜逃出境。
1908年2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他被允许进洞翻检了20多天。伯希和从中选取他认为最珍贵的部分带了出去，这部分文物至今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吉美博物馆。斯坦因不懂中文，但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他挑选走的，大部分的确是精华。但他自称把藏经洞中的精华全部挑走了，此后的事实证明是言过其实。伯希和当时任职于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1909年，他从河内到北京，随身携带了前一年搞到的若干敦煌遗书，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大为震惊。经学者们呼吁奔走，1909年，清政府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决定把藏经洞剩下的文物全部押送到京城。当时，为由哪个衙门承担这笔运费，官员们还曾相互推诿扯皮。最后，文物终于送至京城，却又遭北京一帮官员呼朋唤友，竞相盗取。剩余部分，送到当时的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成为如今国图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其后，敦煌瑰宝继续外流：1911年至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到敦煌，1914年沙俄奥登堡探险队到敦煌。如前所说，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1924年和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到敦煌，都搞走了大批敦煌文物。”
“依据方广锠目前掌握的调查资料，藏经洞收藏的汉文遗书有60000多号。因为每号大小不一，大的长达几十米，小的只有几厘米，故如按照收藏的绝对量（长度或面积）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居首，约占汉文敦煌遗书总数的40%；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居次，约占28%；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为第三，约占13%；排在第四位的是日本的杏雨书屋；排在第五位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外，中国、日本等不少单位或私人的敦煌遗书的收藏量也很可观。西欧、北美其他国家也有少量收藏。就敦煌遗书总体而言，大体上中国的收藏量约占一半，国外的收藏量约占一半。”
笔者之所以要转录这么长的一段文字，不仅是《寻找敦煌遗书》一书难以常见，更由于可以对《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的来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现藏四万多件此类文献文物大都是斯坦因当时所得，其中就有敦煌本《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日本1934年印行的《大正大藏经》第85册收录此经。
1935年，叶恭绰侄子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广东省番禺人，后为外交家）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拍摄到敦煌写本《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后带回国内。僧伽，自言系唐代西域何国人（现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尔别希姆），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僧伽携弟子来中国弘法游方，后行化江南，曾栖止嘉兴灵光寺，又布道江苏泗州，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南通狼山是佛教“八小名山”之首，而狼山广教寺的开山师祖就是僧伽和尚，是国内鲜有的大势至菩萨道场。支云塔前的圆通宝殿，供的是大势至菩萨；塔后的大圣殿，供奉的是大圣菩萨，也就是僧伽和尚，这里也是全国唯一的大圣菩萨僧伽道场。
大英博物馆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
广集佛藏的如皋西方寺住持范成法师从叶公绰处得见《僧伽六度经》写本摄影后，拟将此经勒石于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狼山广教寺，时任上海博物馆董事长的叶恭绰遂请好友弘一大师抄此《僧伽六度经》。1936年，弘一大师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书经寄奉，并撰跋语，交代因缘。
叶恭绰又为此抄经本题签“僧伽六度经”，题记为“民国乙亥春从子公超自英伦博物馆摄影，弘一律学大师依以写布”。该抄经刊印本，宽32CM，高44CM，扉页是叶公绰的书题，经文10页，每页系7竖行，横10行之方格，字体是弘一大师自成一派的弘体法书，方正中略显见长，带有弘一大师中晚期书风转换阶段特有的风格。经题12字：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经文664字；经文第6页第二行“璃琉”两字，弘一大师在第10页经文结束后，加注小字予以校正说明“璃琉应作琉璃”；最后的第11页是弘一大师所书之跋。
杜就田1936年为《僧伽应化录》的题签
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研究员王维军的《李叔同研究中的探索与发现》（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编，《一月千谭第五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16）一文中写道：“1936年一月南通狼山广教寺刊印、弘一大师辑《僧伽
从这一段文字中可知，“叶公超博士”之所以在大英博物馆藏拍摄敦煌本《僧伽六度经》，是受南通广教寺之“乞”，这其中很可能是广教寺经范成托叶公绰转请叶公超后所为，叶公超拍摄后交给叶公绰，范成看到照片后，为将《僧伽六度经》勒石于狼山广教寺，遂托叶公绰转请弘一手书此经。然后，才有叶公绰题记、狼山刻石、南通广教寺重印《僧伽应化录》刊布之事。杜就田（1877—1950后），名秋孙，号农隐、忆尊、中秋生，别署味六居士、古越布衣，斋名味六盦、月长圆斋。浙江会稽长塘人（今属绍兴上虞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1935年10月《申报》介绍杜就田书法作品时称："绍兴杜就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编科学书二十余年，著作颇多，尝于编译之余，寄情艺术，书画篆刻，虽其余事，亦卓然可观。"
范成法师
《僧伽应化录》一书重印时序言署款“民国廿五年一月南通狼山广教寺谨识”，而弘一“手书僧伽六度经跋，1936年5月作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比序言晚了4个月，这是为什么呢？经查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可以知道，广教寺作序之前已经向弘一发出写经的请求，由于弘一一直很忙，加上年初又大病一场，故而手书《僧伽六度经》及跋迟于序言书写之时。1936年广教寺刊印、弘一大师辑《僧伽应化录》一书已被采入线装书局2005年版《中华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55册。
南通市博物苑和市图书馆都收藏有《僧伽应化录》的复印本，其扉页上刊有李苦李先生所绘的僧伽坐像。李苦李（1877——1929），祖籍绍兴，生于南昌，吴昌硕弟子，曾任南通翰墨林经理，1929年病卒于上海寓斋，所绘的僧伽坐像为当年生前之笔。
至于南通狼山广教寺何以知道大英博物馆藏有《僧伽六度经》，而人上请人，“乞叶公超博士”从英国拍摄照片？有研究者认为，广教寺很可能是从日本1934年印行的《大正大藏经》中获得信息后，拜托范成所致。
范成法师与弘一大师后来亦有交往。如，1937年青岛湛山寺迎请弘一大师北上讲律，5月14日在厦门乘“太原轮”北上，16日抵达上海，应叶公绰、范成之请，于上海法宝图书馆出席素斋。
弘一大师《手书僧伽六度经》影印本，原藏于南通博物苑。徐冬昌苑长为此撰有《弘一大师手书<僧伽六度经>》概说》一文（《东南文化》1990年Z1期），该文说，弘一大师《手书僧伽六度经跋》全文如下：“此经为敦煌写本，今存英伦博物馆。范成法师获得写影，将刊石置於南通狼山。僧伽大圣道场属为书写。余以暗短，未由辨其文字，后之贤者，幸审订焉。丙子胜音书并志。”与《弘一大师全集》所载文字基本相同，惟“将刊石置於南通狼山僧伽大圣道场所，属为书写”断句为“将刊石置於南通狼山。僧伽大圣道场属为书写。”略有不同。
徐冬昌先生在文中还写道：“经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前部，僧伽自叙他自生阎浮，轮回世间、救度众生的宏愿。中间说:‘吾当度六种之人:第一度者，孝顺父母、敬重三宝;第二度者，不杀众生；第三度者，不饮酒食肉;第四度者，平等好心，不为偷盗;第五度者,头陀苦行，好修桥梁并诸功德;第六度者，怜贫念病，布施衣食、拯济穷无’，最后申言，奉行此经者的功德，不信者所得的报应，盖寓有‘劝世’之意，通篇不谈哲理，而只是强调六度众生的宗教信念，因名‘六度经’”“敦煌写本《僧伽六度经》的发现及其摄影、特别是弘一大师的手书对于挽回敦煌文物、研究唐代的佛教和僧伽本人的佛教思想都是很好的实证资料。……本文介绍的《僧伽六度经》影印本，也是出于他的手笔。那颀长而规整的正楷，清秀而挺拔的笔触，表现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弥足珍贵。”“至于题跋中提到的‘僧伽大圣道场’，实即南通狼山广教寺。缘该寺之为僧伽大圣道场、由来已久。……以《僧伽六度经》刊石置于狼山僧伽大圣道场，那是很适宜的。”
从徐冬昌先生文中所写“至于刊石之事，也许因为翌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而未遑实现。如今狼山广教寺已依据影印本刊石工竣，不久可以安置,对外界开放云。”可以知道，虽然当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刻石之事未能使范成法师如愿以偿；徐冬昌先生的此文撰于1990年前，即撰文时已经“刊石工竣”。
狼山广教寺的弘一大师《僧伽六度经》碑刻
弘一大师为狼山广教寺写的《僧伽六度经》碑刻（局部）
据广教寺的档案资料记载可知，在1989年，范成法师的夙愿终于实现。弘一大师题写的《僧伽六度经》石碑立于狼山广教寺大圣殿前右壁，碑高168厘米，宽82厘米。广教寺藏经楼所藏《僧伽六度经》敦煌影印本一度藏于南通博物苑，1987年6月8日发还广教寺。
（笔者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承如东县国清寺方丈廓清法师联系狼山广教寺监院智祥法师提供有关资料，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