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图中的红点可以看出，我国生猪价格的波动性逐年提高，且波动的周期越来越短。1991-2000年价格围绕某一价格上下波动，2000-2003最为稳定，2003、尤其是2006年后波动呈现出发散的态势。其中2003年之后的发散型波动又可以细分为几个“猪周期”，大致每三年一个猪价上涨-下跌的周期。
价格情况：1993年9月，全国平均生猪价格为4元/公斤，快速上涨至1994年11月的9元/公斤，之后在9元/公斤与5元/公斤直接来回震荡，到1999年6月又回到4元/公斤的水平。最大涨幅130%。
价格情况：2000年1月-2003年6月的3年6个月里，全国平均猪价最高仅涨至2001年2月6.58元/公斤，最低也仅跌至2000年5月的5.56元/公斤，波动幅度仅为1元/公斤左右。最大涨幅18%。
此三年半间，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和价格始终围绕均衡水平上下小幅波动，养殖效益保持在一个微利状态，生猪生产较稳定。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我国猪肉交易市场化至今30年来最为稳定的时期，但平静马上被随后的“非典”打破。
其中“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猪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过剩）——猪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短缺）——猪价上涨。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养殖户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猪价下跌，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猪周期”。
猪肉价格无法达到供需均衡点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完全——分散的养殖户只能根据当前价格来决定当期补栏规模以期实现养殖利益最大化。但分散养殖户无法预知市场整体的供需结构，因此最终会出现“合成谬误”——扩大养殖规模对单个养殖户是正确选择，但所有养殖户都扩大养殖规模的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错误选择。同样的，当猪价下跌，单个养殖户亏损选择淘汰母猪对其当下是正确的选择，但所有养殖户都缩小养殖规模导致供给短缺引发新一轮猪价的上涨。不难推断出养殖行业的规模化对稳定生猪价格有重要作用。
价格情况：2003年7月起全国猪价从5.83元/公斤开始快速上涨，高点为04年10月的9.66元/公斤，到06年5月回落到6.1元/公斤。最大涨幅65.7%。
2003年春季，我国广东、北京等地发生非典疫情。疫情发生后，由于各省采取了减少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和商品流通等措施，致使四川、河南、湖南等生猪主产区大量生猪外运受阻，积压在产区，供大于求，产区价格下跌，养殖户/场巨额亏损，大量宰杀母猪、仔猪，补栏停滞。由于我国生猪养殖具有极高的地理集中性，这直接导致全国母猪/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从2003年7月起全国猪价开始快速上涨。2004年1月爆发的禽流感刺激猪肉消费，猪价在2004年9月达到97年之后的最高位9.66元/公斤。
价格情况：从06年5月的6.1元/公斤起涨，最高点为08年4月的17.4元/公斤，周期结束时价格回落到10年6月的9.75元/公斤。最大涨幅185%。
就大量搜索得到的信息来看，大部分报道全国生猪死亡数量在300万头左右，其中一例报道将数字具体为“因高热病发病生猪达379.8万头，死亡99.2万头”。而一些国外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则宣称““猪蓝耳病”等疾病导致中国2000万头生猪死亡”，甚至有报道说该病在国内涉及286个县，发病数达到了28万，并迅速扩散到了周边国家。
大量利好养殖的政策刺激下，2008年上半年能繁母猪达到5157万头（资料显示）。这也是我国能繁母猪存栏的历史最高位。
2008年中猪价攀升至高位。猪价拐点和母猪存栏的临界点开始出现：生猪价格在4月份创历史新高17元/公斤后开始快速回落；母猪存栏加速恢复，2008年上半年能繁母猪占存栏猪的比例达到11%（5157万头/4.71亿头），母猪生产由严重不足向基本平衡，最后快速转向供大于求。加上08年上半年瘦肉精等违禁药物专项整治事件诱导，猪价走入下跌。三季度经历季节性反弹，但经济危机过后全球宏观经济走弱，南方省市大批出口型企业停产，工人失业，需求端走弱，生猪价格在2009年年初持续走弱。猪价一路下跌至09年4月底的阶段性低位8.98元/公斤。
2009年6月为稳住猪价，启动收储冻肉，但总量仅为12万吨（150万头生猪）。而2008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就达6亿头，因此收储冻肉对提振生猪后市市场信心起的作用有限。猪价回升至09年底的12.78元/公斤后又开始下跌。
价格情况：猪价从10年6月的9.75元/公斤起，一波涨到11年9月的历史性高位19.78元/公斤，后来回震荡至周期末端2014年4月的10.45元/公斤，最大涨幅103%。
2010-2011年初猪价的快速增长吸引养殖户从该年的11月至12月开始大规模养殖扩充，以及各路资本继续加快在养殖业的投资步伐，加上疫病形势平稳，成活率回升，导致11年下半年及2012年生猪供应量持续增加。数据显示2011年11月生猪存栏达到47,625万头，同比增加5%。加上11年进口肉达到46万吨，而2010年仅为20万吨，进口肉冲击等因素影响，供大于求，猪价进入下跌通道。
到了2012下半年，国家迅速启动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开展冻猪肉收储，2012年下半年生猪价格稳中有升，全年呈"U"型走势。
价格情况：当前的生猪价格周期起点应该是2014年4月的10.45元/公斤，最高点为今年6月的20.92元/公斤，创历史新高。后价格一路暴跌，目前已跌至2015年6月水平，均价15.97元/公斤。最大涨幅100%。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背景，大量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小规模养殖户退出。据农业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约有500万中小规模养殖者退出养猪行业。2010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为38%，到2014年该比重为41.8%，2015年为44%。由于大量养殖企业退出，加上去库存继续，整个2015年月均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9.93%。低库存是2015年生猪价格暴涨的主因。
2016年后养殖利润丰厚，随着能繁母猪的产能提高（PSY值），生猪产能不断恢复，可以预见大周期的上涨即将结束。整体来看目前的生猪市场波动表现为周期延长，大周期中嵌套小周期。主因是养殖规模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可去产能化程度降低。一方面，市场经营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散户退出，大规模企业加快扩张步伐，信息获取程度更高，市场不再显示单一的跟风形势。另一方面环境政策调整，提高了行业的进入壁垒，即使养殖盈利高也很难再有大量的新产能进入。
我国关于生猪的政策非常多，大致可以分类为如下几大块：养殖规模化（包括促进生猪生产的各项补贴制度）、稳定生猪价格、疫病防护以及环境保护。
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确定了包括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生产初步实现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利用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在内的总体目标。我国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都是从提高能繁母猪的生产开始，从优质配种到母猪保险，是从生猪生产的源头上进行把控。
促进养殖规模化有利于生猪生产、生猪价格的稳定，故两方面政策有重合的地方。07年出台稳定生猪发展的意见（宏观），09年底第一次制订《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11年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12年正式出台《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各项规定是基于09年底的预案）。
疫病方面的政策具有较高的滞后性及效果不显著性。在经历了03年、06/07年、09年三轮严重疫情后，国家才于2012年出台《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该规划计划到2020年，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6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制定考核标准，其中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
环保方面的政策出台较晚，2010年之前主要涉及卫生防疫、粪污处理等方面，直到2014年才正式出台了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后期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新环保法，一方面提高了养殖成本，二是加速环保不达标的小型养殖场户退出，提高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水平，三是引导生猪规模养殖向中部、东北、西北等土地资源丰富、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区转移。
根据2016年4月18日农业部新发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现阶段猪肉产量稳定增长、生产效益明显提高，未来资源约束趋紧的情况下环保压力依然巨大。再加上2013年修改了猪肉进出口管理条例，取消猪肉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由第三方确认自美国进口的猪肉不含“瘦肉精”，均极大地加剧了生猪行业的国际竞争冲击。2015年猪肉进口量77.8万吨，是2010年的3.9倍，而今年截止8月的进口美国猪肉数量已超2015年全年的美国猪肉进口量。另外疫病风险依然存在，
总体而言对我国生猪行业非常乐观，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环保要求的严格实施、龙头企业的不断涌现，去产能到现在生猪市场已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节奏。长远来看未来的波动幅度将会缩小，抵御突发事件影响的稳定性将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