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Porter）在《患者与医者》一书中指出：近代英国“民间医学对应着各式各样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认知、识字程度和个人处境，并且受到宗教信仰、性别与地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近代早期英国最普遍的医疗护理形式是以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为主要标志的民间医学，它立足于家庭且简单易行，区别于我们今天的“医学万能”与“医生依赖”。地方报纸、书信日记和诸多实物史料显示，民间医学涵盖时人的疾病处理和对健康的积极追求，他们经常自己制药或向朋友、邻里、女巫、牧师、乡绅等非正规医生寻求诊疗建议。18世纪后期，内含通便剂、催吐剂、止痛药、退烧药等常见药物的家用药箱（DomesticMedicineChests）流行甚广。伴随19世纪医疗保健领域商业化趋势与日益发达的大众消费文化，家用药箱成为英国中产阶级追捧的家庭必需品。药箱内部陈设与具体内容依据所有者量身定制，并与社会医学认知的变迁相适应，反映出面对疾病、意外与紧急状况时，患者自助疗愈的行径与寻求专业医疗人员护理的正统医学彼此互补。考察这一时期家庭药箱，有助于我们窥探近代英国医药市场的兴起与发展，理解该时期民众关于健康与责任的社会观、文化观和消费观。
一
考古发掘表明，用于存放家庭医疗用品的专门容器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曾出现。16世纪后，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海军远程作战推动标准化药箱的研发，贵族出行携带昂贵药物以彰显身份的需要，也对医疗用品的便携性提出更高要求。1760年，由英国药剂师索尔伯格（CastenJuliusSalberg）与内科医生达利斯（J.B.Darelius）合作设计的首个锡制便携式家用药箱诞生。以伦敦药剂师托马斯·基廷（ThomasKeating）的三联式家用药箱为例，该药箱采用黄铜燕尾金属扣和凹槽把手衔接箱身，上附盾形纹章标明制造商出处，直立的杉木箱设有双前门和下方抽屉。每扇门都有三排药架，上面放着盛放药物的塞封方形玻璃瓶。抽屉中是制药设备、使用手册和其他小物件。通常，玻璃瓶上的标签位置因药箱款式规格而异，橱窗式药箱的药瓶标签贴于前身，提盖式药箱的药瓶标签则贴于瓶肩，以便使用者快速辨认药名。
二
这一时期，面向公众的医学读本通俗化倾向不断增强，并尝试从实践正统医学的角度出发论证家用药箱的必要性。伦敦药剂师弗朗西斯·斯皮尔伯利（FrancisSpilsbury）于1773年写道：“我经常注意到商店柜台里售卖的药箱，内含大小从6号至12号或更大号的药瓶，这种药箱在紧急情况时方便快捷，如果能够在便携性和安全性上再加改进，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至19世纪初，药箱制销商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药剂师常常强调女性在家中提前预备各种急救药品的重要性。很多使用指南也质疑诸如旅行、航海等情况如若不携带药箱是否易于获得医药救助。例如，《家庭医生》的作者休·史密斯（HughSmith）曾写道，“以下表格旨在指导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家庭必需药品。平民通常由于远离医生或其他情况，突发疾患而无法及时就诊，导致轻症拖延至重症。”连同其竞争对手亚历山大·戴玛荷（AlexanderDalmahoy）也曾于1783年称赞药箱的实用性，即患者在家中便可直接选用药物施治，“药箱适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购买，并为其疾病选择适用的药物”，使得其主人“如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向受难者的伤口上涂油，尽可能地发挥最大的仁爱之心，为穷人和贫苦之地的邻里医治疾病”。
有关药箱内部药物对应的治疗类别，斯皮尔伯利指出，1773年一个容量为6瓶装，售价16先令的家用药箱，其所内含的药物主要针对5种病症——用于缓解疼痛、治疗咳嗽的镇静类药物，分内服和外敷两种，如“万能止痛剂”“止痛香”等，以及用于治疗外伤的脂膏擦剂和催吐剂、泻药酊剂、兴奋剂；9瓶装，售价为1英镑2先令的药箱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用于顺气的芳香酊剂、抗痉挛的烟尘酊剂和止血酊剂；12瓶装，售价为1英镑8先令的药箱还另外包含用于调节神经状况的挥发性缬草酊剂和鼻吸式薰衣草液；30瓶装的药箱更多地囊括了使用锑酒和硝酸钾等药物催汗和发热，其他制剂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均可在功效上与前文所述规格各异的药箱互为替代。
另一种常见药物类别是治疗“情绪低落”等神经问题或肠胃蠕动紊乱的兴奋剂，部分与止泻药物成分相似，通常包含治疗头痛的樟脑，缓解抑郁和倦怠的薰衣草精华，改善肠胃胀气和胃酸过多的挥发性盐类。药物成分的选取和填充兼顾疗效，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个人喜好和现实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达菲万灵药”“贝特曼医生的肺病滴剂”“约翰·胡伯的女性药片”等特许专利药物在该时期的医药市场中尤为常见，却很少出现于家用药箱。人们习惯于利用药箱所提供的器具——在苦艾盐中加入少量碳酸钠充当催汗剂，用以替代“多弗药粉”和“詹姆士药粉”；制作碳酸盐与酸柠檬汁混合的“清凉饮料”以应对日常轻微发烧。
在使用“强效药物”时，药箱指南强调要严格把握剂量，尤其针对儿童群体更应慎重，并在其后附加详细的生理表和最佳服用方式，例如著名的“高比乌斯表”（Gaubius）就成为许多医学从业者的标准。兰德尔医生（Tandal）于1826年出版的指南书中对用药剂量过大的危害作出明确警示，“一般来说，药物使用剂量要比专业人员认可的必要范围小一些，只有他们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自如用药，也因此只有他们才能评判是否需要适当增加用药量。”通常家用药箱中都配有药物容器和量杯，附带指南书中关于精准用量的说明。开具处方或使用药物都必须参照药剂师度量衡制，如果标准发生改变，相互匹配错乱，就会出现问题。
三
四
至19世纪末，家用药箱的销量仍旧可观，但其颓势已不可挽回。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医疗和制药领域迅速发展，伴随药品制备形式的变化和新式片剂成药的出现，家用药箱这种综合性家庭疗法的必要性日趋下降。此外，制药行业资格培训与考核标准的强化，专利药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医学科学性的增强也使得传统家用药箱在医院、药房和医生数量激增的时代浪潮中被逐渐淘汰。不可否认的是，家用药箱作为18-19世纪新兴消费文化中出现的早期标准化医药产品，透过其形制与内容的个性化差异，我们可以探究消费者的职业职责、家庭状况、财富地位与社会阶层。尽管药商极力创造的这种药箱物质文化对应特定的消费群体，使得家用药箱偏离实用性成为界定身份高低的指标，但家用药箱中的药物类别与适用病症均折射出消费热潮下人们治疗乐观主义信念的盛行与自我疗愈模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