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午，汝城县土桥乡金山村的卢在生坐在卢氏宗祠前。不久前，经过几番寻访，卢在生等人在30公里外的马桥乡，据族谱记载的地址、方位、朝向，以及当地老人的记忆，找到了卢氏先祖金甫婆的祖坟。族人议定，
艰辛迁徙盐鸭蛋“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从江西吃到湖南”
2015年4月7日下午，在浏阳市张坊镇上，张道奇老人端出两碟艾粑粑，热情地招待来客，“这就是客家人的做法”。艾，即艾草在初春时的嫩苗，将其切碎，与糯米粉混合制成，有耐饥之用。随后，张道奇的老伴又盛出一碟淡黄色的米粑，也是客家人的做法。在外人看来，这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其实，用米制成的粑粑或饼一类的食物，曾是客家人迁徙途中的干粮。
出门远行他乡的客家人，吃饭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清代嘉、道年间，有一个名叫严如煜的湖南人，常到川、陕、湘、鄂等省边界踏访，写下《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称当时的移民“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
移民专走小路，只借宿祠庙、岩屋，或在密林中过夜，饮食极为简单。在湘东地区，与米粑、米饼类似的米制品还有米果。那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吃法，现今主要见于乡村各种宴席上。它与四川黄糕、广东黄板、江西黄元米果如出一辙，用本地一种糯性很强的稻米，蒸熟后置于石臼中用木杵锤砸，同时用槐花和草木灰泡水淋浇，待粘结成团后即做成圆饼存放。
这种小吃，色泽黄艳，食用时切成薄片，以煮为主，也可炒食，便于携带，是不错的干粮。
除此之外，客家人所携带的、较重要的是食盐，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盐鸭蛋。为了补充长途跋涉、大量流汗所消耗的盐分，随身携带食盐以备急用。最通常的做法是，带上一个普通农家常备的盐蛋。至于盐蛋如何吃，汝城县热水镇的92岁老人蓝举华听祖父讲过，迁徙途中，每个人都是拿筷子“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从江西吃到湖南”。
蓝举华现今所住房子，是由祖父修建的，迄今有近200年。房屋正厅供有先祖神位。据他回忆，以前还放有一根老榉木扁担。它是先祖从江西一路带过来的，扁担挑着的箩筐里有干粮、路票、小孩等，足有100多斤。这一情形是当年客家人迁徙路上的标准配置。据光绪年间的四川简阳《钟氏族谱》中的《入川履历》记载，来自广东长乐的钟宏予在乾隆初年来到浏阳时，扁担两头挑着两个儿子。至后来，钟氏落脚于四川，扁担、箩筐等物都被供奉于祠堂香火的最上方。
落户也难到湘东，客家有合法通行证，也不一定合法居住
蓝举华的先祖来到湘东时，得到官府认可，领了路票。但对于许多没有路票，私自行动的客家人来说，因为怕官府出面阻拦，只好选择夜晚行路。路票即路牌，也叫照票，相当于居民的通行证或身份证。路票的有无，决定着客家人的迁徙是否合法。
康熙中期，清朝的路票管理有漏洞，大量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尽管如此，客家人钻了官府的漏洞抵达湘东，但并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他们依旧没有合法的身份，被称为流民，或棚民。
唯一的例外在平江。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来。然而县境东南的大片山地，土著对这些贫瘠的土地不屑一顾。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伍士琪招广东、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立名广福兴，编在第二十里，雍正七年入籍”。平江县有目的招募、成建制屯垦、整体解决户籍，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
位于攸县峦山镇老漕冲石下组的钟氏人家，其祖上就是在清代前期由万载迁来的。2015年4月2日下午，58岁的钟超南搬出几本泛黄的族谱，指出关于钟洙川的记载。钟洙川来到此地后，迅速发家，田地达数十亩，家业兴旺。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湘东的客家人很快把康熙皇帝惹怒。明王朝灭亡后，客家人纠集勇壮，头裹红巾，响应郑成功等人，从此便与朝廷结怨。
《醴陵市志》（1995版）记载，“康熙十三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分兵住醴陵，建木城。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配合吴三桂作战。”居住在浏阳的朱益吾率众多客家人响应，以浏阳、醴陵、萍乡一带为中心，直到康熙十六年，吴三桂被清军战败。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棚民终康熙之世，不准编图立籍”，客家人的户口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解决了。
直到雍正时期，清政府对待湘东客家人采取“和平安置”，不问造反之罪，对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棚民都给予合法居民身份。至此，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权。
不过，客家人与朝廷的关系时有多变。距钟超南家不远处的峦山镇新漕村北岭组，洪氏族人珍藏有一件洪秀全的亲笔信，当地甚至还为此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据72岁的当地退休干部洪家运推测，这是洪秀全在1852年率太平天国途经攸县时，派人送给洪氏族人的，信中邀请族人参加太平军，“谁也没想到，太平军后来打败了，洪姓人家受到牵连，一度被当做官府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