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用“订报的悲哀”做标题，由于担心被网络B徒疯瓶进删，决定还是用这个。
用“悲哀”二字，并非故作惊人以图吸引眼球，而是真的有一丝悲哀感。回忆自己的“订报史”，至少已有20多年。即使从此刻能够找到的存根看，也有足足20年了。清楚地记得，20年前第一次订的报刊一共是12种，而今天却只订了2022年的《益寿文摘》和《文摘周报》两种。20年前后对比，真可谓“形影相吊”，能不悲乎？
上面是2001订的报刊，此表之外还有“自办发行”的《华西都市报》、《蜀报》等。20年里，不断调整，有删有增，如2008年增订了《炎黄春秋》、《随笔》等刊物。
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后来，由于“风声”渐紧，先是一直订阅的《文汇读书周报》停办（还有其它停办的，但现在一时记不起了，人的忘性，真的大！）。再后来，《炎黄春秋》停办。准确地说，《炎黄春秋》不叫停办而是被人“夺”办。由于刊名《炎黄春秋》太过响亮，夺办者不好改动一直沿用，然而内容却“黄”了——名字虽然还是那个名字，内容却已“春秋”不再。从那之后，我也没再续订。
今天去订报，只订了《益寿文摘》和《文摘周报》两种，把今年都还在订的《书报文摘》也放弃了。《书报文摘》办得不错，我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来，没有断订。是我所订的报刊中，订阅“历史”仅次于《作家文摘》的报纸。
众所周知，李井泉、张仲良均属上世纪1959—1961年三年大J荒中毛Z东的“五虎上将”，即在其“防区”饿死人最多的5名领导人。他们是：1、四川省李井泉；2、安徽省曾希圣；3、河南省吴芝圃；4、甘肃省张仲良；5、山东省舒同。
在1960年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李井泉决定一夜之间四川取消粮票，把老百姓的4800万斤救命粮食化为乌有，他却在次年（1961年）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其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流传至今，为记忆尚未消失的人们称恨。大J荒四川饿死人之惨烈，东夫先生有《麦苗青菜花黄》、童梓平、吴阿宁先生有《大劫难》、王长才先生有《千古大劫难》等专著记叙。我正在拜读的陈尚健女士回忆录《走出大凉山的女人》也有刻骨铭心的翔实记述。
这样的报纸，我如果还要掏腰包继续订下去，是不是有点侮辱自己那可怜巴巴的智商，不下决心放弃还等v什么？
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
2013年，大陆著名导演冯小刚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不省心》，书中说，曾经因为说了两句实话，代价很大。先是媳妇徐帆晚上不让自己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来好友陈道明也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写道：“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说：‘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陈道明，是大陆著名演员。“你不说实话能死吗？”是过来人的话。他太太杜宪，原是央视新闻主播。1989年6月4日晚间，她播报北京戒严等消息，身着黑衣、语速缓慢，以肢体语言表明同情学生，于是被停职并调离新闻部。
不过，陈道明说出这样的话，冯小刚的“认栽。收声。”其实已经说出了大陆的现实状况了。真正的“收声”是连“收声”这样的话也不说。因为在大陆说实话真的会死。
“不说实话”或“少说两句实话”，对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堵塞了自由思想。尽管文艺创作大都虚构，但是正因为虚构更可以无顾忌地反映生活真实。我曾有这样看法：历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尽管这说法有点极而言之，但却是我的人生体验。因此，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说实话，那就意味没有真正反映真实的电影了。
不说实话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不能不说假话。也就是不仅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曾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但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名画家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延绵至今的爱国、反帝、阶级斗争与敌情观念的无日无之的洗脑宣传，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中国改造成全民说假话、相信假话并且维护假话而不自觉的国度。
画家陈丹青说：“如果你们销毁了美国绿卡，我就相信你们爱国是真的；如果你们把子女送到朝鲜，我就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如果你们公布了官员的财产，我就相信你们的反腐是真的；如果你们给全国人民一张选票，不是自选官员，我就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哪一条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但大陆人普遍就是不问缘由而相信，以假作真。
香港的不幸在于97年主权转移后要同这样的时代融合。
（来自网络）
杂谈闲语网易新闻2021-12-1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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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颐
辜鸿铭为清末怪人，愚忠清室，至死不剪头上小辫，为人所笑。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更是百般辩护，从封建专制制度到廷杖、吐痰、小脚、多妻制等等。
在他的奇谈怪论中，这些都是美轮美奂的“声名文物”，不可稍变。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的顽固立场和种种谬论确不足取，事实上也为历史所淘汰，更多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辜氏生性尖刻，典型名士派头，率性任情，往往不分场合任意嬉笑怒骂，使人难堪。不过，这些嬉笑怒骂有时却不乏一针见血之论，也还引人深思。
据《洪宪纪事诗三种》所载，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辜鸿铭曾入幕张府。一次正值清帝万寿节，老于宦道的张之洞在湖北筹备庆典时大肆铺张，花费无数，以显隆重。同时，还编有“爱国歌”，宣扬忠君爱国之道，竭力讨好朝廷。
对此，辜鸿铭颇不以为然，昌言曰：“既云爱国，也须爱民，应更编爱民歌。”张之洞的心腹，时监两湖书院的梁鼎芬闻后向辜氏调侃道：“阁下曷试为之。”辜鸿铭当即应曰：“已早有腹稿，头四句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在当时，这真可说是惊世骇俗之论。中国传统的圣贤经典中也有“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等说法，也就是说，“爱国”应落实到“爱民”上，只有“本固”才能“邦宁”。但辜氏的笑玩之言，似更意味深长。
作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儒学、孔子的崇敬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他对别人的尊孔却并不一概肯定，而要考察其动机和行为。若有他以为“动机不纯”或“行为不端”者，则百般讥讽乃至谩骂。
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
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原来，清代入国子监肄业的生员称监生，实际仅是挂名，并无资格到监中正式叩拜孔子，所以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之说。辜氏对孔教会中诸人、尤其是陈焕章不满，是因为他认为孔教会表面尊孔，实际是为营私利。
对于陈焕章的为人，他更是不齿。陈为光绪进士，1907年赴美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创办昌教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发起组织孔教会，任主任干事和《孔教会杂志》总编等职。
他曾联合梁启超等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年又支持袁世凯称帝。
从辛亥的“逼宫”退位到后来的称帝，袁世凯始终被辜氏视为曹阿瞒一类的乱臣贼子。陈焕章居然支持袁氏称帝，实属“大逆不道”，岂有“尊孔”之资格！所以辜鸿铭痛骂其为“混账”。
尊孔的辜氏对以“拜孔”为名而营私利者的讽刺谩骂，不由使人想起反孔的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虽然两者的立场完全不同，但还是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