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制器造物历史，奚仲作车、胡曹作衣、有巢氏作巢居等都是中国经典造物文化的体现。传统器物是承载人类意图及饱含人类智慧的“人工物”，兼具实际功用和文化符码的双重属性。传统器物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不仅体现了先民造物的科学技术水平，还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和设计思想，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现代设计学人探索传统设计文脉的有效途径。今天我们来说说我国古代的车。
在我国古代，陆路交通以车马为主，马车起初只有独辀。辀，辕也。为曲木，一端为方形，置于轴中央，从车底伸出，渐渐隆起，又渐成圆木。用于大车上的称辕，用于兵车、田车、乘车上的称辀。
据史料证实，最早出现的车舆是独辀车，战国时才出现双辕。一直到西汉中期，独辀车还是车马的主要形式，仍然常见。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独辀车保持了先秦样式，只是功能更加合理，安装了车轼、伞盖、伏兔等具有礼教和实用功能的部件，使之更为华丽与精致。直到西汉后期，才逐渐为双辕车所取代。
独辀车至少需驾两匹马，双辕车却可以驾一匹马；独辀车采用轭靷式系驾法，双辕车则采用胸带式系驾法；独辀车以立乘为主，双辕车则以坐乘为主。两者相较，可知双辕车更为先进。不过先秦文献中提到的战车和贵族出行之车，大抵皆为独辀马车。所以我国上古时代的车型，应以独辀马车为代表。
舆
[yú]
车箱又名舆，是马车的荷载部分。商与西周的车，车箱分大、小两种。
◎小型车箱的车，这种车只能容乘员两名（图1-1）。
如安阳大司空村175号墓出土的商车，箱广94、进深75厘米；长安张家坡1号车马坑中的西周车，箱广107、进深86厘米。
◎大型车箱的车，能容乘员三名，有时可增至四名（图1-2）。记载中则称之为“驷乘”。车箱平面皆为横方形，进深较浅，即所谓“俴收”。先秦时只有作为普通运输工具的牛车的车箱才比较深，平面接近正方形。
如北京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出土车，箱广150、进深90厘米；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箱广164、进深97厘米。
图1商、周时代的小型车箱与大型车箱
1、小型车箱（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车马坑出土）
2、大型车箱（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马坑出土）
秦皇陵出土车舆前视图
秦皇陵出土车舆后视图
轸
[zhěn]
车箱底部的边框名轸。即车舆的底座和架子，由四根方木组成，有点类似现在的床架。古人会用皮条等编织成网状绷在轸上，仿佛绷床，上面再放置垫子一类。不但舒适，还能缓震，减轻车载疾驶或磕碰时造成的颠簸（图2）。
如河南安阳小屯商代墓所出之车在轸上饰以单个的龙形铜片；如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西周车，在轸上包以外侧有夔龙纹的长铜片。铜片原有八件，组成了一个圆角的横长方形，将车箱平面的轮廓清楚地反映了出来。
图2轸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车马坑出土）
图2车舆底部（秦皇陵车舆）仰视图、剖视图
軨
[líng]
车箱周围有栏杆，名车軨。勇力之士往往从这里一跃而上；王者登车时要踏着乘石；妇女则踏几。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车马坑出土的车有在軨上装铜甲札的，这种车应即《周礼》所称的“苹车”。一般车上不装此物。軨在车后部留出缺口，以便上下。登上车站稳以后，应握住盖杠上部的绳套，即所谓“升车：必正立，执绥”。但据《礼记·曲礼》说：“妇人不立乘。”因此她们多乘辎、軿、輂车或带棚的牛车，这类车有衣蔽，可以坐卧于其中。
较
[jiào]
防止倾斜的扶手，名较。
较是古代车舆上的部件之一，亦是车舆上最豪华优美的青铜装饰，是车主人高贵身份和显赫地位的重要标志。同时，在立乘的车上，为了防止乘车时倾侧，于左右两旁的车軨即輢上各安装的部件。但目前已发现的商代车上并未装有较，三面车軨的高度是平齐的。主要形制有：
◎曲钩式（图3-1），该式金较状如曲钩，像人之垂耳，是西周金较的典型形式。
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车马坑中才出土铜较，状如曲钩，一端有銎，可以插在輢柱上。其顶部折而平直，以便用手扶持。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铜较，垂直部分较长，插入车轸并用铜钉固定，其上端折成直角（图3∶3），与西周铜较的式样区别不大。河北满城1号西汉墓所出用金银错出云雷纹的铜较，作两端垂直折下的冂字形（图3∶4）。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木车模型，在两輢上也装有铜较（图3∶5），它虽然是一辆坐乘的双辕车，却把輢和较的关系表现得很清楚。
图3较
1、春秋铜较（河南浚县出土）2、战国铜较（河南淮阳出土）3、秦代铜较（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4、汉代错金铜较（河北满城出土）5、在车輢上装较的木车模型（甘肃武威出土）◎金釭式（图4-1），该式金较一套四件，由大小相同，两两相对的较首、较尾组成，它位于车舆两侧，是两侧车厢的边缘装饰（在考古学上，一般把这种带锯齿的筒形铜器称为金釭）。◎交龙式（图4-2），该式金较断面呈喇叭口状，系套合在车厢表面边缘上的青铜饰件。它环绕车舆的左、后、右三面，构成二龙交错的形式，故而称为交龙式。
图4较1、湖南出土的金釭式金较安装示意图2、淮阴高庄战国墓的交龙式金较安装示意图(A.俯视图B.后视图C.侧视图)
轼
[shì]
车箱前部栏杆顶端的横木，名轼。
轼与輢均属于軨。横杆，便于人驾车中倚靠或扶握，以保持平衡。商车上的轼起初和輢一样，与车軨其他部分保持平齐。后来则将轼装在车箱中部偏前处，这种作法为西周和东周车所承袭（图4）。在车上行礼时须伏轼。
《尚书·武成》记武王克商后，曾“式商容闾”。伪孔传：“商容贤人，纣所贬退，式其闾巷以礼贤。”孔疏：“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凭式，遂以式为敬名。”
在战车上，还可以登轼瞭望敌情。《左传·庄公十年》记齐鲁之战，曹刿“登轼而望之”，看到齐师“旗靡”，知其已呈颓势，遂逐之。《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篇》说吴王称其臣要离“上车则不能登轼”，认为他不符合对武士之体能的要求。可见这时轼已是独辀车上重要的部件。双辕车则将车軨向后斜接在上述横轼上，同时随着乘车姿势的改变，坐乘时可将膝部纳入车轼底下，乘者倚在轼上，比立乘时更为舒适些。
图4箱中部装轼的车
1、西周车（陕西长安出土）
2、战国车（河南辉县出土）
輢
[yǐ]
輢，车箱两旁人可以倚靠的木板，和轼都算是车軨的一部分。
车軨由立柱支撑，立柱的下端出榫，装在车轸上。轸间的木梁名桄[3]。独辀的立乘之车多在桄上铺板，名阴板。不但商、西周时的车如此，直到陕县上村岭出土的春秋车，发掘时还看到其阴板腐朽后的板灰。在双辕车上，由于坐乘的需要，发展了用革带编箱底的作法。
湖南长沙西汉晚期墓所出木车模型的箱底用涂漆的革带交叉编成，始皇陵2号铜车前舆底部则铸出代表革编的花纹（图5），应即汉代所谓之轖[sè]或革轖[4]。这种结构较木板柔软，适于坐乘。但无论箱底装木板还是编革带，上面都还要铺编织的车席。多有文献记载，如《诗·秦风·小戎》和《释名·释车》中则提到用虎皮作的文茵。始皇陵铜车的车箱中有带花纹的铜茵，似代表用丝织物作的车茵。汉代时也有用锦缝制的，锦茵不便践踏，所以它是供坐乘用的坐垫。
图5革纹（始皇陵2号铜车前舆底部仰视）
[gài]
盖，又称“华蚤”或“华爪”，为天子车盖四周所附的金花。为了避雨遮阳，车箱上设车盖。
《独断》卷下：“凡乘舆车，皆羽盖金华爪，黄屋左纛。”
商车上尚未见此物。已知最早的车盖见于北京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呈圆形，径1.5米。因为此坑中的车是拆开埋放的，相对位置已经变动，故盖的结构不太清楚。在山东莒南大店、湖南长沙浏城桥等地发现的春秋车盖，则已制作得相当考究了。
盖一般为伞形，其柄名杠。柄的顶端膨大，名部，也叫保斗或盖斗。环斗凿出榫眼以装轑即盖弓（图6）。盖弓中部和尾部常有小孔，以备穿绳将各条盖弓牵连起来。其上再蒙覆盖布或帷。
图6盖斗与盖弓
1、春秋（山东莒南出土）
2、战国（河南信阳出土）
按照《考工记》和《大戴礼记·保傅篇》的说法，盖弓应有二十八根，以象征二十八宿。实际出土的却与此说略有差异（如北京琉璃河所出西周车盖装盖弓二十六根，与二十八根之数接近。），而春秋、战国车盖上的盖弓却要少得多（如莒南大店所出者装十四根，长沙浏城桥所出者装二十根。湖北江陵藤店和天星观等地战国楚墓所出的车盖，也都装二十根盖弓。西汉车如长沙所出模型装十四根，武威所出模型装十六根，湖北光化所出实物装十九根。），只河北满城2号西汉墓中的3号车应装盖弓二十八根（根据残存盖弓帽的数字推知），《考工记》等书的说法或系据此类车盖以与天象相牵合。
《考工记通》中记载的车盖
秦皇陵二号铜车马的盖（车篷）
[gàigōngmào]
盖弓末端装铜蚤即盖弓帽。
蚤是爪的意思。在盖弓帽上突出一个棘爪，用它钩住盖帷的缯[zēng]帛以把它撑开。莒南春秋墓和河北邯郸赵王陵战国墓出土的盖弓帽上均附有双连环（图7∶1），其中一个环挂在盖弓帽的棘爪上，另一个则应固定于盖帷的边缘。但出土的多数盖弓帽均不附环，它们或如武威木车模型的装置方法，在盖帷边缘裹竹圈，棘爪直接钩住竹圈以张盖。
春秋时的盖弓帽造型朴素，或为素面，或饰简单花纹。邯郸赵王陵出土的战国盖弓帽则有作兽首形的。特别是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的银质兽首形盖弓帽，用额上的独角充棘爪，构思很巧妙（图7∶3）；战国时，尽管盖弓帽的式样不一，但顶端皆呈圆形或多角形（图7∶4~7）；至汉代，盖弓帽的造型又有所发展。汉代盖弓帽的顶端则常呈花朵形，名华蚤。其中花朵的方向与帽銎的方向一致的，名直茎华蚤（图7∶8）；花朵自盖弓帽中部向上昂起的，名曲茎华蚤（图7∶10）。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的鎏金华蚤，前端有龙头，龙口含花朵，花朵中复有一人面，造型更为繁复（图7∶9）。
图7盖弓帽
2~4、战国（河南辉县出土）
5、战国（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
6、7、西汉（河北满城出土）
8、西汉（广州出土）
9、西汉（山东曲阜九龙山出土）
10、西汉（长沙出土）
輗
[pìní]
车盖不是完全固定在车上的。首先，就礼仪方面而言：当王下车时，陪乘的道右则将车盖取下，步行从王。在为王举行葬礼时，更须“执盖从车”。其次，就实际应用方面而言：刮大风的时候要解盖；再者，战车也不建车盖。因为张盖后空气阻力大，影响车速，妨碍战斗。如以有盖之车赴兵事，则去其盖。因此，车盖应能够装卸。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车杠乃分为好几节，当中用铜箍连接起来。在长沙浏城桥春秋墓出土的车杠上已发现这种铜箍，套在距盖斗22.5厘米处，可是铜箍底下的车杠已残去一段，所以并不知道原来分成几节。辉县固围村1号战国墓墓道中的一辆车上，出土两副连接盖杠的铜箍，均错金银。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所出之车，也有形制与前者极相近的两副铜箍，均错银。从而证明其车杠应分成三节。江陵藤店1号和天星观1号战国墓出土的车杠也正是如此，只不过藤店车杠的接合处未装铜箍。在汉代的车上，车杠一般分成两节，上节名达常，与盖斗相连，下节名桯，植于车箱上。连接两节的铜箍呈竹节形，名[pì]輗[5]。汉代很重视这个部件，有用金银嵌错出云气禽兽纹并镶以绿松石（图8）。
图8盖杠与輗
1、分成三节的盖杠（江陵藤店出土）
2、两段（共四件）一组的輗（辉县出土）
3、两段（共四件）一组的輗（洛阳中州路出土）
4、两件一组的輗（满城出土）
5、直筒形（广州出土）
伏兔
[fútù]
车箱底下，在两侧的轸与轴相接处，有垫木，名伏兔。它是安装在车轴与车與之间的小木块（木车为木块，铜车位铜块），上部分平整处接触车與底层，而下部分的凹槽处扣在车轴之上。不仅如此，由于伏兔的产生，同时还产生了“当兔”的概念，即两个伏兔之间的车辕。它们都是古代马车的减震装置，换句话说，这是古人发明的独特“避震器”。此物最初见于西周，商车上尚未发现。西周的伏兔作屐形或长方形盖板的套管，套在轴上，用楔予以固定，它的作用是使轸与轴能接合得更加稳定。
秦皇陵一号铜车伏兔示意图
伏兔的外侧有铜笠毂。并可以将伏兔的一端插在套管内，使二者组合在一起（图9∶1）。其盖板的方向朝外，覆盖在轮内侧的毂上。
《左传·宣公四年》说：“（伯棼）又射，汏辀，以贯笠毂。”孔疏：“服虔云：‘笠毂、毂之盖如笠，所以蔽毂上，以御矢也。’一曰：‘车毂上铁也。'”此物正为“毂之盖”。
笠毂
[lìgǔ]
在西周时期的车子上可见有一种铜轴饰，出土时位于车舆和毂之间的轴上，左右各一件。考古报告中多称为“笠毂”或“轴饰”，商和西周时的驷马车车轴较长，但车箱并不太大，所以在轸、毂之间常裸露出一段车轴。虽然不是它的原名，但笠毂却为稳定伏兔、保护和装饰车毂，并避免泥土沉积于舆、毂之间的轴上等用途。
目前已知出土的商周时期的车，在轸、毂之间的间距大概为40~50厘米，最小也有约25厘米的距离，笠毂就可以用来遮掩这段外露的车轴。但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和洛阳老城西周车马坑中所出的笠毂，套管变成覆瓦状，只能附在轴上，不能加楔。山西临猗程村1065号春秋车马坑中所出之车，其笠毂为圆角长方形木板，装于伏兔上，外端探出，覆盖车毂（图9∶2）。伯棼的箭所贯之笠毂可能即属此类。它仅为厚1厘米的薄板，故不难被箭射穿。战国时，如辉县固围村1号墓与洛阳中州路车马坑所出者，则皆为椭圆形铜片，一端且有插头，以便插入伏兔，再用钉固定。汉车由于多驾一马，车轴减短，轸、毂互相靠近，笠毂的体积也相应缩小，但其形制仍与战国时相近，惟多饰以兽面。河北满城西汉墓所出者，还有错金银、鎏金并镶嵌玛瑙、绿松石的（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