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我们的主题，这里所分析的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欧洲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将自己托付给如前所述的普通人，由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转换成主动语态说，迄今一直依赖他人引导的普通大众，现在却决定要越俎代庖，自己统治这个世界。这种新型的人类一旦出现，马上就臻于成熟，他意欲登上社会舞台之前场的决心随即自动产生。仅从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型“大众人”的心理结构可以描述如下：（1）他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印象：生活应该是舒适安逸的、充裕富饶的、没有任何重大限制的；因此，每一个普通人都会产生一种权力与成功的感觉。（2）此种感觉使得他满足于自己现有的状态，并认为自己在道德和智力资质上是优秀的、完美的。这种志得意满导致他封闭自我，拒绝外部的权威；不愿意倾听他人，规避将自己的意见提交判断，甚至无视他人的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促使他时刻突出自己的优越，所以，他的言谈举止表现得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及其同类存在似的。（3）于是乎他将插手干预一切事务，强制推行他那粗俗鄙陋的观点，无须尊重、考虑他人的看法；为所欲为，毫无保留，也就是说，他的干预将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
正是这一系列的特征让我们想起某些不健全的人群，比如被宠坏的孩子、反叛的原始人——也就是野蛮人。（另一方面，正常的原始人却是我们所知的最驯服的人群，他们服从于一切外在的权威，无论是宗教、禁忌、社会传统，还是风俗习惯。）大家不必对我把这么多贬抑之辞加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而感到惊讶，目前本文仅仅是针对此种洋洋自得之胜利者的一次初步进攻，它表明，面对大众意欲实施暴政的企图，一部分欧洲人士必将采取积极的行动，鸣鼓而攻之。这暂时还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正面进攻（frontalattack）即将到来，或许一触即发，当然，它将采取与本文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正面进攻的方式必须是“大众人”所防不胜防的，即使从他眼皮底下走过，他也不会怀疑这正是将对自己构成致命一击的正面进攻。
这种类型的人在当今时代几乎随处可见；他在到处强加自己精神上的野蛮主义：事实上，他是人类历史所宠坏的孩子。这个宠坏的孩子之行径仅仅是一个继承人，除了继承遗产之外，他一无所能，而他所继承的遗产正是文明，包括文明所带来的一切便捷、安全，概言之，包括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有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中，譬如在我们当前的文明所产生的环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类型的人；在这样一种文明的条件下，具备上述一系列特征的大众人应运而生。它是人类物质生活奢侈与过度的诸多畸形后果之一。
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恰恰唤醒并激发了他的活力与才能：倘若没有他的躯体承载在他的身上，他将寸步难行；倘若没有空气负压着他，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悬浮在真空中，飘来荡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继承的“贵族”来说，他的整个存在、他的个性将由于缺乏实际的运用和必要的努力，而变得暧昧、模糊。其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古老贵族”所特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与众不同，严格说来，它内在的悲剧性机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这种悲剧性机制导致一切世袭贵族制都要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因此，我不厌其烦地强调：此种充满各种不文明倾向的人、新近出现的野蛮人乃是现代文明自生自发的产物，尤其是19世纪所采取的那种文明形式的产物。他既不像公元5世纪那些“伟大的白色人种之蛮族”[1]一样，是从外部闯进文明世界的；也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池塘里的蝌蚪”[2]，是文明世界自身神秘的后裔；实际上，他完全是文明世界的自然产物。我们可以确立如下一条已经为古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所证实的规律：只有当其可利用的资源与其所面临的难题达到一种平衡时，人类的生活才会形成与拓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是这样，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类物质生存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为例：我们或许会想到人类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炎热季节与酷寒季节交替互补的地区。在热带地区，人的身体容易退化；反过来，劣等的种族——比如，俾格米人[3]——往往被那些晚于他们出现，但进化程度超过他们的种族，驱逐到热带地区。(3)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概括“志得意满的人”的特征：他“知道”某些事物是不可能的或不可为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却在行动和言辞中假装相信它们是可能的和可为的。法西斯主义者动员起来反对政治自由，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政治自由最终是不会失败的，它是欧洲生活中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欧洲出现严重的危机，人们真正需要它时，政治自由就会再度复兴。因为大众人的特征与基调乃是伪饰、轻浮以及胡闹，所以，他的一切行为都缺乏任何意义上的必然性，就像富家子弟的恶作剧。他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所匆忙采取的悲剧性的、终极性的姿态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人们在剧院里观摩、扮演悲剧，乃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其实，在这个文明的世界中有多少悲剧在上演啊！
不管一个人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只要它是真实的，那都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二加二等于五，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心智不健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确定他事实上并不相信这个等式，哪怕他对此坚决予以否认，甚至因为坚持这个等式而丢掉身家性命。
一场闹剧的狂飙目前正在以各种形式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人们所采取与宣称的一切立场与姿态都是错误的；人们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我们真实的命运，对其显著的迹象视而不见，对其深切的呼声充耳不闻，避免直接面对“我们不得不成为的”（whathastobe）。我们在以一种喜剧的方式生活，生活的面具越是具有悲剧性，我们生活得越发像是闹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生活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根基——这是一个稳固的立足点——闹剧就会存在。大众人不愿意扎根于其命运之确定不移的基石上，他宁愿选择一种悬浮在空中的虚幻存在。因此，欧洲人从未像今天这样过着一种失去重量、缺乏根基的生活，他们把生活从自己的命运中连根拔起，任凭自己在最轻微的气流中漂浮。这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一个“任其自然”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制得了来自艺术、思想、政治或社会习惯方面的那些浅薄而短暂的风潮；其结果就是修辞术（rhetoric）空前地盛行。超现实主义作家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整个文学史，因为当别人还仅仅限于描写“茉莉花、才子佳人以及法翁[7]”时，他已经写出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句子。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只不过是让迄今一直隐藏在厕所角落里的另一种修辞形式重见天日罢了。
再清晰不过的是，目前的情形尽管有它自身的某些特征，但它仍然与过去的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地中海文明甚至还不能与其曾经达致的巅峰——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同日而语：那时犬儒学派已经产生，第欧根尼趿拉着他沾满泥浆的便鞋践踏着阿里斯提波的地毯。[8]犬儒主义者遍布大街小巷，其风潮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事实上，这些犬儒主义者除了破坏一个时代的文明之外，一无所能：他们是希腊文明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无所事事、毫无建树；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破坏，或者毋宁说是试图破坏，因为他们的企图并没有得逞。犬儒主义者是文明的一个寄生物，完全依靠否定文明来过活，而这恰恰又是因为他们相信，文明是永远不会失败的。置身于一个野蛮的民族当中——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非常真诚地履行着犬儒学派荒唐地赋予每个人的职责[9]，犬儒主义者能做什么呢？当代的法西斯主义者，除了诋毁自由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超现实主义者除了亵渎艺术之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此种类型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会另有作为：他是一个组织得过于完美的世界之产儿，他只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优越，而没有觉察到它的危险。他周围的环境宠坏了他，那些“文明成果”仿佛就是一个安居的宅院，钟鸣鼎食之家的子弟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可以迫使他放弃奇思怪想；也没有什么可以促使他走出封闭的自我，倾听那些来自更高权威的忠告；更不用说有什么可以责成他面对自己深邃莫测的命运。
注释
[1]指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
[2]奥尔特加的引证有误，“池塘里的青蛙”是柏拉图对地中海沿岸星罗棋布的希腊殖民城邦的譬喻，参见《斐多篇》109B。
[3]俾格米人（pygmy），一种平均身高低于5英尺的人种，尤其是指赤道非洲和亚洲东南部地区的矮人。
[4]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放大。“志得意满的复合体”（self-satisfactioncomplex）之最明显、最不可否认的证据就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竟然也决心要“随心所欲”，他们公然声称这种态度就是“民族主义”。尽管我对一切顶礼膜拜“国际主义”的态度甚为憎恶，但另一方面，对那些相当不发达的国家所表现出的这种自以为是，同样感到荒谬可笑。
[5]即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是正确的，因而反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就是错误的。
[6]事项举要（theSyllabus），指天主教会用教令颁布的事项，尤指教皇庇护九世于1864年所列的80条以及庇护十世于1907年所列的65条异端教义、行为和制度。这里应该指的是庇护九世1864年通谕附件《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中的第80条：任何认为罗马宗座应该或能够同意进步、自由主义以及现代文明并与之相协调的见解都是谬误。这则通谕附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开明派，并使天主教会丧失了知识界的支持。
[7]法翁（faun），古罗马神话中主司农牧的神，人面羊耳，头上生角，人臂羊腿，吹一支牧笛。
[8]第欧根尼（Diogenes，412BC—323BC），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奠基人；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435BC—366BC），古希腊哲学家、昔勒尼享乐主义学派奠基人。
[9]似乎是指当时人们普遍地由积极的公共生活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安宁，回避公共义务的心态。
(1)生活资源的增加，乃至充裕当然不应该与过剩相混淆。在19世纪的时候，生活上的便利设施就已经急剧增加，由此导致生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的惊人发展，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目前的情况却是，与普通人的能力相比，这个文明的世界已经显得太富足、太奢侈，盈余过剩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似乎与进步（也就是，生活便利的不断提高）同步增长的安全感仅仅导致了一般民众的道德腐化，激发他产生出一种错误的、邪恶的并且在日渐萎缩的自信。
(2)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英国的贵族阶级似乎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个例外；但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即使是这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例外也能证实我们上述的规律。与通常的说法恰好相反，英国的贵族其实是欧洲最不“过剩的”，他们的处境比其他国家的贵族更为险恶。正是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们才为自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险境中能够独当一面。人们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直到18世纪的时候，英国依旧是西欧最贫弱的国家，正是这一事实挽救了英国的贵族。由于生活资源的匮乏，他们不得不很早就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欧陆国家的贵族对此往往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英国的贵族很快就决心经营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仅仅依赖特权过活。
(3)参见奥尔布里希特（Olbricht）：《气候与进化》（KlimaundEntwicklung，1923）。
(4)对于赞成哥白尼学说的人来说，尽管他知道太阳并没有落到地平线以下，但他仍然看到太阳落山；既然视觉意味着一种初步的信念，那么他就会继续相信它。由于他的科学信仰在不断地削弱其最初的或自发的信仰之影响，所以，上述天主教徒在其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否定了自己真实的自由主义信仰。天主教徒的这个例子仅仅是我刚才所阐述的思想之一个直观的例证，但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之大众人——“志得意满的人”——的责难并不是针对天主教徒的，他们只是在这一个方面相似而已。我所指斥的自我满足的人几乎在他的整个存在中都缺乏真实性，天主教徒仅仅在他存在的某些方面是不真实的。但即使是这种部分的相似也是表面的，因为他在其存在的这个方面的不真实——不管他愿意与否，他毕竟与现代人是如此相似——恰是由于他想忠实于自己存在的另一个真实的方面，也就是他的宗教信仰，这就表明天主教徒的命运本身就是悲剧性的。通过接受其不真实的一面，天主教徒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志得意满的人则妄想完全逃避自己的义务，其目的正是想避免一切悲剧。（30年代英译本没有原文中关于天主教徒的例证和这个脚注，这里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5)自我贬损、自甘堕落是那些拒绝接受其义务要求成为何种样子之人的唯一生活方式；然而，他的真实存在并没有死灭，相反，它转化为一种可诅咒的影子，这种幻影使他不断感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比之于他应该生存其中的生活要卑微。堕落的人在其自戕行为中苟延残喘。
第十二章
专业化的野蛮主义
本文的主题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自生自发地造就了大众人。在结束一般性的阐述之前，我们最好再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来分析一下大众人产生的机制，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形式，这一主题才能获得更大的说服力。
我已经说过，19世纪的文明或许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自由民主政体和科学技术，我们暂且对后者进行一番考察。现代科技是资本主义和实验科学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科学的：旧石器时代（theChellianperiod）没有任何科学可言，但人们还是掌握了制造石斧的技术；中国人从未想过物理学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技术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唯有欧洲的现代技术拥有科学的基础，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独特的性质，并使之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其他所有的技术——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东方的——都有各自无法超越的顶点，一旦达到这个极限，它们随即就会走向一种令人惋惜的衰退。
神奇而伟大的西方技术使得欧洲人口的迅速繁衍成为可能，读者只需回想一下作为本文出发点的那项事实——正如我所说的，它孕育了我们现在所考虑的一切观点，那就是：从公元6世纪到1800年，欧洲的人口总数从未超过一亿八千万；然而，从1800年到1914年，它竟超过了四亿六千万，这样高速的人口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毋庸置疑，是科技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结合造就了数量意义上的大众人；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试图证明它同时也促成了质量意义上的，即贬义的大众人之存在。
正如我一开始就已经指出的，不能把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工人阶级，这里它所指称的不是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今天在所有社会阶级中都可以找到的一类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占支配地位的统治力量。现在，我们就为这个观点寻求更加充分的证据。
今天，是谁在行使社会权力呢？是谁在把自己的心智强加给这个时代呢？毫无疑问，是中等阶级的人；在中等阶级中哪一个群体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力量、当代的贵族阶层呢？毫无疑问，是科技人员（thetechnician），是那些工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教师等等；在这些科技人员当中，谁又是他们最完美、最纯粹的代表呢？很显然，是科学家。假如有一个外星人即将造访今天的欧洲，为了对我们的文明形成一个准确的判断，他向我们询问愿意把哪一类人作为自己的标本，那么，欧洲人马上就会挑出最理想的候选人——科学家。于是，这个来自外星球的观光客当然不会去拜访那些特立独行的个人，而只会属意于作为一般类型的“科技人”（manofscience），并把他们当作欧洲人的精粹。
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这绝非出于偶然，也不能归咎于科技人员的个人缺陷，而是作为我们文明之根基的科学本身会自动地把他转变为一个大众人，也就是一个原始人、一个当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一再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只有把这项事实置于本文的背景之下，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与严重性。
实验科学诞生于16世纪末期，以伽利略为肇端；它正式形成于17世纪末，以牛顿为标志；它在18世纪中叶开始进一步扩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与其形成初期的情况保持一致，因为它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在作为实验科学之集合的物理学的建立和形成阶段，一种试图实现统一化（unification）的努力是必要的，这正是牛顿及其同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而在物理学的演进和拓展阶段，则需要从事一项在本质上与统一化截然对立的任务：为了取得进步，科学必须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不是科学自身的专业化，而是科技人员的专业化。科学在本质上是不能专门化的，否则它必然ipsofacto［因此］丧失其可靠性；甚至作为一个整体，实验科学一旦与数学、逻辑学以及哲学相分离，它就将不复存在，但是，科学工作却必然需要专业分工。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历史，以揭示科学研究中专业分工趋势不断加强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将比乍看之下的情形更加有趣，也更加有用。我们会看到科学家们是如何一代接一代地把自己限制在日渐狭小的知识范围之内的；然而，这并不是历史所揭示出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最关键的毋宁是这一问题的反面：每一代的科学家由于不得不缩小其工作领域，结果导致他们与科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逐渐失去了联系，而唯一能堪称科学、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恰恰就是对宇宙的完整解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专业化的肇始阶段，有文化的人恰被冠以“百科全书式的”头衔，19世纪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些“百科全书式的”人士——尽管其时他们的工作已经初露专业化的端倪——的指引之下开启的。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平衡被打破，几乎在每一个科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专业化取代了整体文化（integralculture）。到了1890年，19世纪的第三代人开始主宰欧洲的知识界，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科学家之典型：除了一个能够做出良好判断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之外，他只熟悉某一门具体的学科，甚至就是对这门学科，他也仅仅知晓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在这个领域里他才是学有专长的研究者。他甚至可能声称这是一个优点，对自己特别倾注的那个狭隘范围之外的一切东西，他都弃之不顾；他把所有对普遍知识的好奇心都称作是业余的爱好。
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事实上，他的确拥有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加上别人拥有但他自己缺失的其他一些东西，共同构成了知识。这正是专门人才（thespecialist）真实的内在本性，到本世纪初叶这种人的妄自尊大与不可一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专家对宇宙中自己所守护的那个角落确实“了如指掌”，但对其余的部分却一窍不通。
对于这种怪异的新人，我们曾经试图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加以界定，这里恰巧有一个合适的例证。我已经说过大众人是史无前例的一类人，而专门人才正可以称得上是这种人的一个显著而具体的例子，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新人的本质。以前，我们可以把人简单地分为两种：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不管其程度如何，一个人要么是有知识的，要么就是无知识的。但是，现在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专门人才纳入这两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他既不属于有知识的人，因为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也不属于无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专家”，他“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对于这种人，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有知识的无知者”（learnedignoramus），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尽管专门人才在他所生疏的领域中是无知的，但他却不像一个无知者，而是摆出一副学有专长的神态。
事实上，这正是专门人才的行为方式：他对政治、艺术、社会习俗以及其他一切科学所持的看法，无一不是原始的、愚昧无知的；但他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拒不承认在这些问题上的专门人才的意见——这是一个悖论。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所以，尽管在自己的专业中，专门人才体现了资格限制上的极致——因而在质性上他应该完全区别于大众，但结果却是：几乎在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里，他的行为举止照样漫无节制，与大众人毫无二致。
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就可以看到：当今的“科技人”，对政治、艺术、宗教以及其他一般性社会和生活问题，所持的看法、所做的判断、所采取的行动，哪一个不是愚蠢至极呢？步其后尘的还有医生、工程师、金融从业人员、教师，等等。我曾多次概括的大众人之特征，如“不愿意从善如流”，不愿意服从更高明的权威，等等，在这些部分优质化的专门人才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这些人象征了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大众的统治”，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野蛮主义正是导致欧洲腐化堕落的最直接的原因。
非唯如此，对于上一个世纪的文明是如何放纵自己的造物，结果导致原始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沉渣泛起，这些专门人才是最好不过的例证。
专业化的这种失衡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和过去相比，譬如说，比起1750年来，“科学家”愈多，而真正“有文化”的人就愈少。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牛顿无须懂得多少哲学就可以建立他的物理学体系，但爱因斯坦在完成他对物理学的敏锐综合之前，却必须浸淫于康德和马赫[2]的哲学：康德和马赫仅仅是对爱因斯坦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多哲学和心理学思想的象征而已；这些思想解放了爱因斯坦的心灵，并为他的创新开辟了道路。但是，仅仅一个爱因斯坦是不够的，物理学目前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只有出现一个比启蒙时代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更加综合的、新的“百科全书派”才能挽救这场危机。
因此，使实验科学得以持续发展一个多世纪的专业化正在走向尽头，除非新一代的人能够保证为它提供一种新的原动力，否则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它将无法维持科学的进步。
但如果专业人士无视他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哲学基础，他将从根本上全然蒙昧于科学的存在与延续的历史条件，亦即如何组织社会与人的心灵，使之可以继续造就后起的研究者。我在前文中已经透露，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人近年来显著减少，对那些清楚地了解文明意味着什么——这种意识在我们当代文明的最高典范“科学人”那里是普遍缺乏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征兆。这些非凡卓绝之士深知，认为文明是“本来就存在的”（outthere），不啻是认为文明就是地球的外壳和原始森林。
[1]转叉犬（turnspit），经过训练的可以转动烤肉叉的狗。
[2]马赫（ErnstMach，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他提出的“知识是感觉体验的复合”这一观念对现代科学与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
第十三章
最大的危险：国家
在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的角色都不应该是自行其是，安分守己才是它的使命。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我们所主张的这一观点并没有以多少是常见的、可能的事实为基础，相反，它立基于一条“社会物理学”的法则之上，这条法则甚至比牛顿物理学的法则还要坚不可摧。一旦一种真正的哲学(1)在欧洲重新占据优势——唯有如此方能拯救欧洲——它将再次意识到，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其本性都将迫使他寻求某种更高的权威，如果他能够自动地发现此种权威，那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如果不能，那他就是一个大众人，就必须从比他优秀的人那里接受此种权威。
因此，当大众宣称自己有权利自行其是的时候，他就是在反抗自己的命运，由于这正是当前所发生的事情，故而我称之为“大众的反叛”。从最终来看，唯有一件事情可以名副其实地叫作“反叛”，那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反抗自我。天使长路西法[1]如果不是一意孤行地想成为上帝——那不是他的命运，反而希望做一个最下等的天使——那同样不是他的命运，这两种行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属于反叛行为。（假如路西法是一个俄国人，譬如说像托尔斯泰，他就很有可能选择后一种反叛形式，比起他率领众天使反抗上帝，这同样是在悖逆上帝的意旨。[2]）
作为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既定规则，暴力的声望尽管可能已经走向衰落，但是，我们将依旧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当然它要改换一下形式。
这里，我指的是今天对欧洲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件事物，同其他所有的威胁一样，它也是文明自身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还是欧洲文明的一大荣耀：它就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国家。这里我们再次遭遇前一章中科学所面临的吊诡境地：科学原则的多产性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专业化，而专业化则有扼杀科学的危险。
既然国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一个关于公共秩序及其管理的问题，所以“旧制度”直到18世纪末期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它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反叛弄得焦头烂额。这一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同查理曼时代[5]的情况比较起来，18世纪的国家似乎是退化了；加洛林王朝[6]的国家在权力上当然远没有路易十六时代的国家强大，但另一方面，那时环绕在国家周围的社会却也是全然无力的。(4)18世纪的社会势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力量失衡，为法国大革命以及一直持续到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提供了条件。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当代国家是人类文明最显而易见、最夺人耳目的成果。任何人只要注意到大众对国家所采取的态度，他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众可以看见国家、钦佩国家，并知道国家就屹立在那里，护卫着自己的存在，但他绝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家是一个人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发明的，并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来加以维持，而这些美德和品性虽然人类过去曾经拥有，但明天很可能就会消失殆尽。此外，大众在国家中看到一种无名的力量，由于他感觉自己和这种力量一样也是无名的，于是，大众就相信国家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当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困难、冲突和危机时，大众就会倾向于求助国家的即刻干预，凭借其巨大无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决。
这就是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任何时候，只要大众怀疑自己遭受了什么厄运，或者仅仅是感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动，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无疑就是简单地摁一下按钮，开动法力无边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持久而稳当地获得一切而无须一切努力、奋斗、疑虑和冒险。大众自言自语道：“国家就是我！”这正是“朕即国家（L'Etat,c'estmoi）”的大众翻版，这完全是一个错误。说“国家就是大众”，就好比说两个人仅仅因为都不叫约翰，所以他们是同一个人一样荒谬。当代的国家与大众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无名的。但事实上，大众的确相信自己就是国家，他越来越倾向于寻找各种借口发动国家机器以压垮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些人妨碍了大众，扰乱了秩序，不管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工业上。
此种趋势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自发的社会行动将一再地被国家干预所打断；不会再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将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由于国家毕竟只是一台机器，它的存在与保养依赖于它周围生命体的支持，所以，国家在耗尽了社会的精髓与活力之后，将只剩下一副血色皆无、形容枯槁的骨架，一部停止运转的、锈迹斑斑的机器将比一具生物有机体的死尸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这也正是古代文明令人感到惋惜的命运。由恺撒和克劳狄[7]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早在安托尼努斯[8]时代（公元2世纪），国家就以其反自然的霸权（anti-vitalsupremacy）压服了社会的活力，社会开始受到束缚，它除了服务于国家之外无以为生。整个生活都被纳入官僚体系，结果发生了什么？生活的官僚化导致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崩溃，经济萧条，人口减少。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国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军事装备和军队，其首要的任务就是提供安全（我们要记住：大众正是安全的产物），因此，军队是国家的先决条件。非洲血统的塞维鲁皇帝[9]试图把整个世界军事化，可一切都是枉然：不幸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罗马妇女的生育能力逐渐下降，最后甚至连兵源都开始枯竭。塞维鲁之后，帝国的军队不得不从外国人中征募士卒。
国家至上主义（Statism）悖谬的悲剧性过程不是由此昭然若揭吗？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得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5)然而，国家毕竟是由社会成员所组成的，这些人很快就不足以维持国家，于是它不得不招募外国人：首先是达尔马提亚人，接着是日耳曼人。这些外国人乘机篡夺了国家权力，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些先前的人民，被迫沦为他们的奴隶，沦为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异邦人的奴隶。这就是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后果：人民转化为国家机器——它原本只是一个人造之物——的燃料，骨架吃尽了附着在它周围的血肉，临时搭建的脚手架竟变成了住宅的房客和主人！
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当我们听到墨索里尼疯狂地叫嚣“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国家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反对国家”这样的口号，并把它视为一个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发现的惊人事实时，怎能不感到震惊呢？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典型的大众运动。墨索里尼刚一上台就发现，一个他理想中的完美国家已经建立，但其缔造者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所要反对的观念和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他仅仅是无情地使用了这架现成的机器，我们无须细致地考察他的工作，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墨索里尼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足以与自由主义国家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中所取得的成果相提并论。纵使他有什么成就，也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而且它缺乏实质，因为它还不够抵消反常权力（theabnormalpowers）的积聚，正是这些反常的权力使墨索里尼得以把国家机器运用到极致。
国家至上主义是暴力和直接行动在上升为一般准则以后所采取的高级形式。通过并借助国家这部无名机器，大众得以自行其是。欧洲各民族目前正面临着各种重大的国内问题：法律、经济以及公共秩序无一不存在异常严峻的危机。在大众的统治之下，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国家将竭尽全力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和小群体，并最终打破未来的一切希望吗？
过去三十年里所出现的一个最让人感到惊悸的现象，可以作为这种国家机械主义（thestatemechanism）的具体例证：所有国家中的警察部门都在迅速扩张，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加剧这一过程。不管我们对此如何习以为常，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可怕的悖论：在一个现代超级大都市中，涌动的人群要想来去自如，专心于自己的事务，就必然需要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来维持交通和秩序。但是，对那些相信“法律与秩序”的人来说，如果奢望这些为维持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武装”永远满足于保持市民所希望的秩序，那就愚不可及了。这些人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自己来定义和决定他们应该维护什么样的秩序——这种秩序自然是最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秩序。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对这一公共需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大约在1800年左右，新兴的工业开始造就一类新人——产业工人，他们比传统类型的人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为此，法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数目庞大的警察队伍。十年之后，英国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犯罪率的上升使英国政府突然意识到自己缺少警察力量，其时正是保守党当政，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吗？绝对不可能，他们宁愿尽可能地容忍犯罪，也不愿意这么做。“人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必要的话，将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并把它看作是自由的代价。‘在巴黎，他们拥有一支令人羡慕的警察部队，’约翰·威廉·华德写道，‘但是，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宁愿看到，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有半打的人在拉特克利夫大道（theRatcliffeRoad）上被人割断喉管，也不愿意住宅被人搜查、监视，并忍受富歇的各种诡计’。”(6)这里，我们看到，对待国家的两种态度泾渭分明，英国人认为国家应该有它自己的界限。
[1]路西法（Lucifer），又译“明亮之星”，是撒旦在带领天使造反之前的名字。
[2]其实《圣经·旧约·约拿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叛形式，不过是失败的反叛：上帝命令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劝告那里的人悔改，但他想逃避这一使命，乘船离开，上帝便使海上风浪大作，只有把他投入海中方可平息风浪，于是其他乘客就把他扔进海里。上帝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进肚子里三天三夜，直到他向上帝呼救许愿，上帝才命鱼把他吐出来。马斯洛曾据此创造了一个心理学术语“约拿情结”（JonahComplex，参见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第142页，许金声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
[3]私刑（lynchlaw），指不按正当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惩罚，多为死刑。18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皮采法尼亚县为“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所困扰，法院对他们鞭长莫及，于是林奇（Lynch）上尉率领人们约定可以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来惩罚罪犯。林奇上尉虽然不是私刑的发明者，却试图使之合法化，结果他的名字就与私刑联系起来。
[4]把国家比作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是柏拉图经常使用的譬喻。
[5]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罗马灭亡后西欧第一个帝国的创始人，800—814年为罗马帝国皇帝。
[6]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751年，由矮子丕平创立的法兰克王朝，查理曼大帝即属于这个王朝，它是西欧封建时代中央权力较为集中的一个王朝。
(1)所谓哲学的统治，并不一定要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柏拉图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也不必要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如他后来所更加谨慎地希望的那样。严格说来，这两种意愿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就哲学的统治而言，它的存在就是其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要让哲学家成为哲学家。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哲学家”充当了各种角色：政治家、教授、文人、科学家，但就是没有成为哲学家。
(2)参见《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年，第1版。
(3)贵族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简单画卷最早是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先驱。——译注）向我们描绘的，但是，很显然这一象征性的几何式轮廓需要做大量的填补才能揭示出完整的真相。火药早在遥不可追忆的时代就已为人所知；把它装在一根管子里是一个伦巴底人的创造；但是直到大炮发明以后，它的威力才完全显示出来。贵族也使用火器，但规模很小，因为它过于昂贵；唯有资产阶级的军队，通过更完善的经济组织，才可以大规模地使用火器。不过，严格说来，以勃艮第人（Burgundians）中世纪式样的军队为代表的贵族，之所以被瑞士资产阶级的非职业化军队所击败，其首要原因还在于新式的训练方法和新的理性化战术。
(4)强调并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即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可以与弱小国家并行不悖。这到底如何解释呢？如果国家是全能的、“绝对专制的”，那么它为什么不让自己再强大一点呢？我们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统贵族的无能——技术上的、组织上的以及官僚政治方面的无能。但是，这一解释并不充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项解释，即绝对主义国家（theabsoluteState）中的贵族阶级不愿意以牺牲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为代价来扩充国家的权力。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绝对主义的国家在本能上，远比我们的民主国家更尊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民主国家虽然更富有才智，却往往缺乏历史责任感。
(5)回忆一下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留给他儿子们的遗言：“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对外；要礼遇、优待军人，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不必考虑。”（80年代英译本的这个注释所要说明的原文向后推移了两个句子。——译注）
(6)参见阿累维（élieHalévy，1870—1937，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译注）：《19世纪英国人民史》（HistoiredupeupleanglaisauXIXesiècle），第1卷，第40页，1912年。［80年代的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不过在尾注中编者指出，这段引语出自阿累维的《1815年英国人民史》，应该就是指《19世纪英国人民史》的第1卷；约翰·威廉·华德（JohnWilliamWard，1837—1924），英国历史学家；富歇（Fouché，1759—1820），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的建立者。——译注］
第二部分
第十四章
谁统治这个世界？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欧洲文明将自然而然地引发一场大众的反叛。从某种立场来看，这一事实具有非常有利的一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而大众的反叛与这种增长就是一回事。但是，同一个现象的另一面却是可怕的，它不是别的，而是人类道德的彻底沦丧。现在，就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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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就其实质或特性来看，或是其内部变化（internalvariations）的结果，比如人及其精神的变化；或是其外部变化（externalvariations）的结果，也就是形式上的变化或机械的变化。就外部变化而言，最重要的变化毫无疑问就是权力的更替（thedisplacementofpower），但权力的更替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更替。
因此，当我们着手考察一个时代并试图理解它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必然是：在这个时代里，谁在统治世界？当人类还处在分散居住、相互之间缺乏交流的时候，他们只能分裂为一些内部的、独立的世界，比如在米太亚德[1]时代，地中海世界（theMediterraneanworld）根本就不知道远东世界（theFar-Easternworld）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谁统治世界”这个问题限定在单个群体之中。
但是，自16世纪开始，整个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大一统过程。时至今日，这一过程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离群索居，人类的孤岛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无论谁统治这个世界，他实际上都是要对人类整体施加一种权威性的影响。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一直由欧洲各民族构成的同质性群体（thehomogeneousgroup）在执世界统治之牛耳。欧洲曾经是世界的统治者，在它的统治与领导下，世界生活在一个一元化的模式当中，或者至少可以说世界正趋向于统一。
这种生活方式是当代（theModernAge）的普遍风格，“当代”是一个乏味、贫瘠的概念，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的霸权主义时代（theepochofEuropeanhegemony）。
我们这里所说的“统治”，首先并不是指物质力量的实践或者自然的压迫。在这里，我们要尽量摆脱那些愚蠢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比较粗略的和比较浅显的观念。我们所使用的“统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稳定的、正常的关系，它绝不依赖于强力；相反，说一个人或一群人大权在握恰恰是因为他或他们有效地控制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强力”的社会机构或机器。有些事例，我们乍一看，似乎能说明统治是以强力为基础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量的话，这些事例却是我们论点的最佳例证。拿破仑率领其强悍之师入侵西班牙，并一度维持霸权，但准确地说，他一刻也没有“统治”过西班牙。尽管这位将军重兵在握，但是，情况并没有丝毫改变，或许正是因为他仅仅拥有强力，情况才会如此。我们必须对一个侵略行为或侵略过程和一种统治状态加以区分。统治是权威的正常行使，并且常常是以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为基础。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一千年前，不管是在文明的英国人当中还是丛林部落当中，都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什么人既能进行统治，又能将其统治建立于公共舆论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之上。
有人可能会认为，公共舆论之主权（sovereigntyofpublicopinion）的始作俑者是1789年的那位律师丹东[2]，或者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3]那里。虽然这种主权观念不论在这儿还是那儿，不论此时还是彼时都可能发现；但实质上，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基本力量，它催生了人类社会中的统治现象这样一个事实，却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一样源远流长。在牛顿的物理学中，地心引力是产生运动的力量，而公共舆论的法则之于政治史，一如地心引力之于物理学。没有公共舆论，历史科学就无从谈起。因此，休谟[4]敏锐而富有洞见地指出，历史的主题远不在于表达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于揭示公共舆论之主权是如何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举重若轻的。即使是那些妄图凭借外国雇佣兵来维持统治的独裁者也不得不考虑这些雇佣兵的意见以及当地其他居民所共有的意见。
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什么人能够依靠雇佣兵进行统治。诚如塔列朗[5]曾对拿破仑所说的：“陛下，您可以借助刺刀做一切事情，但您无法靠它们安坐。”统治不是攫取权力，而是平静地行使权力。一句话，统治就是要安然稳坐：坐在王位上，坐在显要的席位上，坐在议会的前排座位或主教的座位上。与老套戏剧中的浅陋之见恰好相反，实施统治与其说是铁腕镇压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坐稳位子的问题。总而言之，国家是一种意见的状态（thestateofopinion），即各种意见的一种平衡状态。
然而，有时公共舆论并不存在。一个社会被分为一些水火不相容的团体，其意见相左，并彼此诋毁，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根本不可能形成。就像“自然憎恨真空”一样，由于公共舆论的缺位而留下的真空地带通常会由暴力来填补，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本身正是对前者的一种替代。
因此，公共舆论的法则就是历史中的地心引力法则，但为了准确起见，我们必须考虑公共舆论缺席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它古老、直白而又平实，那就是：如果违逆公共舆论，就无所谓统治。
这使我们意识到，统治就意味着某种观点的优势，因而也就是某种精神的优势。归根结底就是说，统治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精神权力。历史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原始状态的统治都有一种神圣的特征，因为它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宗教恰恰正是精神、思想、意见这些东西的最初形态，总而言之，它是非物质的、超物理的（ultra-physical）。在中世纪（theMiddleAges），同样的现象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再次出现。
因此，这样两种说法就是一回事：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某个人、某个民族或是某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同质性群体掌握统治权，就等于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某一意见系统——观念、偏好、渴望、目标——占据着优势地位。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优势地位呢？大多数人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他们的意见必须由外界灌输进去，就像润滑油渗入机器的部件一样。因此，必须有一部分人，凭借精神的力量或其他力量来掌握和运用权威，以带动那些毫无主见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开始形成意见，采取某种立场。因为没有了意见，人类的日常生活将会陷入一片混乱，甚至陷入一种历史的空白，缺乏任何有机的结构。因此，如果缺乏一种精神的力量，没有人来发号施令，混乱将按照这种缺乏的程度笼罩人类。同样，所有权力的易手、权威的更迭，都意味着意见的改变，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
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论证的出发点上。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都处在欧洲的统治之下，并且，欧洲是那些在精神上极其相似的民族之聚合。而在中世纪，世俗的物质世界中还没有建立公共舆论的统治。这就是中世纪全部历史的情况，这也是中世纪的世俗事务常常比较混乱、比较野蛮、缺乏公共舆论的原因。中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爱、恨、渴望、厌恶等毫无限制，但是，另一方面，那个时代却没有公共舆论可言。这样的时代也不乏魅力与怡人之处。但在伟大的时代中，人类得以繁荣昌盛靠的是意见，也就是秩序的统治。当我们深入考量中世纪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阶段就像当代一样，仍然有人在执掌政权，尽管其权力只及于这个世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地区：它就是罗马[7]，这个伟大的帝国，正是它给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带来了秩序。
在一战后的这些日子里，这个世界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及其文明在这个世界上丧失了统治地位。而且，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事态的严重性：因为它预示着权力和权威的更替。这一更替将何去何从？谁将取欧洲而代之，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呢？难道必将有谁取而代之吗？如果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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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处于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当我们要说清道明发生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时，我们的努力常常是付诸东流，它只能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可笑。我们无法直接知晓事实的全部真相，正因为如此，除了虚构一个事实、设想事物正在以某种方式运行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不过，这一设想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观察事实就像领航员借助象限仪（quadrant）一样，只能获得一个近似的印象。但这正是科学方法之所在，更准确地说，这也是整个知识之所在。当看到我们的朋友走向花园小径时，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彼得。”此时此刻，尽管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还是不无讽刺地犯一个错误。因为，“彼得”这一称呼对于我们来说暗含了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包括体质的行为与道德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格”。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的朋友彼得本人与“我们的朋友彼得”这一概念有时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普通的概念还是最具技术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讽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钻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样。概念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极为严肃的：“这是A，那是B。”但这种严肃却是别人在和你开玩笑时装出来的那种严肃，那种紧咬着嘴唇才勉强保持住的严肃，一旦忍不住时，他就会开怀大笑。实际上，概念同和你开玩笑的人一样，都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A不仅仅是A，B也不仅仅是B。
一个概念的真实内涵与它表面上所说的之间还是存在一些细微差异的，而反讽就在于这种不一致。事实上，概念及其阐明者都是这样认为的：我非常明白这一点，即严格说来，这个事物并不仅仅是A，那个事物也不仅仅是B；但我通过把它们视为A和B，就可以使我出于实用的目的而开始理解它们，并对它们采取一种切实可行的态度。
当然，我所要谈的内容与哲学问题相去甚远，以上这些不过是一个条理不甚明晰的介绍罢了。我仅仅是想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实际所发生的无非就是如下一点而已：三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就统治着这个世界；然而，如今欧洲再也不会确信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了。为了归纳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构成当前历史事实的诸多要素无疑得带上夸张的意味。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你愿意与否，思想就是夸张。如果你不想夸大其词，那么你最好就保持沉默；或者更糟糕一些，就是麻痹自己的心智，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白痴。
简而言之，我相信，上述这一趋势正是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关键性事件，而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这一趋势的结果、条件、征兆，或附带的事件罢了。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都在大谈特谈欧洲的衰落以及西方的没落。不过，我想奉劝各位不要一提到欧洲或者西方的没落，就马上想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事实上，在他的著作[8]出现之前，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西方的没落这一现象。并且，众所周知，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所流露的那种疑虑早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尽管人们是出于极为不同的原因。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怀疑。
人们对于欧洲的衰落谈论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许多人都把它视为一个faitaccompli［既成的事实］。然而，我认为他们并不是真诚地相信这一点，或者他们有十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是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尽管他们根本想不起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这种信念的。它既不能真诚地唤起人们对这种趋势的执着信仰，亦不能清晰地给出欧洲衰落的日程表。
沃尔多·弗兰克的新著《重新发现美国》[9]就完全将其立论基础奠定在“欧洲已经垂垂老矣”的假设之上。然而，对于这样一个被他用来作为根本性前提的重大事实，弗兰克既没有对它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它展开讨论，更没有对它提出任何质疑。在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情况下，作者便将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就好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似的。弗兰克在其著作开头所表现出的这种轻率足以让我相信他本人对欧洲的衰落并不是确信无疑的，非但如此，他甚至从来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对自己的前提做过任何检讨。他这样做时，就如同自己在乘坐一辆电车，想都不用想。陈词滥调正是知识输送的电车轨道。
像他这样做的并不在少数，尤其糟糕的是整个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在循此而行，仿而效之。
在当前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完全就如顽童一般。在学校里，当有人说老师已经离开班级的时候，这一群孩子马上就会尽情地撒野，不闹它个翻天覆地决不罢休。当他们解除了老师在场时所强加的那种压力，摆脱了规则的羁绊，感到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情地享受这份欢愉。可是，一旦规划着他们的生活、指导他们各司其职、各居其位的规则和计划没有了着落时，这样一群由小孩构成的乌合之众就会找不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变得无所适从，一切目标都会失去意义、连续性和目的，那时，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头足倒立。
今天，那些较小的民族所表现出的轻举妄动着实让人感到可悲。因为据说欧洲正处在衰落之中，并且已经失去了统治权，于是，那些“半拉子”的新兴民族（half-bakedbrand-newnation）就开始跃跃欲试，行为乖张，甚至头足倒立，要么就是摆出一副老练成熟的样子，俨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于是乎，民族主义的浪潮一再进入我们的视野。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试图将当今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那一类新人归为一个类别，我称之为“大众人”。并且，我已经指出这一类人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感到自己是平庸的，却振振有词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拒绝服从任何高超于己的权威。如果说这样的心理状态在单个民族中占据支配地位是非常自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同时发生在多个民族之中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就出现一些“大众民族”（mass-peoples），它们决意要反抗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也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那少数几个民族。当我们看到如下这一幕时，怎能不感到滑稽可笑呢：一两个蕞尔小邦，在地球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踮着脚尖，声嘶力竭地指斥欧洲，并宣称欧洲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失去了霸权地位。
当这个世界没有了统治者，变得群龙无首时，由此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必然就是如此。这些反叛的大众民族，将无所事事，缺乏任何生活计划，得过且过。
3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吉卜赛人到教堂去做忏悔，牧师谨慎地问他是否知道上帝律法的诫命。这个吉卜赛人回答道：“嗨，神父，是这样的：正当我准备去学习这些诫命时，我却听说，人们要废除它们。”
但是，当前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却有些病态、不正常。一方面，欧洲的戒律已经失去效力，另一方面，在我们的视野中却没有任何其他戒律出现的迹象。我们听说，欧洲已经不再统治这个世界了，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接替它。我们通常所说的欧洲，首先就是指法国、英国以及德国这样三位一体的三个国家。正是在这三个国家所占据的势力范围内，人类的生存模式已臻于成熟，文明世界的秩序由此确立。如果真的像现在人们所宣布的那样，这三个民族正处于衰落之中，它们对生活的设计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土崩瓦解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非常契合于那些幼稚地向我们宣称欧洲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发号施令就意味着要让人们有事可做，为他们指明方向，使他们安于自己的命运；亦即防止他们漫无目的地度过空虚、枯寂的一生。
倘若有谁能够取代欧洲的话，那么，欧洲不再作为一种主流文化而占据统治地位，又有什么要紧呢？然而，我们还很难发现新文明的任何蛛丝马迹。纽约也好，莫斯科也好，相对于欧洲来说，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它们同是欧洲秩序的一部分；一旦同其他部分相分离，它们就会失去其意义。实事求是地说，人们不愿意谈论纽约和莫斯科，因为人们实际上对它们知之甚少；人们唯一可以确信的就是，对这两个地方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没有定论。然而，虽然我们还没有充分地了解它们，但我们已经足以理解其本质属性。实际上，它们非常符合我有时所说的“历史的假象”（phenomenaofhistoricalcamouflage）。就其本质而言，假象就是事实与它看起来不相一致的现象。假象的外观不是揭示其实质，而是隐匿其实质。因此，大部分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那些先知先觉的人才可以识破这些诡计。一般来说，这就是假象，它同海市蜃楼如出一辙。不过，我们用以揭示现象的概念能够修正我们视觉上的错误。
在每一例历史假象的背后，我们都可以发现两个层次分明的事实：一个层面是真实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它隐藏于事物的深处；另一个层面则是外观的、偶然的，它浮现在事物的表面。因此，我们在东欧平原中部看到了欧洲思想观念——极权主义——的一道帘幕，极权主义是根据欧洲的现实与问题构想出来的。而藏在这道帘幕背后的却是这样一个民族，它不仅在人种上与欧洲人截然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处的时代也与我们判然有别。这个民族还处在成长前的躁动与不安之中，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幼稚的民族（child-people）。因此，在东欧平原中部，欧洲的思想——极权主义占据了主流地位，它是以欧洲的现实及其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在欧洲被建构出来的。假如极权主义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地方取得了胜利，那可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当然，这样的悖论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极权主义根本就不会在这里取得胜利。说这里的人是极权主义者，其荒谬程度不亚于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就是罗马人。这些新兴的民族是毫无思想观念可言的，当它们成长于一种古老文明依然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氛围中时，它们往往用这一古老文明所提供的思想观念来伪饰自己，这就是新兴民族的假象及其动机。
如果没有哪个民族执掌统治权，那么世界历史必将由此再次堕入混乱的状态，任何一个不愿意看到这种悲观结局的人都只能回到我们的出发点上来，并严肃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欧洲真的像人们言之凿凿的那样已经衰落了吗？欧洲真的要置自己的统治权于不顾，挂冠而去吗？这种表面上的衰落难道就不会变成一场有益的危机，从而使得欧洲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欧洲各个民族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但假使有一天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StatesofEurope）成立了，欧洲的多样性为其形式上的大一统所取代，那么，这种衰落又何尝不是一个先验的必要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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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命令与服从的功能都是决定性的。只要“谁发号施令，谁唯命是从”这个问题尚未解决，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将是一团糟，注定要不完善且缺乏效率。甚至是人的良心——除了极个别的特殊例外——也会受到扰乱和扭曲。除非人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只是偶尔才与外界发生联系，否则，他就不可能摆脱这些纷扰，尤其是统治权力的转移与危机所带来纷扰。但是，人就其内在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严格地说，每一个人性格特征的变化常常是集体影响的直接后果。因此，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单独加以考查和分析的话，我们甚至无须更多的资料就可以确定一个国家是如何就命令与服从之间的关系来组织其国民的良知（country'sconscience）的。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谁行使统治权”这个问题上，哪怕是丝毫的犹疑或片刻的踌躇都足以将每一个人推向道德堕落、纪律松弛的深渊，不管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
当生活发现自己已是孑然一身的时候，它就迷失了自己。纯粹的自我中心（egoism）是一个迷宫；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真正的生活就是被导向某个事物，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这一目标既不是我的动机，也不是我的生活本身，它是我的生活所奉献的事物，因此，它外在于我的生活，又超越于我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只打算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自成一统，任意而为，那么，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而只能围着原地打转。这就像一座迷宫，一条哪也不能通向的死路，陷于其中，除了围着自己打转之外，一事无成。
一战以后，欧洲人就开始走向自我封闭，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他人都没有留下任何计划。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在十年前的起点上裹足不前。
发号施令并不在于虚张声势，它意味着一种施之于他人的压力，然而，它也不仅限于此。因为，如果发号施令仅仅是一种压力的话，那么，它就纯粹变成了一项暴力。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发号施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人接受命令；另一方面，他受命去做某事。并且，从最终来看，接受命令就是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投身于一种历史的命运。因此，如果没有生活的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一项帝国生活的蓝图，就不会有帝国的存在。正如席勒[11]在他的诗句中所说的：“只要国王大兴土木，马车夫就会有活可干。”
姑且不论那些由于年幼无知而依然停留在史前阶段的民族，对欧洲是否还执掌着统治全世界的霸权所产生的怀疑已经弥散到欧洲之外的其他民族，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然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欧洲人自己也开始认可这种怀疑，并完全陷入消沉之中。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欧洲人或者多少算一个欧洲人而隐讳这一点。我也不会认为，如果欧洲人在不久的将来不再统治这个世界，我就会对这个世界的生活失去兴趣。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愿意并且能够取代欧洲执掌统治权，并能指引这个星球的方向，那么我就不会为欧洲领导权的丧失而自寻烦恼，我甚至都不会如此地多加过问。但是，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反倒是欧洲人的所有美德与品质由此毁于一旦，那么，我宁愿选择一个没有人统治的世界。
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意味着一种精神健康、行为高尚的制度；同时，它还需要不断地刺激，以激发人们保持一种充分的尊严意识。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而此种生活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一种情况是自己掌握统治权，另一种情况则是在得到我们认可的其他人的统治之下摆正自己的位置，总而言之：一个人要么统治，要么服从。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服从并不是指纯粹的屈服——唯唯诺诺的顺从只能导致退化；恰好相反，服从是指尊重统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领导，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满腔热忱地追随他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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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文的出发点上来，看一看这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实：这些年来有这么多的人在大谈特谈欧洲的没落。然而，更奇怪的是，首先注意到这种衰落的并不是外人，而是欧洲人自己，这是他们自己的发现。在欧洲这个古老的大陆以外还没有人想到欧洲的没落之时，一些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疑惑：“我们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这一想法立即博得了满堂的喝彩，并且，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欧洲的衰落，就好像它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一般。
或许，现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今天的德国人或英国人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创造出比以前更丰富、更美好的事物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考量一下德国人或英国人在经济领域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真正原因。通过考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沮丧绝望的心理状态并不是来自无能为力的感觉，恰好相反，他们感到自己比先前拥有更大的潜能，但受到了一些致命障碍的掣肘，致使他们无法淋漓尽致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在现实经济领域里，德国、英国、法国发展的致命障碍是各国的政治边界。因此，问题的真正根源不在于可能会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经济难题，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共生活的形式（theformofpubliclife）不足以容纳经济潜力的发挥，而公共生活形式正是经济能力赖以发展的空间。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这一时期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压制。
要解决此类危急、深刻问题的冲动一如既往地显得那么迫切，但是，这股强大的冲动却由于当前欧洲分裂为一些相对较小的民族而受到束缚，在这些狭小的樊笼之中，任何事物都被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如今压负在欧洲人心灵之上的悲观主义、沮丧感就好像笼中的小鸟，每当它展翅欲飞时，就会撞到鸟笼的铁栏杆上。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国内政治层面。目前几乎所有伟大的民族在政治生活中普遍都处于低潮，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项敏锐的分析对这一奇怪现象做出说明。我们经常听人说民主政体如今已经失去了威望，这是需要做出解释的，因为说民主政体已经失去了威望显然是叫人疑惑不解的。议会制到处都为人所诟病，但我们却没见到有哪个国家试图用别的制度来替代它，甚至也没有哪个乌托邦式的国家设计看起来更理想、更可取。这样看来，民主政体的威望已经丧失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就不是那么可靠了。因此，在欧洲，并不是作为公众生活之工具的制度在走向败坏，而是人们使用这些制度的目的出了问题。欧洲目前恰恰就缺少一种自觉的计划以满足个人生机勃勃的生活能力。
这里，我们应该彻底澄清这种幻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此类荒谬绝伦的言论不绝于耳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就拿对议会的看法来说，对议会的传统运作方式存在着各种看似合理的批评，但是如果对它们逐一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证明议会应该被取消这一结论是正确的；相反，所有这些批评都只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议会应当进行改革。
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一种制度所能说的最好的就是它需要改革，因为这就意味着它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表明它能够适应新的生活。如今的汽车正是1910年以来人们对它不断提出批评，从而加以改进的结果。但是，流俗对议会的鄙薄却绝对不是产生于这样的批评，例如，有人说议会现在失去效力了。对于这种看法，我们不禁要问：“议会失去效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所谓效力是某种工具在实现某个目的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效。在这里，议会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各个国家的公共问题。因此，对那些宣称议会已经失去效力的人，我们不妨问一问，他们是否对解决公众问题的方法有一个清晰的想法？因为，如果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哪怕是理论上的设想都可以，那么，指责这一制度是无效的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我们最好提醒大家记住：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比19世纪的议会制度创造出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家。这一事实是如此地无可置疑，以至于忽视或忘记这一点就等于是十足的愚蠢。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把如下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一是为了使立法机关“更加有效率”而对它们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性与紧迫性；二是由此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
议会威望的丧失与其众所周知的缺陷之间并无关联，这全然不是因为议会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议会威望的丧失是由于其他的原因，那就是欧洲人没有把它们运用于恰当的目的，与此同时公共生活的传统目标又不再受到尊重。总而言之，当前的欧洲人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s）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在其中，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束缚，就如同囚徒一般。如果稍加仔细地考察一下人们对议会所加的诸多贬损之词，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英国、德国，还是在法国，大多数公民已经不再尊敬自己的国家。在制度的各项细节上进行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因为受到攻讦的并非制度的细节，而是整个国家都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当前欧洲人所有的计划与方案——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智识的——无一不受到自己国家的限制，因此，他们首次感到自己的生活潜能、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置身其间的集合体（collectivebody）无法实现平衡。于是，他们发现成为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法国人，就好比成为狭隘的乡下人。他们发现自己比从前更加“渺小”了，因为以前每一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相信自己就是整个世界。在我看来，这就是今日令欧洲人痛苦不堪的那种没落感的真正根源。因此，欧洲的衰微没落，其根源纯粹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同时，它也是悖谬的，因为此种没落的预设前提恰好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已大为增强，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自己受制于一种过时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已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其施展才能。
作为上述观点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把汽车的生产制造作为一个具体事例。汽车完全是欧洲人的一项发明，但是，今天北美的汽车产品却显然要略胜一筹。因此，我们可以说，欧洲汽车工业正处在衰落之中。可是，欧洲的汽车制造者却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的汽车产品之所以优秀并不是因为大洋彼岸的生产者具有什么特别的才能，而是因为美国的厂家拥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大约1.2亿消费者供应产品。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欧洲的汽车生产厂家能够拥有一个包括了所有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市场，那么，没有人会怀疑为5亿或6亿消费者所设计的汽车会比福特汽车更加物美价廉。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生产技术所具有的一切优点都是其市场广阔与均衡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工业的“合理化”是其根据市场范围的大小自动发生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