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元年（1522）本，也称壬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个小标题，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该书庸愚子（蒋大器）“序”有“东原罗贯中”之语，因而我们知道作者罗贯中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1931年郑振铎等先生发现了手抄本的据认为是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其中说：“罗贯中，太原人……，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由此又有了罗为太原人的说法。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罗是东原人。贾仲明也是山东人（淄博），生于1343年，至正甲辰（1364）二十二岁，罗贯中既是他的忘年交，至少应比他大二三十岁，生年应在元朝中后期，如果享年按七十岁计算，卒年大约在明初洪武年间。据此，多数学者认为由他写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于元末明初。
二、《三国演义》所“演”何“义”？
三、主要人物的理想化特点
《三国演义》既是通过刘备君臣寄托圣君贤相的理想，借助董卓、曹操等表现对乱臣奸臣的憎恶，为了使主要人物更好地成为寄托的载体，作者很自然地将他们加以理想化。
对刘备君臣是正向理想化。
想化君主。小说中也写了他对庞统说的“每与操反”的著名的话，但由于对他仁厚的一面写得过于突出，就使读者觉得这是他的真心表白，政治谋略的特点就很不被人注意了。他先后依附于邹靖、刘焉、卢植、朱隽、刘恢、刘虞、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十五个“山头”，有时不免谦态卑词，行权用谲，刘备也说过“屈身守分，以待天时”。若在曹操，作者会定性为奸诈；而在刘备，则成为机智大度，正如毛氏所评：“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
《三国演义》中描写蜀汉的即使最具悲剧意味的章回，也都弥漫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如关羽被吕蒙杀死后，在吴国的庆功宴会上，其灵魂竟符在吕蒙身上，大骂孙权、吕蒙，使孙权“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吕蒙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诸葛亮去世前不仅能预见己之将死，还能预见魏延将反，并给杨仪留下了斩魏延的锦囊妙计；死之后，还能以木雕像吓走司马懿，等等。
鲁迅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如刘备携民渡江时，看到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两岸哭声不绝”的情况，“大哭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赵云将历经艰险救出来的阿斗交给刘备，“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些地方的描写，都有表演性质，都是“近伪的”，客观上表现了刘备以仁厚为手段、邀买人心的一面。若是曹操，这些行为也会被定性为奸诈。但作者主观上并不是要表现刘备的奸诈，不是表现刘备性格的多面性，而是写其仁厚过了头的结果；而且由于有了对刘备仁厚的大量正面描写，有了刘备应继汉统的舆论渲染，读者也不会感到刘备的奸诈，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仁者的智慧，正如毛氏所评：“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同是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
1、介绍定性。曹操在第一回刚一出场，就介绍了他幼年时以诈作中风之计，在父亲面前中伤对他严加管教的叔父的故事，以显示幼年时的曹操既机智又奸诈，就已经有了奸雄的性格胚胎。接着又介绍了许劭对他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当时已经是乱世，而曹操“闻言大喜”，这就表明了曹操本人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奸雄，或者志在做一个奸雄，正如毛氏所评：“劭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这样，作者的介绍就为曹操的性格定性了，并给了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3、以“奸”点化。以后的情节，不少地方都能显示出曹操的远见卓识，但作者总是不时地重笔描绘其明显具有“奸”的特点的事件，目的是以“奸”去点化“雄”，提醒读者不忘雄才大略背后的本质。突出的事例是：徐州屠城，向王垕借头，割发代首，诬陷杨彪、杀害赵彦，许都射鹿，哭祭袁绍，追杀刘琮母子，杀伏后及其二子，杖杀尚书崔琰，诈杀许都救火官员，等等。
4、前后对比。小说在不少地方写了曹操爱将惜才和虚怀纳谏的正面行为，如：荀彧曾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也”，官渡之战时，还遣人向远在许都的荀彧征求意见。但以后荀彧反对董昭上表“尊曹操为魏公、加九锡”的动议，“曹操闻言，勃然变色”，并使人送荀彧一个“并无一物”的食盒，逼荀彧服毒而亡。许攸是曹操“故友”，弃袁绍而投曹操，“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并“先拜于地”。但后来许攸侮慢曹操，随即就被看透了曹操心事的许褚杀死。荀彧之侄荀攸被曹操封为军师，后来王粲等四人欲尊曹操为魏王，许攸以为“不可”，“曹操闻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曹操曾说过：“顺吾者生，逆吾者死”，这些谋士都因为稍有不同意见而死，曹操毫不顾念他们过去的功绩；作者运用前后对比的方法，显示曹操的玩弄权术、奸诈残暴。
经过作者的上述处理，一个历史上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便成了大奸、“奸绝”、“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中提出过，在曹操形象中，有“雄”和“奸”两方面的因素，但“雄”不是“奸”的对立物，而是它的强化剂，也就是说，“雄”并不是被作者当作曹操的正面品格来描写的。历史数不清的奸贼，既有愚昧瞒顸者，亦有雄才大略者，后者才是危害最大因而人民群众也最切齿痛恨的大奸。作者这样描写曹操，是为了更好地反衬刘备的仁和义，诸葛亮的忠和智，寄托向往盛君贤相、憎恨乱臣贼子的思想感情。如果说《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中的曹操仍然是一个正面形象，作者没有丑化曹操，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将小说中的描写进行历史还原才能得出的结论，嘉靖本与毛本对曹操的态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四、如何评价《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尊刘反曹，又对主要人物进行了理想化处理，应如何评价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