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工之艺”到近代“工艺美术”概念的提出，前后近3000年历史，充满了我们引以为豪的作品。如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图1）和漆器，秦汉的石刻和建筑装饰，隋唐的金属工艺以及两宋的瓷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当我们沉浸于往日“工艺大国”的辉煌时，也无比尴尬地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近代中国工艺美术的衰落。
工艺美术首先和科技有关。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历经半世纪写成的七卷本《中国科技史》中，以充分的史料证明了“在古代直到明朝末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明都是中国领先的”。换言之，只是17世纪起，我国的科技才开始落人下风。但我认为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因素固然重要，思维方式却更是重中之重。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的思维方式也渐由“经验型”向“实验型”过渡。于是由设想到实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新发明新创造。可以想象，倘若没有工业革命以来创造的雄厚技术基础，被西方视为现代设计发端的英国“新工艺运动”亦不会产生。而回顾中国，在封建末期依然依靠缓慢的经验积累，工艺美术的发展步履维艰。
指出意识对于物质有反作用。工艺美术作为科技与技术的结合，追求的是实用性与美观的统一。从根本上说，要求的是理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工艺美术史中不乏二者完美结合的例子。如新石器时期出现的一种尖底陶器（图2）。它尖底，易于沉水。系绳偏下，易于灌水且不至于太满。《荀子宥坐》载，孔子起初只知其为“欹器”，是置于帝王“座右”的“宥坐”，有鉴戒之意。后来于鲁桓公家庙中见到这种“欹器”，听守门人介绍后，曰：“吾闻宥坐之器者，需则欹，满则覆。”由此可见，从最初的“造物为用”到赋予一定的寓意，说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工艺的本质也就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而关于工艺美术的审美，我觉得贡布里希先生在《艺术与错觉》中说的“先制作后匹配”的原则同样适用。物质性的技术是工艺美术的先决条件。先成器物，而后赋予一定的审美价值。比如关于瓷器的审美，必然是在制作瓷器的技术产生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用性和艺术性不断结合才促成了瓷器的不断发展。同样的，如果没有青铜铸造技术的产生，亦不会有商周时期青铜器艺术浑厚的造型，严谨的文饰，庄重的艺术效果。
“工艺美术”从生产方式上来说，代表的是手工业生产。而工业革命之后催生的“设计艺术”，而今大有取代“工艺美术”的趋势。其实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存在物质基础上的差别。工艺美术服务于手工生产，将制作理念与制造统一于工匠的手上，而设计艺术则是制作理念与现代工业生产的紧密结合。从理论上来说，从工艺美术史到设计艺术史，很多人认为主要是研究的角度发生了改变，前者注重于工艺制作，后者着重于设计创意，更突出了艺术的性质，贴近了文化。我认为还是应该把工艺美术上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因为工艺本身就是我们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工艺美术以艺术的方式，通过现有的物质技术手段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从历史上来说，强盛的时代往往诞生强大的艺术。比如说中国的隋唐时期，既是社会的高峰又是工艺美术的高峰。只有重视技术向现实物质形态的转化，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次，工艺美术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工艺美术的发展，首先是创新精神的发展。而创新精神的发展，首先是工艺美术教育的改革，这需要人才培养机构面对现实来调整工艺教育的课程，充分体现创新教育、超前教育、开放教育。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促进教育质量提高的动力。如何改变工艺美术教育“师傅带徒弟”的套路，变传统工艺为系统化思想指导下的工艺学科，工艺美术教育不仅要强调技巧、技能训练，更应强调学生知识结构建立的方法和途径，努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具备多向思维的头脑和应变能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促成我们民族创新精神的培育，在当今时代，这种创新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工艺美术的继续发展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财富的延续。在中国的文明史中，工艺美术的成就无疑是最值得世人所称道的内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民族的面貌，是以工艺美术的形态为世界所认识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特定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这都在工艺美术的面貌中有所体现，过去如此，将来亦将如此。创造工艺美术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创造着我们民族的面孔。
莱斯利怀特认为：一种文化是由技术的、社会的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则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因。对于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将之放到文化的高度来审视，抛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的陈见。须知，工艺美术繁荣之时，必是中华文化繁荣之日！
参考文献：
［1］辞海.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倪建林，张抒编著.中国工艺文献选遍.山东教育出版社.
［3］李砚祖著.工艺美术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站在巨人肩上
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对于谈敏来说同样适用。朱可心大师为“民国七大艺人”之一，花货巨匠，一代宗师，壶艺精湛。朱可心大师所带徒弟之中不少成为当代大师，而在年轻时便有“男有春芳，女有碧芳”赞誉的李碧芳更是深得朱可心大师真传。胡永成作为李碧芳的嫡传大弟子，对光器、花器、筋瓢器门类制作的泥性和技法有独到之处。谈敏被胡永成（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收为嫡传弟子，有幸成为朱可心大师门派的第三代传人，传承了师门几十年的制壶技巧。对此，谈敏也是深怀感恩：“能拜大师为师起点高，大师总结的制壶技巧、制壶经验，这些都是他们花费了一生心血提炼出来的精华。比如说有些关于制壶细节的处理，他不讲你可能摸索一辈子也未必能发现，他告诉你了，你立刻就可以吸取这些优秀的经验，对于你的成长进步非常有益。”
制壶工艺收放自如
谈敏喜爱运动，在篮球方面有很高的的天赋，曾是宜兴市著名的篮球运动员。也正是由于运动才与恩师胡永成结下了师徒缘分，胡永成也曾是运动高手，至今仍是江苏省一项体育运动纪录保持者。也许是因为谈敏热爱运动，因此作品也都大气稳重之中蕴藏着蓬勃活力。
在制壶方面，无论光器、塑器，谈敏皆游刃有余。他制作的第一把壶便品相不俗，“平盖莲子”是谈敏做学徒时期的第一把壶，壶型整体似压扁的莲子，盖平却不显单薄，肩折而富有张力，嘴、把飘逸的线条延伸至壶体中心，宽口盖便于倒置茶叶，增加实用性。整体以段泥制成，简洁明亮，更添韵味。
谈敏所制塑器，细节精巧，整体而不失大气。谈敏在认真学习、娴熟地掌握贴塑技能的基础上，又到大自然深入观察葡萄的生长过程，找寻年久根深的葡萄桩。按照葡萄桩的形态制成了“高松鼠葡萄桩壶”，壶身如葡萄桩呈现倾斜的奇姿异态，藤枝扭曲盘绕作为壶嘴、壶把，葡萄珠圆玉润，小松鼠活灵活现，动静结合，生气盎然。既展现了大自然的情趣，也表达了人们丰收的喜悦。
用动静皆宜来形容谈敏再合适不过，他不仅在运动方面具有天赋，在书法方面也有一定造诣，尤其是一手隶书，笔墨苍劲、浑厚、端庄、严肃。苍劲不失隽秀，浑厚不失飘逸，端庄不失流畅，严肃不失潇洒，将隶书“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书法上的修为也影响了谈敏在紫砂方面的创作，近年来谈敏更加喜欢制作光器，偏爱素净大气的风格，不爱繁琐缀饰，“菩提”可谓其中代表。“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壶”造型的起势与力度均具艺术美，创作时融入了中国传统佛教文化元素，如菩萨端坐的莲花台，又似佛前一盏明灯，壶钮既似佛手参悟，又如佛灯火苗跳动跃起，线条流畅端庄，宝相庄严，禅味十足。此壶获上海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金奖，并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外观专利。
紫砂的传承与发展
谈敏不但业精于已，并热心传技授徒，但是每次带徒弟的人数都控制在三人左右，他认为：“希望能将这派师门技艺流传下去，但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辅导太多学生，是对这些学生负责，要像我师傅带我那样，手把手用心的教。”这种认真、负责、用心的态度非常难得，学生不仅仅在制壶工艺上向谈敏请教，就连毕业设计方面的难题也都会寻求谈敏的辅导，对待这种情况，谈敏总是耐心引导，讲解。想必在不远的将来，谈敏的弟子也会成长为德艺兼备的紫砂工艺师，朱可心大师的精湛技艺将会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身为中国收藏家协会紫砂艺术收藏委员会副会长的谈敏，对于协会的发展也非常热衷，他说：“我们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哪怕是在现在受到非议和反对，但是在以后在将来，会有人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为紫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奉献力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紫砂文化。”
关键词:设计艺术；城市化；艺术创作；文化建设；审美观念
中图分类号：J502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uponProblemsofArtisticDesigninUrbanizationProcess
ZHUGuang-yu
对于设计艺术，过去往往仅局限在比较窄的专业领域和操作范围之内，设计师所用到的也不过是比较单一的学科知识和技能，而传承的途径也比较单一，多是以师承关系确定这门技艺的延续轨迹。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社会变革的逐步加剧，城市人口的急速扩张等因素的加入，这种单一的设计生产方式逐步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就暴露出种种在变革过程中的弊端。这种弊端的表现不仅仅在设计艺术领域中，它们也和相应的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革紧密相连。
设计艺术，既然是一门以“人为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在工业社会时期，西方重视分析性的思维和机械性的标准形成了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观。这种重视物质基础的工业社会的进步，其局限性在于就“物质”本身来进行设计分析，进而展开设计，而忽视了系统性的“结构”内在的制约力。随着城市扩大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脚步的加快，这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和能源的逐步枯竭，环境污染问题逐步凸显，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理性分析”是否能解决设计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广受质疑。而东方以系统设计中的均衡性为设计理念的“整体性”思维，适时地弥补了理性设计的不足，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信息交互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支持，正以极高的效率和质量改变和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设计艺术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作品中“精神性”内涵的注重，它要求设计师不仅能够驾驭设计中的技术性和物质性的环节，更能从整体的“经济系统”、“环境保全系统”、“制度结构系统”等各个部分适应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发展方向。当然，东西方在思想领域的不同由来已久，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其设计观念和发展路径的变化。
②提出批判：“与唯理论的、实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同样影响到设计，这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产生于对灵魂深处世界及对自我的寻找过程，这是带有理想化和主观色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感情和感觉推到首要位置。艺术性的生产是人类自由发挥的典型，在艺术家当中倾向于个性发挥。”
③
就现代主义阶段来说，设计科学中的“唯理性观”确实在其存在的历史时期，给予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以有力的推进作用，例如1927年在德国生产的法兰克福整体厨房，它为缓解当时德国的住房短缺问题，以及传统厨房与餐厅分离的空间浪费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整体厨房的空间利用率大大提高，设计师玛格丽特甚至在设计厨房色彩的时候，也是通过色彩测试得到统计数据，进而选取苍蝇最不喜欢的蓝色来设计厨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厨房的卫生问题。在整体厨房已经普及的今天，个性化的因素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设计过程中来，业主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生活习惯定制整体厨房的规划方案，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材质和色彩。可见，这种依靠理性分析的方法进行的设计方案，固然可以使得设计的适用性的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同时它也抹杀了主观情感和人文情怀的文化气息。时至今日，个性化的设计方案越来越多地被大设计公司所采纳，用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
“市场”在设计艺术中的重要性：当前社会，设计师更加需要根据人的不同需求决定不同的设计方案和市场营销策略。因此，对于市场的重视也直接决定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的表达，在我们这个日益扩大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市场认可度。但是，市场的认可是否就意味着成功的设计？设计师的作品不但应该考虑“迎合”市场的问题，更多地还应该考虑到“引导”市场的走向。而这种“迎合”与“引导”的前提，当然是以市场调查的准确定位为依据的，没有准确的市场定位，不用说引导，连起码的迎合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当然也是设计方案的无法通过或直接导致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设计师罗威（RaimondFerdinandLoewy，1893-1986）“在阐述艺术设计特征时，强调艺术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消费专家的劳动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在艺术设计中，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消费心理，因为产品即使设计完美、制作精良、价格合理，仍然可能销售不旺。只有当消费者确信需要这些产品时，需求才会产生。罗威把艺术设计师说成是特殊的社会活动家，其目的是发现劣质产品，以改进的产品替代它。”
④20世纪30年代，美国正流行“流线形造型”的设计风格，罗威所设计的流线型冰箱也将这种圆角弧面的造型风格引入其中，但冰箱顶部的弧线并不适宜于美国家庭主妇从冰箱中取出物品暂时放置于冰箱顶盖上的习惯，罗威在后来的设计方案中发现了这一缺憾并改正了他的设计方案，使得流线型冰箱在美国热卖。据此他也劝诫他的雇员“不要盲从时尚，脱离功能的形式，不论怎样美丽，也是毫无价值的。”由此可见，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的把握，不但可以促进设计的完善和改进，更可以引导市场的走向。
我国在设计艺术教育方面的探索工作，自20世纪初期以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得益于前辈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不懈努力，我国对于设计艺术教育方面无论在西方设计思想的引入，还是在本土化设计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了废科举、兴学堂的命令。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前身）创立，开启了中国新式美术教育的先河。当时仿照西方和日本的艺术设计专业设置的课程，在图画手工科开设了素描、水彩、油画、用器画、图案画，中国传统绘画等专业课，手工课还有金、木、竹、漆等门类的手工艺课程，其他课程还有外文、中文、以及与测绘有关的一些物理、几何课程等。此后，各地相继效仿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做法，先后出现了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杭州的浙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广州的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等等。1918年，我国第一所由国家兴办的美术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成立，当时学校设立了中国画、西洋画和图案三个系。1928年，杭州成立了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1929年，学校又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设有绘画、图案、雕塑三个系。
在我国早期的设计艺术教育方面，一些留学海外的学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陈之佛于1918年留学日本，随后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即今东京艺术大学）工艺图案科学习，1923年回国后曾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担任图案设计科的教授工作，引入了日本对于设计艺术的一些先进理念。刘既漂、庞薰、雷圭元等留学法国，并陆续回国担任图案设计教育的工作，他们引入了欧洲的一些对于设计艺术方面的理论思想，都为我国的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⑤。
我国早些年把“设计艺术”称之为“图案”、“工艺美术”或“美术工艺”。这里有必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澄清，以便于更好地理解“设计艺术”的概念在我国的切实意义。“图案”，顾名思义，即是“图形化的设计方案”之简称，《辞海》艺术分册中对于“图案”条目的解释是：“广义指对某种器物的造型结构、色彩、纹饰进行工艺处理而事先设计的施工方案，制成图样，通称图案。有的器物(如某些木器家具等)除了造型结构，别无装饰纹样，亦属图案范畴(或称立体图案)。狭义则指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和色彩而言。”《现代汉语词典》中“图案”的条目解释则是：“有装饰意味的花纹或图形，以结构整齐、匀称、调和为特点，多用在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和建筑物上。”
⑥我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著名图案设计家陈之佛先生于1928年应广州美术专科学校聘请，担任图案科主任，并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次图案作品展览会，同年他也提出：“换言之，即使我们要制作用于衣食住行上所必要的物品之时，考虑一种适应于物品的形状、模样、色彩，把这个再绘于纸上的就叫图案。”
⑦雷圭元先生在其《图案基础》一书中对于图案的定义综述为：“图案是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美术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在工艺材料、用途、经济、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图样，装饰纹样等方案的通称。”
⑧俞剑华先生更是在1929年出版的《最新图案法》总论部分写道：“图案（design）一语，近始萌于吾国，然十分了解其意义及画法者，尚不多见。国人既欲发展工业，改良制造品，以与东西洋相抗衡，则图案之讲求，刻不容缓；上至美术工艺，下迨日用什器，如制一物，必先有一物之图案，工艺与图案实不可须臾离。”
⑨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图案”的理解，在过去和现在的理解上是有偏差的。过去，我们沿用了日本学者手岛精一提出的“图案”的概念，这是为了改变传统手工艺中制作与设计混为一体、随意性强的做法，从而在工业生产中把图案（设计）和工艺明确地区分开来。
⑩这种对于图案这一概念的理解，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机械化生产的需要而逐渐被“工艺美术”（或称“美术工艺”）这一概念所取代。
无疑，现代设计艺术的概念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机械化大生产这一经济模式发展起来的，以传统的“图案”、“美术工艺”或“工艺美术”来限定“设计艺术”的概念已经不再够用了，尽管设计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曾经以不同的面貌在我国出现，但是今天“Design”（设计）的含义愈加宽泛了，可以说凡是具有目的性的改造人为事物的活动都能称之为设计。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将传统的“图案”、“工艺美术”（或“美术工艺”），甚至于伴随着机械化大生产而发展起来的“工业设计”的概念相互区分开来，更有助于理解“设计艺术”在当代视野下的发展状况。
毋庸置疑，当前的设计艺术是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中走出来的，因此，对于当代视野下的设计艺术，要理解它的深刻内涵，更需要从“现代主义”设计，甚至更早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维度中去寻求发展的脉络。这不仅涉及到设计艺术自身的定位问题，更是每个设计艺术工作者体现其设计风格，把握自身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
②李砚祖编著《外国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③同上。
④凌继尧、徐恒醇著《艺术设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⑤同④，第210-212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61页。
⑦陈之佛《陈之佛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⑧雷圭元《图案基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
⑨转引自李砚祖《建立中国的设计艺术学》，《设计艺术学研究》，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关键词：传统艺术民族文化现代设计融合
中国传统艺术所涵盖的范畴很广，它包括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等。它们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画家、艺人、工匠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这一切都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形语言。中国传统艺术是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和宝贵财富，它题材广泛、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形式多样，是其它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对现代设计，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和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设计工作者所重视。在现代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使中国设计品牌屹立于世界设计之林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书籍装帧设计也是这一时期逐渐脱离了古籍装帧的形式结构，开始向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书籍设计的方式转变。在20世经初的的书籍装帧设计中，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把接受过的传统艺术训练用在书籍设计中，从图形设计、人物形象到书籍的整体装帧设计都注意突出中式风格，设计出了中国早期一批具有现代设计特点又有民族文化特点的书籍。
在设计中融入传统艺术元素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作品中放入一些书法文字或传统图案，而是要把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构图、线条、色彩等形式的独特之处加以提炼和总结，注重对作品精神的思考。例如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设计的中国银行标志，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颇具中国风格。从色彩上看，中国银行标志采用中国传统的吉祥色——红色作为基本色调，象征着热忱、奋进、团结的民族品格。简洁淳朴的红色标志与郭沫若先生所题写的“中国银行”四个黑色书法体相结合，相得益彰，使标志整体上散发出强烈的民族性和现代感。中国银行标志结合古代元素，用现代审美观的外套去做形式美，既具民族特性又具现代感。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将传统文化特质作为设计的视觉元素，是从内在精神体验中，对受众视觉心理的把握；是从人性的角度，对视觉大众的亲和，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美学。
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是由一种回环贯通的中国古代吉祥图形“盘长”纹样演变而来。迂
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着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而又迅达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标志造型有两个明显的上下相连的“心”，它形象地展示了中国联通的通信、通心的服务宗旨，将永远为用户着想，与用户心连着心。红色双“i”是点睛之笔，既象两个人在随时随地沟通，突出了“让一切自由连通”的品牌精神，又在竖式组合中巧妙的构成了吉祥穗造型，强化了联通在客户心中吉祥、幸福的形象。
文化内涵是任何优秀设计作品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是艺术作品的生命所在。将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相融合，使现代设计更能够从人性最深处感动和感染人们。我相信，沿着中国传统艺术的足迹，中国现代设计必将走向辉煌的未来。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设计论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民国政府为了改良民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创办国货陈列馆、国货大会、拍摄国货影片等，以展览展示的宣传手段，让人们了解国货的样式包装与商标等。传统包装为了适应群众的购买心理做出了相应的改进，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资本家对产品包装设计的应用理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国家放松了中国商品市场的竞争，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国内国货运动的高涨，激发了华侨对国内工业的投资。1931年上海民族工厂1882家（《上海之机械工业》1933年上海市社会局），企业家大多都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对产品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营销宣传意识有较好的理解。他们都非常重视产品的包装设计与品牌竞争意识，由此推动了当时包装设计的发展。
二、新兴包装材料的应用与信息传达
三、开元的包装设计人群与包装设计机构
四、开元的包装设计教育
五、开元的包装设计理论引入创新
六、开元与传承铸造了民国时期的包装设计风格
清末民国初年的爱国人士提出“实业救国”“爱用国货运动”运动，促使萌芽状态的民族工业产品包装设计迅速发展起来，大量设计师的旅外经历与主流设计机构的本土化为包装设计的开元与传承提供了必要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包装设计的文化传承与兼容并蓄。为了增加产品竞争力适合中国市场，外来产品在设计元素与风格上也相应的融入民族审美观念与民族信仰、民族文化等，使这一时期的产品包装设计具有鲜明的民族传承特性。这一时期的包装造型比较简洁，一般以长方体、立方体、圆柱体等西式流行造型为主。在图形的排版与印刷上注重图文并茂，设计语言表达成熟，产品包装设计的客户群定位准确。图片与文字运用的意义成熟、功能表达清晰。图案创意寓意美好，且能表达商品的时尚前沿与生产厂商的实力，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包装设计人员对于包装信息的传达具有很强的职业化素养，由于受到当时的印刷设备与印刷工艺的限制，色彩运用主要以纯色拼接为主，其中红色、黑色、黄色、蓝色灯颜色为当时的主要流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