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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3
第六节奢崇明起事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奉调出兵援辽，开赴辽东对后金（清）作战。兵至重庆，久驻不发，兵饷不继，九月乙卯（1621.10.31）,哗变，杀抚臣，据重庆，分兵四出，陷遵义，破泸州，进围成都，水西头目安邦彦和滇黔边地土司蜂起响应，川、贵两省大乱，震惊全国。朝廷倾力镇压，兵连五省，战乱八年，封建史学家称之为“奢安之乱”。这场战乱，彻底打乱了蔺州地区的社会结构与人口构成，促成了中央王朝对于这一地区直接施行治理，由此而带来这一地区的全面汉化。
一、夹在川、贵地方主义纷争中的奢崇明
然而，以川贵总督王象乾为代表的四川封疆大吏认为，征播之役，水西在奉调参与平播战事中“佯败弃阵，送药往来，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令还侵地，不咎既往，已属国家宽大，若因其挟而予之，彼不为恩我，且示弱。”因此，“原属播地，水西侵占者，必宜尽还。设置流官，照遵义起征，微利自公费外，悉充黔饷。”而贵州巡抚郭子章、巡按李时华却认为：“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土司，得之土司，播（州）固输粮，水（西）亦纳赋。不宜以土地之故，伤字小之仁。”川黔两省，各执其词，“清疆之议，累年不决。”[4]因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贵州习水县小河口川黔界碑（左起：赵永康、车中林）
摩崖释文：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奉钦差总督川、湖（广）、贵（州）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王（象乾），明文行委四川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管分守川东道事张，会同四川布政司右参政管分巡上川东道事张，四川布政司左参议管理分巡整饬遵义府隶兵备徐，查明指挥袁见龙原管河西地方麦困塘，抵蔺州落红口（古蔺河汇入赤水河之口）小溪（今名小河）为界。永为遵守。
遵义府知府张，同知、通判、推官，冬月二日立
反映在古蔺，只有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过勘会，划定古蔺河汇入赤水河地名“小河口”地方，以小溪为界，河东属黔（今习水县醒民镇），河西归属四川（今古蔺县太平镇），勒石留存至今，仍作川、黔分界。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明王朝政治腐败，贪污索贿成风，包括水西、永宁甚至播州杨应龙在内的川、贵土司，无不都要通过行贿，才能取得中央和地方各级军政长官的认可，从而求得自己的生存。官员们不只受贿、索贿，有的甚至公然明火执杖进行劫抢，如郭成在落红将奢氏九世之积抡劫一空；张神武将奢世续新、旧二居所有尽行劫掠，等等。
凡此种种，严重损害了明王朝的威信，削弱了明王朝对于蔺州永宁地区的控制力，导致了永宁、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
蔺州永宁地属四川，而设于其地的赤水、永宁二卫，又隶贵州都司。川贵两省，事实上都没有处置这一地区事务的全权。这样，为了自己地方利益，两省大吏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奢氏土司夹在中间，“两头受气”。特别是贵州方面，事事掣肘。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壬寅（1620.6.25），贵州巡抚张鹤鸣奏报：
赤水卫白撒所（今古蔺县白沙镇），乃国初创建，以屏翰诸夷。额设田土，（历来由）所军耕种，办粮纳差。各军因贫，误将本所东山堡、吴家沟等处田地，受诸夷（彝民）财物，私为典当。当时不即正买卖军屯之律，耽误至今。强夷遂其巧技，霸占不休，虽各军将典当原价退还，夷众恃恶，不肯退还田地。即未经典当者，亦公然占据，改为私庄，原额粮、差，负固不纳，致寥寥孤军，贻累难完，只因畏其劫杀，莫敢谁何。虽经本所官军控诉，两院会题，委官勘断，而逆酋奢崇明、奢寅，不遵依原断处分，听信权奸者务[5]等挑拨，招纳伙盗龙仲、者个、者拨等十房，复占近桃园堡、白腊园等处田地，房屋谷粟，任其营劫。若不题请会勘，追断明白，则白撒一所不得为黔所有，而蔺酋鸱张，横肆于黔腹中。黔抚、按不得制，川抚、按不肯制，尾大不掉，恐四卫[6]皆非黔有矣。异日者，川之勘官护前不勘，只如川南道不勘水西故智，则黔之酿祸，不知所□[底？]止。
乞敕户、兵二部移行四川、贵州抚按诸臣，行委两省该道，亲自踏勘，将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奢寅纵令恶夷及旧占、新占白撒所田地，勒令一一吐退，给还该所各军耕种。占住夷民，责令搬移别地，其挑祸恶夷者务、以安、田应龙等，严行重处。逋欠粮、差，责令赔还。崇明父子，敢再仍前抗违，不遵处断，公为叛逆，听臣参奏，改土为流。庶土夷知警。[7]
明明是卫所官军自己将田地典给当地彝人，上级主官，也没有进行制止的事情，多年以后，突然要彝人把他们支付银钱典当得来、世代耕种的这些田地，无偿地“一一吐退”给官军，同时补交历年逋欠的粮、差，并且移居别地。实属“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更横蛮霸道的是，如果不遵如此处分，便要参处土司长官，并且撤销永宁宣抚司，改土为流。明神宗虽然未予批准，但也“命兵部知之”。对于奢崇明父子，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压力和打击。
[1]茅台镇近已更名为“美酒镇”，本书仍以茅台镇称之。
[2]感承冯世祥同志提供沙溪、壅坪二地的的准确地望，谨此敬表谢忱。，
[3]李化龙《平播全书》卷6《播州善后事宜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97页。
感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新骥教授惠赠此书，谨此敬表谢忱。
[4]《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8173页。
[5]者务，与以下龙仲、者个、者拨，皆彝族人名。
[6]黔省乌撒、毕节、赤水、永宁，习称“西四卫”。
[7]《明神宗实录》卷594。
白撒沃野好平畴军卫屯田膏腴地（成林摄）
这年，也就是新皇帝明熹宗刚刚即位几天的“泰昌元年九月辛亥（1620.10.8），朝命四川永宁土司照《会典》听贵州节制。从贵州[巡]抚张鹤鸣奏也。”[1]今后行事，改归想把永宁土司改土为流的贵州巡抚指挥，奢崇明父子，内心自然充满恐惧。
当时，在辽东与后金（清）作战的明军全线溃败，失陷沈阳。明王朝饮鸩止渴，明知“召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令御敌不足，鼓噪则有余，甚或逃而为盗，奸民、饥民揭竿从之”，起而造反，但也只得“分道募兵……每省不拘定数，先得数百，即先遣官押送，以便发防近京（保卫京城）”，以解燃眉之急。惟恐招募不到，又高悬赏格：“不拘杂色人等，能募兵百人以上者，准武进士，授卫镇抚；200人以上者授把总，300名以上者授千总，五百人以上者授守备。其见（现）任百户募兵百人者，授副千户；副千户募百人升正千户，以上递升。为事、立功及废、闲将领，以职尊卑并所募之多寡，临时查酌优职。”天启元年四月戊寅（1621.5.27），奢崇明上疏朝廷，“愿调马步精兵二万，直捣奴巢（后金首领努尔哈赤老巢）”，以表自己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从而免遭贵州官府无端迫害，保住永宁宣抚司不被改土归流。
朝廷大喜过望。辽东按臣张诠题称：“奢崇明自愿报效，益宜鼓舞招用。”[2]
二、发难重庆
同年，朝廷“诏令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川兵援辽，奢崇明父子请行”。[3]由他的女婿樊龙（重庆壁山县人，汉族）率土兵先行开赴重庆集中。九月十七日，兵变，杀死四川巡抚徐可求等命官二十余人，据城起事。
关于这一事变的经过，以及奢崇明起事反明的原因，《明实录》的记载是：
天启元年九月乙卯（1621.10.31），四川永宁司宣抚奢崇明叛，戕巡抚徐可求等，遂据重庆。
初，崇明与其子奢寅，久怀逆志，因调兵援辽，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而巡抚徐可求，为调兵科道明时举等所挟，（由成都）移镇重庆。是日，于（教）[校]场内点发各兵，而樊、张二恶，以曾行粮为名，乘机作乱，杀抚臣及道、府各官……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及富（顺）、内（江）、资（州，今资中县）、简（州，今简阳市），遂攻成都，伪号“大梁”。[4]
后来总督明军讨灭奢崇明的朱燮元，在他撰写的《蜀事节略》里，就更认定这是奢崇明父子早有蓄谋，提前6天就已在永宁具体部署安排的叛逆行动：
（奢）崇明谬为恭敬，人皆狎之。凡有征调，惟所驱使。旧例：土司不入会城（省城）。独崇明召之入，一见（蜀王）藩府雄丽，密遣工图绘。（驻守永宁参将）周敦吉叱之曰：“汝犬羊，便敢乃尔。恐不禁我老虎嚼也！”崇明逊谢。然其逆性天成，子寅，更凶狞，勇力绝人，凡遇五方不逞之徒，孜孜延纳，解衣推食，通不少吝。遂（使永宁成）为逋逃薮（逃亡犯人避藏之地）。宣淫屠杀，不可枚举。事发，皆籍主文（之人）代为（掩）饰，辨通，不一究。一闻辽警，即遣张守谓上疏，愿提兵三万赴援。其心曲已具告矣。永宁举人胡缜，揭其将反，蜀人翻（反）以为狂。
及辛酉（天启元年，1621）檄调，适中其谋。日夜借此制造兵器，而行则独后，愈催愈缓。直待各路兵发尽，然后使心腹樊龙辈领兵而出。部差何若海、蔡金贵、廖镇权、刘训，皆草泽中大滑之魁，若海饶机智，贵权善战，训多诈。四人在路盟定，独训入省募兵内应，而若海等三人迳入永宁，密赞逆计。据（按照）其初意，尚不止于图蜀者。又有妖教首领刘明选，改名李天枢，献龙华国宝印一颗。中秋夜会饮，天枢用幻法取水盆照面，独逆寅冠上生两翅，牙幢环列，甚盛。无赖（之徒）若周鼎辈，郁郁不得志，多方激之（造反），惟崇明妻安氏苦劝，不从。
九月初六日祭旗，十一日封刀一口，差心腹何天锡赴渝密嘱（樊龙），十三日父子斩布客三人开刀。永宁人有见识者，纷纷逃出。至十七日，徐抚院（巡抚徐可求）下教场点奢氏兵，樊龙上台送（花名）册，倍于额调（册上人数，超出檄令所调一倍以上），抚按曰：“我只调兵七千，粮额有定，将奈何？今既召集，姑每人先给数金。币、金已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前途又散（到彼再行散发）。”（樊）龙厉声，必欲如部扎，一兵（每兵发给白银）十七两。抚院又慰之曰：“且点过又议处。”遂按簿呼名，为首一人应点，不知何处掠来一小子也。抚院讶之，龙曰：“嫌小乎!”即命挥刀杀之。抚院怒曰：“我待汝不薄，何得无礼乃尔？朝廷待汝如腐鼠耳，汝得无欲反乎？”龙应声曰：“不反何待。我来杀汝，岂来赴援！”遂用手一挥，张彤等万众齐集，旗鼓官王登爵挺身拦之，立被砍碎。
自抚院徐（可求），并分守川东道按察使兼参政孙好古、巡下东道副使李继周、守下（川）南道副使兼参政骆日升，重庆府知府章文柄、顺庆府（今南充市）同知洪应科、叙州府（今宜宾）同知熊嗣先、重庆府推官王三宅、巴县（重庆府的附郭县，与府同城而治）知县段高选、遵义参将万全、宁川卫（今西昌）旗鼓指挥王登爵、重庆卫指挥潘胤淮、重庆卫知事王正经、巴县典史吴应元、土沱驿（今重庆市江北区土沱镇）驿丞肖美、成都中卫百户范之伟，同时遇难。总兵黄守魁船泊河下，
亦被缚，次日，自缢而死。其余杀戮不可胜计。渝城遂陷。[5]
清代官修《明史》稍为客观，说是因为官府淘汰奢氏土兵老弱，饷复不继，引发了这场兵变：
崇明以疏属袭（任永宁宣抚使），外恭，内阴鸷。子寅，尤骁桀好乱。时诏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川兵援辽，崇明父子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以兵诣重庆。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龙等遂反，杀可求，及参政孙好古、总兵官黄守魁等。时举、达，负伤遁。[6]
但也仍然认定，这是奢崇明父子蓄意叛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崇明与于寅，久蓄异志，借调兵援辽，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巡抚徐可求移镇重庆，趣永宁兵。樊龙等以增行粮为名，乘机反，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遂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7]
时任四川右布政使，后来与朱燮元共同守御成都，打退奢崇明进攻的江西人周着身后，《江西通志》为他所立的传记中，道出了这次兵变的更多原因：
天启辛酉（天启元年），科臣明时举捧檄，起土司兵应调援辽。永宁酋长奢崇明，令土目将兵一万诣重庆，听抚臣徐可求点视。可求杖其土目，又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于是土兵汹汹思乱，统领人樊龙振臂一呼，皆（向）[响]应。立杀可求，遂陷重庆，进逼成都。[8]
归纳以上文献的记载，一是认定奢崇明和他的儿子奢寅早蓄叛逆之心，有预谋、有计划地组织和部署实施了兵变，进而分兵四出，举旗叛乱。二是导致这次兵变的直接原因是：官府汰其老弱；饷复不继；杖其土目；又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
公正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是所谓有预谋、有计划之说难以成立。军事行动，贵在地理相宜，最忌兵力分散。真是有预谋的组织起兵叛乱，何不就在山川地理谙熟、兵卒动员和物资征集方便的乡邦之地永宁发动，却要分兵，远去人生地不熟、兵员无法补充，又难获得粮食以及其它军需物资补给的重庆？其次是导致兵变的直接原因确实存在。“汰其老弱”，就是把老弱兵丁尽行淘汰；“饷复不继”，就是没有按时发放军饷、口粮。被淘汰的兵丁，扫地出营，没有饭吃，没有住所。回家道路不明，一路问来一路走，夷汉言语不通，老家蔺州永宁，远在七百里外，又无盘缠路费，几多人走得还家？再看没有被淘汰的精壮，远赴五千里外的辽东作战，生死未卜，谁知是否能够活着回来，领不到事实上是用性命换取的饷钱，能不鼓噪？永宁夷兵，本是为国杀敌而来，官府居然要像对待犯人一样，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刺字，防止他们脱逃，情何以堪！远离乡关，除了造反，还能有什么活路？
再看七百里外，永宁城里的奢崇明、奢寅父子，官府从来就不待见他们，夹在争斗不已的川、贵两省官府及其大官吏小之间，备遭压迫和打击，事态发展到如此，根本无法挽回，只能是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了。樊龙、张彤在重庆兵变也许是偶然的。但是，奢崇明父子及其夷族部众，无法忍受官家长年的打击和压迫，称兵造反，则是必然的。用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偶然性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性。
三、进围成都
其时承平既久，卫政败坏，士卒大量逃亡。又值永宁卫主官出缺，新指挥使万全还未到任，无人组织也组织不起军兵进行镇压，分署（代理）永宁卫事的明将自杀，赤水卫也被轻易攻破，指挥使张夔升、景升兄弟巷战阵亡。张夔升之父、致仕（退休）赤水卫指挥使张大壮不降，亦死。永宁城内汉族致仕家居官员、士绅胡缜、刘鼎、刘佐圣密谋反抗，悉被诛杀。兵锋四出，直取成都，全蜀震动。
为了堵截长江下游的明军入川反攻重庆，奢崇明在南、北两个方向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命令重庆彝兵顺流攻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阨守夔门。同时派专使携重金前去石柱，争取石柱土司秦良玉与他共同反明。又命令重庆彝兵溯嘉陵江向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进攻。秦良玉收下金银，杀了专使，指挥所部土兵，卷甲疾趋重庆，扎营南坪关，遮断彝兵退回永宁的道路，又夜袭两河口，焚烧彝兵船舟。秦良玉本人，亲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陆并进，驰援成都。留兵一千，多张旗帜，护守下游忠州等地，以为犄角之势，彝兵无法东下。进攻合州的彝兵，也因遭到顽强抵抗，退回重庆。
遵义与蔺州、永宁疆土相接。为保证后方安全，奢崇明父子亲自率兵昼夜急驰，攻破遵义，随即掉头挥师北上，兵分三路：一路攻占兴文，知县张振德自杀。出红桥，破江安，另一路师江门，沿永宁河攻陷纳溪，直取泸州。主力从永宁出天池、象鼻、鄢家关，渡过永宁河，直抵大佛岩蛮汉交界之地，附近赖始望坝上，一位白姓士人，试图组织抵抗，眼见彝兵潮涌而至，全家沉江自杀。后人纪念他，把赖始望坝更名为白节场，这就是现在的泸市纳溪区白节镇。三路彝兵齐集泸州城下，知州冯曾楷业已弃城逃走，守将开门投降。泸州既破，奢崇明进取成都：“奢寅自木广、遵义兵仁怀出合江；罗乾象、朱国恩等统羿子出纳溪；夷来化（人名）等自
重庆；奢崇明自长宁，各兵数万，分四路犯省。”[9]长宁知县张振德、主簿徐大礼战死，遂逼叙南（今宜宾），城中官绅通力抵抗，遂转攻南溪，知县王硕辅拒战，城破被杀。夷兵遂屠南溪。
[1]《明熹宗实录》卷1.。
[2]以上并见《明熹宗实录》卷9.。
[3]《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39页。
[4]《明熹宗实录》卷14。
[5]朱燮元：《逆贼奢寅父子造叛杀占重庆略节》，《蜀事纪略》，转引自刘一鸣、雷先均校点《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1—2页。
感承刘一鸣同志800里惠赠是书，谨此敬表谢忱。
[6]《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39—6440页。
[7]《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8055矾。
[8]雍正《江西通志》卷70《周着传》。
[9]朱燮元：《成都解围略节》，转引自前引刘一鸣、雷先均校点《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3页。
古蔺双沙王氏宗谱残页（王明洪提供，罗树摄影）
王硕辅原籍江西，先世明初从军入蜀，留戍毕节，五世，调赤水卫白撒千户所（今双沙镇），遂为蔺人。王姓前代《族谱》说他是万历丙午科（三十四年，1606）举人，官南溪县知县。奢崇明攻城，率众拒战，“越二十五日，鸡鸣复战，获□（马）二十九匹，斩首一十六级。叛贼众稍退。有永宁县举人汪泽远者，乃崇明党也。至城下伪言曰，假若居停[1]，数日贼即退，行矣。公（王硕辅）以为同道族类人也，料无他虑，殊汪人面兽心，里应外合。次日，贼众又至，公整兵出，方列阵间，泽远即城内举火，公兵一见，皆无斗志，仓皇俱归。崇明乘势以兵压之，兵大乱，公急奔入署，携练（白绫巾）及（官）印，望北叩首，仰天大呼曰：“臣之罪也，无能为也。唯以一死报国已耳。”高坐厅上，举练自缢。贼部落羿子（陡）[徙]挺矛入，刺公，夺印而去。先是，攻城之日，崇明下令曰：“王知县，孝子也，清官也。城破，（物）[勿]害。若害，必诛。及城破时，崇明遣人请公，见公衣冠坐于堂上，近视，已奄然矣。忙报崇明，崇明至视，俨然生也。乃以所佩金刀悬于矛上，下令曰：“谁杀王县官，来受此赏。”羿子不识诈计，即持印以对曰：“杀官者我也。”崇明传令，命周鼎为文，杸（shū）[2]以祭公。”
川南既破，成都危急。城内的蜀王，挽留已经卸任，正要返回原籍的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留下来主持防务，抗击彝兵。其时，城内“镇远营兵不满五百名。通采舆论，咸谓内江（岷江的上游）有河可断，龙泉（山）有险可塞，而一时无将无兵。署成都府余新民，推荐报效官雷安庶、冉世洪、周邦太、袁中绣等四人可用，又茂州卫指挥瞿英领兵二百人到省。臣（朱燮元）发周邦大领募兵一千协守内江，发瞿英同雷安庶等三员共领调、募兵二千，在龙泉山据隘扎营，又令指挥张恺，率兵三百至城外二十里沙河铺防御”，[3]建立起成都的外围防线。十月初九，奢寅领兵“至内江县，知县何起蛟先已败奔。初十日，周邦大与贼遇于资县唐明渡，战败投降。十六日贼到龙泉山。至十七日，鏖战自辰至酉（8—20时），瞿英、雷安庶、袁中绣众寡不敌，俱殁于阵。独冉世洪坠崖得脱。张恺闻风，即弃兵远遁”，[4]外围防线全部崩溃。
十八日，彝兵进抵成都城下。城内守兵，连同松潘、茂州（今茂县）、龙安（今平武县）等地奉檄陆续前来赴援，以及城内临时招募的兵士，总共不足二千。朱燮元和右布政使周着等文武官吏，婴城固守，日夜乘城指挥，施放大炮轰击，多次击退彝兵。而彝兵以特大牛皮盾牌为掩护，连日组织进攻。朱燮元架设七星炮、发射火箭、火砖还击，彝兵蜂涌攻城，长钩、云梯数千余具攀爬城墙。城上擂木滚石抛下,城下彝兵尸积如山。时值隆冬，城濠干涸，奢寅在濠前架设蓬荜，状如房屋，躲避弓矢铳石，伏弩仰射城中。朱燮元夜派壮士缒城而下，放火把彝兵的蓬荜全部烧光。又派人打开都江堰，放水灌濠，城濠水满，奢寅暂时无法进攻，便在城的东、南、西、北四面各立望楼，瞭望城中。明军组织五百敢死队，分道突击，斩其三将，烧楼而还。
十一月初，明军各地援兵渐集，奢崇明本人，也统彝兵数万赶到成都，与奢寅连日攻城。十二月，“被肋（加入奢军的）生员范祖文、邹蔚然，故放（故意释放）被缚（俘的明军小校）孔之潭（入城）通信，欲偕伪先锋罗乾象等内附”朝廷，[5]反戈一击。朱燮元接受了他们的投降，约为内应，从此，奢营举动，巨细无不尽知。年底，“罗乾象等来报，谓贼意专在旱船，破之则无虑矣”。[6]
围城八十余日，春节到临。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六，彝兵数千，从城外树林中高声呼噪杀来，拥旱船如舟，高约五米，长一百余米，其上架楼数重，左右铺设木板，有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弄鬼装神，摇旗指挥。两旁数百余人，各挟弓弩向城内射击。又有黄牛数百余头，驼运炮石，两旁掩护。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城中老幼妇女，一起放声大哭起来。朱燮元说，此吕公车也。指挥官兵，用杠杆激发巨石猛烈轰击，又用大炮轰击黄牛。牛阵大乱，掉头回走。朱燮元开城追击，烧毁了吕公车（旱船）。
官家援兵日渐增多，“正月二十八日，女将秦良玉兵至新都，人人跳跃。（朱燮元）大开四门，径冲贼（奢）营，贼初犹迎战，后见不利，敛营固守。是日，良玉同弟（秦）明屏，侄秦翼明、秦拱明，中军秦允成。秦可，（与彝兵）大战于新都”。[7]是夜夜半，奢崇明父子拔营而走。罗乾象趁机放火，彝兵大乱，苍皇遁逃。正月二十九日，成都之围遂解。
从天启元年十月十八日到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奢崇明围城一百零二天，损兵折将数万。明熹宗擢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统一指挥全川明军对奢崇明父子作战。
四、鏖兵川南
奢崇明兵败退川南，一路遭到拦截、阻击，资（县。今资中县）、简（阳）等处，官兵断桥挖坑，四出截杀，彝兵死伤甚多，妇女鞍马，随路抛弃，道路梗塞。崇明父子，“在资县道中拔生豆充饥，至内江，望（炊）烟起处，抢得一餐。（逃至泸州，）泸河无船，夺民居卧床而渡。一登江南岸，便自放胆，崇明径归永宁，奢寅屯（泸州城大江南岸的）茜草坝，以待后至，收拾（败散的彝兵），得万人。”[8]
明军方面，成都“围解之后，各路援军纷集，至二月初七日方尽，索粮、索犒，藩库若扫，不得已而括措士民（向百姓摊派）以应，凡半月始就绪。女将秦良玉忽与（同赴蓉城救援的石柱汉官）罗纲有嫌（闹矛盾），司仪胡平表等（调）解之，旬日乃定。”城内城外乱得一团糟，“所遗追兵，陆则道梗，水则舟沉，日行夜泊，通不能及。”[9]这就让奢寅得以在泸州暂时得以立脚下来。
[1]居停的本义是寄居的处所，亦谓寄寓。这里的意思是希望王硕辅能够容许他在城中居留数日，彝兵退走，他就离开。
[2]杸，古同“殳”，一种古兵器。这里名词动用，意思是杀死这名彝兵，祭奠孝子、清官王硕辅。
[3]朱燮元：《报逆贼情形机宜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6页。
[4]朱燮元：《报逆贼情形机宜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7页。
[5]朱燮元：《成都解围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6页。
[6]朱燮元：《成都解围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7页。
[7]朱燮元：《成都解围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7页。
[8]朱燮元《恢复建武叙南六县泸纳合江等处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9页。
[9]朱燮元《恢复建武叙南六县泸纳合江等处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9页。
[10]朱燮元《复渝献俘疏》，前引《少师朱燮元督蜀疏草》卷4，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93页。.
[11]朱燮元《蜀事纪略·恢复建武叙南六县泸纳合江等处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9页。
[12]叙南（宜宾）的高县、珙县、戎县（今兴文）、庆符（今并入高县）、长宁、筠连六县。习称”南六县》。
[13]《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41页。
[14]《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又，据朱燮元本人天启四年四月十八日疏报朝廷的《塘报各路功次疏》所署的全衔是：“钦差总督四川，兼制湖广荆岳郧襄四府、陕西汉中一府军务，策应缓急，督理粮饷，兼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15]朱燮元《恢复建武叙南六县泸纳合江等处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0页。
朱燮元平奢战争形势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其时，秦良玉等奋力反攻重庆，奢寅从泸州“自统五万由陆，周鼎由水（路），往援樊龙。适薛来衍提兵二千，欲进（攻）茜草坝，扎于玉禅山（今泸县福集镇玉蟾山），而寅前骑适至，四面蹙（cù逼迫）之。来衍等凭高奋击，杀贼六百余人。寅怒甚，正欲再斗，闻崇明败衂（nǜ挫败），乃舍重庆径归（永宁），而拜伪大将宋武驻茜草坝，以为声援”。[1]周鼎兵至重庆，与明军战，大败，走避合江民间，被该县把总、加衔指挥詹君泰俘获。
宋武驻扎泸州茜草坝，孤军深悬，心怀恐惧，通过叙永举人胡绩，暗中接受纳溪知县李景融招降，奢崇明的丞相何若海行部前来，张令、宋武将其擒获，缚送纳溪转解成都。朱燮元亲自审问，自叙“系遵义府旧民，先年潜入北京，以卖篆刻为生。后见东事（辽东前线）孔急，屡赴各衙门条陈（献策），不用。遂乘催调（奢崇明发兵援辽）之差前往蔺州，投入崇明父子，条上三策，谋图大事。遂据重庆，围省城，只是土兵无纪律，致有今日。既不能忠天朝，又不能忠大梁。成得甚人！”“归苗，受奢氏解衣推食之恩，国士之报，岂忍忘之。只有一死而已。”[2]
六月一日，分巡下川南道兼泸州知州王世仁、给谏张键，率兵同郭司李入泸州，发兵渡河，大战茜草坝，尽烧彝营。彝兵败走，泸州从此远离兵燹。
六月二十八日，明军收复重庆。
奢崇明精锐尽失，退回永宁，再也没有组织对于内陆州县的进攻，战略上完全处于守势。
大将阵亡，朱燮元一时无力进攻永宁。奢崇明方面，成都溃败，精锐尽失，虽然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但仍努力挽回局面，七月，再破遵义，占领赤水河中游诸地，与安邦彦声气相通，并且不时骚扰叙南六县。而明军方面，由于“两督府分阃治军，川、贵不相应，贼益得自恣”，[3]形不成合力，一时也把奢、安无可奈何。
五、明军五路破永、蔺
成都解围，重庆收复，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明军对奢作战的形势。但是永宁、蔺州未下，奢崇明的根基稳固，川南黔北，仍然处处被兵，明军疲于应付。天启三年二月十五日，土城（今习水县土城镇）刚被明军罗乾象夺回，十七日，奢军便向其附近的仁怀（今贵州赤水市）反攻。十八日，“又纠各夷步兵五六万、马兵二三万，复犯长宁。诫其部下入营而食，入叙（攻破叙南）而赏。披猖之状，山欲俱震。”[4]要剿灭奢崇明，非夺取永宁不可。
杨愈懋进取永宁失败和川南黔北的处处被兵，使朱燮元认识到：“贼以合强，我以分弱。”[5]兵力分散，是征剿久而不胜的根本原因。决定集中兵力攻下永宁。密令闵大参督刘养鲲、邓懋官、胡汝高诸部组织佯攻，列营纳溪，扬言进取。同时命令新任四川总兵官李维新、叙泸道监军副使李仙品提兵会于长宁，“集将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贼，我以分、贼以合也。”[6]出师进剿，以长宁为总的前进基地，分道纳溪、江安、合江、仁怀五个方向，一齐向永宁推进。
天启三年（1623）二月二十五日，归降明朝后授衔参将的张令和刘宗良、仇可涉等，与奢军“胡宗禄、阿弟战于麻糖坎、大胜，尽烧奢营。二十六日战于泸州卫，阿弟逃溃，救出洞中避难民众百余家。四月初三，石柱土兵秦翼明等部战于青山崖。此山有三洞，极险。大雾中各兵攀崖而上，将第一洞杀尽，至第二洞贼始觉，一交即败，擒其伪丞相章守谓，并胡宗禄妻妾二人，斩获不可胜计。是时，闵大参直进马克（家？）桥，遣佥事刘养鲲与（泸州）知州王新民共督兵，打破横山、八甲、中吊、三溪等处，擒其把隘伪将柳元儒等。”[7]至此，永宁外围各隘全部扫清。
永宁既克，土地坎、老君营、永宁驿、江门一带自然清廓，饷道畅通。“四月十五、六二日，打上红崖大囤（今古蔺永乐镇仙峰观），又于十八日攻取天台屯”，[13]十九日，“知府郑朝栋率王懋官、周良才等攻破天台囤，夷目罗甫率夷兵数千出降，献（奢）酋所顿（寄放）金女冠并违制（越等制作穿戴的）衣服118件”，[14]“又于二十日差官张华等，分头招抚水潦四十八铺一带，随即安插。计连日共斩获壮功1028颗……（缴获）永宁宣抚司、永宁（卫）、赤水卫、建武（等）各千户所、百户所印信19颗。”[15]
四月十八日，朱燮元向朝廷呈奏《飞报取永（宁）大捷疏》，奉圣旨：“贼巢攻克，已有旨着督兵擒剿，毋令元凶遁逸。朱燮元调度有功，并文武将吏人等，事平一体叙录（论功行赏）”，[16]特别颁“发赏银三万两”，奖率参战官兵。[17]
永宁既破，明军以川东兵备副使徐如柯为监军，攻打落红。落红即今古蔺县城，地势平旷，无险可凭，又无城、池可资守御。进攻落红的明军，以降将罗乾象为先锋，与谭正修等次第攻破白崖、楠木、青岗、乐用（今古蔺永乐镇）、铜鼓坪（永乐镇古蔺河左岸上方的翻坪山上，与贵州习水县同民镇——唐朝坝连界）等囤寨，“各寨房屋，尽行烧毁；俘获妇女，即日解验。（又）招降大寨（今古蔺大寨苗族乡）、宝瓦（今叙永县合乐苗族乡）、柿子等处降人罗宗启等二千余名”。接着兵分三路，一路从今叙永县水尾镇穿过桂花场、香楠坝、流沙岩进攻；一路从叙永震东，经古蔺箭竹坪、德耀关、田坝寨进攻；一路从贵州土城沿赤水河上行出两河口（今古蔺县太平渡）。南北夹击，五月十三日攻陷古蔺。
关于这次极其惨烈的战役，朱燮元在其呈报朝廷的《报克古蔺擒斩西目疏》里说：
四月二十七日，奢寅父子“发人挑（运）丝数10担，嬴马200只，银子12包，男女200名口”“将桌一张去其一脚，抬往水西借兵”，“水西头目鲁仲贤，领兵自白沙所（即白撒所，今古蔺双沙镇）一带入狮子山，行一昼一夜，来援蔺酋（奢崇明父子）。”
五月初九日，明军“参将秦翼明、杨应岳攻取余家山，追至箭竹坪（今古蔺箭竹苗族乡），将酋公馆、营房尽烧。”
十二日，“于落红口（今太平渡）与贼对敌，（水）西贼扎五十营，奢贼扎三十营，被我兵杀败十余营，追杀十余里。”
“守备刘养鲲、将官邓懋官奉令，分布由手扒崖（流沙崖）一路径攻古蔺，招降逆酋腰玉、伪总兵邓国胡、伪参将袁应璧玉等男妇六十七名口，复选勇将邹世贤等，领健卒暗入古蔺州，将古蔺囤城、公馆、衙舍、街房尽行烧毁，惟九凤楼木大不燃。是夜，又转烧石头、者斯、螺狮等五寨苗营，贼兵见火焰盛大，俱逃入深箐。邓懋官统兵追贼，至滴水岩，生擒酋贼杨二、姜才七名。又差守备刘诰等，招降上里、海底囤箐一带，宣布朝廷恩威，招抚茨竹、花秋、广木等处伪参将罗高、王心一等男妇五万二千余名口。”
五月十三日，明军“文武大小将吏罗乾象等，分布谭正修、罗万象、谭大孝、谭正常等，由官庄分为先锋左、右翼，自辰（上午8时）战至午后，斩获苗功500余颗，内一颗系水西伪大都督元帅鲁仲贤，更名鲁廉，头重20斤。又一颗系水西伪总兵罗奇。又二颗系蔺州伪总兵陈二、伪参将李先芳……乘胜杀入，攻克蔺州。又烧牌坊一座”。“官兵云集古蔺，烧其九凤楼，挖掘坟墓。（奢）千年巢穴践踏无遗”，[18]彝人男女老少尽数被杀死，只剩奢氏祖宅九凤楼大门前青石牌坊无法烧毁，也把牌坊颜额“声先嘉誉”四字凿毁，改刻“平蔺元功”，用以作为对于罗乾象攻克蔺州（落红），荡平奢氏“巢穴”的表彰。然而《明史》却只把“功劳”算在徐如柯头上，记作徐“奉檄捣蔺州土城。贼借水西兵十万来援，前军少却。捍子军覃懋勋挽白竹弩连中之，贼大溃。转战数十里，斩首万余级，遂拔蔺州，崇明父子遁水西去。”[19]只字未提罗乾象，殊失公允，也不完全符合当时事实。
六、明军破龙场
蔺州既失，奢崇明父子仓皇遁逃。天启三年七月壬辰（1623.7.30）,朱燮元报告朝廷：“侦知奢寅父子随水西败卒走入龙场客仲坝（今毕节市七星关区龙场镇回车坝），离永宁已二百余里。哨崖插天，深洞无底，道远箐深，实难累率。官兵以数月无粮，又天降大疫，死者如林。洪水大发，沿江（永宁河、赤水河）居民漂流，不可胜计。只得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20]
其时，明军营中疫病大作，死者如麻。人心摇摇，都准备放弃永宁，退回泸州了。九月初旬，总兵官李维新病有起色，巡抚衙门派人督促，捐资重赏，同时申严号令。九月二十七日，李维新亲自领兵开进，扫平蔺州石宝（今古蔺石宝镇）一带，在赤水河鄢家渡上架设浮桥，正要渡河，水西安邦彦发兵暗渡赤水卫，来抄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撤回永宁。十八日，水西彝兵会同崇明父子，三路反攻永宁，胡宗禄、麻老虎由大坝出泸（州）卫（今兴文县城），截断运粮道路，被张令打退；旱路、小官保出尖山子（摩尼至普市之间）准备绕到永宁背后，两面夹攻，刘养鲲据险固守，未能越过。水西头目莫德、普窝和崇明父子，于二十四日径趋永宁东门，马步之卒遍山塞野，城内官兵扶病拼死力战，将其打败回龙场坝。
九月底，因病请假返回石柱就医的秦翼明兄弟，率部重返永宁，会同各将血洗屡断是有军粮道的兴文县都掌族，俘斩数百人，尽焚其房舍，夺粮数千石而归。参军吴光义，在泸州造船五百艘从永宁河逆流挽运军粮，制造盘车（绞船上滩的大绞车）安设江门峡内，船至大滩，施绞通过，不再人背马驼，“费省而功倍，各将士始不苦饥”。朱燮元檄令李维新督兵由马钤铺，卢佥事（安世）、罗乾象由鄢家渡（渡在赤水河上，地距今仁怀市茅台镇一百里，距古蔺县石宝镇六十里，为古蔺入黔西的必经之地），范继道由赤水卫，侯良柱由岩孔（今叙永县石坝、水潦）、陈一龙等出镇南关（永宁城镇南桥），十月二十三日攻打龙场奢崇明宗庙。天启三年十二月己酉（1624.2.12），朱燮元报告朝廷：
总兵官李维新、监军副使李仙品、佥事刘可训等，统率各将，五路进兵，杀入龙场地方鏖战，当阵生擒首凶奢崇明、伪军师蔡金贵并酋妻安氏，斩伪将首级千余，鞍马刀枪无算。奢寅中二枪，扶马而逃，扶国桢亦中箭逃箐。官兵见（现正）在搜拿。奢崇明中药箭，命在须臾。
得旨：凶首奢崇明等俱已擒获，务期荡平。督臣朱燮元调度勤劳，其监军并有功将士，俱候献俘一体优叙（优加升赏）。[21]
后来查证核实，奢崇明父子，早就闻风逃走，俘获的，只是奢崇明的堂弟奢崇辉。
至此，奢崇明宗庙被毁，根基尽失。父子仓皇逃去水西，投靠妹妹奢社辉和奢社辉的儿子安位，躲进万山丛中的深林密箐，难寻踪迹。
天启四年四月十一日，朱燮元向朝廷正式献俘，奏称大小血战百有余场，廓清蔺土，生擒逆党，得获印信、夷器、循例解献。所献包括“逆酋至亲心腹首恶”三名，“投贼助逆，授伪都督、经略、元帅”四名，白莲教“妖首伪军师一名”，“贼心腹谋士、领兵伪将”17名，阵前斩杀的鲁仲贤、俘虏后在狱中死亡的奢社辉等人腌浸后的首级、缴获的69颗（方）印信（关防），以及夷器、甲仗、衣物和金宝若干。这些关防、印信，既经解缴朝廷，或尚有可能查找到它们的下落，因据朱燮元《扫蔺献俘书》[22]所列，抄录如下：
旧四川总兵官（杨愈懋）关防一颗
永宁宣抚司印信[23]一颗
永宁卫左千户所百户印十颗
永宁卫右千户所百户印十颗
永宁卫后千户所百户印十颗
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六颗
永宁卫前千户所管军印一颗
永宁卫镇抚印一颗
赤水卫白撒千户所管军印一颗
赤水卫管赤水站百户印一颗
九姓长官司儒学条记一（颗）[方]
阿永驿条记一（颗）[方]
赤水卫前千户所百户印三颗
摩尼所百户印一颗
（云南）寻甸府通判关防一颗，验，系私用石刻
伪造印信、关防共十颗
伪大元帅印二颗
伪操江巡城总兵关防一颗
伪钦差镇守上川南（今夹江、邛崃、雅安、汉源一带）正总兵关防一颗
伪总督前监军道关防一颗
伪驻镇合江监军道关防一颗
伪顺江府条记一（颗）[方]
伪府营提调关防一颗
伪宣抚司奢关防一颗（此印或为崇明起事前任永宁宣抚使时自刻的官印）
缴获的这些印信证明，在何若海等汉族知识分子的赞画参谋下建立起来的奢崇明“大梁国”，官制基本仿效明朝，而且比较稹密、完善。
至此、奢崇明起事已经基本被镇压下去。天启四年，朱燮元以《恭报蔺地善后机宜疏》报告朝廷：
臣切责五路将吏逼近龙场，擒酋扫穴，又虑酋党惧死负固，多方晓谕，令其遵旨擒酋建功赎罪。去后，随据各路道将塘报，官兵大至龙场，齐入得功有差。降将胡世孝、王继宗等奉谕擒获伪都督李远达、蔡金贵以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凶未得，老师匮财，于是亲抵戎行，申严赏罚，道经大洲、江门、永安、永宁，与询问，古蔺、落红、大坝、新寨、太平、泸卫一带，皆膏腴地也。卫虽隶黔，土实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讨，臣与按臣并道将文武，不惜躯命，聚五路之师，费三年之力，以有今日。虽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献俘，而蔺州疆土业已廓清矣。
蜀自遵义郡县以来，不以得土为利，翻以养兵为累。故谈及改流，辄多蹙额。但二酋造逆滔天，连年血战，仅而得之，即欲仍置宣抚，将与之谁人乎？况永宁一块土，西至建武，东至遵义，三面而环之，贼欲动则无处不可阑出，而我设防则二千里之遥，最难照应。譬如人腹、心、肘、腋之间，去一虎可复进一狼乎？当圣祖时，天造草昧，西南苗无不畏法，故特就中设建卫所，以通血脉。徒用牙错之义，殊少弹压之威。浸寻至二逆肆恶，横行已无天日。在蜀以为土司而宽其文网，在黔以为邻苗而置之不较。阴谋既久，一朝骤发，杀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变也。尚可因循苟且不为长久之计哉？
以臣之愚，参之众论，咸谓当以赤水河为界。自河以东龙场一带，悉以与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宁，悉以还蜀。就永宁城中设立道府，与遵义、建武互相犄角，则呼吸相应，声势联络，用以弹压诸苗，保护内陆，计无善于此者。若黔省以为祖制，不肯更张，则照黎平、镇远之例，蜀自郡县，黔仍卫所，虽曰骈枝，亦无不可。臣不敢侈开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审地势，参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听庙堂之公议，皇上之酌裁耳。
至于二酋，业已无党无家，入险远遁，或旦暮擒缚，或迟以岁月，通未可知。惟黔、蜀唇齿利害相依，屡据该省抚臣移会应援，臣已发参将林兆鼎提兵一万，杀冲羿子、猓猡等关，直入大方，该抚臣即留合营。臣又行令总镇李维新搜箐事毕，再发重兵应援。
独是蜀连年用兵，公私俱匮，库藏括而又括，钱粮借而又借，小民之仳离未复，膏血尽罄，不戢自焚，最为可虑。臣忧心如惔（tán火烧），不能朝夕。疆土既清，早宜确议，一面设法将各兵渐撤，以省民力。臣谨会同巡按四川监察御使温皋谟合词上请，伏乞皇上俯赐裁定，敕部院会集九卿、科、道从长确议，覆请转行臣等次第料理奏报，庶西南苗羿之地奠安于万万年矣。[24]
明王朝原则同意这一请示。只是其时战乱尚炽，以赤水河为界划分黔蜀疆界问题，无法组织实施。
七、奢崇明战死和起事的终结
在朱燮元平定蔺州的同时，贵州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启三年（1623），贵州巡抚王三善督兵攻破水西的治所大方（今贵州大方县），土官安位和他的母亲奢社辉出奔火灼堡，安邦彦遁逃织金。安位遣人前去镇远，向驻扎在那里的贵州总督杨述中请降。杨述中历来主抚，接受了投降，命令安位捉拿奢崇明父子自赎。而王三善主张剿抚并用，要安位同时献出安邦彦交官法办。督、抚议论不合，公文往来，数月过去，安邦彦得以益兵为备。王三善在大方军粮不继，焚毁大方，退还贵阳，中途遭遇伏击，战死。安邦彦悉众穷追，总理鲁钦力御，兵溃自杀。形势急转直下，贵阳三十里外，樵采不行。
天启五年（1625）十月，朱燮元奏请云南土兵出沾益，阻止乌撒安效良增援奢、安；分兵于天生桥、寻甸等处，防止奢、安进入川境。明军主力进驻毕节，扼断奢、安的交通，而别出龙场岩后，以夺其险。黔省明军从普定开发，渡过思腊河，径趋安邦彦的根据地织金，由陆广、鸭池捣其虚。粤西（广西）明军出泗城，分道策应。然后大军由遵义以向大方，剿绝奢、安。“章下所司”，交付兵部研判，[25]此策还在讨论，朱燮元父亲病故，循例还乡守孝去职。闵梦得继为总督，亦以贵州抵大方路险，贼惟恃毕节一路外通，进兵宜“从永宁始。自永宁而普市，而摩尼，而赤水，150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凭而守。宜结营进逼。（渡过赤水河）40里为白岩，60里为层台，又60里为毕节。毕节至大方，不及60里。贼必并力来御，须重兵扼之，断其四走之路。然后遵义、贵阳克期而进。”[26]同样议而不决。贵州继续战乱，奢崇明父子的力量，乘机得到一定的恢复。
天启六年（1626）四月，明军“悬赏谋杀奢寅。（奢寅贴身侍从）阿友、阿引、乘贼寅大醉熟睡，同苗老虎、柏登、李明山入房刺死（奢寅），放火大呼，携家来奔(投奔官兵）。贼营觉知，追至一碗水（今叙永摩尼镇雪山村），见官军相接，炮声震天，不敢前进。但一时惊慌，不能割级（人头），致被火焚，见（现）有余骨，有随七者，窃出投献”。[27]
崇祯元年（1628），黔事日急。明怀宗皇帝以原官诏起朱燮元为“钦差总督贵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军务兼督粮饷，巡抚贵州、湖北、湖南、川东、偏沅等处地方，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驻镇贵阳居中调度，全权负责，统一指挥剿灭奢、安。
再莅贵州，朱燮元认识到“环黔皆苗[28]，安能尽杀？御以威信，总是良民。况六卫腴土甚多，全赖此辈耕垦。惟是杀不当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衅，叛服不常。”平定战乱的策略，应当剿、抚并济，“逆则必剿，毋纵恶以养奸，顺则共抚，毋此收而彼杀（这个官接受归降，那个官却又把他们杀害）。”这样“一二年间，或可灭此妖气”，把战乱平定下来。“奉圣旨：黔事向来堕误非一。卿既履任，战守机宜不得一著疏舛。这奏，情势方略具见实际。其妄杀顺苗、零报战功，最妨大计，有再犯的，卿便军法从事，务开张威信，抚顺讨逆，孤贼党援，克奏肤功。‘一二年可灭。’朕以卿言为左卷。粮饷接济，滇蜀策应”。[29]
在崇祯皇帝本人如此高度认同、支持之下，朱燮元在贵州招流移、广开垦，扩军队，正纲纪，据险筑垒，剿抚兼施，社会秩序相应好转，同时也积蓄和提升了官军的力量。崇祯二年闰四月丙子（1629.6.13），“总督朱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由永宁复赤水卫，膳城（修葺城池）。水西安邦彦、英德周、奢崇明欲（从赤水河南岸）渡河攻赤水（卫城），时乏食，燮元（命）撤兵回永宁”。[30]
七月初三，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自号四裔大长老，分兵一由水潦，一由小箐过河出摩尼、普市、一碗水，一由龙场坝、毕马田、小河口等处过河横上雪山关，三路进攻永宁。赤水卫首当其冲。
赤水卫城坐落在赤水河北岸，地形狭窄，背后便是高山，大部队无法展开。朱燮元密令守将许成名佯败，将奢、安引到永宁地形开阔处所，以便进行歼灭。八月初一，奢、安之兵已经“移营桑家坝，距永城止15里。蹂躏焚掠……结营则深入山箐之内，哨马则远骋30里之外。当夜，（明军）点发官军九千，各路分防，悬赏（白银）1000两，以示鼓舞，又出令不许（官兵）割级争功。（四川）总兵官侯良柱，至田坝寨（今古蔺彰德乡)亲督各将士，俱于初三日五鼓齐抵桑家坝（永宁城南20里），一齐冲入贼营，且烧且杀。贼营铳（火器）少，我军铳多，连杀五、六阵，（骑）马贼立倒者数十人，中伤拖去者不计其数。”“本日黎明，总镇（贵州总兵许成名）发黔兵由小东门、定水寺两处过河，遍扎青龙山，直薄贼营。贼兵分途接打，永兵声势愈壮，自辰至申（从早上八时至午后四时），鏖战数十阵，只因各贼据险在先，我兵不得深入以歼贼魁，竟日血战，从容收兵”。[31]永宁会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八月初六，明军大发悬赏，犒赏各营冲锋官兵。
初八，明军举行誓师大会，部署决战。
[1]朱燮元：《恢复建武叙南六县泸纳合江等处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0页。
[2]朱燮元《擒获巨恶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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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42页。
[4]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0页。
[5]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0页。
[6]《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42页。
[7]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8页。
[8]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8页。
[9]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8页。
[10]朱燮元《飞报取永大捷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168页。
[11]朱燮元《飞报取永大捷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169页。
[12]《明熹宗实录》卷53。
[13]朱燮元《克囤擒抚功次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172页。
红崖大囤的地望，已故的叙永老一辈学人王肖岩先生考证以为在今古蔺乐用坝上方高山上的仙峰观。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0《张献忠乱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5页）：“乐用寨本古蔺州奢崇明故地，有山最高，名红崖囤，上可屯万人，险峻不可攻。”可证其说。王先生平生考证谨严，今从其说，并王先生几十年潜心研治叙永方志之学，老而弥坚的精神恭表敬意。
[14]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7页。。
[15]朱燮元《克囤擒抚功次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172页。
[16]朱燮元《飞报取永大捷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170页。
[17]朱燮元《题参大帅不职疏》，刘一鸣、雷鸿鸣、雷先均点校《少师朱襄毅督黔疏草》，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7年，181页。
[18]朱燮元《五路大战入永取蔺略节》，转引自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附录《蜀事纪略》19页。
[19]《明史》卷249《徐如柯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48页。
[20]《明熹宗实录》卷30.
[21]《明熹宗实录》卷37.
[22]朱燮元《扫蔺献俘书》，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273——274页
[23]官府印信，正方形者为“印”，长方形的，称作“关防”。明代制度，文官用印，武官使用关防。永宁宣抚司是武职土司，使用的是关防，与此印信为长方形相合，不能称作是“印”。
[24]《御选明臣奏议》卷36，前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5]《明熹宗实录》卷59。
[26]《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43页。
[27]《明熹宗实录》卷65。
[28]前代对于苗、彝诸族，未能严格区别，明清时期，对于贵州的少数民族，习惯上总称之为“苗”。
[29]朱燮元《直陈黔省情形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2—3页。
[30]《明怀宗崇祯实录》卷65。
[31]朱燮元：《汇报各路贼情功次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22页，
五峰山下桃红坝髅髅挑出大梁王
(胡润林航拍,万中华、万修刚、张瑞协助)
初九，战于桃红坝。四川总兵侯良柱，永（宁）赤（水）总兵许成名、监军副使刘可训，毕节监军参政郑朝栋“挥督各营冲锋，官兵（敢死队）四路冲向贼营，贼马如林，贼矢如雨，我兵铳弩炎器齐发，自寅至申（6—16时），鏖战百十阵，斩馘（guó）无数，贼兵大溃，官兵奋勇追杀，斩获伪都督、总管四夷府大元帅安邦彦、伪都督、大军师莫德、伪大梁国王奢崇明、伪总兵阿恩（系安邦彦次男）各首级，生擒伪都督大元帅大头目杓作、织金伪都督大头目落易（系安邦彦长男）、乌撒侧纪伪总兵大头目阿痴、总统客户兵伪都督元帅陈文魁、管木跨地方伪总兵补溪、管阿架地伪总兵阿注（杓作长男）、伪总兵白彭、协理客户兵伪总兵王纪。酉时（下午六时）追至穿山洞、老虎关、海坝箐，生擒斩杀及跌岩死者数万，积如山，血流成河。贼马万余，半为官军所得，半跌崖死，只蹄不还。官兵杀声、铳声，震天惊地，山谷动摇，元凶擒戮殆尽”。[1]
驻扎古蔺的仁（怀）合（江）路副总兵罗乾象，于初六日亥时（22时），接到侯良柱、许成名命他增援永宁的手令，“初七日黎明，亲督家丁并各将官部卒三千余人，自落红起程，分布标下都司陈全忠、中军袁人龙等，领铳手二百名，枪手五百名，由余家山径超头梁、二梁；职（谓罗乾象本人）率家丁罗之胜等，由大寨、麦干坝出乾溪”，初九日赶到永宁，“渡河会合许总镇（成名），冲贼之右。时贼正与永宁官兵交锋，突见我（罗）兵超入，遂少却（败退），而我（罗）兵、永（川）兵，毕（节黔）兵，三路一齐奋勇，斩级无算”。[2]
奢崇明、安邦彦同时战殁，历时八年，兵连五省的奢崇明反明起事，至此最后失败。关于这场会战的具体情况，《明史》的记载，与朱燮元所奏稍有差异：
（崇祯二年，朱燮元）用（前任贵州总督闵）梦得前议，檄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由永宁复赤水，邦彦闻之，分守陆广、鸭池、三岔诸要害，别以一军趋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合兵十余万，先犯赤水（卫）。燮元授计成名，诱贼至永宁，乃遣总兵官林兆鼎从三岔入，副将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合倾其巢（分道进攻大方）。邦彦拟先破永宁，乃还军以拒诸将，急索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训遇贼十万于五峰山桃红坝，大破之，贼奔据山巅，诸将乘雾力攻贼，复大破，又追败之红土川，邦彦、崇明皆授首，时二年（1629）八月十有七日也。[3]
[1]朱燮元《飞报斩擒水、蔺元凶大捷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22页。
[2]朱燮元《汇报各路贼情功次疏》，前引《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23页。
[3]《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444页。
今日红土川（龙周富、李航拍，罗树、涂电林协助）
《明史》又云：
侯良柱，字朝石，永宁卫人。[1]天启初，累官四川副总兵，讨奢崇明父子，复遵义城。又与参议赵邦清招降奢寅党安銮。六年（1626）五月，代李维新为四川总兵官，镇永宁。
崇祯二年（1629），总督朱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复赤水卫。崇明、邦彦以十余万众来争，成名还永宁，贼追之，锐甚。（侯）良柱偕监军副使刘可训出战，小却。成名等来援，贼乃据五峰山、桃红坝。越数日，良柱乘贼不备，与副将邓玘（qǐ）等，侵早雾迫之，贼大溃。成名闻山上呼噪声，亦出。贼奔鹅项岭，径长而狭，人马不能容。良柱、玘军至，贼复大败，死者数万人。崇明、邦彦，与邦彦党伪都督莫德（等）并授首，俘其党杨作等数千人。积年巨寇平，时称西南奇捷。[2]
红土川的地望，万历中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中“摩尼千户所之图”明确指出在摩尼千户所（今叙永县摩尼镇）东南20里。
[1]南溪县侯氏家乘和南溪地志，分别都说侯良柱是叙州府南溪县人。今日南溪县城长江上游45华里，江心石梁横亘，地名“过兵滩”，石梁上有题刻，字迹漫漶，唯余“故老忆旌旗”数字可识。当地相传，崇祯末年，侯良柱率兵赴川北与寇川的李自成军作战过此，不惶还家迳过。父老刻诗石上经为纪念。朱燮元参劾侯良住的奏疏中也说到侯良柱本南溪小吏。他到底是永宁卫人还是南溪县人，待考。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奢崇明平定以后，朝廷将奢氏则溪之地奖给有功之人以为世业，良柱功高，受赐土地于永宁，因以永宁人自称。
[2]《明史》卷269《侯良柱传》，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6912—6913页。
实际田野调查，除鹅项岭地望不详外，桃红坝就在今日叙永城南20里车家村境内的五峰山下。这两个地名，世代相传，至今无改。
今日摩尼镇东南20里的盐井沟内，有个山垇，今名“红土垇”。山垇两侧下方，都是阔约数十亩的山间小平原（川。当地人习称“坝子”），四山环合，景色深幽。前方坝上，建有李姓祠堂，《族谱》记载，这支李姓人家的祖先，是明代“平奢”的军官，战后以军功受田，因落业于此。当地老人指点祠堂背后的两座山峦，非常肯定地说，奢大王就是在山上阵亡的。[1]地形地貌，可谓为“川”；方位、道路里程，与郭子章所记相符；又有相应的民间传说。从而可以认定，这个红土，就是当年《明史》记载安邦彦阵亡的红土川。